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確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功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摘自茅盾《我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