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昂哈特·阿尔布莱希特

斯温·雷曼是在凌晨一点到五点间逝去的。前一晚，发着高烧的他在妻子薇欧拉的陪同下来到医院急诊室。妻子晚上九点半离开时，他已经虚弱到无法单独去上厕所。早上接近八点，值早班的医护人员发现他已经去世。根据尸检报告，这位34岁的病患死于細菌感染引发的心脏炎症。虽然医生曾要求夜班护士定时去查看他的情况，但推测当晚护士从未出现在他的病房。因为那一夜，这名护士被安排照顾24个病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薇欧拉飞奔到医院。走廊上，迎面而来的护士哭着对她说：“雷曼夫人，我真的无能为力，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

护理缺席或者疏失可能会致命，也可能会引发复杂的慢性疾病。大量研究表明，护士工作量过重是这两种状况时常发生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下列数据中：

德国工会联合会表示，3/4的护士经常感到忙碌不堪，约有一半必须依靠降低工作质量来确保完成所有工作。

报告指出，养老机构的护士缺口约有12万，医院中的缺口至少是5万。

在德国，每名护士平均需要照顾13位病人，而在美国是5位，在荷兰是7位，在瑞典则是接近8位。

超过1/3的护士总是感到精神不济甚至身心透支。

护士需要照顾的病患数每额外增加一位，病患的死亡率便会上升7个百分点。

混乱中给错药物是最普遍的护理疏失。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在重症监护室，平均100个住院日会发生74.5次给错药的情况。

在一个理想世界，护士可以避免掉许多憾事的发生。他们总在病患身边，用他们受过训练的眼睛敏锐觉察异样情况。举两个例子：一名照料老人的护工发现一位年长女性的右嘴角耷拉了下来，他立刻紧握住她的手，请她用力回握，但她却没法做到。这是中风！他立刻将她送去医院，避免了她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的不幸;一位护士在夜里发现刚刚经历了手术、正在抱怨腹痛的肠癌患者的腹壁出现了不寻常的硬块。伤口缝合处开裂、腹膜发炎，这正是需要立刻接受紧急手术的征兆！好的护士能看到这些，也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这项宝贵的资源在德国，特别是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却是格外匮乏。

| 新冠疫情使危机加剧 |

维布克·咏在居特斯洛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手术室工作。他们从2020年11月初就开始忙到连轴转，加护病房里住满了新冠肺炎患者。11月中旬开始，一个手术恢复室被征用为临时加护病房，给未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使用。尽管如此，常规医疗活动还在继续。手术室里的护士忙到需要不停奔跑、随时待命、紧急施救。“我们的工作量翻了一倍。”咏在一个访谈中说。他们没法自由安排任何一天或是周末，因为早班、晚班、24小时全天班总是接踵而至。重病患者也很难获得应有的照顾。“我们很难保障病人获得足够私密而周到的护理。”医院的经营方并不会将员工的权益放在首位，特别是在这个全国上下尤其需要灵活应变能力的时刻。

新冠疫情下，护理岗位数十年的积弊更加凸显。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跨学科协会前主席乌维·杨森早在2020年10月便发出了警告，要求医院缩减常规医疗工作，却几乎无人响应。因为即使在疫情期间，医院也要设法盈利，来采购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新型设备、完成新的项目建设。一些大型医院还需要额外满足所有者和股东对利润的期望。

削减护理岗位是极为理想的节约手段。伊策霍大学综合诊所主任白昂哈德·齐格勒反省道：“护士的处境如此困难，根本上都是医院领导层的过错。他们最先想到的就是拿护士开刀，把他们都榨干。”过去的25年里，大约5万个护理岗位被逐步取消。

在疫情开始之前，加护病房中的全职护理岗位缺口就达到4700个，如今这一不足更显突出。长期以来，医院都只能通过减少加护病床数量来勉强应付这一局面。疫情发生初期，加护病床的数量在短时间内从2.8万增加到了3.5万，但由谁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机器设备？又由谁去实时关注那些处在生命危险中的病患状况？这些都需要依靠经验丰富的专业护士，然而现在很多医院都只能从其他岗位临时抽调护士或护工来应付。

