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东 旭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家园”，由此可见，语言在传承精神财富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经济学则强调通过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解读对社会阶级的划分以及社会发展的走向做出一定的规律性预测，进而推动社会的组织性发展。1965年，Jacob Marschak在研究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首次系统揭示了语言与经济的关系，并且在价值、效用、费用与收益等四大维度的指导下，语言经济学开启了其系统化的研究道路[1]。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已经扩展到相关语言产业、语言教学、语言霸权研究等领域。在国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率先设立语言经济学博士点，为语言经济学在国内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简言之，语言经济学主要还是关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属性，而经济语言学虽然研究体系还没有完全成熟，并且在定义上与语言经济学存在模糊地带，但是其对语言学本体的关注进一步凸显了语言特性，经济语言学是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普遍发生“语言转向”的国际性思潮语境下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具有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特质。在新文科的大背景下，对于国内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厘清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基础，区分两门学科的学科性质，拓宽研究范围，并且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问题，不断完善学科研究体系，使语言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夯实本体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全方位的学科建设。

一、何谓语言经济学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语言便在人类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经济学研究则源于上古时代的“以物易物”理念，这些理念的流传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延续都离不开语言的媒介作用，所以对于语言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研究可以揭示经济学发展规律的语言表征。

(一)经济学研究中的“语言变量”

苏剑，黄少安&张卫国(2013)指出经济理论旨在阐释人类日常相互作用的常规性解释，而这些解释的最基本最具体的体现便是通过自然语言实现，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学研究中的决策研究与行为判断[2]21-25。由此可见，通过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不仅仅是对语言本体与经济学学科属性的再思考，也是对经济学科内部语言因素所发挥作用的再审视。而从理论系统而言，经济学的语言属性研究源于1965年，Marschak在进行信息经济学相关研究时揭示除了语言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特有资源，具有价值性，置换性，效益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也能较好地反映在经济学内部研究上。基于Marschak的论述，Grin(1996)进一步明确了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他们将语言视为一种统计变量，通过研究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关变量关系，将语言变量作为经济模型研究的常设变量关系[3]。在考量语言与经济的变量关系的整体驱动下，许其潮(1999)进一步拓宽了经济与语言的关系研究，他认为语言在经济学模型研究中处于一个“边缘变量”，但是其边缘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内在的价值属性未能得到关注[4]。进而，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应该逐步将语言因素从“他者”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将语言学要素提升为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体变量之一，用语言的价值属性与经济属性来证明经济模型的可行性。

(二)“语言变量”的经济属性

李宇明(2012)进一步说明语言经济学即是指语言经济价值属性的社会性效益的具体落实[5]。通过对于语言的经济学属性研究，可以明确日常语言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预测语言经济的发展规律，研究语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以及推动语言产业的结构化发展。语言的经济学属性在于“语言价值”，而经济学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价值的内在化规律化探究与外在情景化的落实。徐大明(2010)则指出语言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经济属性根植于对于语言资源的重视[6]。诚然，经济学的根本属性之一便是资源的有效价值性，如何在规律性的指导下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尽可能大的效能产出是经济学的中心命题之一。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特有资源，在语言产业化与语言规范化的推动下，在市场化的推动下，语言可以完成从市场资源到经济资源的转变，语言作为一种现实资源可以转变为一种经济常量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价值属性以外，语言的社会性属性与经济学的社会价值导向是语言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通过对于语言与国民收入，语言与人力资本关系梳理以及语言产业化结构化调整的探讨是语言经济学的价值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根本体现(蔡晖，2009)[7]。简言之，语言经济学主要探讨语言如何作为一个经济变量发挥其社会性效用，如何更好地调整国民产业结构，在语言的导向下，如何更好地完善国民经济发展生态。通过对经济学研究中语言因素的考量可以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拓宽学科交叉渠道，夯实语言产业化的进程。

二、何谓经济语言学

语言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发展关注语言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态变量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并旨在对经济发展形势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经济学导向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经济语言学则与之相反，语言学导向是经济语言学研究的着重点。

