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然，施永川

(1.温州大学教育学院；2.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新冠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如何在特殊时期取得关键性发展，是各市场主体探讨的重点，后疫情时代如何构建健康的创业和企业生态系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全球创业观察（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是由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于1997 年共同发起的全球性创业调查组织，其自1999 年推出第一篇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后，GEM 报告逐渐成为引领全球创业风向标的权威性创业报告。《2019/2020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考察了全球50 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成年人口创业动机、创业意向、创业能力、企业规划等方面［1］；《2020/2021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则收集到了46 个经济体的信息和数据，集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创业的影响［2］。自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创新创业热潮，多渠道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新增市场主体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3］。然而，近年来受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等事件的影响，我国创业与就业的形势面临困境。2020 年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指出，要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巩固壮大创新创业内生活力［4］。为了探究创业与企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本文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分析中国的创业生态系统，旨在为中国创新创业发展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1 创业生态系统的理论分析

创业生态系统由创业企业（创业者）、科研院所、投资机构、政府部门、孵化平台5 个有形的创业参与主体，以及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创新创业文化环境3 个无形的创业参与主体共同构成［5］。全球创业观察提出创业生态系统的框架条件，包括融资渠道、政府政策、政府创业规划、创业教育、研发转移、商业和法律基础、市场开放性、实体基础设施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等9 个方面［6］，国家层面的创业框架条件，直接影响到创业机会、创业能力和创业偏好，以及创业动态性。邢蕊等［7］对GEM 创业生态系统框架条件划分出创业条件环境要素的层次关系，政府政策、政策项目、教育与培训和基础设施可得性4 个因素作为最底层，金融支持和研究开发转移是关键要素，市场开放程度和商业环境共同构成了创业活动的宏观经济环境（即行业及市场环境），文化及社会规范是其余创业环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位于体系最顶层。考夫曼基金会测量创业生态系统活力的指标包括密度、流通性、连通性、多样性［8］。

GEM 报告介绍了各经济体的国家创业背景指 数（The 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ontext Index,NECI），由以前的9 个考察指标扩充为12 个创业要素［1］，在此基础上，评估创业条件的真实性，即促进创业的程度和成年人的创业水平。本文将国家创业背景指数的框架层次划分为市场基础、社会基础、政府基础、政策基础和创业教育基础五大创业基础建设，详情见表1。

表1 GEM 国家背景创业指数（NECI）

2 后疫情时代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的特点

“2019/2020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中国2019 年的新兴创业率为5.3%，在参与调查的5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4 名。GEM 对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从1 分到10 分评分，1 表示非常不充分，10 表示非常充分。在与其他经济体各要素平均值进行比较时发现，我国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得分均高于GEM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均值，我国在疫情前的国家背景创业指数为5.89，在54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四［1］。其中，政府政策（税收和管理体制）的评分显著高于54 个经济体的均值。商业及法律基础得分略高于均值；与其他几个要素相比较为落后。我国在GEM创业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得分和排名情况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与GEM 创业生态系统比较

2.1 政府胜在集团化协同优势，企业应急反应灵活

中国创业生态系统受疫情影响，呈现出波动周期长、恢复速度快等特点，企业应对疫情的反应具有相对滞后的特点。GEM 报告比较了2019 年和2020 年都参与调查的35 个亚太地区经济体。鉴于2020 年不同的经济体处于疫情周期中不同的阶段，前后两年的数据对比存在解释性风险（interpretational risks）［2］。在20 年间的GEM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有些关键变量会逐年发生变化，其中某些变化是大量人口中进行随机抽样的原始结果，某些变化则反映了个体经济的结构性变化。通过将2019 年和2020年的研究结果相比，大多数变化归因于普遍的疫情干扰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应急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商业贸易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政府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司治理构成的应急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剩余风险终极承担者，政府全面统筹协调，发挥应急治理体系集团化协同作战优势［9］。在创业融资上，例如中国政府创新宏观政策实施方式，对新增2 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建立直达机制，帮助受冲击最直接且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难关。为提高政策覆盖率和相关性，优化税收政策和管理体制，中央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中小微企业阶段性税费减免、延期缴纳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性指引。中国政府2020 年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 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1万亿元［10］。政府创业项目在《2019/2020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得分5.46，与其他几个考察指标相比排名靠后（11/54）［1］，因此政府不但要在国家层次示范创业创新建设，更要帮助企业打破市场壁垒，开拓国际市场，不断优化生态系统。

