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蒙 张书卿

[摘 要] 在编辑托马斯·门罗（Thomas Munro）的领导下，《美学与艺术批评》（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cism）杂志从最初的经营困难与默默无名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美学刊物的执牛耳，可谓美国人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经典案例。门罗以五大办刊策略推动了杂志走出去：树立服务性办刊意识，塑造杂志核心品质;秉持包容性办刊风格，打破种种学术壁垒;建立温情的国际人脉，打造国际交流窗口;依托专业性学术组织，实现彼此合作共赢;借势强大的政府力量，顺应大势锦上添花。这些策略对我国人文学术期刊走出去亦能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 人文学术期刊 “走出去” 《美学与艺术批评》 托马斯·门罗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22） 02-0092-09

Strategies and Its Inspirations of “Going Global” for American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Humanities：A Case Study of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Zeng Meng Zhang Shu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Chinese Academy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Beijing， 100073）

[Abstrac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editor Thomas Munro，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JAAC）changed from the initial stage that it was in difficulties of operating and was an unknown journal to later situation that it was the world leader of aesthetic journals. It can be described as a classic case of “going global” for American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humanities. Munro promoted the “going global” of JAAC with five strategies： establish awareness for service and shape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journal; hold the inclusive style and break all kinds of academic barriers; establish warm international contacts and create a window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utilize profess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s to achieve win-win cooperation; take advantage of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 add icing on the cake for JAAC going global. These strategies can also provide useful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humanities going global.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humanities Going global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Thomas Munro

从当前研究观之，相比于图书走出去而言，学界对期刊“走出去”的关注更少。就期刊而言，學界对人文社科类期刊走出去的关注热度超过了科技类期刊;而关于前者的研究，从类型上观之，多为宏观策略研究，微观个案分析较少[1]。这种重宏观、轻微观的研究现状，与国内人文社科类期刊走出去的总体水平较低、期刊总数较少等现实情况密切相关。然而，这种现状并不削弱个案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欧美诸多成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人文社科期刊尚待国内学者深入考察研究，这些微观个案比起宏观性政策研究更具有鲜活性，对我国期刊走出去能够给予更为真实的经验与更加丰富的启示。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美国知名人文期刊《美学与艺术批评》（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进行微观个案考察。该杂志主要刊发美学与艺术相关研究文章，且长期位列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期刊之中。该刊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美学研究刊物的执牛耳，更帮助美国美学走向世界舞台，助力美国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美学学科的榜样或范例”[2]。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入考察并具体展现该刊编辑托马斯·门罗（Thomas Munro）领导杂志成功走出去的方法与策略，最后总结其对我国人文期刊走出去的经验与启示。

1 树立服务性办刊意识

无论是将学术杂志视作一种学术平台，还是视作一种特殊的商品，都要具有令目标受众满意的服务能力。卓越的学术服务能力可谓学术杂志最为核心的品质，这既是杂志自身内容质量硬核的体现，又是杂志发行量与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持久动力源泉，更是杂志“走出去”的重要前提条件。

《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由乌克兰裔美籍哲学家、编辑学家达戈伯特· D.鲁内斯（Dagobert D. Runes）创办于1941年，以季刊形式出版。创办的最初四年，杂志债台高筑，因经费问题经常未能以季刊形式定期出版。此时，杂志在国内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丝毫没有日后的风光模样。杂志的命运转折点为1945年，鲁内斯在春季时将该刊所有权全部移交给美国美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该刊从此成为美国美学学会的会刊。美国美学家、美国美学学会首任主席托马斯·门罗接替鲁内斯，担任该刊编辑一职[3]。门罗的任职为该刊的命运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门罗接手杂志后，首要的任务便是让杂志迅速摆脱债务危机，他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扩大杂志订阅量，二是全面塑造杂志学术服务性形象。

