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波 王宵静

(1.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2.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3.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新闻文化的可比性悖论

在把“新闻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以前，大规模的比较新闻学研究参照了美国调查问卷，比较其他地方的新闻记者，延续了传统—现代、中心—边缘等二分思维。汉尼茨发现，美国学者韦弗在《21世纪全球记者》项目中比较记者的职业角色时，对巴西、中国、韩国和大西洋群岛等发放的问卷几乎完全是从针对美国设计的调查问卷翻译而来，失去了各国对记者职业角色理解的对等性，降低了研究的可信度[1](P422)。虽然在韦弗等人的研究中，个别国家使用了自己的问题，或者修改了原有的措辞，但总是难以避免翻译过程中的语言不对等性问题[2](P529)。同时，各国的样本量、访谈方式、调查时间等存在差异，也使比较结果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汉尼茨也曾试图将对印尼记者的调查同其他国家使用相似方法的研究做比较，结果却并不理想，这引发了他对可比性问题的关注，认为“我们只能比较那些真正具有可比性的东西”[3]。比较研究的设计需要考虑概念、调查方法和测量工具的共通性，不能将针对一个地区的调查问卷直接应用于对另一个地区的调查。他以具有情境意味的新闻文化作为分析概念和研究对象，试图为不同地区新闻文化的比较构建一个理论基础。

新闻文化比较研究现在已发展成为一项全球合作项目——世界新闻业调查(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以下简称WJS)，目前已经汇集了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人员。在合作的过程中，参与人员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就概念、方法和组织决策达成一致：避免规范地、本质地理解新闻业；不预设一种理想的记者角色；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共同完成问卷和量表的设计，使之同等适用于各地新闻业；不断深化研究设计，将越来越多的情境因素纳入测量[4]。然而，让研究者苦恼的是，虽然大家试图在共同的理论和方法框架上达成一致，但最终只在概念层面得到了最小的公分母，这些公分母在理论上是如此没有意义[4]。许多一般性结论最终都是在相当抽象的层面上得出的，难以体现记者的日常经验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5]。那些来自某一个地方的学者在运用WJS项目的调查数据开展小规模比较研究时，发现为了实现功能对等而抽象出的概念结构常常掩盖地方新闻文化的丰富性，各个国家样本数量的有限性也限制了针对特定问题的比较[6]。即使通过合作的方式竭力清除前测研究中存在的民族中心主义的部分，还是无法解决全球学术研究的不平等问题，不能完全避免“民族中心主义风险”[3]。这些情况显示出新闻文化比较研究遇到的悖论性问题。

比较通常通过对等性建构可比性，比较的逻辑不是分离的逻辑，而是“以和谐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尊重彼此的差异”[7]。比较要把对等性建立在那些能构成共同理解的概念之上，而共同理解是变化的、不确定的，由此产生的可比性悖论就是在平等地汇聚的同时，也会呈现差异化分离，且这两者常常是同时发生的。上述对不同国家新闻文化比较的悖论表现在：拆解新闻文化的内部结构，将情境因素编织进一个功能对等的概念结构之中，但地方新闻文化亦落入概念结构之中，得到的只是定型化、区隔化的地方。此外，以国家为单位划分新闻文化类型并试图描绘其差异性时，如果这种差异性成立，则会否认地区间新闻文化的流动性与观念的交融性，收缩比较可能带来的理解与交往空间，甚至再度陷入民族中心主义。

事实上，各地区的新闻文化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在具有互动关系的对象之间，自然存在比较的可能。具体而言，作为新闻生产主体的记者是流动的，与不同文化发生着关联。新闻产品面向的用户也是广泛、异质的，新闻相关的概念、理念等也随着学者间、记者间的互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碰撞或融合。由此，新闻文化应是流动的、变化的，基于国家划分不同的新闻文化类型，难以揭示地区间新闻文化的交往现实。因此，新闻文化比较不能仅仅徘徊于共同范式与地方经验之间，还必须继续探寻全球与地方之间的新闻文化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文化比较转向批判地区主义视角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批判地区主义被用于理解全球与地方的关系，将地区置于历史与现实交往中加以理解。在建筑学领域，批判地区主义试图在现代化与地方性之间寻求调和，认为不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所有文化的内在发展都依赖于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不应当把地方文化看作是一种给定的、相对固定的事物，而是在交往中自我培植的。在分析建筑时，批判地区主义在对现代化持有批判态度的同时，还认为地区是开放的，不应完全拒绝现代建筑的解放和进步特点，而是要结合地域特色加以吸收融合[8](P355-370)。按照批判地区主义的视角，当我们谈论一个地区时，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稳定的、有边界的、自治的地方，而是一段文化历史，即该地区各种相互竞争的定义之间相互作用的累积性、生成性影响[9](P780-790)。也就是说，地区一直处于流动之中，无法在一个固定的边界内被理解和考量，需要根据交往情境不断地加以具体化、问题化。基于这种理解，单单称谓某一国家的新闻文化便是缺乏客观性的表述，一方面在于国家内部的新闻文化通常是多元的、异质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不同国家的新闻业界也存在互动关系。比如，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新闻产品面向的是全球受众，那么对其新闻生产活动的考察便不能只局限于一国内部，而是要考察全球的新闻消费环境，其体现的新闻文化也应该是跨越了国家边界。

