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宣传(1937—1941)*
2022-04-14许俊拯
许俊拯
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主要的宣传对象，在诸多对美宣传方式中，广播是重要一环。目前，学界中聚焦战时中国对美广播宣传的研究并不多见，少数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对档案材料的利用尚不充分，也未能全面展现对美广播的运作过程及广播管理机构——主要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与国际宣传处——之间的关系，亦缺乏对具体到广播这一方式的宣传策略之提炼。
本文拟综合利用南京、重庆、台北等地的档案，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和报刊材料，力求达成两大目标：第一，探究战时对美广播如何“自发音人之口，至听众之耳”，即还原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各时期中，国民政府对美播音与传音的过程；第二，通过考察对美广播的内容，分析其宣传策略，讨论国民政府如何通过广播塑造国家形象。
一、 播音相关机构的职权演变
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并无专事对外宣传的国际广播电台。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次对美广播要想成功，必须顺利完成播音和传音两步。与播音相关的机构可分为管理机构与电台本身。管理机构承担着广播电台的运营与维护、广播内容的准备与播送等任务，全面抗战期间，充当主要播音管理机构的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和国际宣传处。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因为国统区的变化，对美广播的主要电台也随之发生变更，电台管理机构及其各自的职掌亦有所改变。为方便讨论，可将1937-1941年对美广播分为南京、武汉、重庆三个时期。
南京时期自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37年11月23日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停播为止。这一时期，对美广播的各方力量未及整合，形式以名流零散的演讲为主，播音的发出地主要是南京和上海。抗战时期的无线电广播“分为长波和短波两种，长波用于国内，短波用于国外”，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短波广播电台仅有南京台，它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辖的地方台之一，主要供东南亚华侨收听，不过信号也能远达美国。此外，沪西真如镇设有交通部管辖的国际电台，该台以收发电报为主业，但亦可借助转播将声波传至美国。上海租界的美商电台对全面抗战初期的国际广播贡献良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则是这些广播的主要发起者，淞沪会战期间，该会专门组成国际宣传部，“与美国RCA(无线电公司——引者)电台接洽，向美国广播，曾请颜大使，施大使，宋子文先生，孙夫人，孔夫人等，先后发言”。
武汉时期自南京中央台停播开始到1938年10月24日结束。1938年1月到6月间的国际广播主要依靠交通部的汉口电台，但该台“电力微弱，不能及远”，于是国际宣传处在6月借用交通部设备成立了短波电台，呼号为“XTJ”。这一电台本就是交通部的设备，因此继续由交通部负责技术事宜。成立不久的国际宣传处则是其另一大主管机构，它将电台英文名称定为“The Voice of China”，所以该台也被称为“国际宣传处之‘中国之声’”。相比之下，南京时期主管中央台和南京台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在武汉时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内广播，既不负责国际电台的维护，也不负责对外播音的内容，虽然该处也有指导对美广播的职权，但基本只充当广播部门之间及广播系统与外界的联络者。
武汉国际电台停播后，国际广播经历了约4个月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国际宣传处“借用”中央广播电台，以“XRVG”的呼号开展国际广播。1939年2月6日，火速建成的重庆强力短波电台以“中央短波电台”的名义正式开播，同年6月1日，该台取消短波电台名义，并入中央广播电台，1940年1月，该台重新独立出来，改称“国际广播电台”并沿用此名至战后。
重庆强力短波台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首倡建设，开播时属于中央广播电台的一部分，中央台又直辖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因此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从重庆时期开始更直接地参与对美广播。正如交通部在武汉时期负责自己下辖设备的技术工作，重庆时期，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了强力短波电台的维护和运营。
