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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富察氏家族

2022-04-12张明富李祥东

重庆社会科学 2022年3期

张明富 李祥东

摘 要:富察氏家族是清朝著名的政治军事家族。清前期在东北边疆任职或肩负东北边疆治理的出身富察氏家族的官员,《满汉大臣列传》《清史列传》《钦定八旗通志》《清史稿》等纪传体史籍中,撰有专门传记的,至少有11人。他们治理东北边疆的主要举措包括:抗击沙俄入侵,划定中俄东段边界;建城驻兵,训练军队,严肃军纪,强化边境管理;垦辟土地,赈济旗丁,设立学校,妥善安置罪犯;整顿吉林参务等等。在清朝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和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清朝前期;东北边疆;富察氏;萨布素;富玉;福康安;秀林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2)003-0124-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2.003.009

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虽在1644年入关以后,曾一度战略重心南移,但一刻也未放松对这一方沃土的经营和治理。如探索东北边疆管理体制,顺治时期实行总管制,至康乾时期,正式确立并完善将军制;反击沙俄入侵,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确中俄东端边界;开垦荒地,发展工商业经济等等。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无疑饱含着清朝施政者的治国理政智慧以及东北各族军民的坚毅勇敢和艰苦奋斗。但若转换一下视角,从家族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的东北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已有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萨布素抗击沙俄[1]、黑龙江防务[2],对富察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活动少有论及。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以期呈现出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东北边疆治理中的整体的历史画卷。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清前期参与东北边疆治理的富察氏家族官员

政府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主体,官员肩负着边疆治理的重要职责。清前期在东北边疆任职或肩负东北边疆治理的出身富察氏家族的官员,并非只有萨布素1人,《满汉大臣列传》《清史列传》《钦定八旗通志》《清史稿》等纪传体史籍中撰有专门传记的至少有11人。下面仅按其任职或参与东北边疆治理的时间先后做一梳理。

1.萨布素(—1701),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先祖世居岳克通鄂城,为当地首领。四世祖充顺巴本,有“勇力”,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奉命屯驻吉林,遂家于此。萨布素生于斯,长于斯,仕途畅达,历任领催、协领、宁古塔副都统、黑龙江将军等职。其中,任宁古塔副都统5年,自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至康熙二十年十月;任黑龙江将军的时间最久,从康熙二十二年十月至康熙四十年正月,长达18年[3]719-725[4]10136-10140。他也是首任黑龙江将军。

2.马齐(1652—1739),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米思翰次子。历任佐领、工部郎中、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历相三朝”。乾隆四年(1739)卒,享年88岁。在其漫长的仕宦生涯中,两次到达东北,肩负东北边疆治理使命: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奉命筹划派遣官员前往尼布楚与俄罗斯谈判中俄东端边界事宜,并禀命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喇尼、护军统领马喇等,“往主其议”[5]450,是中方代表团的重要谈判成员。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盛京所辖地区大面积歉收,马齐奉命前往赈济[3]1005。

3.新柱(—1768),姓富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头等侍卫、镶白旗满洲副都统、福州将军、吉林将军、理藩院尚书、西安将军、盛京将军等官,乾隆三十三年卒。任职东北两年: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至乾隆十五年,任吉林将军;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三年,任盛京将军[6]第667册:275-278。

4.傅玉(—1798),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五年,由闲散授蓝翎侍卫,后历任前锋侍卫、黑龙江副都统、镶黄旗满洲副都统、黑龙江将军、荆州将军、广州将军、西安将军。乾隆五十四年,授内大臣,官阶从一品。乾隆五十八年致仕,嘉庆三年(1798)十月卒。观其一生,为官東北17年。其中,官黑龙江副都统7年,从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两任黑龙江将军,第一次2年,从乾隆三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第二次时间较长,从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五年,达8年之久[7]439-441。

5.贝和诺(1647—1721),姓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历任户部主事、佐领、大理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侍郎、陕西巡抚、四川巡抚、云贵总督、盛京工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官。康熙六十年二月,卒于官,享年75岁。贝和诺两次任职东北,一次在康熙三十六年,时任户部侍郎。这年的十一月,礼部上奏:朝鲜近年旱涝频仍,农业歉收,粮食匮乏,民食为艰,百姓流离失所,国王李焞“请开市义州、中江贸谷。”康熙皇帝宅心仁厚,命“赏给米一万石”,另运米二万石至义州、中江,与朝鲜开市,令贝和诺“往中江监视贸易”。第二次在康熙五十年十一月至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这次是降级使用,起因是:山西太原陈四等六十余人,携妇女、乘马骡,赴云南开垦。陈四一行经陕西、湖南到达贵阳,贵州布政使张建绩,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曾任云贵总督、时已升礼部尚书的贝和诺,贝和诺未予“察究”,“仅令咨回原籍”,马虎了事。康熙皇帝很不高兴,将贝和诺降一级,调任盛京工部侍郎[3]799-801。