如果将地区视为流动的，将新闻文化视为在情境中生成的，就能够获得对新闻文化可比性悖论的反思性，并在反思中重构新闻文化的比较路径。本文试图考察WJS项目研究团队的研究活动与研究过程(2007—2021)，反思其理论悖论，基于批判地区主义的视角，探寻新闻文化比较的可能路径。

二、情境因素的揭示与遮蔽

汉尼茨《解构新闻文化：通向普遍理论》(以下简称《解构》)一文被视为WJS项目的理论基础，虽然后期的研究不断深化甚至逐渐远离了最初的概念结构，但基本的研究思路还是得到了延续。《解构》指出了既有研究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全球各地区的新闻理念和实践正在趋同；另一方面，各地新闻文化之间还存在许多差异，尤其是随着公共新闻、和平新闻和发展新闻等反霸权表述和实践的兴起，关于各地存在共同职业文化的认知受到了挑战[10]。然而，在对记者的职业取向和工作实践进行探索的过程中，许多研究者不能清晰地说明新闻文化具体指什么，《解构》试图超越对差异的简单探索以及以往对新闻文化的模糊表述，整合现有的学术话语，重新概念化新闻文化，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概念，为新闻文化比较提供一个可行和有意义的理论基础，以便在满足可比性的情况下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业现状。

汉尼茨将新闻文化表述为“一套特定的思想和实践，通过这些思想和实践，记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使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合法化，并使他们的工作对自己和他人有意义”。由于这些思想和实践并不是唯一的、固定的，不同的记者群体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职业意识形态，争夺对新闻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主导解释。因此，“只有假设存在其他文化(不一定是新闻文化)时，谈论任何新闻文化才有意义”[10]。这时，新闻文化既需要通过对记者的调查加以呈现，同时这种调查又需要满足跨国可比性，以便在跨文化比较的层面上讨论新闻文化。

通常，概念结构的功能对等被认为是构成可比性的重要前提。如果每个国家或文化中的理论构念可以被整合到一套理论中，且可以用相同的子维度或问题加以解释说明，就可以假设实现了概念结构的功能对等[11]。这意味着用于比较的维度和概念要平等适用于不同的比较对象。于是，研究者采用了客位的方式，从理论术语和概念的共同分母角度出发对新闻文化加以解构。他们提炼概括了记者研究中最常出现的、显示最大文化重叠的几个维度，再将最能显示全球新闻文化差异的维度挑选出来，最终，新闻文化被解构为三个方面七个维度。三个方面包括机构角色、认识论和伦理意识形态。其中，机构角色包括介入主义、权力距离和市场导向三个维度；认识论包括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维度；伦理意识形态包括相对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10]。在汉尼茨看来，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闻文化的基本要素，可以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呈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文化的多样性。其主要意义在于：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文化将表现于记者职业心态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对新闻文化的规范化理解。其次，这种对新闻文化的理解不预设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更好或更专业，而是保持对各种新闻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再次，七个维度不仅有助于增强对新闻文化理解的丰富性和整体性，还有助于在多个维度上观察新闻文化的混杂性，为情境化的解释提供可能，如发展中国家的记者既可能表现出对西方传统新闻观念的认同，同时还会强调记者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只有联系地区背景才能对之加以理解。