中央短波电台正式播音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和国际宣传处奉蒋介石手谕，组建国际广播宣传计划委员会，并商定《统筹国际广播宣传事宜办法》以规范两处分工。中央短波电台并入中央广播电台前夕，又通过了《调整国际广播办法》以进一步明确各自职权。《办法》规定：外文广播节目中，除新闻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主管外，“其余时事论述及演讲等其他宣传节目，请由国际宣传处负责担任”，“所有国际宣传团体之广播节目亦由国际宣传处规划指导”，国际宣传处可谓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广播内容。
不过，整个1939年，两处在互动过程中不乏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若干次的摩擦表明：国际宣传处虽然名义上负责几乎所有广播内容，但是否播出这些辛苦准备的内容、是否为此调整节目时间表等问题的决定权都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手中。长此以往，两处实质上的关系渐渐异化为国际宣传处听命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
矛盾的累积难免带来改变。1939年10月27日，宋美龄应《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之邀发表对美广播演讲，但因为技术故障，此次演说并未成功传至美国，蒋介石大发雷霆，并借机调整广播事业。12月，在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主任委员陈果夫“依据总裁指示意见”，正式决定将原中央短波电台及其预算、经费、设备、办公场所等移交国际宣传处管辖。
然而此次调整并未让国际宣传处放开手脚，反给其带来困扰。原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众多技术人员对国际宣传处采取不合作态度，而主管国际宣传处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亦对此心知肚明。没有这些人的支持，国际宣传处不可能维持电台的正常运营，于是在1940年4月20日，董显光向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提交了调整广播组织办法四条，提出“将短波电台交回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将近一个月后，军事委员会方才同意，并附上三点意见：一为两处工作人员应在同一规章下合作；二为待遇问题应由双方事先接洽决定；三为两处如发现对方有缺点，应随时互相商讨改善，不得推诿责难。
5月20日，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正式通过调整办法，国际广播电台不到半年后重新交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新的两处合作关系以董显光的四条办法与军委会的三点意见为基础，军委会的意见前已述及，而董显光所拟办法的重点在于二、三两条：
二、将传音部分工作划分国内传音与国际传音二部，其国际传音部分，由广播事业管理处委托国际宣传处派定主持人及工作人员，并负责指挥、监督及考核之。
三、凡短波电台之节目属于对外宣传性质超过半数以上者，其传音科长由国际宣传处委派，如另有国内广播节目，则由广播事业管理处派员担任之，惟仍受该科长节制。
这两条办法规定了新时期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与国际宣传处的关系，看似回到了1939年的老路上，但实际上扩大了国际宣传处的职权。因为只要节目半数以上的内容属对外宣传性质，国际宣传处便有权委派科长主持，并节制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人员，这样便可有效避免国际宣传处意图更改的广播节目内容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否决的情况。
除此之外，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和国际宣传处还以这七条为基础采取了进一步的重要行动，即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际传音科。顾名思义，国际传音科隶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但该科科长“承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之命，负责处理科务”，这表明国际传音科的设立部分实现了董显光扩大国际宣传处职权的诉求。该科的设立，意味着重庆时期对美广播的管理体系终于稳定下来，两大主管部门的关系可被概括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掌管技术、国际宣传处掌管内容。
国际宣传处全面掌管国际广播内容，对于对美宣传的意义不容小觑，因为这代表着强调隐蔽的专业宣传策略暂时压制了强调统制的传统宣传方针。