扩大杂志订阅量是最直接的增加财务收入的方法。门罗首先做出了一个看似冒险的决定。他宣布杂志面向社会开放订阅，并对美国美学学会的会员免费发放杂志[4]。杂志最初一年的订阅费4美元，而学会会员费仅为3美元。看似赔本的买卖，实际上借助学会最初的会员迅速地向美国全国各地推广了该杂志，并在杂志与学会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其次，加大杂志对学术机构的推广力度，成功引入西储大学、杜克大学、布朗大学、克里兰夫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资金赞助[5]。然而，若是单单依靠这些措施，订阅量的增长最终将只是暂时性而非长远性的，更为可持续的策略是全面提升杂志学术服务水平。

门罗则从读者、作者、美国美学学会以及美学界师生角度来提升杂志学术服务水平。门罗担任编辑时，具有较强的读者意识，欢迎并虚心接受读者对刊物的批评与意见，并设有《争议来信》（Letters Pro and Con）栏目刊发读者对已发表文章的交流与讨论，尤其是欢迎读者与作者意见交锋。针对作者，首先，门罗鼓励来稿，不限是否是学会会员身份。其次，在接手杂志之初，有着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仍然给予用稿者1美元的稿费鼓励。最后，审稿不拖沓，门罗答应投稿者，会安排编委会尽快审稿并给出接受或拒绝通知[6]。针对美国美学学会，杂志开设了《记录与新闻》（Notes and News）栏目，重点介绍学会的相关内容，譬如年会预告与报道，本学会与其他学会的交流，学会成员的职位变迁、海外访学、讣告以及学术文章或著作出版消息等内容。针对美学界师生，杂志开设《最近美学及相关领域文献择编》（Selected Current Bibliography for Aesthetics and Related Fields）栏目，提供了大量美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开设《职务服务》（Placement Service）栏目，作为美学及其相关领域空缺职位的信息交流中心;开设《大学美学及相关课程注册表》（Register of College Courses on Aesthetics and Related Subjects）栏目，为全国本科生与研究生美学学习提供课程指南。

门罗始终秉持强烈的学术信息交流与服务意识，这在没有互联网、信息交流不畅通与不便捷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这种服务性意识，一方面增强了杂志的人情味，使杂志一改以往学术杂志的枯燥死板印象;另一方面提高了杂志学术信息的多样性，使杂志能够满足不同对象的学术信息需求，最大化地扩大杂志的受众群体与影响力。总之，门罗树立的服务意识使得杂志具有这种硬核内容。而“高质量、高学术价值的内容是学术出版物国际化发展的基础”[7]，这种硬核的内容也为门罗谋划杂志走出美国、走向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

2 秉持包容性办刊风格

无论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杂志还是人文类学术杂志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力求展示某个学科范围之内的深入研究。自然科学以自然为研究对象，以实验与推理为手段来探求规律，追求化繁为简;人文学科以人的思想与精神为研究对象，追求对单一对象的多重解释，往往流派纷呈，观点各异。这种学科差异使得即便是同一学科范围内的人文学术杂志之间也门派森严，壁垒繁多，这易于将杂志局限在一部分人的小圈子之中。文人自古相轻，在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这种人文学科的“相轻”现象与学术壁垒更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杂志要想走向国际社会，必然要秉持包容性的办刊风格。

门罗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大儒杜威，在思想上承袭了杜威建立在“经验”概念之上的自然主义哲学，同时也承袭了杜威的民主理念[8]。这使得门罗的世界观倾向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反对抽象思辨与永恒单一的事物，主张以科学化、实用性、多元化视角来看待事物[9]。尤其是其秉持的多元化价值观念，不仅为不同视角的美学研究打开了大门，也使得其所领导的美国美学具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能性。门罗所秉持的这种多元化价值观念也落实到杂志辦刊风格之上，具体而言体现在杂志的两个方面：其一，杂志刊发的论文不限流派与方法，不限所研究艺术的种类，不限民族与地域;其二，杂志开设的《国际新闻与通讯》（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栏目报道的范围，不分东西，广布全球。