除此之外，一套共同的调查方法也被确立下来。在抽样方面，从每个国家和地区选出20个新闻机构的100名在职记者做配额抽样采访，问卷由各国的合作者讨论而来，确保问卷对处于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记者都适用且可理解，问卷也尽量使用相对简单的措辞以减少潜在的翻译问题[5]，确保比较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基于此种理论模型和调查方法，WJS项目的第一波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研究者通过共同的量表和问卷，各自调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描绘其新闻文化的基本情况，形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文化图景，同时也为多国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数据基础。一个概括性的调查结果是对18个国家和地区新闻文化地图的绘制，发现全球的新闻工作者高度重视外在的规范性理想，西方传统的超然理想和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是全世界新闻工作者普遍接受的标准，而介入主义则是跨国差异的主要分母[5]。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范式具有相当强的适用性和整合性。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将一国的新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置于国家背景之中，测量出的只是记者的平均属性，而非记者在特定情境下的观念、行动和阐释，所谓的跨国新闻文化描绘也只是基于共同维度的世界图景，并不支持任何特殊的地方视角。比如对18个国家和地区新闻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介入主义通常不是西方国家新闻文化的特征，只有在发展中和向民主社会过渡的国家才能发现记者的介入主义倾向；在伦理意识形态方面，非西方的新闻工作者更重视情境因素，倾向于根据情境做出道德决策和采用个人标准，等等。”[5]也就是说，即使研究者通过对记者的调查了解多元的新闻文化，以避免规范地理解新闻业，但由于缺乏对记者具体实践情境的描述，各地区的新闻文化最终只能在抽象的概念层面上被呈现，而为了理解这些结果，又只能退回到长期形成的规范概念和类型学划分之中，难以摆脱西方中心的职业话语。

由此可以看出，对新闻文化的概念解构旨在建构起一个普遍理论，在共同维度上还原各地区新闻文化的情境因素，以新闻文化的多元性消解对新闻业的规范性表述，以各地区新闻文化的差异性挑战以客观、公正和准确为核心的职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然而，为了实现概念结构的功能对等和测量的等效性，新闻文化的复杂内涵又被简化为几个确定的维度，而这些维度只是从既有文献和研究者已掌握的数据中概括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可访问文献的有限性以及全球学术生产不平衡性的影响。同时，为了保证各个维度的普适性，那些不能显示文化重叠的维度只能被排除(如记者的“喉舌”角色)，而这样的维度对理解一个地区特殊的新闻文化却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新闻文化的七个维度实际上又再次遮蔽了情境因素，无法还原某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及其新闻文化的生成过程，地区内部新闻文化的异质性和地区间新闻文化的流动性也便难以得到解释。

三、可共量性的实现：化约情境因素

根据世界新闻业研究项目官方网站介绍，在WJS项目的后续研究中，除了继续并扩展试点研究(2007—2011)的工作外，第二阶段的研究(2012—2016)围绕新闻在社会中的地位、新闻伦理、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新闻业转型等问题展开探讨。规划的第三阶段研究(2021—2023)将聚焦新闻业、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主题，来自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合作者试图深化研究设计，将影响新闻文化的情境因素纳入测量，绘制出更加纵深的新闻文化地图。

避免对新闻业的规范化理解显著地体现在对新闻业的定义上，研究团队按照话语制度主义的视角理解新闻业，认为新闻业是由话语创造的一种制度，是引导新闻收集的共同规范和非正式规则的有序集合。也就是说，新闻业没有真正的本质，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谈论它，阐明特定的价值观、想法、实践方式以及新闻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它们受制于话语创作或再创作、解释或再解释、挪用和争论。最终，在国家内部、国家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之间，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论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新闻，构成了“世界新闻业”[12](P23-46)。这里强调通过调查记者的角色认知呈现新闻文化的多种样态，又由于记者处于多元互动的情境之中，各地的新闻文化便不会被呈现为同质的和固化的，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基于固定地区理解新闻业的做法。

除此之外，更多的情境因素开始作为影响层面被纳入考量，将情境的作用理论化成为该项目的重要工作，但研究者始终面对的问题是“在理论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这两种要求(有时是不相容的)之间找到平衡尤其困难”[13](P1)。于是，尽管对新闻业的定义充满了灵活性，但抽样和调查方式依然是按照前期的研究设计进行的，即从每个国家或地区按同样的方式选取等量的记者，围绕特定的问题，在共同维度上测量国家或地区间新闻文化的差异性。所谓对情境因素的考量，也只是按照个人、组织、社会以及世界体系划分影响层次，再以满足可共量性为前提假设可能的影响因素，借助既有指标计算这些因素与新闻文化的相关关系。

第二阶段的研究具体围绕五个维度展开,包括记者感知到的影响、编辑自主权、记者角色、伦理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这些方面彼此交织、互相影响，基本可以体现WJS项目涉及的一系列研究问题与方法。