董显光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任英文报刊《大陆报》(China Press)主笔多年，又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外电检察员，国际宣传处的雇员则多是董在新闻界的故人，因此国际宣传处可谓汇集了当时国民政府中最懂得如何把中国“装扮”成美国人喜欢的样子的一批人。具体而言，他们一来了解美国的民情嗜好，从而播出迎合听众兴趣的节目，二来注意避免美国社会已经公认的宣传行为之大忌，例如露出宣传痕迹、缺乏事实根据等。
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是国民党广播系统的老牌管理机构，长期负责管理地方电台，以求在广播界造成有利于国民党当局的统一宣传口径，“统制”可以说是它管理宣传内容的惯性，而这也恰恰是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固有观念。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周佛海的想法堪称这种观念的缩影，他曾在1938年11月4日的日记中肯定了纳粹党“以政治力量统制言论”的做法，还深以“吾国未能办到此点，且许各党派以言论自由”为憾。徐永昌也曾在抗战军兴后不久，就考虑“对于广播报纸统制以庄重国务”。可见，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都认为战时宣传须维持甚至加强国民党对宣传内容的控制和指导，而非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诱导，这便与董显光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本文无意评判两种宣传观念的优劣，但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对“宣传”(propaganda)一词最为戒惧的时期，以国民党国际宣传机器的微末力量，绝无可能在美国“统制言论”，反而只会让美国人厌弃，相比之下，以“扫除一切宣传痕迹”为方针的董显光和国际宣传处更多地掌控对美宣传，才更有可能以符合美国人口味的宣传理念增强宣传的效果。
二、 传音的渠道与效果
播音的过程在信号被发送到空间后即告结束，而该信号在抵达美国民众的收音机前所经历的是“传音”这一步骤。中美之间距离的遥远，使得中方即便拥有强力短波电台，其“节目在美直接收听人士究属少数”。当“一蹴而就”无法做到，“三传两递”便顺理成章，国民政府的方法是通过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的电台进行转播。如彭乐善描述的那样：
短波广播宣传之最有效方法，莫如利用收听国家之多数电台，以长波中波，同时转播特别重要之新闻，或演讲节目。此方法之应用，无异运动场上之接力赛跑，一字一句，自发音人之口，至听众之耳，分别由短波及长波或中波，陆续传递……广播事业发达之国家，均有全国性之广播网，其总台发出节目，可由各地分台，以长波或中波联播，以供一般人民之收听。
以对美广播而论，负责转播的大多是美国各大广播公司在中美间的地区、国家所设立的电台。如董显光在珍珠港事件后所说：“最能达到我宣传目的者莫如各盟邦中波电台之转播，过去数年中已充分证明，尤以美国各大广播公司之转播为最显著”。
美国广播公司的转播是传音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中美之间顺畅、稳定的合作机制之建立，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南京时期的对美广播便依赖转播。1937年6月，宋美龄与王宠惠的对美国广播演讲，均先由真如国际电台将声波传送至美国旧金山，再由旧金山的电台转播全美。全面抗战爆发后，对美传音需要转播这一状况并未改变，还有人据此建议：如欲加强广播宣传，大可利用转播“作为永久宣传机构〔办法〕”。这体现出中方有关人士很早就意识到了转播在对美广播时的不可或缺，并提议建立长期、稳定的转播渠道。
武汉时期，马尼拉的美商电台开始长期充当“二传手”的角色，而国民政府交通部则负责中美间的接洽。1938年2月11日，汪精卫发表了对英美的广播演讲，其传音成功之关键，在于交通部说服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用它设在马尼拉的电台接收武汉发出的信号，并将其转至美国，再由纽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的电台播送全美。有此先例后，交通部很快被建议“于每星期内至少有一次之国际转播”，该部的回函明确了武汉时期如要进行一次对美特别广播，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际宣传处、交通部和美方分别需要完成哪些工作。回函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际宣传处等分管广播内容的机构，须负责邀请演讲人，并至少提前一周告知姓名、讲题、时间等信息。交通部对非电信技术范围的事务无发言权，其职责仅在于“居间接洽及通话技术”。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公司则会先在马尼拉收取来自武汉的广播信号，再将其转至美国，由在美的广播电台转播至全美听众的收音机。按惯例，中菲、中美间的无线电话费、专线费均由美国公司出资，因数目不小，美国公司事前必须考虑演讲人是否受欢迎、时间上会否有冲突，随后才会决定是否转播。除了名人演讲等特别节目，一般的新闻播报也遵循这样的步骤。1938年6月国际宣传处在武汉成立短波电台后，向美国播送外语新闻，靠的就是“与马尼拉R.C.A电台联络，由该台负责转播全世界”。
