■吴文治 Wu Wenzhi

(1.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1620；2.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上海 200092）

作者：汪瑞霞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由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出版的《从乡愁到乡建——江南村镇的文化记忆与景观设计》（以下称《从乡愁到乡建》）一书，是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汪瑞霞教授撰写的一本关于江南村镇记忆与景观设计的专著。书名反映了作者的一个基本逻辑：“从乡愁到乡建”，乡愁链接记忆（或记忆催生乡愁），乡建落脚景观。一言以蔽之，该书的核心议题如导言中所示：旨在从“乡愁”的文化记忆入手，探讨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这当中，既体现了对于“乡愁”厚重文化、复杂面相的观照，也自觉采用了理论（文化记忆）与实践（江南村镇景观设计）相结合的一体化思考框架。阅读本书的过程，既是一次系统学习当代乡村研究的学术之旅，也是一场触发个人乡愁体验的精神之旅。

《从乡愁到乡建》一书，到笔者手中时，似乎还能感觉到文字中留有的余热，似乎还保留着笔者与作者同赴孟河、华西村等考察的记忆。坐定，翻开目录，全书分为导论和由六章构成的正文，导论以“一场集体‘乡愁’引发的思考”为题，对江南村镇的概念进行了三个维度的阐释，分别是“描述形态”“文化形态”和“记忆形态”。作者细致绵密的理论梳理，从概念借用到创造性的体系建构，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任何学术研究得以开展，并获得自身逻辑与合法性，对于由学术问题牵涉的相关理论进行“再诠释”，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书中围绕扬g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系统论述了包括记忆研究转向、雷蒙g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皮埃尔g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与历史观、阿莱达g阿斯曼（Aleida Assmanns）的“回忆空间”、詹姆斯（W.James）的“初级记忆和次级记忆”理论、沃和诺曼（Waugh & Norman）的“记忆系统”、哈特（Hart）的“元记忆”、巴德利（Baddeley）和希契（Hitch）的“工作记忆模型”等等，可以说对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核心内容“一网打尽”。这为创造性的提出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四个维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者构建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维度（战略层）强调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的价值导向；时空维度（范围层），突出了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形态的生成语境；媒介维度（要素层）提出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化，功能维度（结构层）重在梳理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要建立起这四个维度，必然要回到记忆理论，同时综合运用设计学、景观设计学、建筑类型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以上工作的目标，擘画和回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记忆（价值论），即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的价值取向；记忆什么（认识论），即传统江南村镇文化景观形态的生成语境和江南村镇文化记忆与景观语言符号的设计转换；如何记忆（方法论），即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情境重构的内在逻辑。至此，理论、方法、认识、实践四个层面的总体架构，在导论和第一章系统阐明了前三个，这也解决了第六章实践应用的“理论支撑”“方法指引”“价值取向”的根本问题。总体来看，笔者认为正文部分的研究还体现出四个方面突出的价值。

第一，理论诠释与重构的适切性。作者借用了扬g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将其作为一个跨文化的、跨学科的、整合的诠释框架，来构建记忆与乡愁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一章理论视角：源于乡愁的文化记忆）。正如作者提到的：“江南村镇空间作为回忆文化的激活器和文化记忆的媒介，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和文化规约，文化记忆引发了景观设计的系统性选择，使得当代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系统变得极为丰富而具有凝聚性，具有‘身份固化’或‘群体关系’的特点，设计提炼的‘记忆形象’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具有群体关联性和重构性特征，在社会和时空层面起着链接和延续的作用，构建出一个代表江南地方性的象征意义体系。”这就是“文化记忆”理论与江南村镇文化景观设计之间的内在理路。笔者也注意到，作者对江南概念进行了至为全面的分析概括。有一个小的文献细节，特别引起我的关注。那就是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和周振鹤《释江南》的文章，笔者曾由此初步建立了个人化的“江南认知地图”。后又曾翻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看到了漫漫历史中更为丰富的“江南”面相。以江南为研究范域，既是作者长期生活工作的原因，客观上也再现了这一地区深厚的诗意与文化底蕴。

