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晴，许土妹，黄燕梅

（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海南海口570208）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渠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进入后真相时代(1)“后真相”（post-truth），是2016年英国《牛津词典》公布的一个年度热词，其定义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各种状况。。当前，各类突发事件的频发往往会引发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对网络舆论生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由于某些信息发布主体的扭曲、隐瞒、夸大等非理性传播行为，使得舆论导向不再是事实与真相，而是从众的观点表达或情感渲染，促使公众迷失在他人建构的舆情观点和情感中，进而导致网络舆情愈演愈烈。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有效发布与传播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愈发显著。因此，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因素及传播机理，不仅有利于公众第一时间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源，避免其因听信谣言而产生恐慌性的负面情绪，而且有利于引导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突发事件的频发，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与演化、监测与预警、引导与治理、特定领域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五大方面，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包括传播特征[1]、演化规律与机制[2]、演化模型构建[3]等方面的研究。（2）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监测与预警，包括监测与预警的阶段研究[4]、监测预警模型[5]、预警分析技术[6]等方面的研究。（3）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主要包括从循环治理视角出发，提出完善府社沟通机制、构建舆情引导体系以及发挥新兴媒体作用的治理措施[7]，或是加强对公众的危机教育、培养意见领袖、建立反馈机制和舆论监督平台等方面的措施[8]。（4）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定领域研究，主要包括食品安全[9]、危化品水污染[10]、社会安全[11]、旅游突发事件[12]等领域。（5）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与传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外学者Brian等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中，意见领袖在社交网络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高度参与社交媒体并使用网络工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情感[13]。国内学者聚焦于主体要素[14]、事件类型[15]、网络媒介[16]、情绪因素[17]等方面展开了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动因研究。此外，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爆发与演进的影响因素，李明等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探讨了信息、信息人、信息环境与信息技术四大要素的共同作用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18]。陈婷等基于三方博弈视角，从网民、网媒和政府三大主体出发，探讨多个主体对网络舆情演化的不同影响[19]。杨阳等将等级期望效用理论（Rank Dependent Expected Utility Theory）引入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博弈中，研究不同的情绪类型和情绪强度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结果和演化速度的影响[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运用多种理论视角和多样化的方法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从信息生态、博弈理论和等级期望效用理论视角出发，关注了主体、平台和信息类型等因素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然而，就网络舆情本身而言，它是网民对事件所产生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等的集合，而网民的不同认知、态度和情感是由于其受到各种网络传播中的信息所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本文从信息传播角度出发，既关注了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发布平台的作用，又强调信息质量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同时，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30 个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突发事件中信息发布的不同原因条件间的组合配置如何影响网络舆情的产生，从而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提供一定依据。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信息传播过程是指传播者通过一定的媒介将信息传递给接收者，实现信息共享与沟通的过程。1960年，美国传播学家戴维·伯洛（David Berlo)在拉斯韦尔“5W”传播模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S-M-C-R”（信息来源-信息-渠道-受众者）的传播过程理论模型。他认为，传播是由多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动态、有结构的信息流动过程[21]。本文以戴维·伯洛的SMCR传播过程理论为依据，借鉴该理论中“信息来源”“信息”和“渠道”三大维度对“受众者”产生影响的传播过程。其中，在网络舆情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来源”最主要源自信息发布主体，而“信息”的固有属性是信息质量。“渠道”则是信息发布主体所借助的媒体平台，“受众者”则是网民本身，他们由于各种信息的刺激而产生对于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即网络舆情。基于此，本文将这一传播过程理论模型演化为“信息发布主体-信息质量-信息发布平台-网络舆情”的分析框架。

首先，在网络平台上，重要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主体包括政府、民营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三种。政府既包括各大政府官方网站和新闻客户端，又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人民网等党主办的媒体；民营机构媒体是指依托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实行市场导向、商业化运作的媒体，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是典型的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是以个人名义创办，依靠专业化垂直分布获取流量和增加竞争力的媒体，梨视频是典型的自媒体。此外，作家、医生等“公知型”意见领袖和流量博主、知名短视频创作人等“娱乐型”意见领袖也属于自媒体主体这一类型。其次，信息发布的客体是信息本身，而信息的固有属性是信息质量。本文基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运行机制部分的规定，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真实、全面。因此，信息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全面性三要素对网络舆情有重要影响。再次，信息发布平台的多样性，会影响信息受众对信息获取的渠道。就网络舆情而言，互联网媒体平台是影响网络舆情的主要信息发布平台。现有的互联网媒体平台主要包括微博、微信、论坛、短视频等。最后，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网民是接受和使用信息的受众群体，他们由于各种信息的刺激而产生对于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即网络舆情[22]。其中网络舆情包括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

