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凌 郑润良

作为一个从内地漂泊到国外，又回到香港定居的写作者，周洁茹笔下的生活镜像丰富多变。然而这些镜像是碎片化的。从她近期小说集《美丽阁》看，有这样三种类型。一是《佐敦》《婚飞》《美丽阁》中香港的“阿珍的故事”;二是以《盐田梓》《布巴甘餐厅》为代表的“我和珍妮花”在香港的故事;三是《682》《黄蜂爬在手臂上》《布鲁克林动物园》中的香港职场故事。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大多是生活镜像的片段，呈现出繁华都市中个体生命境遇，凸显出喧闹的现代城市中个人的迷惘、困顿或荒诞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四处打工的阿珍们，还是出入香港标志性景点的珍妮花们，还是因为紧张的工作、冷漠的同事关系等压力而导致身体一再发生莫名症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的“我”，其实都是一个个不甘沉沦、不甘寂寞、不愿服输的“香港女人”，这些女性面临着性别困境和情感困境，还有作为新居民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在家庭关系、同性之谊、职场生态等不同生活镜像中她们有着各自的生命体验。

片段的真实性和人生的虚无感

“周洁茹的小说犹如一面碎在城市路面上的镜子，我们从每一片碎镜中可以窥见一个人生片段，而无数个碎片拼合起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影像。”《美丽阁》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中游走的是常被遗忘与忽视的小人物及其生命里最琐碎的日常生活。对碎片的精雕细琢使其文本呈现出如X光下的毛细血管那样清晰真实，由此可见隐藏的病灶。周洁茹近作从表现手法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佐敦》《婚飞》《美丽阁》为代表，记录日常生活片段，用写实手法对港人生活进行白描;另一类以《51区》《拉古纳》《布鲁克林动物园》《生日会》等为代表，从“我”的视角出发，将人物外在行动与内在心理意识穿插交替，现实与影像错落迭起，构成随意、虚无的生命体验。《美丽阁》《佐敦》《婚飞》记录了作为新居民女性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生活真实片段，讨论这些角色给她们“在地生活”带来的考验与磨难;而《盐田梓》《布鲁克林公园》《和维维安一起爬山》等则倾向于探索新居民社群中女性之间若即若离、和而不同的关系;这些小说书写片段都与城市地景、新居民女性紧密相关，或倚重写实手法，或依托现代主义技法，描摹城市中的生命个体生存体验和精神状态，展示城市中个体生命的差异与活力。《51区》中，“我”在沙漠中，迷失于“尘土的后面，无限的尘土”却无处可逃;“拉古纳”的海滩餐厅中，“我”在与友人沉浸于思索各种二律背反的人生命题;在《布鲁克林动物园》中，“我”在出租车上同时经历了一场奇妙的空间与时间之旅，徘徊在回忆与现实的间隙。这个“我”虽然在现实和意识世界的更迭衍变中体验着人生的虚无，却仍然凝神聚力，在生命荒漠中，将所有的饥渴、荒芜、孤独、恐惧转化为养分，最终回报世界以勃勃绿意。于是，“我”，既能看到“尘土的后面，无尽的尘土”这样的孤独、惶惑，又能看到虚无镜像背后存在的“蓝天白云”和“好大好大的圆满”。

周洁茹不仅对生活片段做了真实细腻的描写，对人物心理也有着极其细腻的体会与精准表现。在《美丽阁》这些小说里，人物的意识活动始终是中心，但这中心却绝不是游离于环境、人事的独立意识流。周洁茹在作品中着力描写新居民女性境遇的差异，刻画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人性的弱点。因此，她笔下的片段呈现了个体化、碎片化的状态，琐碎的日常生活是描述的重点。然而，在这些貌似支离破碎的虚无人生片段中却能够始终贯穿一条情感的主线，将新居民的生命体验中某些具有共性的特质，延展为具有人生共通的经验，隐秘而有力地触动读者的心弦。繁华喧嚣的都市中，孤独感和虚无感是生活的常态，也是人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布巴甘餐厅》中描写了主人公外出游玩时与同伴发生意见不一致的情节，但结局“我”总是妥协于珍妮花、维维安等人的主张和观念。在这里，友情成为主人公在异乡都市生活中面对难以排解的孤独感和虚无感唯一的救命稻草。周洁茹以波澜不惊的笔触深入到都市中产女性枯燥机械但又无助脆弱的日常生活，展现出她们孤独、落寞与虚无的人生体验。