(一)语言研究的“经济特征”

经济语言学着重研究经济学文本以及经济模型中的语言变量，对其中的语言使用进行特征化分析，对于其中的经济话语进行修辞学考证，对于相关经济产业必要话语进行语料库建设(苏剑，黄少安&张卫国，2013)[2]21-25。虽然语言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远远领先于经济语言学，但是经济语言学作为宏观应用语言学中的分支也不断体现其学科重要性与语言本体系价值。总体而言，经济语言学是当今人文社科研究出现“语言转向”大趋势下的催生物，对经济学文本的语言特性研究与经济学术话语的修辞学研究是经济学与语言学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具体体现(张嘉昕&吴宇辉，2011)[8]。袁俏玲(2007)则指出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经济语言学可以看作是语言经济学的子分支，而经济语言学则可以更好承载语言经济学的学科发展[9]。由此可见，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是相互包含的关系，且经济语言学以语言经济学的发展为自身学科体系，通过对于语言和经济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运用，将其分别转化为语言学模型和经济学模型搭建在相关学科模型中发挥其作用，经济语言学可以更好研究语言如何在经济学文本中优化其语言配置，实现最大化效率。而通过对于亚当·斯密相关论述的考察，姜国权(2009)指出对于经济问题的语言研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无论是经济模型研究还是日常经济问题，都离不开对于语言的使用，语言作为一个日常载体传达经济学信息，并且较好地完成经济学文本与模型中的语言维度建设[10]。同时，姜国权还进一步列举了经济语言学的研究基本范围。他认为经济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学文本的修辞研究，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语言使用研究，实际经济活动的语言使用研究以及语言学基本理论中的“经济性原则”研究。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学研究中的“经济原则”多指在日常话语使用中，对于言者使用话语质与量两个维度的考察，多为语用相关效果的研究，而经济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则多与经济学中的价值性与有效性相关。郑丽萍(2011)则进一步通过对于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的关注焦点进行对比，进一步明确语言经济学是通过将语言作为经济学模型变量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学科，而经济语言学则有所不同，主要关注语言的人文属性[11]。

(二)经济文本研究的“语言转向”

语言经济学虽然强调语言作为基础变量的作用，但是其核心研究还是在于经济学模型，而在经济学模型研究中，数学与统计学才是研究的主要方法手段，语言在经济学模型中运行的相关作用并没有得到凸显。而经济语言学则是更为关注语言作为常规变量的微观效用，以及其如何在宏观经济文本中发挥其应有效用。张卫国(2011)通过对于经济语言学的学科历史考察，进一步厘清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他认为国内的研究经济语言学研究存在一定的误读，经济语言学不单单只是经济学文本的修辞学研究，而且还应该是语言实证研究的一个具体范畴[12]。因为语言作为一个社会性文化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语言使用者的经济能力，并且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语言的本体化发展急需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语言文本阐释之间的问题是语言与经济关系的变量关系问题，也是语言在社会经济模型中的直接体现。总地来说，虽然国内较多学者长时间以来没有将语言经济学与经济语言学进行相关的区分，认为二者都是研究语言与经济的关系，没有必要对二者进行详细区别。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以经济学为中心的语言经济学只是将语言作为一个经济学变量，通过搭建经济学模型来解决经济学问题，语言变量的主体性特征并没有得到凸显。而经济语言学虽然也是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视角却更具有语言特征，对于语言风格，语言修辞特征以及经济文本语料库的研究才是经济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具体体现。简言之，虽然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与语言作为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但是语言经济学研究范围更大，并且研究范围可以囊括语言变量的经济学微观研究以及经济模型的宏观研究，乃至语言变量对于语言产业发展的影响。而经济语言学首先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均与语言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决定了其研究范围的限制性，在一定程度上，经济语言学可以视为语言经济学下的一个小分支，只是语言作为一个变量的作用在经济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大。经济语言学对于语言的关注不仅仅是当今人文社科研究“语言转向”的落实，也是对于国内新文科建设与经济学跨学科研究所走的必经之路。

