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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准民族志”写作

2022-04-18朱明伟

长江文艺 2022年4期
关键词:民族志流动小说

朱明伟

淡豹是文坛新锐。当然,除了新锐作者,她身上还贴有为人熟知的若干标签:有着良好人类学背景的学院派、新媒体记者……这些标签显示了淡豹的知识结构和问题意识。要而言之,即淡豹的社会问题视野、人类学知识与“民族志/个人志”书写(何平语)的抱负。淡豹的作者意识因而常欲胀破文本,恨不能亲自出场,即席演讲。然而淡豹的文学阅读毕竟足够结实,尤其是她对世界文学的阅读经验,又时时刻刻校准着写作的实验性。谈论新作者总是冒险的,评论者往往过于傲慢而不自知,不能领会写作者的深深焦虑,何尝不是男性中心话语的积习?伊格尔顿在整理英国批评的历史时,曾设想了一个经典场景:“一位批评家坐下开始研究某个主题或某位作家,忽然他被一组令人困扰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打算研究给谁看、影响谁、令谁印象深刻?”长久以来,文学批评只能流转于文学史家之手,而放弃了对作者、读者说话。笔者首先启开作者的口述、访谈,重新讨论关于淡豹写作的既有共识,尝试为淡豹的创作个性赋形。

正是淡豹的问题意识发明了她的小说形式。淡豹健谈。在与编辑家徐晨亮的对谈中,淡豹谈道:“现实没有形状,现实中有随机、无端、武断、偶然的事件,许多纷繁的线,溢出结构的要素,不连贯的感情,不应该在那儿但偏偏一直在那儿的事物。”?譹?訛受过相当完整学术训练的作者带有明显的个案思维,更关心现实的偶然性。也是因此,作者无意于设置寓言结构和塑造典型人物,而是倾心于更加具体、流动的文体形式。批评化地说,即以社会议题为题材,以亲密关系为系列个案,以小说为社会文化专栏。她倦于从那些具体的情感中提炼出普遍性,却在意现实事件的偶然性(特殊性)。淡豹所择取的现实经验尽可能流动而敞开,她的小说是流动的、不拘一格的。

谈论淡豹的知识结构,是为了理解其问题意识的来源。就题材而言,淡豹的写作一般取材于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议题。以淡豹在文学期刊上次第发表的近作为例,《女儿》关乎亲密关系,《养生》关于养老话题,《山河》牵连代际、性别与生育问题,《父母》则聚焦于失独家庭创伤的疗愈。只看小说题目,自然是抽象甚至笨拙的,只是一组社会关系的名词(《山河》好像稍微好些?)。但若只存此想,可能并不体贴作者。我更愿意认为,作者拟定的这些题目,是浑欲直抒胸臆:她企图以“社会关系/亲密关系”为系列小说的主题。

有批评家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关系”的叙事(洪治纲语)。洪治纲先生认为,小说中的“关系”不仅是表面上的叙事技术问题,“关系”所指系伦理,伦理背后则是思想。一位脱胎于社会学训练的作者会如何理解小说中的“关系”?

淡豹所关心的显然是最基本的亲密关系。《女儿》写一个中年男人分手多年以后对前女友的酒后追忆,男女关系到同居为止。《养生》则是一位发达国家养老机构工作者自述行藏与旁观他人生活的碎碎念,并未定格于某一具体的关系,而全是关于关系的个人意见。由此观之,淡豹的写作并未设限于关系一种,而在于探索关系外延的动机、情感、观念。即使是在格外意识流的作品《女儿》中,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小说情节本身,而是叙述者密密匝匝的分析、议论。小说通篇以自由间接引语来写男主人公心事,而隐含作者的女性主义立场又从议论中时时跳出,这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双重自反:主人公对既往恋情的反省,与叙述者对主人公追忆行为的反思。在小说叙述的中段,作者不吝敷衍出连篇累牍来表达对悼亡叙事(悼亡诗、悼亡散文)的嘲讽。若单独摘出来,这简直不逊是一篇使人拍案的抨击男权社会的文化随笔。你看,作者说了,“悼亡是真正的男人的文体”。但须知,醉汉哪得如此惊警言语?从隐含作者大发议论回到叙述者的重温鸳梦,这段文字脫节而散落,反讽效果略显仓促,而精彩之处在于观念。毕竟在熟门熟路的文学课堂上,难见对悼亡作品的如此洞见,即便它只是生发于女性主义立场的洞见。你可以埋怨《女儿》不够精致,但没有立场的叙述是否是更加严重的平庸?小说中的议论看似拙笔,又别有洞天。