去中心化与陌生化体验

基于琐碎真实的空白感本质是无中心的喧嚣，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首先在形式上体现为去中心化。“周洁茹小说中简洁的存在线条，压抑不住的内心风暴以及那种令人心酸的人在存在面前的无能，曾深深地触动我。她在骨子里是孤独的，只是，近年来她的孤独越发平静，这种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更像是她献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礼物。”这是谢有顺非常传神的一段评论。从《盐田梓》到《盛夏》，都有大段的人物对话，作者并不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起承转合的推进，有语言而无人物、有对话而无情节的片段叙事，形成了《美丽阁》碎片式的、去中心化的叙事特征。想要在周洁茹的小说里寻找到主题或者叙述焦点实在是不易，家庭关系的对峙（《婚飞》）、朋友关系的疏离（《布巴甘餐厅》）、同事关系的隔膜（《682》）及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乃至仇视（《盐田梓》）以及一些漫不经心的对话，各怀心事的闺蜜渐行渐远，浑不搭界的神游天际，实际上都在言说一种生活永远在别处的人生状态。然而，在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段中，在标准的快节奏港式生活中和没完没了的个人琐碎中，周洁茹却能呈现出惊天动地的爱恨与悲欢。周洁茹从不刻意塑造“典型人物”，她热衷于表现和关注的是单调乏味、饱含伤痛、令人失望却又不得不满怀希望的生活本身。于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我”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与对“典型人物”写作理念的摒弃一样，周洁茹取消了“我”的主人公光环，而以不那么饱和的色度将特定的场景画面、流动繁杂的心理体验以及与之相契合的简约凝练的语言融为一体，书写出立体又别具特色的故事情节和人生体验。以《51区》《拉古纳》《布鲁克林动物园》《生日会》等为例，从“我”的视角出发，将人物外在行动与内在心理意识穿插交替，现实与影像错落迭起，构成随意、虚无的生命体验。

周洁茹注重空间性，地域性是其小说中的重要元素，它们提供背景，或模糊或清晰，同时更像是表现作者与城与人的疏离感。作者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写作观，决定了其小说人物在空间里的隔膜并不来自于漂泊，相反，“失城”源于“在地”。一方面，周洁茹笔下的人物深入城市肌理，在进行吃饭、上学、看医生普通而又正常的生活，城市的名称被分解为公交、地铁、餐厅、商场、公园、岛屿等的名字，人被纳入这些城市碎片，与城市交织在一起，骨血交融。然而陌生化体验不断扩展，从心底蔓延到城市生活。小说中通常有两类女性，“阿珍”“阿芳”“阿美”等普通女性大都过得很苦，在生活的漩涡里挣扎;另一类女性叫做格蕾丝、珍妮花、维维安、瑞贝卡和“我”等中产女性，她们大都生活在香港，互交朋友，帮忙搬家，去酒会，一起八卦、旅行，在沿途的博物馆、餐馆漫无目的地聊天、观察路人。无论是社会底层的阿珍等还是已在港城立足的格蕾丝等，她们共同体现出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周洁茹的小说不是生命中无关痛痒的装饰，而是人世里实实在在的挣扎和生存。周洁茹虽以香港都市魅力为背景，但她笔下的故事反映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有广泛的心理疗愈意义。另外，从叙事上，周洁茹也追求陌生化的效果。以《帮维维安搬家》为例，它的结尾非常突兀，本来是一件平淡至極的搬家小事，到最后却演化成了一桩惨烈的车祸现场，实在是超出了读者的心理预期。小说中还通过对话不断推动情节，渲染并营造完全出乎意料的结局。正是一来一回的两人对话，于平淡中奇峰突起，在没有故事的地方营造出故事，在小故事中营造出惊世骇俗的效果。不评论，不抒情，也不透露故事的结局，只是凭借着两位女性对话推演出高潮迭出的戏剧性情节，在对话中不断延展和突破生活的空间场域和时间界限。各种看似支离破碎的记忆，看似漫无目的的问答，成为故事转折的关键点。看似散漫毫无逻辑的叙述不仅没有脱轨，反而是在一条非常精密的轨道上运行并达成陌生化的期待效果。