三、语言与经济的相互“显身”

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虽然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都有所侧重，并且目前在跨学科的大背景下，各自的学科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张卫国，2011)[12]。但是在国内两个学科的研究均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国内已经成立了相关的博士点以及语言经济研究中心，但是目前国内还并未形成较完善的研究体系，研究队伍也需要进一步得到完善。尽管目前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在国内均处于起步阶段，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研究成果得到了社会层面上的认可。通过对于语言学和经济学两个变量关系的研究，国内研究者大多关注它们二者关系的相关性以及二者在教育教学、翻译研究、语言产业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具体落实。经济学模型的定量研究与语言机制的实证研究是目前国内对于两个学科研究的主要趋势。通过对于国内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进一步明确目前国内对于两个学科的相关具体实证研究，为语言产业化，经济文本的修辞学特征提供了新方向。语言与经济作为相关研究的两个基础变量，可以相互在语言学研究模型与经济学研究模型中得到显身，在避免成为“他者”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拓宽了研究维度。

(一)教育学领域相关实践

在相关研究理论的支持下，语言经济学被广泛运用到教育学领域。许其潮(1999)通过对于外语专业的相关发展的考察，将外语人才视为一种有价值性的人力资源，可以促进发展国家的外贸发展与语言产业发展[13]。同时，语言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外语教育体系内部更新，师资队伍培育与外语教材完善。莫再树(2008)从商务英语教学法入手，从经济需求理论与价值理论为框架，进一步探讨了目前国内商务英语研究的供需失衡问题，以及在商务环境中，话语作为一个自变量如何影响相关商务谈判进程[14]。跨文化性与商务性是目前全球化发展背景的必然产物，所以不管是商务英语教学还是外语教学，对于话语的作用的强调不仅仅是关注文化符号的负载意义，还关系到商务的经济运行效率。王烈琴(2012)则从语言霸权和语言话语权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说明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其资源价值性在外语教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15]。在外语教育中，对于世界性语言的学习不但可以适应全球化的趋势，还可以发挥语言的价值性效用，在最有限的资源内调度外语教学资源，从而实现外语教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将沉没成本的投入外显于外语教学的实际产出上，改变国内目前“费事低效”的外语教学大趋势。而作为目前国内受众最多的大学英语教学，对于投入成本以及效益产出的关注更应该是当今外语教学的重中之重(张忻，2008)[16]。蔡基刚(2016)提出目前国内的大学外语教育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便是目前改革大多关注外语教学的内向结构，即人文知识与语言结构，而缺乏对于语言外向型发展的考量，即如何使人才培养符合语言产业化标准以及就业形势要求[17]。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大学英语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关注学习动机，在市场大环境的驱动下，与语言产业化与人力资源成本化相结合，努力迎合市场发展导向，将市场资源、教师资源与学生资源相结合，以语言为工具载体，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主体认知能力，以此提高就业竞争力。而就业竞争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与外语教学上的成本-收益比率成相关关系，江桂英(2011)在全球化对于多语人才需求的大背景下，对于外语教学的成本-收益比率进行了考证[18]。她认为外语能力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与个人投资品，具有货币的价值性属性，外语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就业竞争力和收入呈相关关系，全民性的外语能力提高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降低贸易成本。