6.福隆安(—1784),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历官御前侍卫、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等。他没有做官东北的经历,但乾隆四十二年,曾奉命前往锦州,查办“锦州协领富伸保科敛商民”一案[3]1886。

7.福康安(—1796),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历任户部右侍郎、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内大臣、吉林将军、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兵部尚书、陕甘总督、户部尚书、两广总督等,加官至太子太保。嘉庆元年五月,病逝苗疆,赠郡王衔。福康安曾于乾隆四十二年,任吉林将军;乾隆四十三年,任盛京将军。还于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前往吉林审理“吉林将军恒秀治参务亏缺库项案”[7]1009-1036。

8.富尼善(—1803),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三十八年,授户部主事。后历官赣州知府、安徽布政使、京口副都统、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贵州巡抚等,嘉庆七年九月卒。曾任宁古塔副都统3年,从嘉庆三年到嘉庆六年[7]1206。

9.秀林(—1810),姓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乾隆四十一年,补吏部司务。后历任主事、员外郎、郎中、库车办事大臣、吉林副都统、江宁将军、吉林将军,官至吏部尚书。嘉庆十五年十一月,以“侵蚀参余银两案”发,“赐令自尽”。秀林为官吉林的时间较长,任吉林副都统1年,从乾隆五十八年至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任吉林将军15年,自乾隆五十九年九月,至嘉庆十四年二月。其间,有三个月即嘉庆八年五月至八月,任江宁将军[7]1499-1502。

10.博启图(—1834),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初,授头等侍卫。历官兵部侍郎、察哈尔都统。道光七年(1827),调任吉林将军。不久,被召回京,任工部尚书,兼领侍卫内大臣。道光十四年卒,赠太子太保[4]11122。

11.哈丰阿(—1840),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初,为健锐营前锋,奉命随军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转战川陕,升前锋侍卫。后历任贵州定广协副将、威宁镇总兵、乌鲁木齐提督、广州将军、黑龙江将军、西安将军等官。道光二十年卒。他在道光十四年,曾任黑龙江将军[4]11482。

从上面的列举可以看出,清前期任职东北或受皇帝委派临时处理有关东北事务的出身富察氏家族的官员,除顺治朝暂未发现外,康、雍、乾、嘉、道诸朝皆有。康熙朝3人:萨布素、马齐、贝和诺;乾隆朝4人:新柱、傅玉、福隆安、福康安;嘉庆朝2人:富尼善、秀林;道光朝2人:博启图、哈丰阿。也许还有个别遗漏,但主要的人物应已囊括其中。

