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湾硚

十九世纪后期，城市漫游者（flaneur）由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勾画出来。他们游走于现代城市生活的街道景观之中，捕捉城市中不断消逝的即刻之景，被视为现代生活的描绘者。 本雅明以此人物为基底，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大谈现代性。

在西方发展史里，现代城市景观的兴起是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城市漫游者是那个身处于画面之中、但不陷入其中的观察者，他们保有一份艺术家的热情，孩童一般的好奇——对于任一不同的细致都倍感新鲜，激动不已。他们游走在城市里，阅尽千帆，不为永恒，只为瞬间的捕捉。

两百多年以后，城市漫游者被称为无所事事的人，心无挂碍。几万公里之外，席卷全球的疫情把很多独居的人重新塑造为漫游者。我是那其中一个。

生活变得扁平了。不需要去自己房间外的公共空间，不需要与他人共享任何场所，不需要记得礼貌，只需要镜头前的端庄。所有的社交生活、与人连接都通过那一方小小的屏幕存在。或许是《黑镜》（Black Mirror）里划定的世界，就像还有很多人不需要活在这个格子里。

我先是将自己的房间打造成让我满足惬意的王国，培育各种植物，发展各种小乐趣：打毛线、涂鸦、唱K、一人火锅、一人蹦迪、一人读诗……很快就腻了，很久才会再对这些提起兴趣。还是得出去走走，即使一直戴着口罩。我唯一时常散步的邻居是一个白人同学，我一周或几周跟他沿着附近走走，他有辆摩托车，说如果需要，可以载我，但我还未让他帮忙过。

冬天一来，圣诞节前夕，这个美国南方小城，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也有来来往往的车辆，载着不驻足的过客。这是一个人们离开后不会怀念的地方。大多数人都是学生，来这里上大学，酒吧街商店都为他们而开，夏天和冬天假期，就冷清下来。每次有朋友离开后回来探望，我都问：“你怀念这里吗？想去哪儿看看？”“The place？ no. People？ yes.” 没有人怀念这个地方，只是怀念这里的某些人。我希望，我以后可以住在一个离开后也会怀念的地方，不只是因为人。

我最常散步的路径是去学校，那里或许是这个城市里最美的地方，如果你到谷歌上搜索，前三个旅游景点可能都在我們学校。学校里还有一个奴隶区域（Slave quarter）， 标明这里最初的工人是一群奴隶。南方的城市，稍有点历史的建筑，大多都是这样，最初是奴隶一砖一瓦筑起来的。奴隶区域在校长房子的旁边，每次走到校长房子外面都遥望里面悬挂的灯饰，窗户上的松树枝环。当然，我最喜欢看的地方就是校长房子后面的玻璃花园温室——里面层层叠叠好多新奇的植物花朵多肉，房子外面也随着季节变换有不同种的花朵环绕。有一次，一个员工告诉我，这里面培育的植物都是给校长房子准备的，这更激起我去校长房子里看看的欲望。

我总是在午后或是黄昏到这里，从来没有碰到任何人进出，只是偶尔门口的大风扇会突然转起来，调整温度。

前些天，我走到了附近一个中产的街区，有时候还会看到教授遛狗。这个街区的房子前都有自家精心布置的花园，给小鸟喂食的小房子，迎接圣诞节的装饰品，彩色球绕在树上，松树枝蝴蝶结挂在门上，街边满是橙红的糖槭树，偶尔还有深红小巧的日本枫叶。我总想走进去看花园里的装置，我的美国同学告诉我，这是不太好的，因为那是私家领域——即使它们就在路边。

