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强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贵州之名始于北宋。公元974年，一位叫普贵的土著首领以自己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北宋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之语，这是目前发现的以贵州之名称呼此地区最早的文献记载。元朝时期，1279年置八番罗甸宣慰司，1282年置顺元等路军民宣慰司，1292年将八番与顺元两司合并，设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于贵阳。直到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 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正式建制为省，并以贵州为省名。在明朝近300 的历史上，出现了90 位文状元与57位武状元，这么多状元中却没有贵州籍的。直到清代康熙四十二年，贵州出了一位全国的武状元曹维城，这也是贵州省唯一的武状元。直到光绪十二年，贵州贵阳人赵以炯成为整个云贵历史上第一位文状元。十二年后（即光绪二十四年），贵州麻哈人（即现在的黔东南麻江县）夏同龢又高中状元，成为清代历史上贵州的第二位文状元。

虽然清朝录取了114 位状元，但江苏籍几乎占到了一半，有49 人，浙江籍20 人，其余地区的状元人数都是个位数。明朝状元浙江籍也是20人，排名第一，第二位是江西18人，第三位是江苏17 人。可见，明清科举文化的状况还是主要看江浙一带。但贵州从明代没有出过一位文状元发展到清代光绪年间出现两位文状元，是非常不易的。当然这也与当时“公车上书”的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此处不赘。要知道河南、四川、陕西这些省份在清代都只出现了一位状元，而山西、云南、甘肃等省在整个清代没有出过状元。因此，从贵州自身情况以及与清代河南、四川、陕西、山西、云南、甘肃这几个省的比较而言，贵州的科举文化到清代末年才真正走向鼎盛当不为虚言。

要清楚夏同龢的科考之路，就必须了解科举考试，这对于科举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历史学家以隋朝有分科举人与进士科为由认为科举制开始于隋朝”［1］，这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事实上，通过类似科举的考试选拔人才在西汉时已有发萌，只不过那时尚没有科举制度，而是通过考核学子们对经学的掌握程度来取士的。汉朝时的经学种类比较繁多，过于庞杂。后来为了统一思想，汉朝专门设置五经博士的官职来安置这些博学儒士们，并把几种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学作品作为官方教材，允许五经博士开帐收徒。到了隋朝，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七年（587 年）废除魏晋以来由世家大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于济两科取士，后其子隋炀帝又于大业二年（606年）设“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朝则继承隋制，分常举（常科）和制举（制科）两科取士，到武则天时又增设殿试与武举。宋代的科举也是常科、制科与武举。而科举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三甲制度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才开始。那时的进士殿试后分为三等（一甲、二甲、三甲）。一等（一甲）称为进士及第，二等（二甲）称为进士出身，三等（三甲）称为赐同进士出身。当然，北宋科举制度也并不仅限于三甲，还有五甲。为避免人才外流，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1011 年）将科举考试的甲乙两科中分成了五甲，一甲和二甲称为赐进士及第，三甲和四甲称为赐进士出身，五甲称为赐同进士出身。但是，这种划分在宋朝仍屡有变化，还曾出现过六等五甲制度，即把第一至第五名列为第一等，第二等被称为第一甲，第六等则被称为第五甲。直到元丰五年（即1082 年），宋神宗恢复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的五甲制度，直至北宋灭亡。元朝蒙古人是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因此统治者思想中有明显的重武轻文的倾向，科举考试也进入了中落时期。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 年）才重新恢复了科举考试，此时距元世祖攻灭南宋（公元1279 年）已有34 年之久。元朝共招录进士1 100 余人，所选人才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产生的影响不大。而明代科举又恢复了宋太宗时期的殿试三甲制。清代科举文化则基本上继承明代，状元要经历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层层选拔，也是殿试三甲制度。

乡试、会试、殿试都得第一便是我们常说的“连中三元”，明代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只有黄观、李骐与商辂三人，而清代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只有钱棨与陈继昌两人。