(二)专门用途教学领域相关实践

同样，在大学外语教学的大背景下，市场目前对于专门用途英语人才的需求量也进一步提升，从语言经济学出发，结合语言经济具体价值和语言资源成本效益，可以推断出目前的人才需求动态变化(杨传鸣，2015)[19]。国家目前应该设定一定比例的专门用途外语基金用于支持人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专门用途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可以完善学科人才体系，还可以反作用与人才市场，在外贸以及法律等领域树立中国话语权，为取得商业与法务等经济机会奠定基础。同样，高校外语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也有着较强的内在联系，除了区位因素外，文化、语言以及社会环境等软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特别是对于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省份，区位加上语言优势才是在就业市场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高校的语言人才培养不仅仅要关注语言基本能力的夯实，还更需要在文化素养大环境烘托下提高学生的经济理论能力，并且为他们提供市场化操作的平台，不断让语言成为经济市场中的动态化价值要素(蔡晓斌，2009)[20]。目前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多从教教育教学的角度出发，阐释语言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在就业市场以及人力资源成本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未实现动态化的跟踪研究态势，大多局限于简单的现象分析，没有从经济复杂动态理论入手，为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生产力要素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同时，目前在教学方面，国内研究大多关注于语言经济学，缺少经济语言学的研究，但是从语言学以及修辞学的角度出发，语言教学的基础阶段更应该关注文本的修辞研究，语言基本能力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经济模型中语言要素的动态构建中，所以目前教育教学研究中对于经济语言学的忽视可谓是一大遗憾。

(三)翻译研究相关实践

除了在教育教学领域有所建树以外，经济语言学与语言经济学还多拓展到翻译相关研究当中。从日常广告语言入手，骆裴娅(2009)基于商业广告中的经济原则，合作原则以及价值效应原则，归纳了相关商业广告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反映了广告文本的语言特征，以及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如何达到其商业效果的过程[21]。通过对于广告文本的考察，不仅可以完成商业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梳理，还可以为相关商业话语翻译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在商业活动中，源语文化与异语文化如何完成商业沟通取决于语言使用，而这些商业语言的选择则直接影响商业收益。对于商业广告的研究拓宽了经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还为经济语言学和语言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转换区域。农雪明(2010)则从政务网英文翻译入手，强调了翻译所带来的正向经济效益[22]。从语言使用导向、翻译质量标准、网站页面建设模式以及用户浏览体验感等方面出发可以决定政务网站的用户接受度，特别在对外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外宣翻译的质量高低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流动率，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所以对于外宣类文本的商务性翻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化经济水平与地区产业合理化构造。语言翻译除了在政务方面有较为突出的作用以外，还会影响着当地的产业结构发展与政策取向。语言翻译与经济具体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衡量(摆贵勤&兰杰，2014)[23]。语言翻译意识是否具有经济导向，翻译岗位的设置是否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需求以及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是否符合新文科学科建设都会影响到语言翻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样，对于国内非沿海地区的工业翻译以及专门产业的翻译会极大地影响着相关产业的对外发展。周莉(2020)则从民族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湘西文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对外翻译，湘西地区经济发展受限除了区位，政策等因素以外，内外需求量的受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所以在保证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对外译介是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传播的必经之路[24]。由此可见，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对于翻译的经济效益关注较多，成功的对外译介也确实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虽然经济模型中的影响因子较多，但是可以确定的便是，成功的翻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益。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语言翻译不单是文化上的翻译，更是经济动态因子的翻译。如何采取区域性的动态翻译理论和正确的翻译策略指导将极大地决定着区域性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四)语言产业化领域相关实践

此外，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关注语言产业化的发展。语言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即是语言经济的代名词，产业化实现与否的直接标志便是是否实现经济化的直接效益产出。教育教学研究与翻译实践可以被视为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研究的微观具体落实，语言产业化可以被当作语言经济学的宏观实现。语言产业是一个以新技术为重要特征，以高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新兴产业(李艳，2020)[25]。在产业经济学的概念下，对于国家宏观语言产业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国家的战略布局，在提升国家政治话语权的同时把握住语言话语权，推动像孔子学院等汉语学习机构的建立，让国家战略与语言布局相关联，同时，在语言产业布局优化的前提下满足经济建设的大目标，使国家战略，语言产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位一体。郑丽萍(2019)则指出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宏观的政策叙事，没有较多的实证研究将语言产业与经济发展相结合[26]。同时，目前的国内研究多以人力资本战略成本视角为主，缺乏多视角考察，缺乏对国情特色的语言产业研究。贺宏志(2012)提出语言产业应该被国家纳入产业常态化管理，让语言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性产业[27]。语言作为人类认识特有的具有价值属性的文化资源，可以发展较大潜力的语言红利，不管是最初级的语言培训，还是到国家层面的语言产业宏观叙事，其中必将涉及语言职业、语言资源开发、语言规划、语言服务以及语言消费等议题，而这些微观子议题的充分发掘势必影响到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形势，所以语言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性产业势在必行。褚鑫(2020)发现语言作为人类特有的“绿色”资源，具有价值性，产出性与低能耗性，语言产业的建立符合目前国内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28]。但是目前国内的语言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只关注语言基础知识的传授，并没有上升到产业化的角度去定义语言的作用。简言之，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语言产业的子议题是语言经济学的微观景观，而国家层面的产业战略则是语言经济学的宏观叙事，利用定量实证研究检验语言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是未来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