本文主要从信息发布主体、信息质量和信息发布平台三大方面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首先，各信息发布主体运用一定的发布平台传播信息内容，网民通过不同的信息平台获取各式各样的信息资源，他们依据自身所具备的信息素质、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对获得的信息进行个体的差异化认知、态度和情绪。其次，能够直接影响网民的情感倾向和关注度的是突发事件中各主体所发布信息的质量。如果信息发布不及时将会影响传播内容产生的时效价值，如果信息发布不真实、不全面将会影响网民对各主体所发布的信息的信任度和认同感，产生消极的情感倾向。因此，本文形成了以下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网络舆情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

1.分析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是美国学者查尔斯C.拉金于1987年在其专著《比较分析》中首次提出的[23]。QCA 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分析技术[24]。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基于整体论视角下，聚焦条件组态与结果间复杂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研究，起初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宏观比较”分析中。作为一种分析技术，定性比较分析以布尔代数和集合分析等技术手段为基础，力求整合定性（案例导向）和定量（变量导向）分析技术的双重优势，但其本身定位更倾向于“案例导向”类的分析技术。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可把定性比较分析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时序性定性比较分析（TQCA)四种类型[25]。本文探讨哪些原因条件组合能够影响网络舆情，属于因果问题，并且网络舆情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单一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而是多个原因条件并发的产物。此外，根据前因条件和实际案例的选取情况，更适合使用二分变量进行处理和分析，因此，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来研究信息发布影响网络舆情的机理。

2.案例选择

本文基于研究结果的明确界定前提下，遵循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的数量要求以及案例的典型性、多样性、最大异质性等原则进行的案例选择与收集。首先以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和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作为案例收集的主要数据库，共选取了2016—2020 年舆情热度较高的30个案例，体现典型性要求；其次，依据突发事件的影响类型标准，分别选取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四个类型的案例作为研究样本，具有全面性和多样性；最后，为了保证案例间的充分比较，体现案例选择的最大异质性要求，本文选取了具有“正面情绪倾向”和“负面情绪倾向”的案例进行研究。

表1 突发事件案例的选取

3.变量选取与赋值

在运用QCA方法过程中，对于原因条件选择有五种条件选择的方法：问题导向法、研究框架法、理论视角法、文献归纳法和现象总结法[26]。由于本文借鉴戴维伯洛的传播过程理论，从该理论的信息来源、信息、渠道三大维度中提炼出信息发布主体、信息质量和信息发布平台三大前因条件，因此，采用理论视角法进行原因条件选择。

（1）条件变量。第一，信息发布主体。根据前文的分类，把信息发布主体分为政府、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三个二级条件变量。此外，突发事件爆发后，哪一个主体最先发布相关信息则为首位信息发布主体，基于此将这三个条件变量分别进行二分赋值。第二，信息质量。本文基于《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运行机制部分的规定，将信息质量分为及时性、真实性和全面性三个二级条件变量。其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依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的“黄金4 小时”为判断标准对变量进行二分赋值[27]。信息的真实性是以事实为依据、事后无反转，真实地传播事件的情况；信息的全面性表现为从事件爆发的初期到后期，是否完整发布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全面跟进且实时更新最新信息。第三，信息发布平台。信息发布平台依据发布平台的类型作为二分赋值的判断标准，使用三种类型以上的信息发布平台赋值为1，三种类型及以下的信息发布平台赋值为0（见表2）。

表2 变量选取与编码说明

（2）结果变量。网络舆情包括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其中，网民关注度依据各个突发事件的百度指数为标准进行赋值。首先，以事件关键词作为检索词语、检索时间跨度为一年进行突发事件的百度指数收集。其次，按照所有案例的百度指数求取平均值作为网民关注度的二分赋值标准。网民情感倾向是依据《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和蚁坊软件舆情监测系统中相关突发事件情感倾向方面的分析为标准进行赋值（见表2）。

4.构建真值表

在完成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选取和赋值后，借助fsQCA3.0 分析软件的布尔代数算法构建真值表（Truth Table)，并获得在逻辑上所有案例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可能的组合和案例数量等（见表3）。此外，各个变量代码用英文首字母表示，比如PM 表示民营机构媒体(Private Media)、GO 表示政府、SM 表示自媒体、TI及时性、AU 表示真实性、OV 表示全面性、TY 表示发布方式的类型、EN 表示网民情感倾向、AT表示网民关注度、number表示案例数量。

表3 真值表

三、结果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在QCA方法中，必要条件分析是用来确定单一条件变量能否作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而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是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的两个重要衡量指标。Ragin 认为通常一致性临界值不应小于0.75，而应大于等于0.8。当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8 时，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当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时，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原因条件能够导致结果的发生。覆盖率则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的解释程度，覆盖率越大，解释力也越大[28]。本文以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作为结果变量，运用fsQCA3.0 软件将编码好的二分数据导入进行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s Analyze)，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及表5所示。