作者的问题意识错综而具体,于是文无定法,随物赋形。短篇《养生》的文体又是一变,回到朴素平实的第一人称叙述,内容由叙述者的生活片段构成。在第一节中“我”还在嘲讽养老机构的经营状况,第二节是日常工作中的思绪断片,第三节又忽然赘述年迈中的父母……生活在异国,令“我”收获了更加丰富的世界经验,也为反观国内往事戴上了新的滤镜。叙述腾挪于当下和过去,又辗转于北京与美国。如果说作品有什么主脑,应是叙述者关于家庭的情感位移。在小说最后一节,“我”在机场与一个家庭邂逅,感受到孩子的可爱。“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这是一个美妙的家庭场景。

同样是家庭题材,作者发表在《花城》“花城关注”栏目的《旅行家》则选择了一个旅行状态中的“世界式家庭”(何平语)。《旅行家》由一系列日常生活场景的叙述组成。小说中既有婚姻,父女关系,也有更加综合的家庭关系、代际关系。《养生》《旅行家》共享了相似的叙事结构,以一位世界公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展示其全球旅行的生活场景、意识流下的个人经验与分析中的特定人群(老人、学者)。我认为这是淡豹最具有开创性与辨识度的一组短篇,其叙述充分显露了作者的分析才能,并且为当下汉语写作贡献了世界公民这一新颖角色。这是标准的流动经验/世界经验的民族志书写,完全配得上成为人类学调查的文学样本。

我不能掠美——何平先生早已观察到淡豹小说的分析性特征来自民族志的影响。这远比作者自述中的波拉尼奥、伯恩哈德、穆齐尔、托尔斯泰、简·奥斯汀们更为接近淡豹小说的个性。如淡豹坦承,虚构的素材主要源于自己通过新媒体甚至社交网络所进行的“田野调查”:

我经常刷微博,经常会看看不同年龄段,不同处境,不同地域的人都在干嘛,都在想什么。我会“悄悄关注”一些账号,各种地方生活着的市民,比如说我关注了一个在中原某省省会每天下午都去放风筝的老人,他就在微博上记他放风筝的事,怎样坐车、怎样托儿子帮他下载新的共享单车程序。他还记他做菜、搬家、请客、装修,记他们城市的变化。我就对应着去看那个城市的公交线路,还有楼盘情况。我还关注了成都的一个妈妈,她写家庭生活和他儿子的成长。这些都是普通人的账号,没啥人看的。我像窥私癖一样看几年,好像参与了很多人的人生。这也是我这些年想写小说,给自己的一个自我训练。我不太擅长采访或者去一个地方采风,就找一些办法和跟我生活距离比较遥远的人保持一点联系。我在小说里写的人有城市上班族、有小姑娘、有老人、有道士,也是试着写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稍有距离、但以各种方式渐渐熟悉的人。?譺?訛

由此观之,淡豹所谓的“田野调查”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观察,并且时刻发生在当代“低头族”的身上。淡豹“调查”的也只是平凡人的生活状态与细节。我同意何平先生的判断,毕竟大部分作者的生活经验着实狭隘,依靠间接经验本不足为奇。但即使加上了引号,这样的观察离标准的田野调查也过于遥远,充其量只是“拟田野调查”和“准民族志”训练。民族志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对习俗、文化的描写,这几乎也是大部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巴尔扎克便曾为自己的小说取名《风俗研究》,以民族志体裁视之,岂不是一本《19世纪法兰西民族志》?淡豹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应有人类学、民族志的知识、方法框架,但其虚构才能与创作个性也不应被忽视。

民族志与小说文体之间的差异,在于除了描写与叙述的任务,另有解释的目标。也即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论,那些在“限定情景中长期的、主要是(尽管并非无一例外)定性的、高度参与性的、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材料”才能使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可感觉的实在性,并且能“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譻?訛诚然,淡豹的写作素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新媒体信息的收集和消化,属于拟田野调查和准民族志书写,但作者诗有别才:善于从较小情境中归纳出当代风俗,为代表性群体的行为赋予心理解释。这是属于淡豹的个人才能。

《旅行家》的第一节中,丈夫发现了妻子在公寓客厅安装的摄像头,默认了亲密关系中的监控行为。到了短篇的结局,他像一位作家一样分析眼中的年轻人:“我想象这个年轻人是建筑工人,下班后自己在家看电视,喝啤酒,有几位来自中学时代的朋友,傍晚一起投篮。我想象他不需要家庭,这座房子也不是为家庭而设的,它与求婚没有关系。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首尾两个情境,也是现代亲密关系的典型样本。小说《养生》结束于女主人公拥抱孩子的场景:“小孩软得令人心碎,蜷伏在怀中时携带着彻底的信任和诚挚的给予,柔软又强硬又下定决心,贴着头皮的满脑袋蜂蜜褐色的卷曲头发散出一种乱哄哄的芳香,夹杂一点微臭的汗味。宝宝宝宝。我屏住呼吸,感觉自己和她一起漂浮在空气中。”我毫不怀疑这一场景所具备的象征意义。纵使养老机构的许诺虚伪,快餐爱情的氛围自由,总不及家庭、子女能给人安慰。这一普通人朝向“美满”的情感运动,是生命政治无法抵达的人类经验。