在建构记者感知到的影响模型方面，通过借鉴休梅克和瑞斯等人的影响层次模型，构建了个人、组织、社会、世界体系四个层次的影响，再基于前期对一些国家记者的调查数据，确定了六个主要的影响维度：政治影响、经济影响、组织影响、程序影响、职业影响和参考群体影响[1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记者感知到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国家间差异，研究者假设影响这些差异形成的因素有各国的民主表现、新闻自由和经济自由水平、政治平行度的高低、媒体所有权，再把既有的统计数据或文件与这些指标关联。 测量后发现，记者感知到的政治影响与被调查国家的政治自由和所有权结构有关，感知到的经济影响与这些因素的关联并不显著[15]。也就是说，影响维度是以既有的调查数据呈现，难以形成对新闻文化情境的描述。对情境的偏离还表现在，为了实现可共量性和研究的便利性，影响指标并不来源于研究者的一手调查，如民主指数和新闻自由指数只是借用了既定数据，这些数据往往是在统一的价值标准和测量方式中得出的，比如按照对民主和自由的规范理解，一些非西方国家往往被测量为不够民主、享有较低新闻自由的国家。这样一来，表面上是在对每个国家的新闻文化做相对呈现，但如果只是用低自由度、不够民主去解释非西方国家的新闻文化表现，则依然难以摆脱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式理解。同时，运用这些指标考察记者感知到的影响因素，也只能得出与这些指标相关的结果，无法得知新闻文化与其他情境因素的关系。当以国家为单位比较新闻文化时，记者的职业自主权也被国家的特质所影响，这些特质被化约为确定的民主指数，简化了国家语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难以形成对记者职业自主权的语境化理解。

研究者对记者角色的理解和研究设计更显著地凸显了情境化与可共量性的矛盾。在对记者角色的理解上，将拥有相似观点的记者群体视为记者的职业圈子，他们跨越了国家和组织的界限，围绕着记者的角色感知形成，同一圈子内的记者对自我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的认知是一致的，不同的职业圈子在新闻场域中进行话语斗争[16]。按照这种说法，职业圈子不是唯一的、固定的，它和记者角色感知的多元性和变化性有关。这些圈子勾连起了记者个人、职业群体以及社会之间的联系，超越了传统的将记者分为中立者与干预者的二元对立式研究，避免了将记者固定于特定地区的做法，有助于在流动的社会中理解记者角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这种理解还是服膺于类型学的划分。具体而言，研究者对调查问卷中12条有关记者自我社会角色理解的陈述做聚类分析，得出了四种职业圈子类型：平民主义的传播者、超然的监督者、关键变革的推动者和机会主义的促进者。前述对1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西班牙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超然的监督者明显统治着新闻界。平民主义的传播者主导了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以色列的新闻界，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处于西方国家核心集团的边缘。在埃及和土耳其这两个中东国家，关键变革的推动者占主导地位，超然的监督者和平民主义传播者则不存在。机会主义的促进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占主导地位。在与职业自主权的关系上，超然的监督者拥有最高程度的职业自主权，机会主义的促进者拥有的职业自主权较小[16]。从中可以看出，即使对记者职业圈子的定义突破了以国家为单位考察记者角色类型的思路，但局限于WJS项目的整体设计，记者丰富的职业理念和实践最终还是被收缩为几种确定的职业圈子类型，并按照国家和地区加以划分，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被分为西方国家、西方边缘国家、中东国家等。显然，共量性偏向使情境因素服从于类型化思维，难以还原圈子之间的流动与交融过程，从而所得非所求，得到的只是定型化的“地方”。

对记者伦理意识形态的考察也用了类似的思路：记者嵌套于新闻机构之中，新闻机构再嵌套于国家之中，分层考察这些层面对记者伦理观的影响。基于对18个国家和地区道德取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相对主义的三个衡量标准方面，即拒绝普遍的道德原则、接受情境伦理观、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时，需要记者依靠自己的道德标准判断。由此以来，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成为解释记者相对主义伦理观的重要因素，而理想主义伦理观更多属于拥有较高新闻自由国家的记者，这无疑又回到了自由与不自由、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之中。

在考察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方面，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比如西方国家的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往往高于非西方国家，而智利、中国、埃及和巴基斯坦记者的信任水平略高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研究认为这种跨国差异和不同政府的政治和行政结果有关。此外，民主程度、经济水平、人际信任程度、媒体所有权等也影响了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17]。可以看出，无论研究何种问题，最终的解释只能依赖于量化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反映的地区是固定的，无法还原地区的流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闻文化的转变。