“我们的工作没法那么快上手。”加护病房护士弗兰西斯卡·波勒说。在社交媒体上粉丝众多的波勒每天都能收到其他护士的留言，这让她发现很多人正在考虑离职，她说：“最新的趋势是转岗。”她自己也已经转去了麻醉科工作。这位年轻的母亲早已无法承受无尽的倒班和加班。她也会怀念在加护病房的日子，在那里，她不仅可以最好地发挥所长，也能获得病人逐渐康复给她带来的满足。“这是我能想到最美好的职业。”但她却不想再回去了，“是选择额外的奖金还是舒舒服服吃一顿午餐，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好纠结的。”

|“新冠奖金”引发的闹剧 |

一开始承诺给所有护士发放的“新冠奖金”，到最后却只给了老人院的护士，而且金额不超过1500欧元。理由是一般医院的护士缺口没有那么厉害，而且他们本身的报酬也已经有所提高。经过一系列抗议，联邦卫生部提高了10%的总拨款用于分配给护理人员，但申请的条件非常复杂，且对工作时间也有限制。最后，很多人仍然一无所获，包括维布克·咏和她的同事们。“这太无耻了。”咏说道，“我们理解这是特殊时期，也愿意竭尽所能。但我们同样也需要获得认可。”最终，全体护士获得了慈善团体捐赠的安慰奖金，金额从300到600欧元不等。但咏依然认为，只有不含任何苛刻限制的奖励才是对他们真正的肯定。

|“善良的心、冷静的手”|

对护理岗位的忽视由来已久。1832年，夏里特医院成立护理学校时，招收学员的唯一要求仅仅是识字，只要不把内服和外用的药物弄混就可以。160多年后，时任公共事务部部长的诺伯特·布吕姆认为，护士仅需要“善良的心、冷静的手”便足够。那时，在护士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医院要依靠教会修女的义务帮助，也没有考虑给什么相应的报酬。德国护理职业协会主席克里斯特·比恩施坦说：“不过当时的病人比现在的要年轻和健康一些。”此外，那时不需要像今天这样耗费大量精力去记录工作，要操作的复杂器械也很少。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护士专业知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 变多的病例，变少的护理 |

2000年年初，德国开始按照医疗项目的复杂程度，采取打包收费的方式。心脏导管插入术、背部和关节手术等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打包收费高、住院时间短。这种从经济学上考虑利弊的思考模式，致使如今德國住院人数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这并不能为病人带来额外的好处，却能使医院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因为病人住院时间的缩短，对护士的需求也不断减少。接收、出院、接收、出院……一家大型医院的中风病房护士拉尔斯·B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一张床都不可以凉。”他说，“这是我们护理界流传的一句俗语。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会让那些病情并不严重的病人住进来，以达到病床满员的状态。”

这也解释了目前德国在数据上出现的矛盾：按居民人数比率计算，德国护士的数量明显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但从实际病患的比率上看，德国又居于末位。护士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我们不是护士太少，而是安排的地方不对。”比恩施坦说，“理论上所有病床都需要相应的护士，但从另一层面上看，很多病床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 延斯·施潘的无能为力 |

前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早将这一问题看在眼里。虽然人们常将医院和警局、消防队拿来比较，认为它们同样应当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他指出：“不会有两个警局或消防队直接开在一起竞争。现在医院的分布很不合理。”虽然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但施潘改变不了什么：医院的位置由各州自己决定。他同样也知道打包收费的弊端，因此提出了“护理预算”方案，即为护士单独准备不受医疗利润影响的预算费用。

然而这项措施是否能够见效，还需观察。在这条法令正式生效前，赫利奥斯医院母公司费森尤斯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史蒂芬·斯特姆便在一次会议上骄傲地告知投资方，他们已经想到了“对策”：他们将让护理团队额外承接包括分发食物、收集便盆在内的一些简单任务，以及医生的文档记录工作。“这样医生就能更加专注在治疗上，我们也能够吸收更多病患。”斯特姆说道。他一心只想要更多的病患，却没考虑护士承受的压力。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医疗健康领域负责人格丽特·耿斯特相信，很多其他的医院也是这样计划的。被问及此事，施潘无奈地表示，护士们或许可以考虑用脚投票。但是去哪儿呢？别的医院可以让护士有尊严地工作吗？哪里能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多的钱和认同？哪里可以让他们发挥所长，获得更好的职业晋升？

| 医生级护士 |

2020年11月初的一个早上，72岁的埃米尔·H发现自己开始流鼻涕、关节疼痛、发烧，便把这些症状记录到了一个手机程序里。彼时，身处弗赖堡大学医院的护士林恩·莱普拉正照例检查她负责的20位癌症病患的情况。看到H的数据后，莱普拉立刻拨通了他的电话。H在7月初曾接受过干细胞移植，自此免疫功能大幅下降。虽然他表示症状并不严重，莱普拉还是坚持让他立刻就医：“细菌感染对您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很快在附近医院取得了抗生素，也恢复了健康。“您救了我的命，是我的守护天使啊！”H说。他们自住院的第一天起便认识了，莱普拉知道H热爱园艺，还教他每次服药前如何给双手消毒，也在疫情期间和他电话联系。