今天我漫游的是平日里我窗户里的景色，我口中的“酒吧街”。我很少在这街道里走动，因为仿佛总觉得会有人喝醉了闯出来。而现在，这寂静的冬天白日，没什么人了。周一、周四、周五、周六的夜晚，我总能听到窗外各种人失控的声音，我一直觉得有趣，仿佛总有人可以用嚎叫发泄出他们的挫败不满和苦痛，仿佛那是一种很方便很简单的方式，是这些本地年轻人才可以拥有的方式。这个学期还没结束的时候，我这栋公寓右边的“甲板”酒吧外还总是拥挤着人，那些穿着与“饼干模子”（cookie-cutter）衣服别无二致大学女生，那些穿着棒球衣，走路随意的男生，那些“喝酒、喝醉”（drink， get drunk）的年轻人。深夜里也会看到烂醉的女生被一两个男生搀扶着走。记得是前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起“优步”（uber）司机杀人案，一个女生凌晨打“优步”回家，误上了坏人的车。几天后，警察在附近的加油站看到了这辆车里的血迹，遂破案。后来，学校的电梯里出现了抵制“优步”、让大家参与调查的传单。

我走过“屋顶”酒吧，和大多数商店一样，它现在空无一人。一两个月前，大学生们还都摩肩接踵排队等待入场。我的白人同学告诉我，有一次他和一位黑人朋友想进入喝酒，结果在门口被拦下，说“这个场合不能让穿沙基裤（saggy pants）的人进”，但这种裤子恰是年轻黑人男性喜欢穿的。另一次，我跟他走去折扣店买酒，他指给我看那些锁在玻璃柜里的酒，“你知道为什么这些要上锁吗？”“因为贵？”“不是，是因为它们是黑人最喜欢的酒。”

我来到酒吧区旁翻新的公园，在入口处的驻石上写着我们高中语文课本里马丁·路德·金的那篇《我有一个梦想》里的句子——

This is our hope， and this is the faith that I go back to the South with.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嶙劈出一块希望之石。）

当一个标语历经多年依然被不断提起，依然被铭记，那是因为，问题依然存在，且重要。

我在这里教大学生中文课，课上很少有黑人学生，有的时候一两个。学校里食堂和其他地方做清洁的人，放眼望去，大多都是黑人。有一个黑人学生特地来选我的课，他对中文特别感兴趣。他说，在他小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午饭时，他们一起吃饭，朋友给他分享了自己饭盒里的，然后就自然而然也来他饭盒里夹菜，他当时非常不解，问他为什么还要夹我的，朋友说，在他的文化里，就是你给我，我也给你，一起吃饭就叫互相分享。他从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不同，因此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他参军后，每次来上课总是穿着制服，课程中途，他有时会有强制的特殊训练，所以不能保证每次来上课。另一位老师告诉我，一些制度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成绩——例如因为家庭贫穷而参军，但是参军就会有各种训练，必定影响课程参与。

楼里的保洁阿姨很可爱。一开始我不太能听懂她的口音，不过也只是日常打招呼，所以并不大碍。有一次我找不到钥匙，想到是不是丢垃圾的时候扔进了垃圾桶，于是便问她有没有清理垃圾袋，然后我准备翻倒那个垃圾袋找钥匙。她说这会弄脏你的手，我有经验我来，然后一点点翻倒，帮我找。那之后，每次看到我，她都提醒我：Mind your keys（留意你的钥匙）！

她的头发细卷，时常擦着蓝色的眼影。有一次，她头上戴了一个小塑料王冠，还擦了口红，我问她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她说是她的生日！我去办公室拿了苹果，坐在一楼，想给她，怎么都没等到，或许是去其他楼了吧。还有一次，我们一同被困在一楼，等雨停。她一个人住，有辆车，她说要做的就是勤奋工作，有了钱就可以做自己的生意。她还说她有自己的生意计划，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要努力，相信自己的计划，好事就会发生。她的眼睛并不看我，滴溜在松垮的黑脸蛋上。

夏天的时候，街上都是松鼠，没有了人的打扰，它们更加喧闹。秋季学期，人回来，松鼠藏起来。现在是冬天，它们又出来了。

窗外电线杆上的鸽子还是会偶尔飞到我的窗前，转转头，停几秒，又飞走。

窗台上的葱，一周了也没长两厘米，或许是冬天太冷，远不如夏天热闹放肆。

我在一户人家门前又看到了搬家丢弃的一众杂物。我摸出包里的手套，戴上，搬了其中一把椅子回家。我原本的椅子是之前的室友留的，她也是从路上捡的，黄色坐垫，白色漆，颇有欧洲风格，于是她留作装饰，而我却是真的拿来做椅子的。坐垫的木块几近散架，我再叠上一块，勉强用着，想着可以撑着，也许又会有新的飞来旧物，今天，就得到了。