综上可以看出，当将国家和地区看作固定的存在时，以此为单位的比较只能通过建构一个对等结构、诉诸可共量性来保证比较的有效性。当研究者试图通过加入情境因素解释国家和地区间新闻文化的异同时，为了继续保持比较模型的普适性，记者所处的情境被化约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几个影响层次，而为了保证影响指标是在同一调查标准下获得的，研究又借助了一些既有的调查结果，计算它们和新闻文化的相关关系。按照汉尼茨最初的说法，之所以选择客位的方法建构理论模型，原因在于，在比较研究中，相比于从特定文化语境中发展概念的主位方法，客位的方法更能确保新闻文化的概念能够适用于不同国家和组织背景下的新闻生产，避免产生受文化制约的定义[10]。然而，将认识对象视为不变的客体，将复杂的、相互交织的地区类型化、静止化，将新闻文化与情境因素的关联转化为确定的因果关系，最终却远离了对新闻文化情境的描述，限制了对多元新闻文化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从绘制出的全球新闻文化地图当中，我们只能看到“非民主”或“较少民主”的国家对应着“较少的新闻自由”“较低的自主权”和“较高的介入主义倾向”等结果，而这些通常被视为落后的、发展中的、特殊的新闻文化，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也无法挑战既有权力话语对地区的划分。实际上，这种对程序客观的严格遵循以及由此得出的确定结果对理解文化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研究者始终想在情境化和可共量性之间寻求调和。由于具体情境中的互动过程难以被量化，如此以来，情境效应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实证研究的挑战，需要加以测量、约束和控制。试图控制情境实现可共量性，必然简化对新闻文化的认识，偏离对客观性的追求。

四、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边界的突破与再边界化

按照格尔茨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探析文化实际上就是寻求地方知识的语境化理解[18](P3-34)。在此意义上，将情境的作用理论化并不是要找寻情境因素与新闻文化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在情境中观察分析记者如何为自身的角色与行动赋予意义。相比于追求确定的知识，还原地区的流动性、关注多元新闻文化的互动与生成过程或许更有助于接近对新闻文化的客观认识。WJS项目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为语境化地理解各地区的新闻文化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功能对等的概念结构和可共量性偏向又阻碍了对地方情境的深入，以至于对世界新闻文化图景的描绘更多地局限在概念层面上。基于合作者除了可以平等参与研究设计，还有权获得完整的数据集，以便创造性地分析数据，有研究者试图突破国家边界，聚焦于一些跨国议题以及地区性问题，如探索性别、语言、宗教、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与新闻文化的关系以及一国内部新闻文化的差异性等。那么，这些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是否可以深入地方、化解情境化与可共量性的矛盾，从内部解构差异化的世界新闻业图景？

新闻工作者的性别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闻制作始终没有被清晰地说明。虽然性别气质和社会文化的关联性已被无数研究证实，如玛格丽特·米德对三个原始部落的调查，但不同社会对男女性别气质的认知可能截然不同，每一代男性和女性都要在文化机制的作用下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19](P266-267)。比较研究使人看到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避免将某种性别气质普遍化，而只有深入情境、观察性别气质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联才能理解差异的形成，进而寻找对话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米德考察的三个原始部落是彼此隔绝的，可以在封闭的空间内对各自的性别气质加以考察。那么，在全球快速流动的当下，不同社会的性别气质差异是否会趋于缩小？对于新闻业而言，全球化的新闻生产与消费使得运用比较的视角考察性别与新闻文化的关系成为必要，同时也增添了比较的困难，既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性别气质差异，又需要厘清记者的性别与其他情境因素的关联。然而，一项采用WJS项目数据的研究却基于个别国家的调查发现作出直接假设：假设女性记者比男性更重视受众需求，更少重视超然态度或看门狗角色，更重视主体性、分析和观点。在组织结构层面，假设在女性记者数量与男性持平甚至超过男性的新闻机构中，女性和男性记者更有可能在职业观点上存在分歧。在社会层面，则参考霍夫斯泰德的男性气质指数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性别赋权指数，假设在男性气质得分高的社会以及性别赋权得分低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记者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但是，通过分析1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数据，发现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和社会层面，男女记者在工作方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记者的性别并不是影响新闻文化的重要因素[20]。该研究试图跨越地区边界，探索单一的性别因素对新闻文化的影响，却忽视了地区间性别气质的差异性，只是按照对男女气质的一般理解作出假设。同时，在探讨国家间的差异时，所参考的两种分析指数本身的客观性也面临着诸多争议，无法为研究结果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在流动的世界里，语言、宗教等文化元素随着个体的流动而流动，常常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存在，与不同地区发生互动关系，影响着新闻的生产与消费。如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都有大量讲法语的少数民族人口，且存在相应的法语报纸，这些报纸受到法语文化的浸染，面向特定的受众群，同时又需要适应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环境，在传统与当下的交织中不断地创造自身。有研究者尝试利用WJS项目在这三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探讨是否存在一种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法语新闻文化。参照哈林和曼奇尼对媒介体系的分类，研究者猜测法语记者可能表现出地中海新闻文化的特点，即渴望影响政治议程、公众舆论和社会变革。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的记者更可能倾向于超然的监督者角色以及理想主义的伦理观。在研究过程中将三个国家法语记者样本的平均值与其他语言记者的合并样本相比较，同时又分别比较了每个国家的法语记者与其他语言的记者样本。从整体上来看，相比于吸引受众，法语记者的确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化角色。在伦理观方面，法语记者和其他语言记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然而，这三个国家的法语记者却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比利时和瑞士的法语记者更可能将自己视为社区建设者，加拿大则相反[21]。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种跨越边界的新闻文化，当法语记者带着自己的文化流动到另一地区时，所谓的法语新闻文化也便随着与另一文化的相遇而发生改变，期待比利时、加拿大和瑞士的法语记者依然表现出地中海新闻文化的特点或许是不切实际的假设。此外，当试图考察语言对新闻文化的影响时，实际上也在建立一种语言边界，排斥了对其他情境因素的考虑，而来自语言的单一影响也很难用这些数据充分说明。

