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一词汇最早出现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自然界的“天文”相对应。古人仰观天文，想要明了“刚柔交错”而知变守时，以指导社会活动，一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的，“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我们体察人文的深刻内涵，目的也是要“化人”，精到而全面地规整人们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达到“有文明而各得其分”的目标，这与马克思当年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有着极大的相同点。

马克思认为的“总体的人”，是技术与精神平衡的产物。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在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在不断填充或者说挤压、“倒灌”精神生活的空间。当前部分研究者认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传媒平台最重要的趋势，可以不断满足受众对信息个性化的定制需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定制本身基于物质技术的进步，是物质生活的“倒影”，却在相当程度上撕裂、消解甚至湮灭了受众对相对客观完整信息的接受能力，使其在相当程度上沦为“信息的动物”。而信息世界“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则会进一步放大不良信息的影響力，会对人文精神世界造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对此深表忧虑，“我们的社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乏理想、缺少诚信，数典忘祖、历史虚无，恶搞经典、亵渎英雄，金钱至上、自私贪婪，是非不分、美丑不辨，言行粗鄙、娱乐至死等不健康不文明的堪忧言行，以及富而不贵、荣而无华，实用功利、精致利己，草根草莽、土豪狂妄，网络暴力、饭圈文化等虚荣偏狭的低劣品性”“其他一些看似细小却不容忽视的日常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表明，口袋普遍鼓起来之后，人们的脑袋也亟待丰富和充实起来”。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以“预置”的方式展现物、构造世界。“预置就是为这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的保有”。但实际上，社会发展从来都不是一个“预置”的世界，生活的直接经验和人文精神的关怀向度，都是平衡物质“预置”重要手段，也是在物质文明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人类生活价值与意义的重要方法。所以，我们需要在技术化、物质化的社会中保持物质技术与精神情感之间的平衡协调，使人不至沦为“单向度”的工具。

构建物质技术与精神情感的生态平衡并不是指将两者合二为一，或者用其中一种去消解或取代另一种，而是要使其两者融合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次重大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是物质技术田野上开出的“人文之花”。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两者的结合有了更为全面清晰的规划和指示。“当今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百年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跨越，进入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继续不懈努力的新时代与新征程。在此过程中，作为时代核心主题的‘发展，已然不再仅仅是经济，而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协调推进。换言之，人的精神思想养成与心灵智慧培育，是新时代中国高品质内涵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同时，也使诸如‘人心‘人性‘人情‘人品‘人道‘人格‘人伦等的修为状态及高下好坏，成为评价考量发展品质与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吴文科委员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

所以，强化人文精神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学生是未来建设的生力军。但同时，他们可能也是受到“预置”物质技术侵蚀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早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梁思成就曾认为，过分注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教育，就会出现道德沦丧的现象，只有科学技术而没有辉煌的人文思想，人的精神世界就要走向歧途。早些年复旦医学研究院优秀研究生投毒致室友死亡等多起校园案件，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部分学生缺乏人文精神的注脚。为国家和民族“源头活水”的纯净度计，为提升青少年、学生群体的综合素质计，都有必要将强化人文精神的“基点”放在校园中，把教书育人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系统工程，力求避免功利教育、应试教育的误区，做到通识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学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相结合，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意识——如社会主义民主意识、环保意识、社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等作为重点，从根子上把“总体的人”的形象竖立起来。正如吴文科委员强调的，要“全面加强各级学校人文教育的课程比重。进一步加大对高等学校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专业的扶持力度。利用各种渠道强化面向全社会的美育工作。通过‘强弱项和‘补短板，纠正并扭转长期以来全社会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和重器轻道偏向”。

同时，吴文科委员还建议，要“着眼顶层设计，整合现有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力量。成立从中央到省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形成我国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共同发展格局，切实强化人文科学服务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智力支撑”“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学术成果的传播普及和推广利用力度，使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矫正虚荣浮躁心态、扭转实用功利世风、赋能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大力量”。

物质技术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难题，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对我国文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崭新的时代，深刻地体会到了物质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其对人文精神的巨大“格式化”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厚植人文精神于物质的科学性土壤之中，保持两者间的合理张力和生态平衡，以促进我国文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真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马瑜）33EBD304-C2FC-45FB-AA12-29B91118CA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