莱普拉和两家高校合作开发了这款手机软件，也接手了部分医生的工作，包括开展骨髓穿刺和化疗等。作为一名全球认证的高级执业护士（APN），这位护理界先锋通过一系列护理相关学术培训，提高了技能，也拓宽了工作领域。但她并不想去别的地方，因为这份工作使她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

德国学术界早已开始建议应有10%至20%的护士接受过大学教育，以便和瑞典、荷兰及加拿大等国接轨，在那些国家，多数甚至全部的护士都读过大学。博世基金会医疗健康领域的负责人贝娜德特·克拉佩说，从医生团体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威胁，特别是从经济分配的角度来看。未来，不仅是大型医院，一些乡村诊所也需要大学毕业的护士。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医生的数量已开始出现不足。“我们再次需要东德那会儿有过的村镇护士了。”克拉佩说。只是现在的村镇护士需要有大学的学历、医生的能力，要能独立处理伤口，甚至能开出药方。

| 更多的钱、更灵活的工作时间 |

原本在柏林夏里特医院工作的护理主任海姆特·施弗来到悠闲的弗赖堡工作后，很快发现了这里的挑战：弗赖堡太靠近瑞士了。这意味着很高的人员外流风险，因为瑞士的工资高、压力小、病患也少。对于施弗来说，能留下并团结护士们至关重要。他提出的排班表既照顾到了需要工作时间固定的单身母亲，也安排了可以临时支援的团队成员，还设置了充足的跳岗人员储备。此外，护士在弗赖堡获得的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同时，施弗也考虑到了职业规划问题。他优化了15个科室的领导结构，设置了人事安排、专业临床及人员培训三个发展方向。即使在疫情期间，这一制度也保留了下来。繁忙工作的同时，负责专业临床的莱恩·冯·赛博琳还在思考如何优化染疫病患的照护流程。她提供的平板电脑让无法说话的病人也能顺利表达需求，还能和家人视频。“看到他们视频时高兴的模样，我们也很感动。”

| 理想：打造“磁性医院”|

施弗的长远计划是将弗赖堡大学医院打造成“磁性医院”。在上世纪80年代护士短缺问题凸显时，科学家发现有些医院更易吸引人才，那些医院的护士对工作更满足且更多参与到决策中，而这能使病人受益，并减少纠纷和死亡率。

弗赖堡大学医院与另外19家德国医院一同参与到一项欧洲研究当中，力图通过各项苛刻的要求，以获得“磁性医院”认证。“美国的合作医院会为我们提供相应的训练。”柏林工业大学研究主任莱哈德·布瑟说。最终，这些医院需要完成各项变革，为护士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很多工作条件依然无法让人接受，因此护士短缺的问题可能还会更严重;相较为拯救生命和维护健康所付出的，他们得到的要少得多;许多工作时间的安排依然显得原始而落后;那些经过大学培养的护士很多都转向了管理岗位。

不过，希望仍在。2019年，有7万多人开始接受护士专业的培训，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此外，更多的人因为疫情选择了护士这份职业，因为在这一时期，它比其他很多职业要显得稳定得多。然而，这些刚刚加入的人都需要良好的发展前景，这就需要依靠政治家、医院、养老院以及其他护理机构的运营方去共同创造了。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马果娜、周丹丹

我被尖叫声惊醒 

—— 索科洛·蒙蒂亚·伟嘉，护士，汉堡

“我在西班牙加的斯市学习了四年护理，那里对我们的重视程度要比这边高得多，却几乎提供不了稳定的岗位，所以我来到了德国。介绍我过来的机构安排我去汉堡市区外的一个养老院工作，我时常在夜里被住客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惊醒。当时，我们一共有四个西班牙女生住在那里，我们不被允许使用那边的洗衣机，只能去汉堡市里的洗衣店。

后来，我们拿到了一把洗衣房的钥匙，就偷偷在值夜班的时候轮流去洗衣服。平日里，只有一名受过专业培训的护士和一位帮工来照看35位老人。因为排班特别满，我们一个月最多只有五到七天的休假，而且值夜班也没有相应的补休。我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有1400欧元，比德国本地护士要少好几百欧元。他们借口说是因为我们还在培训阶段。