由于门罗鼓励多种方法视角的美学研究，杂志刊登的学术论文往往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作者，譬如哲学系、艺术系、心理学系、文学系、音乐系，甚至还有经济学领域内的作者来稿。就论文所研究的艺术门类而言，杂志亦无特殊偏好，涵盖建筑、电影、戏剧、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诗歌、雕塑等多种艺术门类。最为重要的是，门罗不仅鼓励美国海外作者来稿，而且提倡国际美学理念，率先在美学领域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对东方民族美学给予重视。仅1951—1960、1961—1970年两个十年间，美国以外作者来稿刊文比例便分别多达14%、18%，这其中包括来自东方日本学者的5篇文章、印度学者的13篇文章[10]。在门罗担任编辑及荣誉编辑期间，《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共刊载58篇涉及东方民族美学研究的文章，展现出对以中国、印度、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传统美学的极大兴趣[11]。此外，杂志还专门策划了两次关于东方美学的专刊，分别为《东方艺术与美学专刊》（Special Issue on Oriental Art and Aesthetics）、《东方美学专刊》（Special Issue on Oriental Aesthetics）。这种对东方美学的关注将杂志的包容性办刊风格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杂志的“引进来”，不仅引进西方的美学，而且引进东方的美学，这种包容性带来了真正的国际化。

杂志开设的《国际新闻与通讯》栏目旨在与国外的美学家取得联系，报道其他国家美学的发展动态，涉及杂志、著作、课程、学术组织、学者等与美学方面相关的诸多内容。从1947年3月该栏目创办直至1974年4月门罗逝世，该栏目报道的国家数量高达29个，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与南美洲[12]。值得注意的是，杂志关注了诸多东方国家如日本、印度、埃及、斯里兰卡等。在对东方国家的报道中，尤其关注东方国家自身的传统美学思想，譬如关注日本本土杂志《美学》（Bigaku）、《大和文华》（Yamato bunka）以及日本传统美学研究著作，关注培养阿拉伯民族审美趣味的埃及杂志《艺术家之声》（Sawt el-Fannan），关注印度传统美学思想等。从报道国家的政权性质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共计26个，社会主义国家共计3个，分别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数量上较少，但从报道期数总量而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位居前十行列。这在美苏争霸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情况下，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意识形态壁垒，实属可贵。最后，栏目的报道中还涉及高达54种美学领域相关的杂志，分别来自东西方世界中的18个国家。这些杂志可谓是其竞争对手，但是《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却认真与大方地介绍这些杂志，并持续跟踪报道它们的刊文内容。这再次表明门罗编辑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既努力从文化上又努力从政治上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牢笼，从而获得对世界的包容性品质。

总之，门罗编辑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以包容性办刊风格让众多不同国家的美学发展现状得以集中展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西方主体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美学给予关注与重视。这种包容性使得“引进来”具有可能性，而主动“引进来”的做法，反而加速了杂志“走出去”的步伐并助力美国逐渐成长为国际美学的新灯塔。

3 建立温情的国际人脉

学术期刊走出去，需要杂志积累大量国际学术人脉资源，这些人脉一方面可以在当地帮助宣传与推广杂志，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成为杂志的优秀撰稿者。要想获得广泛而稳定的国际学术人脉，离不开杂志温情的经营。门罗领导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通过免费发放刊物，制定通讯会员制度以及其他物质精神关怀等方法来建立温情的国际人脉。

