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文伯 田璐

摘 要 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从“示范建设”到“双高计划”，高等职业教育正在经历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在建设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路径粘性问题，表现为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路径粘性所带来的迟滞效应迟滞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变革创新，进而迟滞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提出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体系，构建高等职业教育多维考核评价模式，创新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引导策略，目的在于化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粘性问题，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路径粘性;迟滞效应;引导策略;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2）04-0011-07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满足职业教育群体性价值诉求和提升职业教育竞争力的根本保障。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新要求。2019年1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在现代职业教育體系内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202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未来15年，我国将从“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全面转型，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2]。通过《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相关意见的提出，国家在法律上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在经济上确认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教育与经济社会紧密联系的衔接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是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但受职业教育体系内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路径粘性（Path Stickiness）问题，并由此产生迟滞效应，迟滞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进而阻碍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粘性问题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粘性理论在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主要集中在价格粘性、投资粘性和成本粘性等方面。粘性信息理论的出现将粘性理论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3]。在粘性信息理论中，信息传播具有缓慢性，信息获取者在获取信息之前的增量支出就是信息粘性，与信息成本呈正相关关系[4]。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信息粘性将会使其投资具有迟滞性。由于信息无法及时更新，企业的投资将不能根据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立即作出改变，进而产生投资粘性，对公司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杜人淮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研究中提出路径粘性的概念，认为路径粘性主要是指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无法及时迅速作出调整，使自身发展停留在原有路径[5]。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主要将粘性问题放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较少涉猎教育学领域。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出及时和迅速调整。本研究通过深入解读高等职业教育路径粘性问题及其形成机制，探讨路径粘性所引发的迟滞效应，并基于路径粘性问题提出相应的引导策略，以期增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要求高等职业院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进行变革创新，提升规模、质量和供给结构，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而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主要是指面对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和外界日益变化的根本诉求，高等职业教育的行为和决策调整慢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无法随着国家政策和社会需求的变动而迅速作出反应，致使自身发展维持原有路径，产生路径粘性问题。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

（一）制度粘性：制度变迁滞缓割裂了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制度粘性（System Stickness）从属于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主要是指因制度供需不一致而出现制度革新滞缓的状态。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需要制度变迁的发生，以此作为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的“行动路径”。依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变迁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受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影响，制度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制度变迁需要更多成本，在没有足够力量制约的情况下，对以往的制度形式产生依赖现象[6]，沿着原有路径一直延续，陷入路径依赖。一旦制度变迁陷入无效状态甚至出现停滞，就会产生负强化效应，新制度的革新被原有制度束缚，产生所谓的制度粘性。

制度执行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受多种现实因素制约。产教融合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动力保障。近年来，国家针对产教融合制度出台大量相关政策，但由于政策执行环境缺失以及政策制定内容缺乏实质性和操作性细则，导致制度实施效率低下，最终造成政策资源极大浪费[7]，教育决策滞留于原有路径。产教融合制度建设需要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密切合作，但高职院校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制定，企业逐渐被高职院校“边缘化”。多数行业企业基于“利益至上”的原则，与高职院校合作目的仅限于获取政策红利，无法真正落实产教融合制度的具体要求。

高等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贯穿人才选拔、培养与升学、就业全过程。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主要以满足职业岗位用人需求的订单式培养为主，围绕企业需要制定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产业体系以新技术的集群突破为主要发展形式，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要求校企合作协同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目的在于职业技能生成、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能革新。然而，从很多产教融合制度执行案例可以看到，校企合作模式在高等职业院校得到了强化，但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衔接成果并不理想。产教融合制度变迁遇到多重障碍，一是政府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中间力量存在缺位和越位现象。高职院校的办学自治权深受政府约束，政府对高职院校人事制度直接或间接管控造成高职院校无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自身人事规模，削弱了高职院校人事制度对教职工的激励约束效应，不利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产教融合制度创新。二是产教融合制度设计主体目标取向不一致，进一步影响制度的执行与创新[8]，校企合作双主体培养方式的最初目的在于职业技能生成而不是偏重于劳动力的获取[9]。三是高职院校更倾向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发展路径。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应用研究更加符合当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创新需求，但受“路径依赖”影响，院校科研制度倾向于基础研究，并没有突出以应用研究为导向，阻碍高等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10]。高等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必然会受到过去为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作出的各种选择的影响，进而生成制度粘性。制度粘性的存在反作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影响和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转型发展。