下面我们详细了解晚清科举考试的流程。晚清科举考试主要包括七个部分：分别为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朝考。县试的考官为本县县官，凡准备参加考试者无论老少一律称为童生。考取者仍为童生，但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府试考官为知府，考取者仍为童生，但获得参加院试的资格。院试是由国家派遣学政主持考试。学政一般由翰林担任，他们在乡试之年到任，轮流前往各府主持考试。院试又包括岁试与科试。岁试录取后成为生员（即秀才），秀才可以进入县学学习，也可通过选拔进京入国子监学习。科试则是对已入学的生员进行的选拔考试，成绩优秀者取得乡试资格，成绩差者取消生员资格。县试、府试、院试统称“童子试”，也叫童生试、童试，是地方上的科举考试。乡试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考试（一科），逢“子、卯、午、酉”为正科，遇万寿登极等庆典加科者为恩科，由中央派遣主考官，主考官一般由翰林担任，考试地点在有考试资格的各省贡院，考试时间一般为八月，又称“秋闱”，所发榜称为桂榜，乡试考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二至十叫亚元，录取者全部称为举人。每次乡试后的第二年（丑、辰、未、戌）举行会试，这是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举人们由政府资助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时间一般在三月，又称“春闱”，会试主考官为翰林出身的阁部大员，所发榜称为杏榜，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录取者全部称为贡士。会试后的当年，所有贡士在保和殿参加当朝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又称廷试、御试。殿试试题由内阁预拟，然后呈请皇帝选定。有时由读卷官预拟后径送皇帝圈定或由皇帝直接拟题。殿试后不落选即为进士，所发榜称为金榜，分三甲列名次，第一甲只取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后除前三名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外，其余进士随即还要参加朝考，国家根据需要从参加朝考的进士中选拔约四分之一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

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夏同龢以麻哈州学附生参加贵州乡试中举，乡试座师为光绪十八年（1889 年）壬辰科状元广西桂林人刘福姚。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夏同龢参加会试中贡士，会试座师为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状元、京师大学堂的创建者孙家鼐。1898年6月9日，光绪皇帝在保和殿殿试，夏同龢金榜夺魁。“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2］。清代的科举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在清朝初年体现出明显的民族歧视政策，满人做官可不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权，只考翻译一篇，称为翻译科，后来才改为满人、汉人同试。夏同龢当时的殿试只考了实务策一道题，皇帝就当下存在的重大问题向士子们发问，称为“策问”，士子们作答，叫“对策”。根据清制规定，对策不能少于1 000 字，考试时间是从日出考到日落，不允许点烛。夏同龢对策有2 000 字。按照清制惯例，读卷官将排在前十位的考卷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光绪帝亲自决定这十个人的名次。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9日）清晨，夏同龢来到紫禁城保和殿参加殿试，正在酝酿一场变法的主考官光绪皇帝从“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四个方面进行发问，夏同龢进行了逻辑缜密的回答，后来光绪帝钦点夏同龢、夏寿田、余陛云为新科一甲三名。夏同龢被光绪帝“亲笔御点”为戊戌科（恩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成为清朝的第112名状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25日）中国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上海《申报》登载了夏同龢状元及第图。关于夏同龢殿试策对的详细内容在马庆洲《夏同龢状元策研究二题》一文中有翔实的抄录校点。［3］夏同龢中状元后即入翰林院，授修撰一职。夏同龢与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同名，这也给了光绪帝变法图强极大的信心，在殿试两天后（即6 月11 日），光绪皇帝断然发布《定国是诏》，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拉开了帷幕，可惜这场运动只持续了103日，便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宣告失败。

全面详细地了解夏同龢的家族、交友、个人经历及主要贡献对于夏同龢研究有重要价值。因此我们先考察了解一下夏同龢的家族情况。通过对高枧乡夏同龢状元第的考察，本人找到了高枧夏氏世系简表，从简表中得知：

高枧夏氏先祖原为江苏南京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夏永昌21岁跟随戍边部队入黔，到达都匀，后定居高枧堡，享寿73。入黔始祖墓现在高枧村，高枧夏氏迄今已600 余年。夏永昌入黔后即授卫指挥，永昌生四子，夏洪、夏贵、夏荣、夏全，其子夏洪袭指挥位，称指挥将军。第二代夏全一脉到第五代夏应仕、第八代夏可录，夏可录与妻罗氏生第九代夏驭民，夏驭民与妻刘氏金氏生第十代夏朝典、夏朝正。夏朝典娶妻王氏生十一代夏护，夏护娶妻李氏熊氏生第十二代夏鸿淦、夏鸿时，夏鸿时娶妻姜氏生女夏芙衣、生子夏之蕖、夏之雨，十三代夏芙衣后来嫁给的正是西南大儒莫友芝。十三代夏之蕖娶妻汪氏生十四代夏如春、夏乘春、夏诩春、夏际春、夏畅春，十四代夏诩春生十五代夏家煌，十五代夏家煌生十六代夏同甲、夏同律、夏同荣。十三代夏之雨娶妻王氏生十四代夏长春，夏长春娶妻孙氏生十五代夏廷燮、夏源，十五代夏廷燮生十六代夏同熉、夏献芬，十六代夏献芬生十七代夏庆恒。十五代夏源生十六代夏同彝、夏同龢。十六代夏同彝生十七代夏仲穆、夏藩，十六代夏同龢生十七代夏建寅、夏伯寅、夏建国、夏苏、夏平、夏华。