二、富察氏家族官员治理东北的主要举措

(一)抗击沙俄入侵,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是清朝东北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16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张。17世纪30年代逼近中国东北边境。40年代起,在汉籍中被称为“罗刹”的俄国武装侵略分子窜入黑龙江流域,大肆屠杀劫掠。当地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但未能完全剪除。罗刹更加肆无忌惮,又侵入黑龙江支流精奇里江流域,占据雅克萨城,并以雅克萨城为据点,变本加厉地四处烧杀奸淫,抢掠财物。清朝政府忍无可忍。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皇帝将国家战略重心北移,立即着手解决罗刹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的准备。康熙二十一年八月,派遣副都统郎坦、朋春率兵开赴黑龙江,与熟悉当地情况的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一起,以捕鹿为名,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弄清雅克萨的地形、道路远近,侦察雅克萨的城防工事。十二月,任务顺利完成,郎坦、朋春向康熙帝奏报,雅克萨城不难攻取。康熙帝得报,胸有成竹,下令在黑龙江、呼玛尔二处修建木城,调宁古塔兵1 500人驻守,由萨布素和和宁古塔将军巴海共同指挥,于此造舰设炮,演练军队,相机进剿。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萨布素与巴海联名,向康熙皇帝提出三项建议:1.黑龙江(瑷珲)、呼玛尔距雅克萨城路途遥远,不宜作为进攻雅克萨城的前哨阵地;2.分兵驻守黑龙江、呼玛尔两城,兵力分散,兵分则势弱;3.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不宜长久对峙。如两军相持,雅克萨罗刹可能从水路得到尼布楚增援。认为七月庄稼未熟,罗刹积贮未丰,是进攻雅克萨城的最佳时机。若于此时,速行征剿,可一举攻克。康熙皇帝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应再做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为此不断地进行调整布局,并将战前准备的工作重担压在了萨布素的肩上,命宁古塔将军巴海留守吉林,萨布素与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领兵驻守位于黑龙江与呼玛尔之间的额苏哩,以此作为进攻雅克萨的要地。后康熙皇帝又以宁古塔兵更番戍守额苏哩,道远辛苦,非长久之计,命在黑龙江建城永戍,设黑龙江将军、副都统管辖。十月,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康熙二十四年春,命都统朋春率领八旗、绿营及籐牌兵奔赴黑龙江,与萨布素会剿罗刹。五月,兵抵雅克萨。萨布素、朋春驻军城南,布置红衣大炮于城北,对雅克萨城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集战船于江面,阻击罗刹水上救援,并在雅克萨城下堆积柴草,作焚城之状。城中侵略者魂驚魄丧,只得乞降,狼狈撤离雅克萨城。清军将雅克萨城拆毁,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取得胜利。捷报传至京城,康熙非常高兴:“大兵迅速征行,破四十年盘据之罗刹于数日之间!”[6]第666册:252然撤走的俄罗斯侵略势力并不甘心在雅克萨的失败,将清朝的宽容与仁慈当成了软弱。数月后,重返雅克萨城。康熙二十五年正月,萨布素奏:“遣人往侦,罗刹复至雅克萨,筑城盘据,请于水消时,督修战舰,相机进剿。”康熙也认为应予以坚决打击,不能有任何手软:“罗刹复筑雅克萨城,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6]第666册:252令萨布素速修船舰,率领所部2 000人攻取雅克萨,复命副都统郎坦、班达尔沙领兵会剿。八月,清军全部完成对雅克萨城的包围,并将军事部署报告康熙皇帝:北、东、南三面掘壕筑垒,壕沟外遍置木桩和鹿角,“分汛防御”;城西临江,另设一军,堵截尼布楚援兵,并防止罗刹从水上逃跑。雅克萨城被围得水泄不通。侵略者陷入困境,无技可施。九月,俄罗斯遣使“上疏纳款”,乞撤雅克萨之围。康熙同意其请求,令其别遣使臣前来商议中俄东段边界。同时,命令萨布素撤围。沙俄在清朝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不得不接受康熙提出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俄国以费耀多啰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到达尼布楚,清朝派内大臣索额图等赴尼布楚谈判。萨布素受命率黑龙江兵1 500人跟随前往,保护中方谈判代表内大臣索额图等人的安全,并参与边界议定。经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其内容如下:俄罗斯自毁雅克萨城,撤走居民,双方以格尔必齐河北岸为界,立碑垂示久远。正式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但应该明确,这是清朝军事斗争的结果,没有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侵略成性的沙俄就不会轻易同意走到谈判桌前,坐下来进行对等的和平谈判。萨布素是雅克萨之战的重要指挥者和康熙战略意图的坚决执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萨布素在遏制沙皇俄国对我国东北边境的侵略,稳定我国东北部边疆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719-722。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还有另一位富察氏家族成员马齐的功劳。在定界事情上,康熙对马齐非常倚重。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时任左都御史的马齐,受命“筹议遣官与俄罗斯定界事” [5]第5册:450。马齐提出,定界之事“所关最巨”,将垂之史册,谈判的所有档案除满、俄、拉丁文外,还应该兼书汉字,保留汉文文本。因此,派往尼布楚的谈判使团应“不分满汉,一体差遣”,要有汉族官员参加。可谓远见卓识!在康熙帝确定的前往尼布楚与俄国进行边界谈判的使团中也有马齐,而且是重要的主持和谈的代表之一[3]1005。马齐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定付出了辛劳!