（二）理念粘性：盲从于普通本科院校办学定位的认知困境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应遵循服务化、创新化和开放化的发展理念，以全新发展理念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思想指导。社会环境变化产生的先进理念亟需教育发展理念及时调整并与之相匹配，但由于意念不足或思维惯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原有理念不能及时和迅速作出调整，从而使理念继续维持或停留于原有状态，产生理念粘性。理念粘性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锚定效应的存在。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学现象，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纳曼（Kahneman）对锚定效应进行界定和描述，指出在对一项事物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人们往往会受自身所接收到的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影响，产生认知上的思维惰性，进而形成理念粘性。锚定效应的存在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时期发展方式的影响。在高等职业教育大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千亩校园，万名学生”的院校规模，催生“规模越大越好，学生越多越好”的思维定势，部分高职院校仍保持外延型发展方式和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逻辑，影响和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围绕高等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发展路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利益主体积极参与产教融合的各个环节。但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理念和行动目标存在滞后性，容易陷入文化—认知性困境，造成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上的理念粘性问题[11]。传统教育理念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很难被消除，多元利益主体对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守旧性认知理念导致混合所有制改革困难重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追求稳定性的办学理念，对混合所有制的外部环境和所得效益的不确定性产生质疑，新兴的“混合所有制”办学理念与原有的“单一所有制办学”理念产生冲突，阻碍改革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不断发生改变，由最初的以中央教育行政部门或国有企业为主到以地方教育部门为主要办学主体。这种单一主体办学模式逐渐在高等职业教育场域中占据优势，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固有的办学理念和行动指南。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单一化办学主体和办学模式增长了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依赖思想，无法满足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理念粘性。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与现代職业教育办学理念存在较大差距，高等职业院校没有及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作出调整，缺少将科学理念注入教学实践中，教学过程中仍然存在课程内容落后、理论教学多于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等多方面问题[12]，使理念粘性成为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障碍。

（三）治理粘性 ：缺乏新型治理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公共或者私人管理机构通过诸多方式对共同事务进行管理，调和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之持续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13]。治理粘性通常是指某种治理模式一旦被选定并成为初始治理模式，在后续的运行和演进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影响后续治理模式的生成。高职院校在治理理念、方式、体制等方面的路径选择中过度依赖既有的治理模型，导致治理体系的落后和治理粘性的出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功能转换与治理效能发挥受限。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高职院校治理以多元利益主体均衡为主要价值取向，而高职院校现有治理模式仍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度不够，多元主体形同虚设，院校治理能力亟待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治理依赖于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治理主体单一化使其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基于成本最小化理论，高职院校治理主体倾向于依据以往信息资源进行行为决策，极少根据新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作出调整，由此产生的粘滞信息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道屏障。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专业群和产业群建设的深度融合，发挥前沿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14]。当前，在建设高水平专业群过程中，高职院校能够合作的优质企业数量偏低。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合作企业侧重于企业利益最大化，没有将企业前沿技术与人才发展需要和高等职业院校进行有效衔接，并未积极主动参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致使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产生脱节，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于产业发展需求。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水平与企业管理对接不紧密，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严重影响专业群和产业群的融合程度。

管理体制建设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内容，要求各管理部门权责清晰，形成治理合力。但从目前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机制的发展态势来看，仍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无法摆脱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桎梏，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呈现出“以文件落实文件”式的治理模式。高等职业教育管理部门职能不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多部门共同参与，容易产生不同的立场和分歧，难以形成合力。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治理更加趋于行政化，行政权力干预充斥于教学评价、科研项目评审以及职称评定等各项学术事务中。在诸多高职院校中，权威治理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自主治理机制和市场治理机制无法真正发挥治理效用，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创新活力与制度要素被刚性的行政治理所制约，由此产生的治理粘性影响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路径粘性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的迟滞效应