危机面前，企业的应急能力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诸多连锁企业第一时间利用数字新技术，恢复生产，助力疫情防控。由于送货上门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实现销售，“无接触”概念在零售业意外走红。武汉火神山医院“无人超市”登上热搜，瑞幸咖啡推出“无人咖啡机”，美团、饿了么提倡“无接触配送”。这些企业的应急反应和调整迅速赢得了消费市场的青睐。

2.2 行业与企业的创业活动具有差异性和不均衡性

中国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和不均衡性的特点。2020/2021 全球国家创业背景指数结果显示，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企业家因疫情遭受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亚洲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必需品和技术的重要供应商，所以整体受疫情的影响较为积极［2］。中国是第一个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击的经济体，根据有关数据显示，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具有不均衡性，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现金流压力更大［11］。85.74% 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企业，78.02% 的住宿和餐饮业，63.47% 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2.50%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7.38%制造业和56.82%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反映形势严峻、生存压力巨大［12］。

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创业行业分布的最大区别在于批发零售业创业参与度较高，而信息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其他服务行业参与度较低。中国批发零售业参与占比约为55%，较近几年的参与占比有所减少；而信息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其他服务行业参与占比为32.8%，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机会［1］。互联网背景下服务行业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创业投资资金也主要流向互联网、高科技及高端服务业，相比之下传统批发零售行业创业流行率有所降低。

新冠疫情促进了国民经济数字化、消费的升级转型和线上线下消费的加速融合，并催生了诸多产品和行业的发展，如持续供应的食品和药品作为急需品，易受供应链的影响，行业波动较大；送货上门的需求大幅度增加，物流运输得到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产业相对起伏较小：公众越来越多地选择网络咨询，卫生医疗技术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大学和教育机构等在线课程的开展，教育科技行业受到普遍关注；出于对个人卫生和疫情防控的自觉，国民消费直接推动数字支付系统的广泛运用。此外，电子游戏、棋盘游戏和园艺等家庭活动的需求显著，催生了相关领域的企业和服务。

随着许多行业陷入停滞状态，航空业、旅游业和酒店业、艺术和娱乐业（博物馆、剧院、电影院）、建筑业、运输业以及许多消费和服务（如个人护理）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受国家和地区之间旅行管制的影响，这些行业暂停大规模的消费服务。尽管食品零售业持续活跃，但由于全球供应链的普遍中断和季节性劳动力的减少，许多地区的农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许多国家的大规模裁员和停业。欧美许多国家发布了政府援助计划和其他政府机制，以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虽然这些政策对保护就业和企业意义非凡，但也存在不能简洁地识别并指导企业可行性发展等不足，对创造创业机会的作用不明显［2］。从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反应上来看，相比政府保障新创业者开始创业或继续运行企业，企业在面对危机处理问题时较灵活，但仍具有相对滞后的特点。企业应该分析新冠疫情对其造成的运营短板，增强自身抵御风险和保持稳定运作的能力。

3 我国创业生态系统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努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家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创业生态系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环境支撑。基于上述对创业生态系统的调查结果分析，中国创业生态系统的各主体应正确面对疫情带来的机遇，转危为机，争取利益、效益最大化。

3.1 新时代政商关系为生态系统数字化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政商关系决定了政府与企业的协作关系与发展模式，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掌握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而企业更多的是在既定的规则下开展经营［13］。因此，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应利用好政府政策、金融投资、商业基础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等支持。

近年来，中小企业一直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创业补贴、扶持政策，从税收政策和管理体制上也获取了资金援助和组织经验。疫情发生后，政府层面推出8 个方面 90 项政策措施，从财税、金融、就业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企业创新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源于内部融资、外部金融市场融资和外部政府补贴3 个方面［14］。创业者可以通过一系列政府补贴获得一定创业融资，充分利用政府政策的普惠性，获得进入规制行业的机会。