尽管中外机构、人士为保证成功传音可谓煞费苦心，但“远程广播，技术上问题至为复杂，欲求百发百中，殊不可能。”武汉时期的对美播音成功率极低，据彭乐善所言：“二十七年，我对外广播节目之在美国转播成功者，仅有王宠惠在汉口播出之演说一次……欧美广播刊物有以‘号野人声’(Voice Crying in the Wilderness)形容我广播宣传者”。
重庆时期，对美传音迎来了改变和新常态。交通部的对外接洽之责在1939年即被国际宣传处与外交部接过。1940年6月国际传音科成立，“与国际间广播事业机关之联络，通讯，及筹商转播，互播事项”又归于该科负责。
而重庆时期在对美传音方面最重要的建树，是一条新的、稳定的转播渠道的建立。这条新渠道的核心人物是美国人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E. Stuart)，他居住在美国西海岸文图拉(Ventura)市，本职是牙医，也是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他家的无线电设备收听中国广播效果极佳。1940年5月，国际宣传处在美联络处发现了斯图尔特，立即雇用了他，并为他添置了周边设备。
如前所述，美国各大广播公司在转播中国的广播前需考虑效益，所以一般只重视名人演说。而受雇于国际宣传处的斯图尔特与以营利为首要目标的广播公司不同，他收听的主要是重庆广播电台日常播送的英语新闻和时论，在为国际宣传处服务的几年中，他也尽职尽责，据称“从未错过一天的收音”。收到来自重庆的“中国之声”后，斯图尔特要做的工作一般有以下几种。最常见的是将英文广播转写成文字稿，拍送至国际宣传处在美国办事处，包括英文宣传月刊《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在内，国际宣传处的许多对美宣传材料几乎都是这样一字一字积累而成。斯图尔特电台的收音效果可谓冠绝全美，美国政府指定的收音机构甚至都向他求取收录的文字稿进行核对，以供总统参考。除此之外，斯图尔特还几乎每天都将广播录制成唱片，送往国际宣传处纽约办事处和全美各电台播送。他的另一项职责是向重庆反馈收听效果，国际宣传处对其报告的评价是“颇足供我改进之参考”。从斯图尔特的职责中可以看出：由于传音的难度，美国听众听到的“中国之声”，往往并不是实时的，而是录制好后寄送到美国各大广播电台的唱片。斯图尔特并非唯一的录制者，为求保险，重庆方面也曾提早录制好一些重要的名人演讲，随后航运至美国，再由美国广播公司在约定的时间播送出去，1941年宋美龄的“双十节”讲话，便是循此方式，在9月末录制完成，随后空运美国，10月10日由美国电台播送。
重庆时期传音的成功率显著高于武汉时期，以新闻、时论等一般节目而论，据董显光回忆，“斯图尔特博士从未错过一天的收音”，即便这记载有些夸张，但也能说明“中国之声”在1940年5月后几乎天天都能抵达美国，若干收音记录也显示重庆时期的对美广播基本没有完全听不到的日子。除了成功率提升，清晰度也明显增强，1940年4月18日宋氏三姐妹的对美演说“播音极为清晰……可谓空前成功”，是年7月8日蒋介石对美广播演讲“声音之清楚，远胜前次孔孙蒋三夫人广播”。
不过，重庆时期的对美广播也绝非百发百中，以演讲等特别节目为例，宋美龄这样重要人物的对美广播演说也难逃偶尔的失败，除了1939年10月那次以外，1941年11月宋美龄与宋蔼龄借国际广播电台对美广播，美方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台负责转播，事先多次试播效果良好，但最终结果仍“完全失败”。降低广播成功率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影响。自然因素包括了“时令，气候，日斑(Sun Spots)，天电(Statics 即静电—引者)，磁暴(Magnet Storms)”等。人为因素则包括日方的封锁，美国收听高峰时段的节目拥挤，中方的沟通不畅、器材耗损与电台因距离过近而造成的互相干扰。
当“中国之声”历经“险阻”获得了走进美国千家万户的“入场券”后，它又能吸引多少听众呢？国民党官方的零星记载与报纸的少量报道显示，蒋介石等名人的演讲有过数以千万计的听众，但且不说这数据本身恐有水分，它也难以反映日常的广播节目会有多少美国人收听。所以，由于材料的缺乏，对美广播宣传的受众研究，即便是测评听众规模这样的基础层面也难以完成，遑论将宣传产生的效果准确地从其他社会因素中剥离出来，以及将广播这样一种特定的宣传方式之效果从总的宣传效果中剥离。
不过，确有民意调查显示，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美国人中对中国抱持同情的比例出现了不小的增长，从1937年8月的43%“亲中”、低于“中立”的55%，增长到1939年5月的74%“亲中”、高于“中立”的24%；1939年8月，已有81%的受访美国人支持日美商约不再续期；1940年年初，75%的受访者认为应对日本禁运战争物资，而到了该年10月，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0%。尽管无法具体量化这些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民意转变，多少是对美广播的功劳，但对美广播的助力作用应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称1937-1941年对美广播宣传在总体上是有正面影响的，当不违背历史事实。