进入教育现代化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迎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变革创新的重要机遇期，要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务必抓好这三个着力点[15]。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的存在和作用，削弱了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大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动力，进而迟滞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值和变革创新，最终迟滞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迟滞提质培优：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治理体系滞缓职业教育质量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目的在于健全职业教育发展制度，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6]。“提质”主要围绕“三教”改革、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等重难点进行突破，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和内涵发展;“培优”着眼于建设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职业院校、校训基地、专业群，培育优质的职业教育[17]。“提质”与“培优”相互引导、相互促进，共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提质培优要求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化、综合化、全面化发展，推动职业院校从注重外延式发展到注重院校主体的内涵式建设，全面提高院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三教”改革是高职教育提质培优的关键聚焦和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路径[18]，重点在于提升高职院校的教师素养，丰富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三教”改革要求从教师教育一体化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优化教师结构，丰富教师绩效工资政策与教师晋升评价的体制机制，激励教师积极创新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然而，路径粘性使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主体习惯于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治理模式，从而不可避免地迟滞高职院校提质培优，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当前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体系和管理体制相对滞后，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不强，且受普通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的影响，部分高等职业院校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特色化办学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办学方式出现同质化倾向。传统教学思维和固定化教学内容无法保障院校人才培养规格符合企业岗位需求。高职院校盲目追求发展规模扩大，忽视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和办学质量的提升，不利于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迟滞提质培优行动计划落实。长期以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缺乏系统化建设，高职院校模仿、复制学术型综合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治理模式，片面追求学历教育，忽视职业化培训，导致对职业培训的投入不足，职业院校职业培训职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19]，加大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难度。

（二）迟滞增值赋能：固有的治理模式和教育理念制约人才培养质量

增值赋能是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培养一批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院校增值赋能的必然选择。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外部产业“增值”，同时为内部院校、教师和学生“赋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各行业对人才的思维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需要高职学生积极主动适应时代变迁，不断学习丰富未来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增值赋能要求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要以未来产业发展和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满足时代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20]。然而，路径粘性的存在使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固守原有的治理模式和教育理念，从而迟滞高等职业教育的增值赋能，制约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院校在参与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强势性话语权，企业参与办学的主体性地位被弱化，无法充分参与院校课程开发、培养方案制定等人才培养过程，削弱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对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迟滞高等院校增值赋能。受制于“行政化”思维影响，高等职业院校自主办学能力存在滞后现象，没有足够能力承接政府下放的办学自主权。传统职业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不同步，存在粘性效应，高职院校培养内容、模式、方法缺乏创新，容易产生倦怠和疲劳，迟滞高职院校增值赋能的实现。传统职业教育评价理念迟滞学生的增值赋能，高职院校教师侧重于理论知识考评，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和实践创新教育。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核心素养、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无法以量化评价方式进行衡量，院校对学生评价目的侧重于甄别选拔优秀的知识型学生[21]，致使教师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消极的评价理念抑制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迟滞变革创新：缺乏明确定位和培养模式阻滞职业教育创新性发展

变革创新是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22]。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变革创新，有利于推动知识创新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的紧密融合，促进产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力资源作支撑，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高等职业教育原有的发展路径难以满足新时代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变革创新迫在眉睫。没有明确的高职教育定位和成熟的培养模式，高等职业教育变革创新存在巨大压力。

现有大多数企业游离在高等职业教育之外[23]，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管理的随意性和功利性加大了产教融合制度实施难度，无法保障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和质量[24]。产教融合制度设计滞后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诉求，高职院校建设深受政府相关决策影响，行业企业参与度不高，存在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匹配、校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企业发展与职业院校合作存在局限性。高等职业教育的自我调整和挖潜能力有限，对外部依赖较大。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业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缺乏科学的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与人才供给主要集中在相对饱和的第三产业[25]，高职人才培养规格仍未形成清晰定位，无法体现产业结构和经济调整新方向、新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遵循，通常会模仿本科院校的办学模式。高职院校与普通本科院校办学路径、发展理念、培养模式等方面趋同，忽视学习者的实际需求，与高等职业教育多样化质量标准并不相符，影响高职教育自身的变革创新，以及必要的创新经验和创新成果积累。路径粘性越强，变革创新的难度就越大。

三、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导策略

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不可避免会出现制度粘性、理念粘性和治理粘性的路径粘性问题。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在于破除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亟需做好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化解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粘性问题。