门罗在接手《美學与艺术批评》杂志后便着手杂志的国际化平台打造。从1946年下半年起便向世界许多地方的个人与图书馆发放了数百本免费样刊，并邀请一些在美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国外学者担任美国美学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s），以便随时与国外美学发展保持联系[13]。此举一方面主动把杂志与学会推向国际社会，另一方面也将海外世界美学发展现状以及海外美学家学术研究成果带回美国。这种策略首先使得杂志的国外发行量大增。当年年底时，海外国家苏联 、巴勒斯坦、印度、阿根廷、巴西、古巴、法国、意大利、丹麦与英国已有单位或个人订阅该杂志[14]。其次，随着杂志海外市场的开拓与通讯会员的增加，杂志收到来自海外美学发展的大量资讯，门罗顺势开辟《国际新闻与通讯》的全新栏目，并将该栏目打造为世界美学信息的交流中心。

实际上，门罗所在的美国长期以来并不是美学发展的重镇，反而大西洋彼岸的欧洲长期以来在美学领域扮演着世界执牛耳的角色。门罗要与欧洲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取得稳定联系并不容易，一方面源自美国在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逊色于欧洲，另一方面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美学家往往居无定所，通讯困难，而后一种不利因素恰恰也为门罗提供了机遇。

欧洲作为第二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几乎沦为一片废墟的状态，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崩溃，煤炭匮乏，食品短缺。德国著名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寒冷的冬天连睡衣都没有，在给门罗的回信中甚至附上了睡衣重要的尺寸数据以及一些食物需求，请求门罗的帮助[15]。像这样因战争落难、行走在冥河之畔的欧洲著名美学家还有很多。门罗想方设法托深处欧洲一线的美国官员、军人或朋友与他们取得联系，转交杂志样刊、信件及营养包裹。此外，门罗还组织人员将这些欧洲美学家的回信翻译刊发在杂志《国际新闻与通讯》栏目，并将这些美学家的通讯地址公布在栏目中。门罗借此平台，一方面随时跟进报道这些欧洲美学家的生活境况与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呼吁美国美学界为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美学家捐款与捐物，邮寄营养包。门罗以美国美学学会以及会刊名义在与欧洲诸多重要美学家取得联系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不仅带来物质上的希望，也带来了精神上也即美学事业的希望。这种温情的策略为《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赢得了国际性的赞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门罗在杂志的《国际新闻与通讯》栏目多次策划了人物专题介绍。杂志对美国海外的美学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学者，一视同仁，专门对其生平、学术思想及著述进行介绍，而且还特意配上美学家们的个人肖像照片。如果有海外的著名美学家离世，杂志也会第一时间发布讣告进行悼念。在印度哲学家乔杜里逝世后，杂志甚至专门为其发行一期增刊《东方美学增刊印度美学中的审美态度：乔杜里》（Supplement to the Oriental Issue： The Aesthetic Attitude in Indian Aesthetics： Pravas Jivan Chaudhury），以表纪念。这些细节无不体现了杂志以温情方式经营着国际学术人脉。

总之，门罗建立的国际学术人脉是广泛的，遍布东方与西方世界。其领导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广泛而稳固的国际学术人脉，离不开杂志的温情经营策略。同时，这种温情经营也反哺杂志自身，为杂志及美国美学学会迅速赢得了国际上的声誉。

4 依托专业性学术组织

自从美国美学学会接管了《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杂志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杂志从最初的负债累累、经营困难到后来名扬美国、蜚声海外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依托专业性学术组织。美国美学学会可谓杂志在国内站稳脚跟的重要依托，而国际美学大会则是杂志走出美国的重要依托。

门罗领导的杂志依托美国美学学会，不仅迅速扩大了杂志在国内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同时也为杂志赢得了大量優质的来稿。如是观之，学会可谓杂志坚强的后盾。同时，杂志也发挥了学会传声筒的作用，其开辟的《记录与新闻》栏目可谓美国美学学会诸种消息的报道平台。总之，两者实现了良好的互动与合作，培养出高度的黏合性，推动了彼此的成长与进步。