与语言类似，宗教同样跨越国家边界存在，在强宗教信仰的地区，记者的角色认知与实践往往很难摆脱宗教传统，如平塔克所发现的，在包括14个阿拉伯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拥有最大比例穆斯林的地区，记者在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普世”新闻价值时，通常以伊斯兰价值观作为棱镜[22]。也有研究者分析了WJS项目对12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调查数据，探讨伊斯兰价值观对新闻文化的影响。按照对伊斯兰文化的一般认识，研究者概括了伊斯兰世界观对记者的要求：真理、教育、参与、公正。分析后发现，这12个国家的记者都具有介入主义倾向，但倾向程度在各个国家之间依然是有差异的，而对公正、独立、真实或客观的评价与其他国家的记者并没有多大不同，研究者很难判断其间的新闻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关系[23]。从中可以看出，虽然研究者试图突破国家边界探索一种宗教新闻文化，但在可共量性前提下设计的问卷无法对宗教因素作更为精细的考察。同时，研究没有探讨伊斯兰文化在各地区的差异性，而同质与差异共存正是文化的多元性与可沟通性的重要表现。

除了来自传统的影响，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新闻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以西巴尔干地区为例，这一地区曾经历了近20年的政治不稳定和持续不断的冲突，即使多数已经完成政治和经济转型，但短期内仍然难以摆脱过去的影响。WJS项目调查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的记者，调查显示，这一地区的记者试图将传统的西方价值观与特定的社会挑战结合起来，在赞同超然、客观、独立的西方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同时，还认为记者应该承担“支持国家发展”“倡导社会变革”和“教育受众”等发展新闻角色；但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总体上较低，这与西巴尔干地区从战争转型到有冲突再转型到稳定的民主状态有关，可称之为转型新闻文化[24]。

对发展新闻的关注同样如此，有研究分析了WJS项目中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将发展新闻的特点概括为干预、发展和教育，结果发现这8个国家的记者认为新闻的发展功能比其他传统的新闻功能更为重要，其中教育受众是最为重要的，且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小。但和一些人的认知不同的是，这些记者强烈反对记者作为机会主义促进者的观点，相反，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推动者。与西方19个国家的记者相比，他们更重视支持国家发展和倡导社会变革的角色，偏向于监督者角色，将发展角色与更传统的西方角色相结合[25]。这两项研究主要关注了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对新闻文化的影响，选择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并用转型新闻和发展新闻对它们加以统摄，对同质性的关注多于异质性。此外，研究虽然把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新闻文化相比较，发现了新闻文化的混杂性，但却是以给定的“转型的”或“发展的”概念加以呈现的，这些概念并非来源于地方情境，而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虽然WJS项目在国家和地区间展开，但也有参与者关注了一国内部新闻文化的差异。哈努施利用WJS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澳大利亚地方性媒体和大都市媒体的差异，发现地方记者希望在社区中发挥作用，更愿意关注与社区相关的新闻，为社区提供论坛，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另外，他们也不只是充当奉承者的角色，而是希望将之与监督角色结合起来[26]。一国内部新闻文化的差异性有效质疑了以国家为单位划分新闻业类型的做法。然而，随着地区间联系的密切以及网络新闻的发展，地方媒体也许会逐渐脱离本地，关注本地外的新闻。同时，那些往返于地方媒体和大都市媒体的记者也会根据具体环境调整自己的职业认知与实践，这些都是WJS项目的数据无法还原的，只有深入地方作更为细化的考察才能了解地区所经历的同质化与异质化过程。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拆解了WJS项目的数据集，尝试跨越国家边界，关注跨国情境因素对新闻文化的影响，同时对地区背景做了更为详细地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规模比较研究的缺陷。这些研究丰富了WJS项目的研究成果，描绘了一幅多元混合的新闻文化图景，揭示了地区流动的现实。然而，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在突破国家边界的同时，又建立了性别、语言、宗教等新的边界，在将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业归为一类时，又凸显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对一国内部新闻文化的比较，也只是按照给定的概念与数据呈现地方与都市报纸记者角色认知的差异性。也就是说，这些小规模聚焦性比较并不能从内部解构为大规模研究设计的概念结构与数据集，通过化约情境因素设计的问卷并不针对任何特殊的地方情境，因此，当它们被用于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时，看似庞大的数据只能给出相当有限的解释。