总地来说，目前国内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的研究多聚焦于外语教育教学，翻译研究与语言产业建设的层面上。但是大多研究多强调政策和理论层面的宏观叙事，没有持续跟进性质的定量研究。此外，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以经济关系和语言产业或者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没有涉及语言等微观层面上的议题，所以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语言本体的关注，对于定量研究的偏向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关键。

四、尚需解决的问题

通过对于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语言和经济作为两个宏观的动态变量，在各自的学科模型中都发挥了其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属性，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学科建设的时间不长，理论基础仍较为薄弱等问题的影响，今后的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做进一步完善：

首先，急需加大对于经济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对于经济语言学学科建设的支持。虽然从目前的理论框架上看，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存在一定的交叉，并且大多数研究者并未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但是依然可以发现，语言经济学强调“经济”，经济语言学强调“语言”，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立下，经济语言学必须显现出其语言导向的特征。对于经济文本和商业文本的修辞学研究和语言本体研究应该是经济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并且只有在语言基础扎实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完成语言向经济产业化转变的过程。经济语言学的研究可以从形式语言学，修辞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以及文体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这不但可以拓宽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还可以反作用于语言经济学的发展。

其次，目前国内研究缺少定量研究，多为宏观叙事。由于语言经济学的建立始于信息经济学，并且在国内缺乏相应的学术土壤。国内的研究大多缺乏本土性理论支持，大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容易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些理论的宏观叙述大多无法直接投入到区域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去，缺乏一定的本土性特征，在目前国家第三产业亟须转型的时期，如何将语言产业落地到国家战略中是语言经济学宏观叙事的研究重点。此外，由于经济现象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对于瞬时现象的定性描述往往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模型中，所以目前国内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是较难全面反映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语言之间的定量关系的。所以建立动态化的长期化的统计模型则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学科科学化方法论的必然要求。

最后，便是目前国内研究学科定位不清晰，研究人员单薄。尽管个别国内高校成立了相应的语言经济研究所，有相应的博士招生点以及定期的学术会议，但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的学科归属依然是一个问题。从学科性质上而言，这两门学科，一个强调定量的经济学模型，一个更偏向定性的语言学模型，所以笔者认为语言经济学可以挂靠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而经济语言学应该挂靠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级学科下。只有在学科归属确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以及申报相应的课程，学科属性的确立是研究人员队伍扩充的不二法门。

五、结语

著名语言学家钱冠连曾经说过“人类都生活在程序性语言之中”，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由于语言的资源性特征与价值性特征，其产业化与商品化的发展是“语言”与“经济”两个动态要素融合发展的关键点。作为西方建设的学科体系，语言经济学强调语言作为变量参与到经济模型的建设当中，经济语言学则强调对经济文本的修辞特征等语言本体特征进行研究，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对于经济语言学的研究较少是目前国内学科体系建立的一大弊病，突破单一的经济学导向，兼并关注语言学导向是目前人文社科研究“语言转向”的真正落实。此外，对于定量研究的关注是建立中国特征经济语言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内学科体系的常态化建立与研究团队的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