时空的游离与记忆的缺失

《美丽阁》的小说中，呈现出了与周洁茹以往小说不同的面貌，而时间观念与地理意识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在其小说中呈现出了一种“历史终结”的独特的时间意识，以此衬托人物对未来无望的人生状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概念呈现出一种“无路可走”的人生困境，外化为地理空间的变迁，使得小说中人物处境更为真实。作为现代城市的漫游者，周洁茹对香港的观察，是带着距离的审视，也是存着悲悯的反思。同时，亦是对于作者自身处境的多重解读与再现。周洁茹的笔下活动的，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下一个个异化的真实的人生。《美丽阁》的小说带上了时空游离的特色，书写了许多城市边缘人——香港新居民的故事，这些新居民已经离开故乡很久，但她们在香港的“游离”，也是与本地人对比下的边缘身份所决定的。“生活在香港，对香港有感情，写作香港。”周洁茹说这是她的三字真言，因为生活在香港久了，就“在”这儿了，所有的发现和观察就不再是发现和观察，全都是日常生活。对香港有感情，也是对香港的人有感情，她笔下的人物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只是一句对话或一个动作，周洁茹描摹出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绪和微妙的关系。《婚飞》中莉莉说香港不安全，儿子却说“你根本不了解香港”;《盐田梓》中珍妮花与墨镜女吵完架，让“我”用消毒巾擦手……这些细节又让人从虚构中抽离，回到现实，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融于大时代背景之中。在香港都市生活中穿梭的同时，小说人物也会回望自己的来处。盐田梓这个地名使“我”和珍妮花发出“为什么要来香港，又不是我们的故乡”的疑问，最后珍妮花说，不要忘记来路。现实和当下生活的意义需要回溯源头去寻找，记住来路才有归途。地域构成周洁茹近年来创作的一种醒目标识，凡所到之地，几乎全部出现在作品中，这是周洁茹小说创作中的“集龙珠”形式。《682》《黄蜂爬在手臂上》《布鲁克林动物园》勾连诸多的空间，跨越整个香港，甚至半个地球。682巴士串起的是一条柴湾到乌溪沙公车线路，就在十多分钟的候车时间里，一系列单位人事和生活变迁被带入记忆。就在等车的忐忑不安中，话题涉及同事关系、企业文化、健康问题、频繁就医、吃糖治愈手抖等生活琐事，再次证明香港工作生活节奏之快，以及生存竞争之残酷。

周洁茹小说展示的女性群像，很多人被“失忆”这种症候群笼罩。症候一方面表现为记忆的真空，“想不起来”“不记得了”作为高频词汇反复出现。失忆是时间的退场，“我”的记忆一点点丢失，“早晨发生的，到了傍晚我就会忘记，然后是过去的早晨，过去的傍晚”。失忆也是空间的淡化，《布鲁克林动物园》里，“我们”好像曾经去过一个动物园，但怎么也无法想起它的位置，记忆模糊得如同从未去过，以至于“我”最后发问“布鲁克林有动物园吗？”失忆症状表现在对日常琐事的遗忘，《51区》中，当被珍妮花问起早饭吃了什么时，“我”竟然想不起;《682》里，“我”要看医生，但仅仅是丢了一封转介信，就把“一切都忘了”。失忆症状还表现为对人的忽视，《如果蘑菇过了夜》塑造了一位在美容院工作的樱桃，她每天面对无数张“脸”，但“从来不看任何人的脸，她也不记得任何人的脸”。这也应了周洁茹自己所说，“我写作也只从自己记忆深处里发掘，很多事情，很多资料经过也就略过了，我将它们自动过滤了”。这是一种极致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失忆后的孤独感和虚无感正映衬着作为异乡旅居者的精神荒凉。故乡的寻找始终在她们心中，作者在《盐田梓》里书写了关于该岛屿命名的有趣解释，“梓”意为“故乡”，一家人从盐田搬到无人荒岛，思念故乡，于是给岛起名叫做“盐田梓”。名字成为精神烙印的一枚印章，人们漂泊异地，把故乡藏在名字中带在身边，让心灵有所寄托。精神原乡仅仅是心中的思慕的镜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对应呈现。于是，“失城”早已是注定，故乡无处可寻。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半是悲伤半是自嘲地感叹自己“来自火星”或是“寄居地球”。然而，周洁茹展现失忆症候群像，并不沉溺于虚无，她在碎片化的镜像中努力抓住真实的碎屑，又于琐碎里寻找那一抹明亮的尖锐。

周洁茹携《美丽阁》归来，其中书写着香港这座城市的生活镜像以及她獨特的生命体验。在这座被白先勇比喻为“所罗门王宝藏”的城市空间中，这位神秘而极具个性的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重启文学之门，以新居民的视角切入对香港都市生活的体察，抒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奋斗与挣扎，特别是对女性新居民生存感受和人生体验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摹和刻画，使她在香港的文学叙事带有了鲜明的个体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