（一）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体系，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高技能社会的重要力量。加快构建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筑高等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首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要基于市场发展与人才供需变化，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审时度势、因时而变，促使政府、学校、市场三方利益主体整合资源，协同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保障人才培养的适切性和有效性，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和专业特征。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深化产教融合制度改革，依法保障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制度建设的合法权益，创新产教融合制度供给，构建政校企协同发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融通的制度体系，为产教融合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产教融合制度设计要充分考虑行业企业的利益诉求和人才诉求，改变制度设计主体单一化现状，积极探索能够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制度文本，将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精准对接社会生产分工结构，促使职业教育更好地赋能产业，推动高等职业院校科研成果与企业生产技术同步转化[26]。其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避免传统的同质化倾向，保持区域职业教育的特色化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要改变以往的专业架构，凸显区域的特色与差异，基于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及时调整院校专业，有针对性地根据地方产业结构特点建设专业群、培养人才，走多样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体系需要把职业教育内化到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把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内化于企业责任之中，打破教育与产业相分离的发展模式，将教学过程与生產过程相互交替进行，将生产资源充分转化为教学资源，以此更好地化解高等职业院校存在的路径粘性问题。

（二）构建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制度执行约束与院校治理监管机制缺失是导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出现路径粘性的重要因素。为此，高职院校需要构建系统完善、导向明确的多维度考核评价模式，化解路径粘性问题，推动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化发展。

首先，健全高等职业教育过程性和多元性评价标准，构建政校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质量监管评价机制。积极吸纳政府、企业、行业等不同利益主体参与院校质量的监督与评价，实行管办评分离的评价方式，有效落实高等职业院校各类办学主体的办学绩效考核。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认证评估，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更为客观的监督机制。其次，积极探索增值评价是改进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之一。明确评价目的是提升高职院校评价工作有效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的多数评价偏重于分层、比较，以学业分数、论文发表数、课题数等一系列量化指标作为主要考核标准，忽视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增值评价主要用于实现学校教育质量的诊断和提升，更为关注的是学生接受教育之后能够实现人生发展的增量，从增值的角度评价高职院校能否有效改进教育教学过程。丰富职业教育增值评价体系，从关注学生的增值评价逐步深入到教师增值评价和学校增值评价，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相结合，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在增值评价中的作用[27]。增值评价作为整个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探索综合性要素评价指标为关键任务，主要包括认知和专业能力评价以及职业素养评价两个方面，旨在评价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完成岗位工作任务时所具有的交往沟通能力和创造性、批判性思考能力。

（三）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路径

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打破固有治理体系桎梏，为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路径。

一是优化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科学分配利益相关主体的职责和权利边界，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特点和办学规律为依托，构建校长负责、企业参与、民主管理、社会监督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28]。基于学生的就业需求，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企业需求侧与教育供给侧资源要素进行融合，更好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相匹配[29]，推动高职院校学生从量的扩张转向人才培养质的提升。依托新公共治理理论重新审视政校企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行政管理者、具体办学者和组织参与者的主要职能和相互关系，寻求政校企三方协同参与院校管理的均衡点，保障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改革与新环境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保障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使“政管校办”式治理模式逐步发展为“有限主导-合作共治”式治理模式[30]，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31]。二是高职院校要形成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方利益主体合作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合理进行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以产权激励方式扩大校企合作双方权益，激发各方利益主体参与院校治理动力，推动高职院校治理模式由封闭转向开放。通过“多元共治”消除高等职业教育封闭化办学、政策主导的治理壁垒，在院校治理中政府要做好管办评分离的角色定位，下放教育行政权力，在依法治校、依章治校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利益主体协商机制。重视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主体角色，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化解已有治理模式的路径粘性。加快探索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以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为先导，将高等教育特性和职业教育治理特性融为一体，全方位推动高职教育提质培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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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ath Stickiness， Retardation Effects and Guiding Strategies

Cai Wenbo， Tian Lu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skilled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From“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to“double-high pla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shifted from scale expans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path stickiness will inevitably appear， which is manifested as system stickiness， idea stickiness and governance stickiness. The hysteresis effects caused by path stickiness will delay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value appreciation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n delay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deepe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nstruct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model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novate the guidance strateg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governance system， solve the stickiness proble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viscosity; hysteresis effects; guiding strategies;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Author  Cai Wenbo， professor of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Tian Lu， postgraduate of Shihezi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蔡文伯（1962- ），男，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塔里木大学“昆仑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石河子，832003）;田璐（1997- ），女，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学校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绩效的测度与评价研究”（71864032）;新疆兵团社科基金项目“兵团教育精准扶贫成效与实现路径研究”（18ZD04），主持人：蔡文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