五、交往情境中新闻文化比较的可能路径

观察新闻文化比较研究过程，可以发现，在地方特殊性和理论普遍性之间，研究者始终无法做到理想的调和，对新闻文化、新闻业以及记者角色的灵活理解无法体现在比较案例中，最终逐渐远离了对情境的强调，陷入了比较的悖论。

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比较新闻文化，实际上是将国家和地区视为固定不变的，认为记者的思想和实践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特征紧密关联，将他们视为相对独立的存在并用共同的理论框架加以统摄，最终呈现出的新闻文化是相互区隔的、静止的，难以应对来自跨国新闻和跨国记者的挑战，也难以反映记者的职业观念和实践的纵向改变。即使研究团队尝试探索突破国家边界的地区性新闻文化比较，给定的概念和数据也限制了深入情境的考察。埃瑟等学者建议要将表现国际关系的变量纳入比较模型，研究外部和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媒体系统如何应对跨国影响，同时要认识到国家层次只是许多可研究层次中的一个，多层次方法也值得被采用[27]。问题在于，变量是无法穷尽的，即使划分了多个层次，加入了国际关系变量，依然只能对地区新闻文化做静止化的考察，不会完全摆脱WJS项目团队遇到的问题。

如果按照批判地区主义的视角，地区根本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记者并未被一个确定的边界所区隔。如各国驻外记者，他们在国界外工作，和其他国家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仅仅在一国范围内描述他们的新闻文化情境，显然遮蔽了这些记者的跨文化实践。事实上，一旦在全球比较中固化地区，地区就很容易被置于全球既已形成的权力话语中，被迫接受一元的交流系统，难以展现自身的特殊性，阻碍地区间的交流和理解。斯皮瓦克尝试用“星球化”取代“全球化”的概念，希望回归一种自然状态，将各地区看作平等栖居在星球中的一份子，而非按照已经被划分的政治空间去想象地区[28]。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回归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交往语境，关注地区文化形成的过程性，摆脱对地区的概念化认识。就新闻业而言，新闻把人置于某种交往情境中，按照哈贝马斯的方式来思考，新闻职业价值是在人的交互行为和语言的沟通中形成的，其中暗含着交往行为理性，即尊重新闻多样性发展的事实，以真诚地态度讨论文化背景不同、个人经历不同的人们对新闻职业价值的认知与建构，克服偏见，取长补短；清晰表达新闻职业价值在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关系中的扭曲，建构新闻文化共识。

由此，应该回归新闻流动的事实，转向交往情境中的新闻文化比较，将新闻文化的地方性话语转化为其他社会成员可以理解的形式，形成地方间的新闻文化对话；在多样性情境关系中推动对话式理解。就记者的职业认知而言，共享的职业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形成，在于记者之间产生了某种交往关系，当不同的理念和实践经由记者的交往相遇之后，便可产生比较和互鉴，彼此吸收有价值的地方，形成对新闻业的新认识，作用于自身的新闻实践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既可能产生共享的职业意识形态，又可能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探索符合自身语境的新闻文化。据此，我们可以说，有意义的比较并不意味要将全球各种新闻文化全部纳入统一的比较模型，而是要聚焦于有交往关系的新闻观念、新闻记者以及新闻生产活动。

新闻观念的流动、国际新闻报道以及记者的跨国合作都形成了不同的交往情境，使新闻文化突破了原有边界，呈现出混杂性的样态。从交往情境进入新闻文化比较，由此勾连起所涉地区的复杂现实，或许可以重建新闻文化比较的可能路径：