首先，从4 表和5 表单变量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真实性和及时性这两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0.9，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即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是影响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变化的必要条件。其次，其他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均低于0.9，则说明其他单一原因条件都不是网络舆情爆发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都不能单独影响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的变化。

（二）条件组合分析

QCA方法除了关注单个变量的必要性分析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条件变量的组合分析，即分析各个原因条件的组合作用如何影响结果的产生。在对网络舆情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后，得到三个解：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由于中间解是依据研究者的理论知识和相关的实践经验，纳入具有意义的“逻辑余项”，所以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因此，本文选用中间解对结果进行分析。由表6可知，有四个条件组合的一致性为1，这说明组合对结果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

1.影响网民情感倾向变化的路径分析

路径1a：政府＊～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发布平台的类型。该路径表明，突发事件爆发后，政府作为首位信息发布主体，第一时间及时发布相关权威信息，以及后期运用多种信息发布平台加大对事件的传播力度，尤其是微博、微信、论坛、短视频等互联网媒体平台的推动，使得信息得以更加全面、真实地传播，网民呈现正面的情感倾向。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是台风“利奇马”自然灾害事件。2019年8月9日06时，中央气象台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息，台风“利奇马”将于10 日凌晨到上午在浙江象山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台湾、福建、上海、江苏、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地将出现大范围强风暴雨。在此次突发事件爆发前，各地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突发事件爆发后，政府积极引入多样化的信息发布平台，使得互联网媒体平台成为舆论引导的主战场。在台风“利奇马”的报道中，“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及其媒体官微一方面系统、全面发布受灾情况、应急预案、应对方法等相关信息，实时跟进最新信息。另一方面积极传播抢险救灾时出现的典型人物与正面事件，如8月10日发生的“临海公安紧急征用冲锋舟”、“宁波消防从第一处坍塌危房中救出9人”等事件的传播，有利于引导网络舆论、对网民的情感倾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表4 必要性分析（结果变量：网民情感倾向）

表5 必要性分析（结果变量：网民关注度）

表6 条件组合结果分析

路径1b：～政府＊～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及时性＊真实性＊～发布平台的类型。该路径表明，自媒体作为首位信息发布主体，在突发事件爆发前期，自媒体发布主体运用速度快、实时性和互动性强的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第一时间积极主动发布突发事件的真实信息，虽然自媒体在后期未能对事件进行跟进与传播，但是，由于其第一时间主动互动，以及后期官方媒体实时跟进，使得网民对相关事件有更全面的了解。因此，整体来说，网民对突发事件仍表现为正面的情感倾向。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是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故灾难事件。2020 年7 月7 日中午12 时，贵州安顺市一辆载有学生的大巴车撞坏道路护栏并坠入水库。此事件通过一名流量博主于当天12 时55 分在微博上发文并经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观察者网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后，瞬间成为网民讨论的重大突发热点事件。与台风、地震、洪涝等自然因素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不同，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绝大程度上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其爆发和传播过程更容易出现谣传、扭曲、失衡等异常情况。在此次突发事件爆发初期，信息发布主体及时在网络中真实传播事件情况，以及后期官方积极的跟进与传播，有效防止潜在舆论危机的爆发，如公安部副部长赶赴安顺指导事件原因调查工作，贵州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对事件原因展开调查等，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发布主体的及时披露，使得网民呈现出正面的情感倾向。

2.影响网民关注度变化的路径分析

路径2a：政府＊～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及时性＊真实性＊发布平台的类型。该路径表明，政府作为首位信息发布主体，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披露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主导舆情的动态发展走向，使高质量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产生高质量的影响。并且，随着政府采用互联网媒体平台对突发事件的跟进与传播，网民在丰富多样的渠道中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源不断增加，人们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也在不断上升。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是浙江省中医院致5人感染艾滋公共卫生事件。2017年2月9日，浙江省卫健委在其官网上发布浙江省中医院由于一位技术人员违反“一人一管一抛弃”的操作规程，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的重大医疗事件的消息，顿时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由于官方信息缺乏对于细节的解释，导致谣言四起，网民围绕艾滋病、医疗事故、追究责任、医生行医违规操作、医患关系等关键词对事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随着事件的演进，中国广播网、新华网、新京报、人民网等多种媒体跟踪报道，以及知名医生、时事评论员、作家等意见领袖的加入，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持续不断升高。