我想着可以让有摩托车的白人同学载我到一元店（Dollar Tree）买些便宜的圣诞装饰物，一联系他，才知道他三天前刚遭遇车祸——一个酒驾司机将摩托车和他撞离马路，随即送入医院。现在，他已经离开了这里，回到家人身边，得到照顾。我唯一的散步伙伴也走了。那我的散步，就真的是，心无挂碍，只有外物了。

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還就得是无所事事的，除了观察和体验之外，他不该有其他任何的目的，于是，他可以敏感地听闻街道的心跳，看出皮肤颜色变化，他的目光才可以四处游离，没有预设的滤镜，一切都可以进入他的眼睛，一切都是新的可能。

转眼就硕士毕业啦！花一点时间来作个小结。

和“大学生”相比，“硕士”这个头衔仿佛意味着一些理性、沉着和成熟;而我自问，我心一如大学时躁热、不安、困惑多多。

不同的是，对于同一个问题，多了一些看待的角度;对于同一现象，所产生的疑问和解读不再局限于结局本身——

在大学的时候最常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求知？为什么有些历史是不可以讨论的？为什么父母即使错了子女也不能反抗？为什么要承接传统？为什么要向西方学习？为什么穷孩子必须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为什么一件事大家都知道错的却没有人站出来改变？为什么需要遵守“道德”？为什么需要“民主”？为什么“优秀”是通过听话完成作业的“绩点”来衡量？为什么“爱”都不能被认可？

现在来看，当时的一些困惑，从提问用词上便可以解答。

例如“为什么父母即使错了子女也不能反抗”，并不是“不能”反抗，而是反抗无意义——要求父母那一辈来理解这一代本身就不应该，他们的生长背景和教育环境塑造了他们的价值系统，而这一价值系统或许在某些时候和我们的产生冲突，反抗的姿态在中国权威型亲子关系前几乎等于毁灭，唯一有效的只能是和缓的沟通，而最简单粗暴的是放弃迅速“改变父母”的想法，不激烈反抗，不改变，聪明地做自己。

一些提问本身就是出于无知，是没有独立思考前的被动接受。传统必须要承接吗？不见得，也不过是衡量的价值体系不一样。

一些问题引导我去更深地认识了“社会构造”和中国的社会现实。例如穷孩子也不是必须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只是在城镇乡村信息分化逐渐增大的今天，上大学仍然是他们唯一的社会阶梯。

一些问题引导我认识了中国的近当代发展史。例如为什么有些历史至今仍是禁区，为什么说要民主，为什么说向西方学习，为什么一些人的存在本身就不被认可……这些现象所来由深，理解它们需要纵向看历史，也需要横向比较其他社会中如何处理相似问题，更需要看当下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

而正是这些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问题，推着我求学：我希望自己拥有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遇事不再空有一腔“为什么”的愤怒，而还能有独立分析判断的智识，探寻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现象何以至此。

硕士两年的比较文学，三门必修理论课——研读古希腊至今的西方经典文论，我喜欢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思考，用它分析了《1984》;我也热爱席勒高呼“艺术使人完整”的通篇论证;赞叹于黑格尔关于“主奴辩证”的洞察;又惊讶于福柯解构权力之可怕……这些理论就像是人类历史长河里闪亮的星星点点，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它们真的改变着世界。

除此之外，专业课方面我需要修六门第一文学，三门第二文学。这些都是讨论课， 每周读资料，写读书报告，上课提问讨论。每个老师的风格都很不一样，但我喜欢的就两种：一种是在课开始的时候给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来给课一个方向，引导同学们有目的地讨论;一种是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讨论，老师也作为一个平等的讨论者但又同时扮演着一个讨论推进者的角色。当然，也有个别老师因为太厉害，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吸收，巴不得他说完一整节课。