从收藏于夏同龢状元第的高枧夏氏功名表又可得知：高枧夏家有史可查的第一个举人是第十代的夏朝正，他在清朝雍正十年（即1732年）壬子科中举，是高枧夏氏文化里程碑式的人物，夏朝正后担任过浙江省余姚县知县。第十代夏朝鼎①据高枧夏家世系简表，第十代只有夏朝正与夏朝典两人。但据高枧夏氏功名表，夏朝正取得举人功名，夏朝鼎获得岁贡功名。高枧夏家世系简表参考的是夏氏族谱，但夏氏族谱已散失，现夏氏族谱是1996 年高枧夏氏后人所编，主要依据是夏氏先祖们的墓碑。《族谱》中所抄录的碑文是夏氏入黔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但由于没有夏氏先祖留下的文字资料，主要依据先祖墓碑、老人回忆编辑而成的《夏氏族谱》，其资料内容不够丰富，准确性上也略有欠缺。包括高枧夏氏功名表中列有夏启祥，但高枧夏家世系简表中却没有夏启祥此人。因此第十代中人名究竟是夏朝典还是夏朝鼎尚需进一步考证。夏氏族谱、高枧夏家世系简表与高枧夏氏功名表均收藏于黔东南州麻江县夏同龢状元第。在乾隆十五年（即1750 年）获得恩贡，十一代夏护在道光年间获得岁贡，十二代夏鸿时（1768-1852）是嘉庆三年（即1789 年）戊午科的举人，担任过印江县教谕、陕西省石泉县知县、洛川县知县。嘉庆年间，十三代夏之雨获得过州廪生、夏之蕖获得过国子生，十四代夏长春在道光年间获得过国子生，十五代夏廷燮在咸丰年间获得拔贡，担任过云南会泽、永善、沾益州知州，蒙化府知府。十五代夏源在咸丰年间获得监生，担任过云南沾益州知州、南宁县知县、四川盐运使。十六代夏献芬在光绪年间获得监生，担任过云南南安州知州，马龙州知州。夏同彝在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获得拔贡，担任过户部主事，广东道员补用。夏启祥也在同一年获得拔贡，担任过江苏震泽县知县。可见除夏同龢，高枧夏氏家族也有其他一些读书做官之人。

下面来看夏同龢的交友。与夏同龢有交往联系的名流应该至少有丘逢甲、骆成骧、古应芬、宾玉瓒、陈融、林鸿超、释太虚等人。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夏同龢游历广东、澳门等地，与丘逢甲（1864-1912）结为挚友，组织纪念文天祥活动，组建“寿忠社”。由丘铸昌校点的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收录了丘逢甲一生所写的诗作，其中就包含写给夏同龢的20余首诗。关于丘逢甲与夏同龢的文化交往夏远鸣在《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往——以诗作与题字为证》一文中有比较翔实的叙述［4］，此处不赘。

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四川资中人。“从有限的文献材料来看，夏同騄与骆成骧颇有交谊。1908 年，夏、骆二人曾同游江宁。写有《同夏用清修撰登海楼》的诗篇，表达了重振国威的豪情。”［5］骆成骧作为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他才华横溢，著述颇丰，结集出版的作品有《国文中坚集》《清漪楼诗存》《左传五十凡例》《清漪楼杂著》《礼仪丧服会通浅释》等。《诗存》载诗900 余首，音韵铿锵有力，风格豪气奔放，感觉典雅清新又略带几分苍凉古意。