路径2b：～政府＊～民营机构媒体＊自媒体＊及时性＊～真实性＊～全面性＊～发布平台的类型。该路径表明，自媒体作为首位信息发布主体，凭借微博、微信、论坛等互联网发布平台的优势，在网络中快速传播突发事件，但由于网络信息数量庞大、信息内容观点不一，信息发布主体容易产生扭曲、隐瞒、夸大等非理性传播行为，导致谣言如滚雪球般肆意传播，引发网民的高度关注。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是湖南省桃江县第四中学肺结核公共卫生事件。2017 年1 月24 日桃江县第四中学学生第一例肺结核病例被确诊以来，并未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此事件经由当地知名博主于2017 年10 月22 日将有关桃江四学生肺结核的博文集结转发引发了小范围内的舆论热议，直至11 月15 日微博大V 凭借其自身影响力在微博上发布相关消息，顿时引发大量网民的转发和关注。随后，11 月18 日，在湖南省桃江县政府通报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疫情情况后，网民对该事件的讨论和关注热度持续不断升高。网民围绕学校知情不报、当地防疫部门管控不力、患病学生的健康和前途等讨论占据舆论最高点，网络舆情愈演愈烈。

四、结 论

本文基于戴维·伯洛的SMCR 传播过程理论，从信息发布主体、信息质量和信息发布平台三个方面提炼出七个解释变量，并运用QCA 方法对30 个突发事件的典型案例进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以探讨突发事件中信息发布的不同原因条件间的组合配置如何影响网络舆情的产生，从而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提供一定依据。研究发现，从单一条件变量分析来看，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是影响网民情感倾向和网民关注度变化的核心因素，其他条件变量对网络舆情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需要通过条件组合发挥作用。从条件组合分析来看，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信息发布主体所发布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有利于激发网民正面情感倾向。就政府主体而言，由于突发事件的紧急性和复杂性，政府在事件爆发初期可能存在信息发布不够全面的问题，但是信息必须第一时间披露，以及以事实为依据真实地传播，让网民及时了解和掌握事件的真实情况。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以来，政府在推进突发事件管理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身信息发布行为。对比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政府信息发布滞后、拖延的发布行为，四川九寨沟地震、台风“利奇马”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政府都以信息发布及时、真实而广受好评，这有利于激发网民正面情感倾向。因此，突发事件爆发后，政府在时间维度上，要第一时间快速发出最权威的信号；在信息传播上，要秉承“态度真诚，事件肯定”的理念，真实反映事件的真实情况；在舆情引导上，要全面跟进且实时更新最新信息，让网民及时掌握事件的最新动态，且要与网民建议良好的互动关系。就自媒体主体而言，其发布的信息一般来说较为及时，但由于某些自媒体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追求高流量收视率和点击率，便会发布一些扭曲、夸大事实的信息，造成网络中信息过载、冲突、虚假，而网民在虚假信息的干扰下，会形成对突发事件的错误认知[29]。随着这些非理性发布主体的逐渐煽动下，谣言在网络平台中肆意传播，最终形成大规模的网络舆情。因此，必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自媒体主体信息发布行为的监管。

第二，信息发布主体运用多样化信息发布平台对突发事件的跟进与传播是提升网民关注度的重要原因。信息发布平台是信息传播所依附的载体，多元化、丰富化的信息发布平台能够有效提高信息传播效果。一方面，在突发事件爆发后期，政府通过多样化的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加大对事件的传播与跟进，使得网民通过这些平台可以快速和准确地获取有关突发事件的各种信息资源，大大减少了网民浏览和收集信息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强化了政府与网民之间的互动[30]。多样化的信息发布平台使得更多的网民知晓相关信息，增大了信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度，进而提升网民对突发事件的关注度。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和多元化等特点，一些自媒体主体凭借网络平台的特点，言论的表达相对自由和主观，其中一些虚假、偏激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恶化、扭曲事实真相。网民由于在多种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中获取的变质信息资源的不断增多，进而导致网民对突发事件的错误解读和过度关注。因此，信息发布主体应合理利用互联网信息发布平台对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成为统一、资源共享与传播的重要舆论引导平台。

在理论意义上，已有的研究注重从信息生态、博弈、等级期望效用等不同理论视角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进行研究，而忽略了从信息传播视角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各个影响要素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基于信息传播视角，深入探讨了信息发布主体、信息质量、信息发布平台三大要素的不同组合分析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为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爆发与演进机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该领域新的理论视角。在实践意义上，本文关注了信息质量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全面性，以及信息发布主体借助多样化平台实现信息的有效发布，推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朝着正向发展的影响，这对政府在突发事件的管理中加强对信息发布质量的规范和自身发布行为的管理，以及提升对自媒体发布行为的监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通过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产生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本文仅从信息发布角度审视其对网络舆情的影响，未对影响效应进行剥离，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细化该方面的研究。其次，本文选取了正面和负面情感倾向的案例，试图对其进行对比分析，但由于数据获取限制，选用案例数量较少，很难对比不同时间段下主体行为带来的舆论态度差异,得出的结果也仅有正面的情感倾向，因此，只对正面情感倾向的案例进行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将通过增加多个案例或者调整某些条件变量，以期提高案例选取和分析的科学性与全面性，并进一步细化该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