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1936年5月1日，一群几乎穿得一模一样的纽约年轻女性举着横幅走上街头，横幅上写着：一天工作6小时。

也是在同一时期，伟大的凯恩斯也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在演讲中谨慎地预测：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技术创新将使每周工作15小时成为可能。

在那个时代，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觉得“减少工时”是大势所趋。这似乎是一个自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大罢工以来的大趋势，那一天不仅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还标志着“8小时工作制”的开启。

一直到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还曾短暂提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一周4天，《华盛顿邮报》宣称：我们与20世纪中叶以来似乎不可避免的“休闲社会”已是近在咫尺。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近在咫尺”却被证明是“渐行渐远”。按照《过劳悲歌》一书所说，“1975年到2016年，（美国）工薪阶层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3%，相当于每年多工作5周左右的时间”，非但6小时工作制没有如想象中实现，且8小时工作制的成果岌岌可危，“近40%的全职工作者每周工作50小时或以上，约18%的全职工作者说他们工作60小时或以上。”

美国可能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发达国家，“比法国人每周多6个小时，比德国人每周多8个小时”。

作者认为，长时间工作的回归“在我们（美国人）的疏忽大意中一点一点地发生了”。

《过劳悲歌》一书的副题是“996正在毁掉美国梦”“996”是出版社引进时的“中国化”，原书应为“超时工作”这样的“意译”当然很妙，但是，这可能也在不期然间造成了一个潜在的误会：996主要指向的是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作为高级中产的互联网从业者;这本书主要谈论的超时工作者并不是美国白领，而是中下阶层。

尽管本书的主题是超时工作，但作者杰米·K.麦卡伦设置的更大背景则是“中下阶层破灭的美国梦”。或者说，作者是将“超时工作”视作“美国梦破碎”的一个方面。

在《过劳悲歌》一书中，时时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纠结。在我看来，纠结之一就在于“超时工作”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美国梦问题，而是与很多相关议题缠绕在一块，以至于互相牵拽自我矛盾，难以找到清晰的解决方案。

在美国中下阶层陷入“超时工作”之时，他们也时刻面临着“高失业率”和“低薪”的威胁，这三者的并存令他们在生活的困境中顾此失彼。用《穷忙》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苦苦挣扎，精疲力尽，找不到出路。”

比如，低薪令普通劳动者不得不以更长的劳动时间来换取更高一些的收入，很多时候超时工作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而失业的威胁则让普通劳动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博弈能力，被迫接受糟糕的工作时间安排。

这或许暗示着，美国梦的每个碎片都是互相关联的。

作为美国明德学院的社会学教授，杰米·K.麦卡伦为这本书作了极其精彩的采访，书中出现的那些人物故事让这本书的非虚构色彩颇为浓厚，“我采访了员工、经理、政策制定者、工会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我在他们工作时观察他们，在休息时接触他们，在罢工时拜访他们”。

事实上，在“美国梦破碎”这个出版大主题中，最流行的就是“非虚构叙事”，如《扫地出门》《下沉年代》和《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但《过劳悲歌》又不能被视作一本典型的非虚构叙事作品，这本书的理论色彩甚至压倒了非虚构，这一点似乎从本书的扉页中就可以看出：引用了一大段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书中理论探讨为何如此“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其他“同主题”作品不一样的是，麦卡伦的主要兴趣可能不仅仅是“呈现”美国人超时劳动这个问题，也在于找到“解决方案”，这有关于他的政治信念。

在我看来，这也是这本书的另一个“纠结”之处。纠结不仅在于“非虚构”与理论探讨夹杂一起的混搭感，更在于要为一个近乎于无解的问题“求解”。

就传统的“呈现问题”这方面，作者做得几乎臻于完美，但在“求解”这方面，作者提出的方案很难完全说服我。

其中一个问题是，作者提出的理念和口号过多，而相对忽视了可操作性。比如，作者甩出了不少让人热血沸腾的“大词”：“美国梦的破灭也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不再为旧梦想注入活力，而是去实现更远大的梦想”“经济安全、个人的满意和幸福应该是权利，而不是像其他商品一样是劳动的产物”“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减少和改善工作时间，扭转雇主对我们的控制，重新掌控自己的时间”“更大的工作者权利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时间”……

在“求解”方面，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可能是“我们应该重新设计经济体系”。但究竟这个“经济体系”具体是什么，作者并没有明确给出思路。