我希望所有面临类似境遇的同仁都能够像我当时那样找到一个好团队。只有这样才能挺过难关。我现在在一家大型医院的肿瘤中心工作，这里的人事状况要好得多。”

一张床都不可以凉 

—— 拉尔斯·B，中风病房护士

“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会让那些病情并不严重的病人住进来，以达到病床满员的状态。但如果这时来了病情严重的病患，那问题和压力也就来了。我们必须立刻想办法腾出床位，而这时就会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是应该请走一位刚刚住进来，其实什么治疗也不需要，但却能让我们挣到钱的‘患者？还是一位病得很重但已经交完了医治费用的病人？无论是从人性还是职业道德的角度来看，这都很荒谬，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我们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 弗兰西斯卡·波勒，护士、作家、网络名人

“很多人之所以从事护理或者医疗相关的工作，根本原因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每天結束的时候，回想这种付出的感觉会让我感到满足。最初的那几年，加护病房里的人手充足，当时感觉真的特别棒。之后，情况逐渐变差，有的同事生病了，还有的退休了，但新人还没就位。一开始是白天会出现人员不足，后来就变成一直缺人手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份充满挑战的工作。”

我放弃了 

—— 尼克· W，儿童加护病房护士

“我曾在儿科当了13年护士长。上面总是不断施压，让我们收治更多的病患。从一开始一年收治800个患者到后来一年收1400个，护理团队的规模却几乎没变。首先需要收治的是新生儿，因为他们可以带来最多的利润。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早产儿最需要特殊照看，而我们的人手根本不够。有一次，我们同时照顾着五个孩子，这时又有一对早产的双胞胎要转院过来，我们实在分身乏术，只能拒收他们。结果，我后来被请去参加了领导层会议，他们当着我的面计算这个决定给医院带来了多少损失。我硬着头皮挺住了，但在不久后就提出了卸任领导职位。我很高兴我现在只是儿童加护病房的一名普通护士。担任护士长每个月可以多挣150欧元，但是压力实在太大，我宁愿放弃。”

保护区已经不存在了

——菲利普·齐格勒，精神病学专业护理人士

“我之前在州立医院的母婴科室担任护理长。那是一个有庭院的独栋房子，到处摆放着玩具，还设有一个专门监控有严重自杀倾向病患的保护区。那里的女病人除了要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还要学习如何照料她们的孩子。曾经有一名试图自杀的孕晚期抑郁症患者，我们在她开始阵痛后把她转去了另一家医院。几天后，她回来告诉我们，她开始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四个月后，她的抑郁症痊愈，带着孩子离开了医院。如今，这个母婴科室已经关闭了，因为它让医院不断亏钱。那个大房子里只能容纳三个病人，而每天的儿童护理补助只有20欧元。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保护区就这样消失了。”

弗里达的运气很好

—— 伊丽莎白·札特勒

“因为护理资源的缺乏，我们的女儿弗里达一度陷入生命危险。自出生起，她的肺部就发育不全。一年前的一个早上，她突然发起高烧，同时出现呼吸困难、脸色发青以及心跳过快。按照儿童医生的安排，我们准备把她送去慕尼黑冯·豪纳舍儿童医院的急诊，可那边说她需要进加护病房，但医院没有空余床位。我们后来听说，其实当时有四个空位，但医院却因为没有足够的护士只能暂停接收病人。一个小时后，医生为我们找到了另一家慕尼黑的医院，但当我们抵达时，却被告知那里也没有加护病床了。弗里达的状况越来越糟糕，甚至一度需要接受心肺复苏术。我们慌乱地寻找可以接收她的医院，无论远近。最终，我们去了一家奥格斯堡的医院。弗里达真的是运气很好，有的孩子没能熬过这八个小时的时间。”

荷兰几乎不会出现护理事故 

—— 布克哈特·柯希霍夫，病患的律师

“德国卫生部的医疗政策根本是失败的。前部长施潘既没有意识到预防感染的重要性，也没有了解到想要减少护理事故的出现，根本上是要改革医院的补偿制度。在这方面，荷兰很值得我们学习。那里的医院不会为了多盈利而做很多手术，因此也几乎不会出现护理事故。格罗宁根大学医院有40%的病床都是在护士同意的情况下才去使用的，也没有医生或者商人去担任领导来指指点点。病人只接受必要的手术，例如在髋部手术开始前，病人会先去减重，并接受保守治疗。在荷兰，手术是最后的选择，而不是一开始就定下的目标。过度治疗意味着更贵的费用、更重的护理任务、更高的感染风险以及让病人承受更多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