三、 广播内容及其宣传策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广播事业极其发达，美国听众可收听的节目非常多，中国的节目即便能被收到，恐怕也常遭忽略。为了增加节目被美国听众选择的几率，最直接的“笨办法”，就是增加对美广播的时长并尽可能将节目安排到美国人收听广播的高峰时段。正如王慎名所说，“任何播音时长的增加都是有价值的”，而如果把广播时间调整至“美国收听远东广播的最佳时段……就算不能改进收音效果，我们也至少能多收获一些听众”。
重庆强力短波电台的节目时间表可以最为直观地体现出国民政府对美广播时长与时段的变化：
各阶段中央短波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对美广播一般节目时间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重庆的强力短波电台正式开播以来，每日对美广播的时长及其在国际广播总时长之中的占比有涨有落，但时长至少有1小时30分钟，占比最低也达13%，自1939年末又回到20%左右，后升到25%以上，如算上对夏威夷的广播，时长占比超过30%。1941年5月后，因空袭严重、设备耗损广播总时长被“腰斩”至7小时30分钟，但对美广播则仍有1小时30分钟，仍占全部节目的20%。自1940年起，广播时间的分布也更为科学，充分考虑到了美国东、西海岸与夏、冬令时的区别，并保证当地时间晚6时至7时、10时至11时这样的黄金收听时间都有中国广播可供收听。而表格无法囊括但若干份节目时间表还能显示的是：对美广播的时长从1940年起便过了英、苏等任何一个潜在盟国，且对美广播节目中，英语节目的时长和占比均持续走高。
不仅是新闻、时论等日常节目，若考察以名人演讲为代表的特别节目，人们也能发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对美广播已经成为时长最久、时段最佳的国际广播。以1941年元旦的特别节目为例，国际广播的总时长为4小时，对美节目就独占了2小时30分钟，且时间兼顾了东西海岸的早晚收听高峰期。
从广播的具体内容来看，因中美日三国关系处于变动之中，对美广播的材料选择与宣传重点也随之变动，不过变动之外也有长期坚持的核心诉求。行政院在战后曾总结：“播音节目……按照国策因时制宜，随时调整改进。”蒋介石更在战时便强调“对美宣传工作应于每一时期中集中一点努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对美广播有两个调整宣传重点的关键节点，一是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结束，二是1939年9月欧战爆发。
在蒋介石看来，全面抗战初起时，“外交除意国袒倭与美国态度不定外，余皆可与我以同情也”，直到9月下旬“美国态度”才“渐好转”，蒋认为这种好转“固吾坚忍牺牲之效，而尤得力于吾妻宣传之功也”。宋美龄当时身在国内，她的“宣传之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广播，1937年9月12日的对美广播演说就是代表。在演说中，宋美龄揭露了日本的侵略事实，并警告美人在华利益或“同将见毁于此野蛮暴行之手”，她还宣称：中国的希望是“吾人之主张与效力，得获条约之援助”，中国的抗战是“为主权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条约之尊严而战”。显然，这次广播的重点在于呼吁美国履行条约义务，制止日本侵略，而这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前对美广播宣传的重点。该阶段对美广播的形式以名流演说为主，名人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邻家失火”的比喻来形容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对美国的影响。这样比较，一是为了表达“火这东西，是没法子叫它局部化的”，二是为了促使美国“尽善邻之责，奋起协助中国”，它显示了抗战初期对美广播的重点，即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号召其制裁日本、援助中国。
不过，因为布鲁塞尔会议最终未能产出任何对日本的实质性制裁，国民政府呼吁美国维护条约尊严、干预中日战事的广播宣传策略至此基本寿终正寝。但是，反对孤立主义与要求美国制裁日本、支援抗战则成为对美广播长期的主旋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几项诉求始终是国民政府对美广播的重点。
面对抗战难以短期结束，国民政府持续向美国展示自己坚持抗战的能力和信心。抗战一周年之际，中国对美广播便极力宣扬中国越战越强，例如王宠惠“举出种种事实，证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于过去一年均有进步”。到了1939年，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在新订的宣传方针中要求继续强调中国“确具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条件”，以坚定国际社会对中国坚持抗战的信心。王宠惠在是年5月的对美广播中甚至夸张地宣布“我国愈战愈接近胜利……前途极为光明”。