然而门罗深知杂志要想走出去，面向世界，还需要一个更具有国际性的美学组织为依托。门罗接手杂志时，便开始向海外个人与图书馆免费分发样刊以及迅速建立起通讯会员制度。这些措施都为杂志走向国际社会奠定了基础。当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地的美学发展现状与来稿文章汇聚在《美学与艺术批评》时，门罗编辑的杂志显然已不再是一本单纯的美国杂志，而是一本国际性色彩浓厚的杂志。在这一历史语境下，门罗越发觉得重新恢复国际美学大会的时机已成熟。

国际美学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esthetics）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学家共坐一堂，共同交流与探讨美学，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1913年10月7日至9日，德索领导的美学研究会（Vereinigung für ästhetische Forschung）在柏林大学举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大会”（Kongreß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大会共吸引了525名与会者，其中美学学会会员205名，听众320名;大会官方语言为德语，故而与会者大部分来自德国;大会虽仅有69名与会者来自德国之外，但却涵盖了奥地利、匈牙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芬兰、英国、美国、埃及、瑞士、荷兰、挪威、瑞典、丹麦共计16个国家[16]。与会者来自如此多的国家，使得大会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色彩，这也是国际美学大会最早追溯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会结束时还决定成立“常设委员会”（ständigen Ausschusses），并决定未来会议将分别于1915年在维也纳举办，1917年在法国巴黎举办[17]。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会计划也只能作罢。直至1937年8月8日至11日，国际美学与艺术科学大会（Congrès Internationaux D’Esthétique Et De Science De L’art）得以在巴黎重新召开，这次大会更具有国际性色彩，提供了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五种会议语言[18]。而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次使得国际美学大会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门罗编辑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在国际化道路上迅速高歌猛进。在此背景下，门罗于1954年上半年左右写信给欧洲各国美学界的领袖，讨论1956年、1957年或1958年在欧洲举办国际美学大会的可能性[19]。在门罗的号召和努力下，第三届国际美学大会最终于1956年9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为大会协办方。大会共有来自意大利、法国、荷兰、日本、印度等19个国家的两百余名参会者[20]。大会不仅包含东方的与会者，而且大会闭幕式上来自日本的竹内敏雄与其他6位美学家一道当选门罗领导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下届会议筹备工作[21]。1960年9月，第四届国际美学大会在希腊雅典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有来自印度与日本的参会者，更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学者。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门罗领导的国际美学大会再次彰显了其包容性与世界主义的精神。当1964年8月，第五届国际美学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门罗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作了题名为《美学中的东方传统》（Oriental Traditions in Aesthetics）报告[22]。门罗代表《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在国际大会上呼吁西方学者对东方美学给予关注与重视，呼吁构建一种国际美学。依托三次国际美学大会，杂志宣传了国际美学精神，而国际美学大会也同样宣传了杂志，提升了杂志国际影响力。

总之，门罗成功地将杂志与美国美学学会的合作共赢关系复制到与国际美学大会的关系之中。《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不仅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国际美学大会的协办方，而且国际美学大会的会议筹备与大会议程等重要内容皆在杂志的《国际新闻与通讯》栏目刊发。依托国际美学大会，杂志毋庸置疑地担当起世界美学杂志领头羊的角色，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建立美学杂志与美学学会[23]。

5 借势强大的政府力量

学术杂志单凭一己之力要实现走出去之路并非不可能，但如果能借势强大的政府力量，势必在走出去之路上能够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以“自由”为标榜的西方国家，绝非在文化与教育领域放任不管，实际上也进行着干预与引导，只不过其方式往往比较隐蔽。就门罗领导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而言，其走出去之路，从主观意愿观之，这是由门罗的多元化价值观念与世界主义思想所引发的;从客观条件观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催生了一系列国际交流活动。