(二)建城驻兵,训练军队,严肃军纪,强化边境管理

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有力地阻止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扩张,但也暴露出东北的边防实力急待加强。清前期任职东北的富察氏家族官员不惜费心劳神,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萨布素监视沙俄军队动向,建城驻兵,严肃军纪

雅克萨之战后,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康熙皇帝命令萨布素统率官兵,乘天时未寒,还驻黑龙江(瑷珲)、墨尔根(嫩江县),“修整器械,休息马匹,以度隆冬”,并在战略要地“严设斥堠”[5]第5册:403,严密监视沙俄军队动向,防止其卷土重来。回驻黑龙江的萨布素为提高东北的整体边防实力,加强边疆建设,多方谋划,修建城市,驻兵防守。白都讷,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系东北水陆通衢;齐齐哈尔,是最为紧要的形胜之地,在边疆巩固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萨布素对此了然于胸,他从全局考虑出发,于康熙三十一年,同宁古塔将军佟宝联名奏请修建齐齐哈尔城及白都讷木城(今松源),将蒙古科尔沁部进献的锡伯、卦尔察、达呼尔壮丁14 000余人,编入佐领,隶上三旗,分驻两城,设防守尉、防御等官管理[4]10139。同时,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对军队纪律严加整顿。康熙三十七年四月,锡伯、达呼尔佐领阿穆瑚、朗巴琳等对边防哨所不认真巡察,“旷误防哨”,萨布素不假宽贷,立即上奏朝廷,请求予以惩罚。康熙下令:“锡伯、达呼尔编入佐领已数年矣,理合遵行禁令,今旷误防哨,不可不严加处分。佐领阿穆瑚、朗巴琳俱革职,交萨布素惩治。嗣后若有此等不遵法纪者,令萨布素酌量治罪以闻。” [6]第666册:254康熙皇帝赋予了萨布素整治军纪的权限,对其信任有加,这也是萨布素为官东北能有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2.傅玉注重军队建设和边务管理

黑龙江地处边地,与沙俄除陆路相连外,还有水路相通。为加强防范,成立有黑龙江水师营,营内编制,原设领催8名,水手419名,水手从发遣吉林的罪犯所生的子孙中挑选,“给以粮饷,按时操演”。然日久生弊,至乾隆二十六年,营内水手年老残废者多达三分之一,战斗力锐减,而以备挑选水手的营内闲散壮丁又严重不足。时任黑龙江副都统的傅玉内心焦急:“今若不将应挑壮丁,预先多为筹办,遇有差遣,水手恐有不敷。”[5]第17册:138请求将黑龙江等处“附入旗分佐领之另记档案及开档之一百四名,于该旗佐领内开出,附入水师营壮丁档案。俟有水手缺出,挑选强壮者充当”[5]第17册:138。奏請得到批准,解决了黑龙江水师营内水手的补给问题。

对黑龙江边务管理,傅玉也非常用心。旧例,中俄边界至黑龙江城距离甚远,凡遇有事件,由该地总管“两处通详”,分别报告黑龙江将军和理藩院。黑龙江将军傅玉认为这一管理体制不妥,“恐有掩饰、迟误之弊”。乾隆三十八年,上疏奏请:嗣后边务处理,由黑龙江将军与办理俄罗斯边务的官员,“札商具奏” [5]第20册:454,减少中间环节,防止隐瞒真相,提高行政效率。

呼伦贝尔、内珠尔特与俄罗斯壤地相接,设有卡伦。呼伦贝尔向设卡伦47处,内珠尔特设卡12处。为防止驻守官兵“日久惰生”,更担心官兵长时间驻守此地,势必与俄罗斯人相熟,“易滋事端”,驻防官兵实行轮换制。一般是“一年一换”。黑龙江将军傅玉觉得一年还是较长,奏请挑选“年力强壮”的官兵驻守卡伦,驻卡官兵分作三班,三月一换。每月仍派总管一员巡察边防[5]第20册:454,请求得到支持。

3.哈丰阿体恤边军,关注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布特哈人,是对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达斡尔和鄂伦春人的总称。清朝按八旗制度将其编组,又称为布特哈八旗。布特哈八旗兵丁除定期巡边、垦荒习农、听从征调外,还要狩猎贡貂,每丁“岁贡一貂”,官府分等给赏。布特哈无饷牲丁“每岁交纳皮张,生计疲累”,引起哈丰阿的莫大同情。哈丰阿为解决布特哈无饷牲丁的生计问题,多方筹划。道光十六年十月,奏请从盛京户部的备存银两内借银10万两,交奉天府尹分发奉天商户经营,每月利息一分,每年可生息12 000两,闰年13 000两。自道光十八年起,布特哈无饷牲丁每名岁给银6两,年终发放,每年共需银7 200两。其余息银,用于归还盛京户部借款,计20年还清。盛京户部借款还清后,所收余息银两仍交盛京户部,用于办公或工程建设支出[5]第37册:475。时奉天当商已领过“三款”生息银两,未领生息银两的各商“殷实者无几”,若“概行发给”,不但利息不能按期交纳,很可能导致本银亏缺,因风险太大而作罢。哈丰阿不得不“另行筹画”:布特哈原设有“牛马银”专项6 000两,主要用于借给贫困耕种户置办耕牛、农具。哈丰阿奏请从中拨银2 000两,津贴无力牲丁购置马匹,“分限八年坐扣” [5]第37册:508。经部议,获得批准。