欧战爆发后，中国在广播中呼吁美国制日援华的声音更盛。1941年5月，国际宣传处组织西南中外名流对美广播演讲，以响应联合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在美发起的募捐活动，在1937至1941年间国民政府对美广播中的声势于此时达到极盛。但是，除了坚持长期的宣传重点，对美广播的内容也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首先，随着中国逐步意识到坚持抗战对英美列强的重要意义，并在欧战爆发后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对美广播中出现了对美援的更具体要求。卫生署长颜福庆请美国援助“医药人才、用品及学校设备”，蒋廷黻希望美国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制度，宋美龄“吁请美友人援助中国之病人、伤者及流离人民”，郭泰祺则直接索要“大炮飞机用以击退日人”。
第二，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前的对美广播极力避免引起中国欲将美国拖入战争的误会，以免授美国孤立主义派以口实。董显光在做“邻家失火”的比喻后还要说一句“中国人固然希望我们的火，不要延烧到你们财产的区域里”，顾维钧也强调“中国现不欲美国加入战争，或牵入此次冲突之漩涡”。但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显然有催促美国对日“采取断然之手段”之意，除了体现为要求更多、更具体的援助外，也体现为敦促美国加大制裁日本的力度。
到了1940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更开始积极把自己包装成与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借此呼吁英、美与中国合作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通过广播向美国表达的期待也渐渐超出外交层面，而不再避讳对美国参战的渴望。1940年10月中旬起，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便大肆宣传中国同民主国家的不可分割、抗战对英美阵营的巨大贡献。蒋廷黻将在滇缅公路重开后宣称“民主国家之使命，乃完整不可分的一体”，胡适在全美直播的演说中称“此一战争，美国即不实际参加，亦将威胁美国之基本……美国实握救援民治政体锁钥，如欲民治政体胜利后，美国亦须参加议和维持和平”，众所周知，中立国难以加入战后和会，故而胡适的潜台词正是希望美国参战。进入1941年，中国的宣传攻势丝毫未减，郭泰祺在上任外长伊始便宣称中国之抗战“对于英美民主主义之贡献殊巨”，吴铁城亦强调中国是为世界民主而战，而孔祥熙更是相信“美国必能在此公理人道之伟大因素下与吾国合作”。
不论采用何种策略，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宣传终将服务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对美广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之突出特点，是中国呈现出与美国在理想与利益层面的相似性。正如国民党中宣部认为的：欲博取中立国家之同情，交战国应该“使用无线电广播强调她和中立国家在理想和利益两方面在在相似”。
同样，一个在理想与利益两方面都与美国充满共性的中国，也符合美方的期待。理想层面的相似性又可分为宗教文化与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前者以宋美龄的对美演说表现得最为典型，宋曾将宗教称为“文明之柱石”，而把西方各国在抗战初期的袖手旁观看作“耶稣信条……堕落之先声”，又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以十字军之精神肩荷十字架，向前不绝猛进”。卢沟桥事变前的30多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基本处于“仁慈时期”，不少美国人对中国抱持着一种带有传教热情的“恩抚主义”，坚信中国可以接受美国的教化而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民主国家，当战时中国的广播不断暗示中国或将在具有基督道德的领袖之领导下完成抗战与建国的事业，美国的援华派自然会觉得十分受用。
在政治制度层面，对美广播刻画的中国形象之特征则是：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是“自由之中国”，中国近年来的政治有着充分的进步，中国人民享有以新闻自由为代表的众多政治权利，且中国未来必将实行民主政治。而早在19世纪末美国开始对华输出美式生活方式时，使得“共和、民主的政体在中国建立并繁荣”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作为“自由国际主义者在美国参战前最响亮的发声”的《美国世纪》一文，又一次立场鲜明地号召美国“与世界人民分享我们的权利法案、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即继续向世界输出美式民主制度，因此，持有国际主义立场的援华派们，无疑仍抱有“门户开放”时代以来的、对中国民主化的期待。