其一，新闻文化的旅行路径。当前世界，各种观念和理论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新闻理念的旅行亦即意味着一种新闻理念离开了它原有的环境，进入了一种新的情境当中。一种文化中的理念如果可以被另一种文化所吸收，需要满足一些条件：两种文化相遇之后发生了对话行为，在对话的过程中交换了彼此的理念。这时，如果一方发现另一方的理念有助于解决自身文化面临的问题，这个理念便有可能会被吸收，也即发生了理念的旅行。这种理念到达新的环境中后，它不再是镶嵌在原有文化结构中的一环，而是会生发适应新语境的意义。新闻理念的旅行意味着发生了理念与理念的交往、理念与人的交往，以及理念与多种实践的交往。在这种交往情境当中，通过梳理新闻理念的旅行与意义变迁，可以避免将一种新闻理念视为普遍、不变的存在，使相关的地区文化因素在理念的交往中浮现，走向文化间的对话。

其二，新闻文化的混杂性路径。混杂性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学研究之中，用以表达边界的模糊性，突出新闻实践、行动者和机构类型的异质性，以及形成这种异质性的借用、挪用和创新过程。按照哈林等人的梳理，混杂性主要在三个方面被应用：混合媒介体系关注随时间变化的新闻的技术背景和制度背景；混合文化以及地方和全球新闻文化的互动聚焦于空间和地理上的流动与互换；将其视为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新闻日常和普遍现象，根植于新闻实践的结构性背景[29]。这三种关于混杂性的应用都有助于打破将新闻文化静止化和区隔化的倾向，在混杂性中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新闻文化图景。比如，混合媒介体系的研究表明了新闻业的纵向变迁，挑战了传统的新闻边界，将异质的参与者容纳在网络化的新闻生产之中。对新闻文化横向流动的关注有效挑战了西方新闻理念与实践的普遍性，承认各地区的新闻文化都在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可以更有效地解释全球新闻文化的差异和相似。莫拉窦等人对全球新闻工作者角色表现的研究将新闻文化的混杂性呈现出来。她发现，有时看似不相容的角色往往会同时出现在某一地区，因此要情境化、历史化和流动地理解记者的角色表现[30]。在流动的社会中，混杂性已然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体认这种事实并将之理论化或许可以为还原新闻文化图景提供某种可能。

其三，在记者的跨文化交往中揭示新闻文化。记者是新闻理念的主要承载者和实践者，记者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既在交往中形成，又会在交往中发生变化。WJS项目呈现的世界新闻业图景固然涵盖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角色，但它遮蔽了特殊的情境因素，无法呈现地区间记者的交往关系。因此，记者比较未必要追求所涉国家的数量，只要不同文化中的记者发生了真实的交往关系，比较便可在他们之间开展。比如有研究考察了驻华记者与新闻助理的互动，将在华聘请的新闻助理视为文化中间人。通过采取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解释了文化中介从业者如何在日常中介行动中维持职业权威。相比于一般记者，新闻助理处在更为复杂的交往情境之中，他们要处理与中国政府部门的关系、与外国雇主的关系以及自己的职业社会关系。不像传统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他们很难获得外部社会认可度、权威性以及内部稳定性和规范性，故而此类职业与外界区隔的边界以及内部身份的认同也就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与模糊性[31]。如果研究能从这些交往情境出发，呈现新闻助理与多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对记者所在的情境做精细化的描述，那么它自然也就可以避免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话语。对于驻外记者而言，其新闻文化同样突破了地区边界，在自身文化与异文化的互动中形成。

其四，在跨国新闻流中观察新闻文化的跨边界性。全球化大大增加了获取远方信息的可能性与便利性，一些全球性事件往往会受到许多国家的共同关注。就围绕全球性事件的新闻生产而言，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新闻的驯化；二是互联网环境下的意义分享。就前者来说，一个地方的媒体对另一个地方新闻事件的报道，实际上也意味着两种文化通过新闻相遇，记者的报道方式不只与自己的所在地相关，也与报道对象的所在地相关。就后者来说，互联网使得记者与受众的关系发生改变，受众得以与职业记者一起，参与到新闻事件的选择和意义生产当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初创公司成立，为自由记者提供跨国合作的平台，帮助他们建立与传统新闻机构的联系[32]。世界公众得以围绕问题和政治亲和性而不是地理上的邻近性组织起来，众多网络论坛、博客的出现，将用户推向一个信息和观点的网络，从而将更广泛的新闻对话带入生活之中[33]。在这个意义上，新闻文化通过无数用户的讨论得以体现，他们能否以及如何在对某一事件的讨论中达成互惠性理解同样可以成为新闻文化研究的关注点。新闻产品的跨国流动同样意味着新闻文化是跨边界存在的，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将跨国受众纳入对某一地区新闻文化的考量。

比较未必要建立复杂抽象的理论模型，它自然地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之中，只要思考对话如何展开、理解如何可能，我们即是在寻找比较的可能路径，新闻文化也便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