哈丰阿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关注。道光十六年,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巡阅呼兰城,见镶黄旗骁骑校隆全保、正黄旗骁骑校富兴阿,“马步均属生疏,难期振作”,奏请“俱著革职”。同时还参奏呼兰城守尉富英额“才识拘谨,难胜专城之任”。哈丰阿的认真负责,嘉庆皇帝非常高兴,下旨说:“呼兰一城,虽系屯田之地,弓马是其根本。嗣后该将军每届三年查阅一次,以娴步伐而成劲旅。”[5]第37册:460对哈丰阿提高呼兰守城官兵的战斗力寄予厚望。同时也可发现,在此之前,黑龙江将军没有三年巡察一次呼兰城防及军队训练情况的先例,难怪嘉庆皇帝对哈丰阿表现出了欣慰和赞赏之情。

黑龙江分驻八旗,遇有调遣,皆以马队取胜,骑兵战斗力很强。但黑龙江兵丁贫困,购置马匹艰难。哈丰阿奏请借款添设旗兵马匹:在道光十六年扣还的积欠粮银内,动支银16 000两,分拨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布特哈五处,查明无马兵丁,每名借给银8两,自行置备马匹,“官验烙印”,责令各旗佐领“实力稽查”。此项借银,齐齐哈尔等四处,分限4年,布特哈分限8年,按季扣还[5]第37册:503-504。纾解了兵丁自置马匹的困难,保障了黑龙江分驻八旗兵丁的战斗力。

(三)垦辟土地,赈济旗丁,设立学校,妥善安置罪犯

边疆的巩固有赖于军队的强大,战斗力的提高,更离不开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边疆社会的稳定。任职东北的富察氏家族官员在这方面不乏理性的认识,在时代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作了不少的努力。

1.萨布素筹划官兵屯种,开展民族教育,分散安置罪犯

军队是抵御外侮的柱石。然兵马未动,须粮草先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深谙此道,将其作为施政之急务。墨尔根原有索伦总管安珠瑚等每年耕种的官田二千余晌,共计30 000余亩。康熙二十九年,萨布素奏请分给移驻墨尔根的官兵耕种[5]第5册:654。积极组织官兵屯种,有力地保障了官兵的粮饷供给。

萨布素对边疆地区的民族教育也很重视。墨尔哲勒氏居住于边境地区,“累世输贡”。康熙十年,其屯长扎努喀布克托请求率众内移,宁古塔将军巴海把他们安置在墨尔根,编为40佐领,号称“新满洲”。康熙三十四年,萨布素奏请,于墨尔根两翼各立一所学校,设教官1名,每年从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各佐领中遴选幼童一名入学,“教习书义”[6]第665册:752[5]第5册:806。是为黑龙江建学之始。设立学校,对黑龙江各族施以教育,开黑龙江边疆民族教育之先河。

萨布素还关心边疆社会安宁。康熙皇帝珍视生命,凡盗窃案件,只诛首恶,从犯俱免死刑,发遣黑龙江。然虑罪犯聚集,易生事端,不免牵挂于怀,尝以此事询问萨布素。萨布素处置允当,将发遣黑龙江的罪犯分散安置,悉数分配给新满洲为奴,不使聚集一处,既给以为生之路,保全性命,又使新满洲“资益良多”,还达到了使其势孤力单,不能为恶的目的[6]第666册:254,一举数得。此种处置方式深得康熙赞许。

