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秀

谈自己的创作，感觉是一桩硬着头皮做的事，就像是生完了孩子，再去回顾并讲述如何怀上这孩子，以及怀孕过程直到分娩的种种。其实，那个从头到尾的过程，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支配，而之后再去谈论时，却不可不理性，自然不如创作来得兴奋。一篇小说从产生灵感到最后成品，颇似女人怀胎，这期间伴随的欲望、冲动、紧张、煎熬、期待，是生命的一段特殊旅程。你怀着那“孩子”，为其健康完美的出世做着所有努力，但你却并不知他或她究竟长啥样儿，这份未知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是一种诱惑，至少在我是如此，一次次修改，也令我乐在其中，这是写散文所没有的乐趣。《铁芬尼，以及不确定的卧室》的创作过程，正是给了我这样的写作体验。

文学本质上是书写记忆的。散文是作家对记忆中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人和事的书写，而记忆在小说创作中则是作家得以展开虚构的基石与跳板，就像两团面，记忆在散文里就是那团并不发酵的面本身，而在小说里，记忆则是那团发面的酵母，而非那团面了。所以小说写作给予作家的创造空间和自由度是令人神往的，当然也是考验作家是否具有从现实的土壤腾飞起来的能力，如何用好记忆这个“酵母”，使面团发得恰到好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哈金所说的“虚构比非虚构高级”。虚构的艺术能更真实地揭示生活的真相，即使在一个短篇里，你可以投入人生的多重经验，复杂的混合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经验与思想，就如撷取海洋里一朵浪花，那朵浪花也必是咸涩的带着海水的所有元素。

这个小说灵感来自我移民加拿大后的一段打工经历。那段颠覆我在所有人生经验的工作经历，曾被我以散文的形式记载过其中的感受和见闻。但总觉不过瘾，好似浪费了那段人生。那个曾让我每天出入的华丽场所和经过我手的奢华物品，以及在那场所里的买家与卖家，集中了现代都市人的精明、虚荣、欲望和焦虑的空间，金钱、势利与心机混合着时髦的华丽外表而构成的女性的角逐场，那光鲜亮丽的场所和奢华的商品与身在其中的人物之间的某种紧张，某种心理上的落差，蕴含着现代社会女性与其身处的环境、时代之间的相融与相悖，是一个颇有戏剧张力的舞台。创作这个小说最初的念头便是源自这个“舞台”在我心里的“发酵”，终于成为女主钰苏在小说里的主场，也是我为故事设置的第一场景。

故事围绕着皮草店销售员钰苏为自己生日买一条铁芬尼项链，却不想让人知道是她自己付账为自己购买这个矛盾而展开，这一几乎贯穿全篇的矛盾，在一个离异的单身女人身上发生了一系列内心纠葛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并由此一层层透视出女主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的逼仄。最初，我只是设置了女主在皮草店和铁芬尼珠宝店两个活动场景，而卧室为主的家和她的婚姻，包括前夫，则处于隐形场景，作为虚写的故事副线。但我在修改中想到，现实中倘若钰苏们拥有美满的婚姻家庭，她们在职场上的压力就会得到缓解，至少心理上不那么焦虑，毕竟她们还有退路。然而事实往往相反。于是我把卧室和前夫推到了前台，与另外两个场景并列，形成三角鼎立的立体叙事，从多维镜面折射出女主陷入职场与婚姻内外交困的双重压迫之下，而这种双重困境正是现代中年女性普遍的命运。

钰苏围绕着一条铁芬尼项链，企图制造出自己仍在婚姻中并且被宠爱着的假象，这看似极度虚荣，却绝非莫泊桑《项链》所描写的那种女人普遍追逐的表层虚荣，而是潜藏着另一种现实的悲哀。在现代社会里，婚姻对于青春已逝的女性有时就是一个防护盔甲，尽管你背着那个盔甲万般不爽，但至少外界的矛戟暂不能直接戳到你的柔软处。在尚未拥有新的盔甲之前，那旧的即使已经丢弃的盔甲，还需要假装存在，生活里没少见唱“空城计”的女人。钰苏的“虚荣”里不仅仅透露出她对一个曾让她感觉爱情的婚姻的某种眷恋，更有一层对外界的防范。而那个金太太对她的态度，让钰苏后悔自己告知了实情，也就等于她在金太太为代表的一类势力前失去了防护盔甲。所以，钰苏看似虚荣的行为，透出的是更深的悲哀。我是带着悲悯而不是批判态度来写钰苏这一层面的心理和行为的。与此相关的种种幻觉，如钰苏对铁芬尼经理让的暧昧遐想，对卧室墙面刷新的梦见与现实的混淆，铁芬尼的落空，直至迎来令人惊心的租客，女主美好的想象和努力的一次次落空，恰恰反衬出现实的残酷。