我国关于创业、企业创新的商业基础和法律法规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增强企业发展的合法性。例如《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禁止各种刁难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行为，对违反规定的问责追责［15］，为企业进入市场打破壁垒。政府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拓展产学研用融合通道，完善创业投资监管体制和发展政策，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20 年企业数量日均净增1 万户以上［10］。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建设了诸多支撑创业生态系统的运行载体。各种创业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包括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园区等传统创业平台与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等新型创业平台的建设与运行，为创业增添动力支撑。企业充分运用平台及相关园区政策，如对区域经济具有贡献的创业企业或人才给予税收奖励，实行减免房屋租赁费用和公共技术运维服务费等优惠政策。

3.2 疫情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许多传统企业对数字技术的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倒逼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和企业应把握这一新机遇，加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受新冠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所加重。为及时提供资金流动性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通知，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16］。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减少社会交易成本，应将数字化教学、远程会议系统、物流配送、移动支付、普惠金融、简化行政审批等方面的创新应用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机制［17］，提高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

疫情催生了诸多新事物，各行各业都应把握契机，主动开拓企业内部活动，为经济恢复、社会发展作出新调整。例如中国移动提供以5G 技术为载体的热力成像测温系统、VR 远程医疗技术、5G 智能云端机器人为奋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及医疗便捷。教育科技行业蓬勃发展，在线课程的开发和移动网络技术的应用成为大势所趋。

最新GEM 报告显示，在中亚和东亚、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几乎所有经济体中，一半以上的早期企业家的创业活动（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TEAs）比一年前更难开展，疫情延误了新业务的推广和运营，这对于中国企业的前景规划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但也是发展契机。中国2019 年的早期创业指数（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TEA）为8.7（35/50），较2017/2018GEM 报告调查的结果（9.9）有所下降；企业员工活动（entrepreneurial employee activity,EEA）指数为0.2（47/50），与过去两年的企业员工活动指数（1.4）相比明显下降，结合全球经济形势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创业的形势，企业自身应主动搭建员工共享平台，通过“共享员工”“云招聘”，开拓创业活动。

4 我国创业生态系统数字化发展的建议

4.1 借力数字新技术，开展云指导服务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创业活动应跨越区域空间特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政府在经济治理和数字经济升级的过程中要发挥重要作用，组织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树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并考虑普通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成功案例，关注企业经营、管理、投资等方面对于数字化的内在需求，以形成稳定且具有持续性的发展链。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通过源头追溯、实时监测、在线识别等强化措施，对企业在知识培训、获取创业技能、培养创业意志力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帮助，保护中小企业创新研发成果。

4.2 尊重知识产权，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我国诸多创业者采取以短视频为媒体新形式，开展娱乐、运营、教育等创业活动，但侵权假冒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提倡原创精神、维护知识产权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根据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演进的孕育期、成长期、高原期、转轨期4 个阶段，应有侧重地培育所需的知识产权资源配置以及知识产权活动组合，完成知识产权能力升级，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18］。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健全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机制，对创业以及企业创新提供法律支持。原创突破是难点，保护创新是重点。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大管理力度，尊重专利和知识产权，构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的良好创新体系。

4.3 加快数字化人才培养，补充数字人才缺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19］。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多层面共同努力。一是政府层面，要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加大推进数字化人才的引育工作，鼓励海外优秀人工智能高端人才回国［20］。地方政府关注区域内人才的创业发展，面向全球吸纳高端人才，发挥数字经济人才优势。二是企业层面，要加大对员工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训，支持并促进员工的创新思维和创业实践，培养数字化新蓝领。发挥行业协会的信息优势和中介作用，有效链接“政企校”三方［21］，鼓励和吸纳国内院校注重数字化人才培养。三是员工层面，要主动迎接数字化转型的挑战，主动应变、求变，提升数字化素养。

5 结论

本文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分析，认为中国创业生态系统中不同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企业应对疫情的反应灵活但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特点。新时代政商关系为生态系统数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创业者和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政策、金融投资、商业基础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等基础开展经济活动。转危为机，以防控疫情为契机，将数字化教学、远程会议系统、物流配送、移动支付、普惠金融、简化行政审批等方面的创新应用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机制成为必然趋势。创业生态系统的各主体应抓住机遇，推进数字化转型。政府主体要借力数字新技术，开展云指导服务，为企业树立数字化转型标杆；尊重知识产权，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的良好创新体系；加快数字化人才培养，发挥数字经济人才优势，推动生态系统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