2.傅玉奏设官屯,鼓励垦殖

傅玉认为,“边陲以积贮粮谷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在边疆稳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黑龙江地广人稀,土壤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但由于清前期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例禁流民栖止”,劳动力严重缺乏。傅玉积极挖掘人力资源,他发现历年发遣黑龙江的犯人、放出八旗的奴仆及其长大成人的子女,“在各城居住者已有数百名之多”,可使之成为农业开发的一支生力军。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傅玉奏请,在齐齐哈尔地方,增设官屯数处,设领催一名,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前述发遣人犯、放出旗奴及子女“俱载入各城官屯册内”,屯丁从中挑补,“所需农器,无庸官为拨给。所用牛具,俱于各城库贮粮价内拨给。初种之年,免其交纳,次年交一半,三年全交。”奏入,从之[7]439 [5]第22册:542。虽其所奏屯垦管理办法、措施,毫无创新之处,皆是沿袭一贯的做法,但在激发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刺激生产,促进黑龙江边疆地区农业开发等方面,其意义不容低估。

3.秀林赈济受灾旗人,减轻旗人负担,调解蒙汉矛盾

乾隆五十九年,三姓(今依兰)地方遭灾,夏季田禾庐舍遭水淹没,秋后又经霜灾,收成歉薄,房屋毁损。为使旗人不致失所,秀林核定被灾轻重程度,奏请接济旗人口粮,赏给修理房屋银两。乾隆皇帝予以首肯,下令由该处义仓、官仓借给,每口每月二斗,“限三年完缴”;被水房屋,每间赏银一两,用于房屋修理;秋收无获之庄丁,应交屯粮,照例宽免[5]第27册:558。使灾民安然度过了难关。

宁古塔旗地,自乾隆四十八年以后,“三遇冰雹、霜灾”,旗兵遭遇困境,陷于破产,無力耕种,抛荒官地19 194亩。然而,旗人“犹按年纳粮,实为兵丁之累”。嘉庆五年四月,秀林偕同宁古塔副都统富尼善奏请,“量加调剂”,将土地分配给“有力无地之民耕种”,“下部议行”[7]1206,1499-1502。既免除了旗人的负担,又解决了无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郭尔罗斯是蒙古的古老部落,其驻牧的地方,土壤肥沃,不断有汉民前往开垦,扎萨克收取地租,很长一段时间内,蒙汉相安无事,各取所需。但随着民人开垦地亩的增加,牧场有所减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了郭尔罗斯地区蒙汉之间矛盾的产生。嘉庆五年十二月,秀林奉命前往查办,提出了一个维持现状不变的解决方案:民人已开垦地亩由扎萨克自行收取租息,“官不经理”;民人以后“一亩不准多开,一户不准加”,保证蒙古牧场不再缩减,“俾蒙古、民人两无屈抑”[7]1499-1502。这一方案上报后,嘉庆“是之”。郭尔罗斯地区蒙汉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解。

(四)整顿吉林参务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吉林副都统秀林参奏吉林参局协领诺穆三、托蒙阿等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侵帑累民”,以致“民情腾怨,纷纷控诉”。乾隆皇帝派福康安、胡季党等往吉林查办此案,要福康安查实“库项原贮若干,每年动用若干,现存若干及因何亏短” [5]第27册:290,秉公严审,务期水落石出,勿稍回护,并谕令秀林立即查封一切账目,防止改窜,对承办参务的协领及其属下的舞弊人员严加看守,恐其“畏罪逃匿” [5]第27册:272。正月二十七日,福康安到达吉林,摘去诺穆三、托蒙阿顶带,革职拿问,“严加讯鞠”,并提齐参局历年册档,“逐细核对”,“盘查库项”,查出共亏缺库银129 029两,并调查清楚了亏缺库项、“派累民户”的原因和经过:定例,吉林参局每年发放参票800余张,殷实揽头领票,雇觅刨夫,进山挖参。贫乏不能进山的刨夫,官为借给银两,以备器具和生活开销。在刨夫出山交足官参后,所得余参听其售卖,“缴还借项”,年清年款。后因开采日久,参苗稀少,要进到很远的山场才能采挖到人参,进山费用增昂,出山后,“除应交官参外,所剩余参多不敷刨采食用”[8]。领票采参的积极性下降,放票多不及额。但历任将军害怕议处,多不敢如实奏报,设法通融,千方百计如额完纳官参。乾隆五十年,参局参票有180余张未能放出,将军都尔嘉和参局承办人员劝令商人按所买余参数目捐银送交参局,用以购买未放出参票应上缴的官参和偿还刨夫余参变价银无法抵补的库项。于是,“始有商捐之名”。根据每年参价的不同,商人在所买余参每一两,酌捐银八两至二十三两不等。商捐的实行,并未使情况有所好转。乾隆五十年以后,每年实际放出的参票“仅止四百余张至二百余张不等”,未放出的参票日益增多。再加之,刨夫拮据,“全赖增借官银方能入山”。出山后,能有余参“偿还负欠者,十无四五”,致使年复一年,“官借日多”,库项亏短日大。乾隆五十八年春,恒秀出任吉林将军。他不但不如实奏报吉林参务的废弛状况,加以整顿,反而听信参局协领诺穆三、托蒙阿之言,同意暂放民票,以弥补刨夫积欠:将未放出的参票,散给铺户188张,民户400张,每票一张,交纳参折银200两。铺户共交银37 000余两。民户则“迁延不交”,予以坚决抵制,官民严重对抗。直到副都统秀林参奏后,恒秀才将民票全部撤回。铺户交纳银两已用于弥补库项及充作参局办公经费[8],无侵渔染指之事。但,诺穆三、托蒙阿作为参局之承办,对吉林参务废弛负有直接责任,诺穆三,“问拟斩候”,托蒙阿“问拟发遣新疆”。吉林将军恒秀庸政、懒政,行政不作为,“明知参局亏短”,不但不据实参奏,而且在诺穆三等人的怂恿下,私派民户,罪无可诿,“问拟杖徒”。因恒秀身系宗室,将其“押带赴京”,交宗人府“照例办理” [5]第27册:306。