小说的结局，并非我在构思时就设定好的，钰苏到底会走向哪一步，在我的笔下并不确定，就像她实际生活中的不确定一样。这个结局不是我的笔把人物带到那里的，而是我被人物牵着鼻子走了。当钰苏迎来第一个租客，本应是她努力重启生活的起点，却不料留下一个残酷的悬念，把女主逼到近乎崩溃的边缘。但在残酷中我试图为女主留一线可能的转机：那口罩之下可能并非是前夫，他们只是酷似。又可能是女主在生活的种种逼迫之下患上焦虑症而生出的幻觉。我在关于卧室墙壁的描述中已经透出女主最近常常把梦里的事和现实混淆。说实话，作为作者，我自己都几乎无法确定，这个带着一个女友酷似姜凯的男人究竟会不会真的是钰苏的前夫，我想留给读者一个空间，去思考女主在悬崖边是否还有后路？谢天谢地，故事发生在疫情爆发初期，口罩，当下全人类最流行的一个物质细节却成为了小说里一个特殊意象，令人在真伪虚实之间不知所措而又心存侥幸。

小说主人公的移民身份，很容易让人读到移民的生存困境，固然没错，但这远不是我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所在。有抱负的移民作家，都在试图“写出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石黑一雄）。如果把他们笔下的异乡人的故事局限于移民生活的反映，那多少存在着误读。钰苏本身围绕铁芬尼的心理和行为，与时代生活的潮流是处于“不正确”的状态，而这恰恰是女性特别是中年女性的生存本相与现实宿命，即使在女权运动多年后的今天，现代女性其实一直处于伍尔夫的“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张爱玲的即使“那爱情千疮百孔也要维持下去”的挣扎中，尤其中年女性更是这夹缝里最无奈的一族。钰苏的离婚并非她三思而后行的抉择，尽管她事实上采取的行动除了外因来自对方毫无怜惜的逼迫外，内因也是源自她的女性尊严和对生活重建的欲望，但围绕她的现实，无论从职场、家庭婚姻，还是身边的朋友（金太太等），实则都形成了对其合围的态势，逼迫她退回到“卧室”去。悲哀的是，最后的私人领地卧室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所在。而所有对女主合围的势力，与时代的主流叙事语境对女性的鼓励张扬恰是背道而驰的，但这就是现实。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写了一个女性决定逃离家庭，并且得益于强力的帮助，但最终半途而废，又缩回到她不满的婚姻中去。而我写了“逃离”之后女性的状态，似乎更为残酷。对于新移民尤其原本的文化阶层职业女性，地理空间的改变所带来文化上的失根、职业上的断裂、社会地位的颠覆，使她们婚姻中曾经被遮蔽的黑洞更容易暴露和凸顯。我觉得现代小说特别值得关注书写那些世俗的日常中的普通人的人生，那种并非刀光剑影、并非大起大落、无大冲突大戏剧的庸常里，虽没有外部的惊悚，却存在着内部的恐怖，那种被褥之下蠕动着小虫的不寒而栗。就像这个小说女主的外部存在都是光鲜亮丽的，从华丽的工作场所到高尚住宅区的居家环境等，但女主的实际生活与内心困境却是令人不忍卒读的。她富有品味的审美布置的卧室和床铺，却可能迎来的是自己的前夫及其新欢。这一笔是残忍的，而这正是我们身处在貌似平和的现实中的残酷。

在诸多外部疯狂的进步和我们自身在这种进步潮流的裹挟或追逐中，我们的生命现状和精神内在是同步获得更广大的世界，还是萎缩到立足都困难的境地？卧室，在小说里既是现实主义的物像实证，也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隐喻和象征。我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疫情爆发初期，女主在现实中的种种不确定和结局的悬念，暗合了疫情之下人类的处境与对明天的未知。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林 晨

特约编辑：郑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