当然，作者也坦承自己的方案是“激进”的，或许暗示他想在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嗯，作者或许是伯尼·桑德斯的同道中人。

作者可能自知不是经济学出身，因此也在尽量回避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他的“方案”。因此，在作者给出的并不完整的方案中，我们只能看到对未来的乐观许诺，比如更高的收入和更少的劳动时间，却无法看到“如何在经济学上可能”。

如何在少工作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准？面对这个经济学难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人或许会提出，可以让国家和资本承担这一成本，但税收是变不出来的，随之而来的企业不堪重负呢？聪明人就没兴趣继续讨论下去了。

这就还不如本书作者的態度更坦诚，他已经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一个现有“经济体系”可以解决的问题。

不过，在本书语焉不详的“方案”中，其中有一条还是让人眼前一亮。作者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全民基本服务平台”，提供免费无条件的医疗、教育和儿童保育等福利。新意并不在于这个北欧式的“大福利主义”，而在于作者主张将福利与工作“切割”，变成全民福利，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降低具体企业的负担，还可以鼓励企业多雇佣员工，而不是因为与工作捆绑的福利加大了雇佣固定成本，“促使雇主要求员工加班，而不是雇佣更多需要福利的员工”。0C78C04D-8860-4BF5-ABFB-98B024AB37B0

置于中国的语境内，这本书对于我们探讨国内的超时加班问题有何意义呢？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这本书适时地提醒我们，超时工作议题的目标人群更应该是国内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将注意力都投向高薪互联网从业者和996。

2010年前后，我们关注的是“富士康”工人——人数更为广大、收入更低的人群，但近两年，舆论场的重点却莫名转移到那些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高级中产的互联网大厂员工身上。

不是说大厂员工不值得关心，他们当然有他们的烦恼和压力，但他们从阶层上而言并不是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典型代表”，人数也远不能和数以亿计的制造业工人和日常服务业从业者相比。这就像《过劳悲歌》并没有把过多篇幅留给硅谷和华尔街员工，这才是一种真诚且能自洽的“社会正义”立场，大厂工程师和“富士康”工人，谁更是“社会正义”应当关注的对象，我想没有什么疑义吧？

说到底，大厂员工是有选择权和博弈能力的，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并不是“没有出路”;而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境况只会比《过劳悲歌》中的美国中下阶层更有“挑战性”。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模式，超时工作在中国是范畴远超996的严肃议题。本质上，不能因为舆论场上话语权的大小和“可炒作性”，将大厂员工和996作为中国超时工作议题的主要关注对象，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公平。

相对来说，由于缺乏代表性， 996甚至不应过多进入公共政策的讨论，这也是一种“占用公共资源”。对于大厂员工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对消费主义的自我克制，对财务自由这个伪概念的自我祛魅，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反复听一听马克斯·韦伯这句话：“人的本性并不是想掙越来越多的钱，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已经习惯的方式去生活，并为此目的赚到必要的钱即可。”

“美国梦破碎”是这几年国内出版界的一个重要风口，各类出版物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碎片”。《失业白领的职场漂流》聚焦白领阶层的向下流动;《扫地出门》揭露的是美国贫民的无家可归问题;《故土的陌生人》和《乡下人的悲歌》探讨的是“红脖子”的愤怒与哀痛;《我们的孩子》从教育入手谈美国的阶层固化;《下沉年代》则以“史诗体”讲述了美国人共同命运的解体和社会的撕裂……

从具有开创性的《乡下人的悲歌》到《过劳悲歌》，“美国梦”似乎已经是“四面楚歌”。但这两个“悲歌”显然代表的是两种价值观，前者是美国保守派，后者是美国左翼。

在这些书里，我们或许无数次地听见了“美国梦的破碎声音”。破碎声是真实的，但这真是美国的全部么？事实上，“破碎”只代表了美国的一个面相，美国是由《光荣与梦想》与《过劳悲歌》《下沉年代》同时构成的。破碎声无疑对我们理解美国、理解“为何有那么多美国选民支持特朗普”有很大帮助，但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唯一的美国声音，那就是一次价值观的悲伤下沉。

更重要的是，这些破碎声和反思几乎都是出自美国人之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宽容。

自我反思不是衰落，而是一种天赋。愿阅读让我们反思。0C78C04D-8860-4BF5-ABFB-98B024AB37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