美国最初的立国外交政策是“孤立主义”（isolationism），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动世界进入冷战格局。国力雄厚并真正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其外交政策“在取向上普遍具有‘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或‘全球主义者’（globalist）的特征”[24]。而且美国将这种“国际主义”理念熔铸到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之中，美国将自己宣扬与追求的自由、平等与正义视作一种“普世价值”（universalism）。当美国假定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渴望的”[25]，这必然导致“民族自我利益与全球的利他主义是相同的”[26]。换言之，美国假定全球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世界等待着自己去拯救，拯救世界就是拯救自己。故而，美国除了与苏联在军备上的竞赛，更重视在文化上竞赛，借助文化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工具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其文化冷战的主要机构便是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秘密赞助的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该组织由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于1949年12月在西柏林创立。该组织是美国以自由名义在西方建立的文化战线，它囤积了大量文化武器，譬如期刊、书籍、会议、研讨会、艺术展览、音乐会等[27]。美国暗中积极推动这些文化交流平台的国际化，并借此最大限度在世界范围内宣扬自己的价值理念，从而为冷战服务。

尽管尚无证据表明门罗引导的美国美学学会及《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直接受到过文化自由大会的资助，但美国推动文化冷战与重视文化走出去客观上为门罗编辑的杂志走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这可从杂志的《记录与新闻》《国际新闻与通讯》栏目的报道中见出种种蛛丝马迹。这些便利条件主要包含两方面，其一是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美学领域的学者进行访学交流，其二是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杂志在海外翻译传播。

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美学领域的学者进行访学交流又可具体分为走出去与请进来两种类型。所谓走出去指的是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资助美国国内学者前往海外国家访学交流，输出美国价值文化观念。譬如在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司安排下，美国美学学会前理事卡罗尔· C. 普拉特（Carroll C. Pratt）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大学担任1946—1947年哲学系主任[28]。再如门罗本人也曾于1949年秋初前往巴黎，担任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é）第一位富布莱特教授（Fulbright Professor），在該校任教一年[29]。而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便是“冷战时期美国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之一”[30]。所谓请进来指的是邀请美国海外的知名美学家前往美国访学交流，一方面给予他们机会介绍本国的美学研究，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切身体验美国的文化与美学研究。诸多美学家都通过各种基金会资助前往美国交流，譬如法国索邦大学教授雷蒙德·拜尔（Raymond Bayer）获得富布莱特赴美旅游补助金，在哥伦比亚大学、克里兰夫艺术博物馆等地讲学[31];波兰著名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Tatarkiewicz）教授受到福特基金会赞助访学美国，在美国多所大学发表多次主题演讲[32]。除了访学交流，美国政府还组织翻译杂志文章。门罗曾应美国国务院要求，欣然同意以欧洲和亚洲的语言翻译几篇杂志上的文章，作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一部分[33]。

总之，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发起的文化冷战，鼓励与重视美国文化的海外输出。无论是以政府资助的直接形式，还是以基金会资助的间接形式，都强调将文化与价值观念向海外世界输出。这一时代大背景客观上为门罗编辑的《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走向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6 经验与启示

以上从五个方面对《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走出去之路进行了微观考察，尽管其走出去的年代与如今相隔较久，但其走出去的经验与方法对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仍能给予重要启示。具体而言，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树立服务性办刊意识。杂志首先应思考自身能够给予受众哪些优质学术服务以及如何提供这种优质服务。首先，国内杂志过度焦虑走出去与争夺话语权，往往易于轻视手段重视结果，这样的走出去往往缺乏坚固的地基。其次，国内杂志应改变单一栏目设置，增加书评、访谈、新闻报道等版面，打造多元化学术服务平台。二是秉持包容性办刊风格。国内杂志应认识到请进来也是走出去的重要前提与手段。在不触及意识形态原则与保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尽量做到海纳百川地请进来，最大化扩大稿件来源，打破地域、民族以及学术流派之间的壁垒。三是建立温情的国际人脉。国内杂志无论是将海外学术请进来，还是自身在海外世界的宣传与传播，都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与帮助。杂志要以温情的态度经营国际人脉，从而实现国际学术人脉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以此创建杂志组稿、审稿、宣传的国际窗口。四是依托专业性学术组织。国内杂志应主动与国内有国际学术背景的知名学者合作，借助这些学者与国际性学术组织建立联系，让国际性学术组织成为杂志走向世界的桥梁与平台。杂志应积极主动构建两者间的合作共赢关系，培养彼此的黏性，从而扩大杂志的国际交流广度与深度，最终提升杂志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五是借势强大的政府力量。于国内杂志而言，要积极争取政府政策，坚定不移地实施“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等国际化战略 [34]。于我国政策制定者而言，一方面要发挥“看得见的手”，在宏观政策、方向性问题上做好把控，牢守底线;另一方面要发挥“看不见的手”，注重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在海外的可接受性，发挥文化固有的“润物细无声”的品质。