淡豹对希拉里·曼特尔的激赏同样适用于介绍她的创作旨趣:“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作品背后那个隐形的观察者总能看到不连贯的、偶然的事物,不是像许多擅长历史小说和社会世情的作家那样爱好“归纳”,硬让各种细节和层次服从于一个巨大的世界观。另外,她在句子基础上写作。有些作家在段落基础上写作、在小节基础上写作,也有些作家在场景基础上写作或者在故事基础上写作。”淡豹即热衷于以意识流技巧写日常场景流动中的人物经验,小节与场景是小说文本的最小单元。对希拉里·曼特尔的阅读显然刺激到了淡豹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结构,她理解世界的方式本不受坚固世界观的宰制,而是亲近较小情境内蕴的样本意义。

我曾出于好奇,在豆瓣网站上浏览淡豹短篇小说集《美满》的短评,数量十分庞大,酷评亦惊人。试枚举几例。有读者批评淡豹的语言是翻译腔,有读者批评小说仿佛流行的自媒体写作,也有读者认为淡豹的小说情节性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没有读者的文学活动当然从不存在。但这些刺目的“缺点”,似乎远不如淡豹作品的“贡献”更加丰富。如果说淡豹的语言有翻译腔,那么也意味着语言的可译性高,是流通价值更高的世界语写作。至于像自媒体写作,恐怕是因为作者确实是以小说为专栏。若论小说缺乏情节,那不是现代主义小说诞生以来的特点之一吗?淡豹是思想型作家,小说创作的得失俱系之。就淡豹的一些短篇而言,其语言完全匹配得上小说人物的声口,我不认为对那些作者语言的批评成立。

我不完全认同将淡豹置于女性写作的流派之中讨论。淡豹出道于新女性写作潮流,《女儿》《山河》《乱世佳人》具有相当的性别意识。淡豹写公共议题,《山河》是当下写作少有的对非婚生子现象的介入与对生育问题的探讨。《父母》是我视野之内第一篇试图体贴失独家庭的虚构作品。《乱世佳人》《海和海绵体》则拓展了当下文学对老年人群的书写现状。淡豹是女作家,但同时也是女性视角束缚不住的作家。

正如艾略特所论,诗人不可能不面对传统以及自身的谱系与历史意识。谈论淡豹,文本和理论都只能是言语般的介质,更需要將淡豹的小说置于文学史的谱系之中予以反省。只有如此,作家的个人才能才不至于无所附丽,而只是以小说为专栏的“当时体”。若将淡豹的创作置于思潮流派的脉络里,其起源自然是滥觞于“五四”时期、复苏于1980年代的社会问题小说。另外,淡豹小说中亦有相当的学院知识分子形象,而作者也以“准民族志”的方式分析现实样本,这又是《儒林外史》《孽海花》以降的学者小说魂兮归来。既然日常生活流动不居,那么小说形式也只好任意赋形。淡豹正是企图用“准民族志”这一流动无形的文体来叙写最具公共性的社会议题。如前文所述,需要承认淡豹的写作还是带有先设的社科思维与新媒体意识,或是因此,小说语言密度极大,但情节空间有限。

詹姆斯·伍德有言:“小说至今不能把握生活的全部范畴。”(《小说机杼》)淡豹的准民族志书写已为短篇小说的博物馆添置了数量足够的样本,不过也尚未穷尽管中窥豹的目力。淡豹创作的问题在于,这些样本是否足够支撑起一部个人民族志的雄心?那些细微情境中的情感、动机、认识,纵然是精心编纂,能否经过读者漫长的检阅,转化为集体的文学记忆?淡豹的“民族志”专栏才刚刚开辟,不妨继续连载。

注释:

宁肯、张楚、淡豹、宋阿曼、徐晨亮:《短篇小说如何思考》,《时代文学》2021年第3期。

淡豹:《那些离“美满”越来越远的人》,https://mp.weixin.qq.com/s/t7YSefebTATUDXjIEfDp5Q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宁肯、张楚、淡豹、宋阿曼、徐晨亮:《短篇小说如何思考》,《时代文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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