这两年的我并没有很快乐，究其原因有很多。但此刻去叙述似乎显得多余，想要写下一些值得感激和铭记的时刻，让那些光亮存留着。

读硕士之前，对于这个新的地方有些惶恐，一位加州的老爷爷对我说：There are wonderful people everywhere， you just need to find them.（每个地方都有特别棒的人，我们只需要找到他们） 在这里每一次寂寞时，或是遇见喜欢的人时，都会想起这句话，很是宽慰。

来这里第一天，去系里报道，很多问题，一一向系秘书询问。她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人，戴着波西米亚风的大亮耳环，画着眼线，一头卷发。她慢慢听着我噼里啪啦一连串焦急的话，微笑着跟我解释，在我每一个点头后安慰道：“See， how easy it is？”这句话，让我愿意相信一切都可以“简单”轻盈。

出现程序性问题的时候，总是去找我们的顾问老师，她很憨厚，给人“外婆”一样的安稳感，眼睛总是在眼镜后眯成一条线，配合着突出的笑肌，很是正向，一头剪短的白发显示出干练。一次我跟她说着问题，说着说着就哭了，她像安慰婴孩一样安抚我，嘴里甚至发出那种对待小孩哭闹时候的宠溺声音。我曾在她的办公室里问了一个小时的问题，也曾哭一个小时，她一直那样宽容对待，像是世间最温和的老人。

硕士要结束时，我对于自己该如何抉择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便去询问我的导师。我的导师是“像山一样”的大女人，在我还未出生时她已经从美国到了北大学中文，在长城上梭滑梯。她说话直接真诚，褪去了美国文化里那份遇见任何事都只说“Everything is gonna be fine”却不言他物的表面。我说出了我深层的恐惧：如果我一直默默无闻写着无人问津的论文该怎么办？平庸是一件可怕的事。她与我分享，一个人能做什么便努力去做便是，她自己的满足感来源于自己教授美国学生可以让他们认识一个更全面的中国，改变一点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便是她的职责。

有一次一个系里同学过生日，我们约着去跳舞。那已经是凌晨，到地方后，我们五六个人围成一个圈摇晃着，一个白人男性加入进来，然后对着另一个中国女生作了“眯眯眼”的动作，看到第一次的时候我懵住了，直到他再作第二次——同行的另一名白人男同学立马冲过去制止他。后来那个人来向我们道歉，我们拒绝了。此后，我只觉得同行的这个男同学是个“英雄”，在那样的场景里，他不仅看到了，还冒着危险勇于作出行動，令人可敬。

大多数课上都尽是白人同学，少有其他肤色的，我的存在也是一种“少数”象征。在一门英文系课上，我们谈到了censorship（审查制度），当然又不免提到了我国。一名同学抛来一个很空阔的问题，似乎是要这方面的专家才能回答，我一时错愕，应付着。下课之后，课上另外一位黑人女同学找到我，她问我：“Are you OK？”只因为她注意到了我在听到那个问题后的一瘪嘴。她说，因为肤色，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因为是某个场景下的少数人群，所以被要求代表这个少数人群来解释现象与问题，而我们并不能给一个完善的答案。但是，中国人就了解中国的全部吗？

我也非常佩服这样一位同学——她年近中年，工作多年后，想到自己要是一生都这样下去的话，实在没有任何希望，于是想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写诗”，沉浮两年，申请来了我们学校读创意写作里的诗歌专业。我问她写什么，她说“family secrets”，我打趣——那岂不是要背叛你的家人吗？答：Betraying my families is to set myself free。是啊，不管在哪个国家里的家庭，总是有万千羁绊甚至于控制。而成为自己，有时候甚至免不了要叙述背后的故事，哪怕会被称作“背叛”。这堂课，本是非常自由的，畅所欲言，还有一名同学跟我们聊男性要声称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该有多难，因为那意味着他需要时刻反思他自己所有关于性别的理解，而且这反思必将持续一生。没什么必然联系，但那真是一堂快乐而亲密的课。

可以写的还很多，给我论文细致的建议评论，尊重我的状态、引导我去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教授，不时关怀理解的同学，在这里时常帮助我的朋友……

There are wonderful people everywhere.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