注 释

[1] 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分别以“走出去”“图书”，“走出去”“期刊”为关键词组合进行题名检索中文期刊文献（时间：2021-09-20），结果显示前者文献为180篇，后者文献为62篇。后者中科技类期刊走出去研究为12篇，人文社科类期刊走出去研究为23篇。具体到人文社科类期刊走出去，宏观策略性研究为16篇，微观个案研究为4篇，分别对我国的《孔子学院》《中国经济学人》《中国国家地理》以及Frontiers系列社科学术期刊进行个案研究考察。

[2][10] Lydia Goeh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Discipline： A Retrospective of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and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 1939-1992[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93，51（2）：99-121

[3][4] [6]Thomas Munro. Editor’s Comment： The Journal under New Management[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45，4（1）：1-2

[5] [13]Thomas Munro. Editor’s Comment[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47，5（3）：206-208

[7] 刘杨，孙奕鸣.中国英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矛盾与破解[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6）：644-650

[8][29] Eleanor Munro. Memoir of A Modernist’s Daughter[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8：26-27， 47-53， 69-71; 125

[9] Thomas Munro. Toward Science in Aesthetic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6：82-83

[11] “东方”是一个可从文化、地理、经济等多角度划分的复杂概念。此处分类的依据主要以文化标准，文化路径迥异于两希文明的民族。统计范围为杂志第4卷至第32卷，统计结果供参考。

[12] 统计范围为该栏目自该栏目设立到门罗逝世（1947—1974）。统计结果供参考，本段其他数据皆依此范围内的统计。

[14] Notes and News.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J].  Special Issue on Baroque Style in Various Arts ，1946，5（2）：161-163

[15]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47，5（4）：329-336

[16][17] Kongreß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erlin[J]. Zeitschrift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1914，9：111

[18] Victor Basch.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thétique Et De Science De L’Art ： Paris 1937[J]. Annali della R.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 Lettere， Storia e Filosofia Serie II， 1936，5（4）：250-252

[19]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54，12（4）：533-534

[20] Max Rieser. Report o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sthetics[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56，53（25）：814-819

[21]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59，18（1）：140-141

[22] Max Rieser，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Aesthetics[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65，23（3）：373-382

[23] 譬如日本美学学会、英国美学学会、希腊美学学会、波兰美学学会、瑞典美学学会、荷兰美学学会及其各自会刊的创办或多或少受到美国美学学会与《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的影响。

[24][25][26] John Fousek. To Lead the Free Word： American Na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Cold War[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6，7，6-7

[27]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 and Letters[M].New York and London： The New Press， 2013：2

[28] Notes and News[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45，4（2）：131-132

[30] 崔建立. 冷战时期富布莱特项目与美国文化外交[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11：1

[31]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50，9（2）：155-157

[32]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62，21（2）：237-239

[33] International News and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1947，5（3）：240-242

[34]王璐.我國科技出版“走出去”路径规划与实施：以科学出版社为例[J].出版科学，2021，29（5）：14-22

（收稿日期：  2021-09-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省级项目“托马斯·门罗比较美学思想研究”（KYCX20_2969）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曾蒙，扬州大学文学院2018级博士生;张书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