第二，问题研究抽丝剥茧的向心性。作者从设计目标、记忆对象、文化记忆形式、文化记忆内容、文化记忆与景观空间映射关系五个方面，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内容层。设计目标即建构江南村镇文化记忆，记忆对象包括记忆客体与记忆主体。记忆客体的文化记忆形式包括显性记忆（包括文化记忆内容纪念性场所、标志性景观、文化性仪式等）和隐性记忆（包括价值系统、文化系统）两种方式。记忆主体的文化记忆形式则涵盖价值取向、情感体验和日常生活三个维度。经由这一层层叠进的研究思路，得出文化记忆与景观空间映射关系的十四个子项：建筑形态、空间秩序、庆典仪式、占有性（认同性、亲和性）、自我表现（尊卑等级人格化）、参与性（创造潜力、自娱性）、道德准则（民族风情、社会习俗）、文化认同（集体记忆、宗教礼仪）、天地人（万物）、生产生活空间、自然环境空间、精神空间、场所情境（看得见的乡愁）、四生（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生生融合空间），以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提出的当代江南村镇文化记忆建构与景观设计的目标等，都体现出切近问题核心的理论构建能力。

第三，实践导向的理论研究。为了对第四章所提出的方法论进行实践验证，第六章应用研究部分，以“文化记忆导向下江南水乡孟河古镇文化景观设计实践”为题，做了深入的从理论到实践、从方法到应用的实证研究与实际探索。作者交代了选择孟河古镇作为研究样本的三个机缘。其一，孟河古镇通达江湖地理区位的独特性使其作为江南水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江南乡村之间有着许多共性特点。孟河古镇文化景观更新实践研究对江南水乡申遗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二，孟河镇因河而生，其运河枢纽的地理优势构筑了孟河不同于其他聚落的空间格局与街巷肌理。历史上的孟河星河灿烂，几乎拥有了江南小镇的所有禀赋，包含运河文化、齐梁文化、漕运文化、军事文化、中医文化等等。同时，孟河历史脉络清晰可辨，可谓江南地区农村变迁的缩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三，孟河古镇文化景观设计项目具有融合多元性。现实中的孟河与文献中的孟河相比，面目全非，主要体现在古孟渎断流，水巷干枯，昔日繁华不再，孟城北街空置衰败……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新建镇区工业化走出了江南乡镇经济新模式——中国“汽配之乡”。这种古今反差对比十分明显，在江南村镇中具有普遍性。从作者所述，可以看到研究样本的选择是颇费思量的一件事儿，也事关研究的可行性、特殊性、一般性、价值性等问题。江南名村镇无数，以往学者往往聚焦于那些声名远在的研究对象，对另外一些需要开疆拓土、具有重要意义的江南村镇，则自觉选择回避。这也体现出作者迎难而上、开辟新局的学术气魄。

第四，设计学视角乡村景观研究新范式。《从乡愁到乡建》一书，除了追因溯源、理论探索、文化索引做了大量的考证考察工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江南村镇设计的景观符号语言进行了方法论的创新，开拓了设计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径。书中第四章从文化景观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景观语言物质符号系统和非物质文化系统三节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出对设计学理论的熟稔掌握和跨学科创新的能力。这不仅为江南村镇景观如何回应、回归乡愁构建提供了路径，同时也是对设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并能对其他地区村镇景观设计提供方法论指引，可谓具有三重创造性价值。设计研究为设计实践服务，设计实践必须有设计理论支撑，在本书中可以说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以学促建”“设计实践与学术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取向。提出问题固然重要，解决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曾与汪瑞霞教授一同考察过若干江南村镇，她深挖资料，深耕理论，深入田野，深入实践的精神，无疑是今天设计学研究同仁十分值得学习的。本书提供的乡村景观设计研究新范式，也必然成为未来乡村研究者的重要参考。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从乡愁到乡建》带给未来的乡村设计研究多个启发。一是学术研究要紧扣国家战略、回应时代命题。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切入主题、如何选择样本、如何立足当代、如何回应时代，这是学术为天下苍生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大意义之所在。就这点来看，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标杆。二是学术研究要发挥学科优势、坚持跨界研究。设计学作为一门交叉性、跨学科性的学科，天生具有强大的包容能力，也正是这种包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生命力。如何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工具来丰富设计学内涵，在理论诠释、方法设计、样本选择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挑战性。这是学术研究的技术层面，也是研究得以实现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三是学术研究要以问题为核心、提出并解决具体问题。问题可以分为生活实际问题、学术性问题，设计学的研究笔者倡导的基本取向是：可以各有侧重，最好是两者融通。笔者的价值取向与《从乡愁到乡建》是完全一致的。笔者经常遇到在读的硕、博研究生求教，如何才能不把设计学论文写成别的学科的论文，恰恰本书提供了直接的启发。汪瑞霞教授的《从乡愁到乡建》为设计学研究提供的现实路径，是应对社会发展狂飙突进现实情况下的一种深入反思，也拓展了设计学介入国家重大战略的新宽度。这种倾注了系统深层思考并提供了建设性路径的著作，多多益善，让我们对于乡村未来充满了某种希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