参务案审理结束后,乾隆皇帝又命福康安等订立《吉林参务章程》。福康安等酌定的《吉林参务章程》的内容大意如下:第一,将军、副都统发放参票,应广为招徕,善为劝谕,不得“勒派”,强令领票刨参,尊重铺户、民户的意愿,“施信于民”。第二,吉林每年发放参票,原额800张。自乾隆五十年以后,参票发放多不及额,“致有那移科派等弊”。自乾隆五十九年始,每年试放参票,暂定500张,如刨夫等情愿多领,可酌量加增。宁古塔参务,由吉林将军照吉林章程办理。第三,近年,刨夫穷困,进山时,仍可循例从吉林库贮“备用银”中借支款项,置办入山刨参的工具,用作入山后日常生活的开销。借支款项,待刨夫出山后,从其所得的余参变价银中“按数扣清”。如交不足数,始准用“商捐”补足。但务必在两个月之内,“全行缴还”,不得丝毫拖欠,年底“专案报部查核”。第四,“商捐”一项,名义上出自商人,实际上,仍是出自刨夫。因为商人在购买刨夫余参时,一般都未按时价收购,而是尽量压低价格,剥削刨夫。因此,“商捐”照旧进行,改名“参余银两”。以前,商人购买余参一两,根据价格波动和等级差异,交银8两至23两不等。自今以后,略加限制,参一两,交银不得超过20两。如此,则“官项自可渐清”。每年刨夫出山之时,如有人不能“完官欠”或“官参交不足数”,而揽头又无力赔缴者,“准用参余银两,量为归补”,“承办局员,随时报明存案”。第五,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七年,刨夫拖欠官银尚有123 000余两。乾隆五十八年,又有新增。刨夫本为无业游民,虽多次催促还清欠款,但效果不甚明显,应将刨夫所欠乾隆五十八年以前的官项银两,“全行豁免”,所缺官项首先用由诺穆三、托蒙阿家产抵补,不足部分再由乾隆五十年以后的历任将军、副都统分赔。如还不够,即从参余银两中“按年划补”。管理刨夫,当劝惩并用:凡藏匿余参者,一经搜获,按私参律严厉惩办;负欠官银多的刨夫,“从重枷责”,递回原籍。第六,刨夫出山之时,吉林将军应饬令承办各员严行稽查,“毋使有卖放、并包之弊”,防止偷漏。所谓“卖放”,就是刨挖黑参之人卖通卡伦驻守官兵,违例私放出山。“并包”,即是刨夫负欠官银,知道出山后,其余参变价银两要扣抵官项,遂在山内就暗嘱不欠官银的刨夫代为携带余参出山。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一经查获,按照私参例治罪,惩一儆百。该管官员,亦从严议处。第七,以前参局协领“兼具三处行走”,“挪移借支”无人稽查,嗣后,参局、银库、户司三处协领,“不得相兼”,各专一职,各司其事:参局审批借款手续,银库支银,银库支银后,必报户司备案。三处官员相互牵制,互相监督。如一处滋弊,互查各员,其它二处负失察之责。福康安等订立的《吉林参务章程》[5]第27册:312-314,对乾隆五十年以后废弛已极的吉林参务大加整顿,使吉林参务管理较前更加严格和规范。