古应芬（1871-1931），字湘芹，广东番禺人。古应芬是夏同龢聘任广东法政学堂校长时所聘编辑。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前清秀才，1904年赴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留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1907年毕业归国后，夏同龢聘其为广东法政学堂编纂，后任广东咨议局秘书，与朱执信等参加黄花岗起义。民国后历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职。1932 年印制的《古湘芹先生逝世一周年专刊》由胡汉民题写刊名，各界名流在其中或撰文题字或作诗以资纪念。

《改良国会制度议》的作者宾玉瓒是夏同龢的学生。宾玉瓒（1871-1940），字楷南，湖南湘潭人。1902 年夏同龢任庚子、辛丑并科湖南乡试副主考，这次考试宾玉瓒被录取为乡试第一名，两人由此结下了师生之缘。1905年，宾玉瓒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四班学习，与其师夏同龢一样走上了法政之路。回国后曾出任法政学校校长，后期则倾心于佛，成为居士，并筹办慈佛学院。

《顒园诗话》《黄梅花屋诗稿》的作者陈融是夏同龢任广东法政学堂校长时所聘用教师。陈融（1876-1955），字协之，号顒安，斋号黄梅花屋，广东番禺人。1904 年与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等赴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学习，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06 年毕业回国后被夏同龢聘为广东法政学堂教习。民国后历任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高等法院院长、行政院政务处长、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陈融工于书法，熟悉诗词，善写骈文。

夏同龢好友还有林鸿超。林鸿超（1880-1953），字逊之，号超声，建筑设计师，善诗词而工于书法国画，著有《超庐题画诗钞》。1912 年林鸿超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当时同龢也是众议院议员，二人共事并因此结下友谊。1916 年，夏同龢在林鸿超先生建造的振成楼题联：“春托风生兰知领未，静无人至竹亦欣然”。

夏同龢曾详细研习过大乘佛学，与其结下深厚佛缘的友人是释太虚。1910 年，夏同龢与年仅21 岁的释太虚相识，后深受太虚大师佛学思想的影响。夏同龢非常认同太虚大师的主张，即佛学思想实为整个人类世界智慧的源泉，佛教应成为推进世界和平、促进东西文化的重要力量。“唯识学是佛学中最深最难的学问，而《成唯识论》和《成唯识论述记》则是唯识学中最核心的经典，夏同龢能自学这两部经典，表明他此时已经非常深入的研习佛学了”［6］。释太虚（1890-1947），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被世人尊为“太虚大师”。1922 年，太虚大师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招收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努力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希望将佛法推向世界。1923年，释太虚偕王森甫、史如一等人到庐山，在大林寺发起筹备世界佛教联合会，这一行动得到夏同龢与梁启超等国内各界名流及日本驻华领事江户、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等外国人士的支持。1924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释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

最后我们结合夏同龢的经历来看其主要贡献。

夏同龢是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04 年春前往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学习法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国留学的状元。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所有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日本教员上课也都配有翻译，因此学员们并不需要懂得日语也能参加学习，这就节约了大量学习语言的时间。日本法政大学当时聘请了日本顶级法学家如志田钾太郎、清水澄、冈田朝太郎等，他们都是东京帝国大学（即东京大学）的知名教授。法政大学的校长梅谦次郎博士本人也是著名法学家，使得学员们能在最短时间学到最多最全面的法政知识，高质量地完成学业。法政速成科前后办班共五期，加上补习科学员，共1 800 余人。由于法政速成科的学习没有假期，过程也相当艰苦，以至于1 800余名学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未能毕业。当然，其中也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正反面人物，如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古应芬、张知本、汪精卫、胡汉民，还有清朝四川唯一的一位状元骆成骧，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