中美国家利益的“汇合”则更为重要。正如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说，战时“要想赢得中立国的友谊，就要引导中立国认识到他可以从击败我们的敌人这件事中获益”。关于中美两国的利害关系，中国的对美广播着重强调：“要维持世界和平必先维护远东和平”，中国之抗战不仅是自卫，也“对于英美民主主义之贡献殊巨”。中国广播所塑造的抵抗日本入侵、以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的形象，可谓正中美国援华派政治家的下怀。1938年7月，美国外交官范宣德(John C. Vincent)在给国务院特别顾问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的信函中流露出的观点，与中国的宣传话语几乎如出一辙：“只有中国的主权得以保存，美国(在中国)的权益才可能继续存在”。亨贝克显然与范宣德所见略同，他在和进出口银行行长商谈对华贷款时，力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援助中国。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建议美国给予国民政府军援，并将此视为“替美国买下最便宜的国防线”。一个能够坚持抵抗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中国广播极力突出的要点。
不过要明确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方广播所塑造的中美两国的相似性并不合全体美国人的胃口。事实上，孤立主义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舆论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大多数美国人在道义、精神上支持中国抗战，但对直接参战持谨慎态度。而赞成援华制日、号召美国干涉远东事务的，只有部分持国际主义态度的政府要员、院外名流以及支持他们的民众，他们被统称为“援华派”。
余 论
国民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对美广播，经历了南京时期的分散、武汉时期的惨淡和重庆强力短波台开播之初的磨合，总算在1940年夏季之后达到了机构分工的平衡与传音渠道的稳定。马尼拉与斯图尔特两个中转节点的确立，是对美广播技术层面的主要保障，国际宣传处主管广播内容、从而使用适合的策略塑造与美国具有相似理想与利益的国家形象，则是宣传效果的增长动能。
当然，以上条件决定的都是宣传的“话语”，但仅有“话语”显然无法使宣传奏效，现实的配合也相当重要。毋庸讳言，太平洋战争前对中国宣传最有利的“语境”，是日本对美国利益与国际公义的公然破坏。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早在1937年12月就“非常愿意承认中国对外宣传的效果一向比日本的宣传好”，因为无论日本如何辩解，美国人只需反问一句“但你们是在中国土地上打仗”便可轻易驳倒，所以美国出现反日情绪是有充分根据的。曾虚白曾自豪地宣称，“就宣传资料的选择言，我们的格言是个‘真’字”，尽管他的说法不免有些自夸与饰非，但也体现出，占据道义高地给了中国的宣传者们充足的自信与优势，正如曾虚白所说，“在抗战中，我们的宣传，以动机纯洁，故有左右逢源之快，敌人因动机卑劣，故捉襟露肘，丑态毕呈。这种成绩优劣的对比，与其说决之于宣传技能之高下，不如说是发动战争时的命定”。
最后，亦不能将对美广播所起到的正面效果全部归功于中方的宣传者，美国援华派对宣传策略与内容的建议同样重要。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际宣传处在美国的合作者绝不只是收录、转发中国广播的沉默零件，而会主动提出诸如“择善时间”“加说广州语”等建议，或是索要广播者个人小传及“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信息，以此提升后续宣传的质量。影响更大的，是援华派中知名人士组建的民间组织及在华传教士背后的教会，许多中方要员的对美广播演讲，就是应他们的邀请而做的。他们也能在美组织声势浩大的社会活动，从而为中国的对美广播提供契机，并与之形成应和。如1941年5月联合援华会发起旨在为中国抗战募捐五百万美元的“中国周”，国际宣传处借此组织了71次西南地区名流的对美特别演说，加上之后广播稿的刊印与录音的循环播放，形成了太平洋战争前中美合作造成的最大广播宣传声浪。赛珍珠(Pearl S. Buck)还直接影响宋子文对美广播的内容，她曾希望宋子文在一次对美广播中将孙中山的生平和民主思想与华盛顿作比，称“您将在我们的协助下获得相关材料”，透露出一种不容拒绝之意。而赛珍珠将孙中山与华盛顿作比，同前已述及的美方人士要求中国提供“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之信息一样，其目的都在提示美国民众中美两国在文化层面的共性，并暗示中国是美国先进制度的学习者。另外，还有美方替中方演说者“代笔”的案例：1941年4月，在美国“来华之远东情报科长”的建议下，何应钦做了一次对美演说，“广播文稿亦为该科长交来”。综上所述，美国援华派对中国对美广播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其背后的启示是：不可如大多数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所自夸的那样，将美国援华派宣传国民政府的行为视作中国宣传者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美国援华派实则具有相当的主观能动性，并反过来改进了中国的宣传。至少在广播宣传这一层面，中国宣传者和美国援华派是心照不宣的合作关系。也正因如此，不必夸大中国宣传行为本身的魔力，1937至1941年间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对两国共同理想的建构及共同利益的强调，才是保证宣传效果之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