在日学习期间，夏同龢非常勤奋，他的考试文章《清国财政论策》被全文刊载于明治三十八年（即1905年）七月二十日的日本《法律新闻》上。在由日本法政大学所编写的《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特集》中，这篇文章也被全文收入。在众多法政速成科优秀学员中，夏同龢也是唯一一个在《法政速成科特集》中留下考试文章的中国人。在此期间，夏同龢完成了《行政法》一书的编写，此书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近代行政法学的书籍。与中国另一位举人留学生曹履贞的同名著作《行政法》于1905 年8 月同时在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发行。1905 年底夏同龢回国，同年12 月，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广东提学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兴办法政学堂，并力荐夏同龢出任法政学堂监督。这是中国创办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其创办的最初目的是培养具有近代法政理念的各级官员，以便推进国家宪政改革。广东法政学堂办学6年期间夏同龢担任校长，他包容革命师生，以开明著称。广东法政学堂的师生中有一部分后来成为民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有一部分则在民国后从事法政教育或进入了法律界，为推动中国法政的近代化发挥了一定作用。其中著名的师生包括古应芬、朱执信、陈融、陈炯明、邓铿、邹鲁、金章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原广东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原法政学堂教员陈融出任校长，夏同龢则先回到贵州，后由贵州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夏同龢是最早的国民党党员之一，因党派纷争激烈，遂退出国民党，并于1913 年5 月18 日组建超然社。该社不置会长，全体社员均为事务员。所推职员皆以一月为限，届期递推轮换。超然社“以不偏不倚之精神调和党见，维持国是为宗旨”。对于接受过系统法政教育的同龢来说，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依法办事是他的政治理想，法政人的理智让他选择了超然社。1913年7月初，参众两院各选出30名代表组成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他们将肩负制定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宪法的使命。夏同龢是唯一的贵州代表。随即选举夏同龢、张耀曾、王家襄3人为起草委员会规则委员。7月19日，选举夏同龢、蒋举清等6人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理事，参与制定《天坛宪法草案》。在此期间曾慷慨出手营救因言辞过激而被捕入狱的贵州同乡天柱人王天培（后来成为著名的北伐将领）。1914年议会解散后历任政事堂佥事、知事试验委员会委员、湖南都督府高等顾问官、湖南国税厅筹备处处长、法事局佥事等职。

夏同龢在中国近代的实业方面也做出过贡献。1919 年1 月，还在江西省任实业厅长的夏同龢获得徐世昌总统授予的“二等大绶嘉禾章”。夏同龢自1917年出任江西省首任实业厅长，当时南北战事吃紧，夏竭力协助当时的江西督军陈光远，南北斡旋，为当时江西的和平做出了一定贡献。同龢认为，和平是实业发展的基础，在有限度地维护了江西和平之后，夏同龢努力推进了江西实业近代化的步伐。

此外，夏同龢还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文化人。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北京岌岌可危。夏同龢面对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于7 月18 日毅然上书朝廷，表示愿意返回贵州家乡，自筹资金招募骁勇善战的苗兵抵抗八国联军，然而软弱无能、祸国殃民的慈禧并没有给同龢报国的机会，而是选择了逃亡与妥协。夏同龢还是一位书法家。岭云海日楼是夏同龢好友丘逢甲故居书房的名字，书房两侧是夏同龢书写的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丘逢甲极为看重夏同龢，其故居大部分题字都是同龢所写。1899 年，夏同龢受西园主人萧钦之邀，为正在建设中的西园题字，“蕉榻”二字题于西园内仿芭蕉叶形状制成的椅子一侧，故名“蕉榻”。“西园”二字则是西园建成后夏同龢的补题。明末清初朱常淓制作的潞王琴（又称中和琴）曾被乾隆皇帝收藏并题字，清亡后此琴流入民间，民国初年由广东李自芳斥巨资购买收藏。李自芳曾被夏同龢聘为广东法政学堂教员，民国初年任参议院议员，当时夏同龢任众议院议员，两人又有往来，后该琴请夏同龢、黎元洪、陈宝琛、郑孝胥等多位名流题字。1920 年，夏同龢为南湖先生廉泉扇面题字，而南湖先生的妻子正是为革命巾帼秋瑾埋葬遗骨的吴芝瑛。

1919 年夏同龢从江西实业厅长任上离职回到北京，家住劈柴胡同。回到北京的夏同龢联合北京数十家富户共同出资购置地产作为广济寺供养僧人与做佛事之用。1924年夏同龢应佛教高僧释太虚之邀，与梁启超等各界名流发起组建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夏同龢病逝于北京，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西八里庄青龙塔附近。

2011年7月，夏同龢研究会成立，当时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举办了一次关于夏同龢研究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对夏同龢的哲学思想、文化内涵、思想品德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分析，确认了夏同龢为中国近代法政事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践行者和教育家，并且对夏同龢有关史料进行了考证，对夏同龢的书法艺术给予高度评价。不知不觉10余年过去，夏同龢文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有诸多不足，尚有一些研究空间还需要学界不断地去发掘。相信在一代代后继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下，夏同龢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