(五)审理锦州协领富伸保等科敛船户银两案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乾隆皇帝东巡盛京祭祖。盛京设立总局,听命办差,负责有关接驾的各项事宜。乾隆皇帝此次东巡,历时两月,九月回京。在乾隆皇帝回京后不久,盛京将军弘晌即派总局协领七十一、托恩多谕令“缺分较好”的锦州、盖州、牛庄三地的协领“帮贴”乾隆东巡的办道经费。盖州协领明保,帮送银1 800两;牛庄协领常宁,帮送银2 500两。锦州协领富伸保接到谕令后,即与锦县知县雅尔善商酌,传集店户、船客,令停泊在该处码头、到东北“籴买杂粮”的天津、江南、山东、福建、广东等省货船,按船只大小,定出银多寡,每只船出银,自七、八两至十五、六两不等。店户也须凑银,“送至县署”,共敛白银一万两。富伸保送交盛京总局六千两,余四千两留作公用。乾隆皇帝很快就得到了奏报,异常愤怒:朕巡幸盛京时,曾赏赐弘晌白银五千两,“尽足敷用”,怎么能以办差之名“令属员帮费”?派福隆安速往审理,并将弘晌解任,调补福康安为盛京将军。经福隆安、福康安广泛查访、严密审讯,盖州、牛庄协领“坚称自出己资”;富伸保、雅尔善对科派船户事实供认不讳,“从重问拟”;弘晌虽无丝毫染指,但身为将军,“令属员帮费”,实属糊涂,革职拏问[5]第22册:402-404。此案反映了乾隆后期盛京官场的污浊,福隆安、福康安的整治虽不能根本扭转官场积习,但无疑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三、富察氏家族治理东北的失误和负面影响

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的东北治理举措,涉及边防巩固、土地垦辟、城市建设、学校设置、参务整顿、吏治肃清等诸多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明显的,有些甚至堪称卓越。但史籍记载,也有失误和负面影响。

(一)萨布素督查屯种不力

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年久,谙练地方事务,亦甚得军民之心,且治军严格。康熙皇帝对萨布素在东北边疆的巩固和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巡幸吉林,在给大学士等的谕旨中说:“萨布素授任以来,为国效力,训练士卒,平定罗刹,勤劳可嘉。其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以朕御袍及缨帽于众前宣谕赐之。”[6]第666册:254对其功劳特予表彰。然不久,萨布素即遭遇到了其仕宦生涯的厄运。康熙巡幸吉林,萨布素逢迎近侍,为康熙深鄙。康熙谕大学士曰:“萨布素办事明敏,然器局卑琐。朕巡幸吉林,每见其逢迎近侍。朕听政多年,何事未历,佥壬端良,夫岂不辨,彼近侍何能为?”[6]第666册:255康熙巡幸吉林,萨布素自作聪明,给康熙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两年后,即康熙三十九年,萨布素迎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并于不久之后,在抑郁中死去。康熙三十九年,萨布素奏:黑龙江屯堡因“累经水旱”,灾荒频仍,屯种兵丁不仅不能按时交纳官米,而且糊口无资,请求以仓库存米按丁发放,赈济贫穷兵丁。其积欠米石,“俟丰年陆续交仓”。向康熙报告了黑龙江官堡荒弃,逋课日多,驻防官兵粮饷匮乏的实情。康熙对此感到很吃惊,也很愤怒,在谕旨中说:因罗刹侵扰,驻兵黑龙江,“设立官堡,遣员屯种,原欲多积米石,厚备军储”[6]第666册:255。康熙二十五年,云贵总督蔡毓荣因被人告发“徇纵逆党”,包庇吴三桂余党,免死发配黑龙江,令其负责兵丁屯种,“經理二十堡”。萨布素先奏蔡毓荣经理屯种“皆有成效”,后又奏,有十二堡“荒弃无收”,请停止屯种,“将壮丁改归驿站”,前后矛盾。对其余官堡,萨布素也督促不力,经营不善,“逋课日多”。认为黑龙江屯政荒废、军储短缺,萨布素难辞其咎,命户部察议。户部调查认为,萨布素的过错有二:一是瞻徇情面,谎报蔡毓荣屯种成效。此时,蔡毓荣已遇大赦回到关内,并于康熙三十八年卒。二是擅自发放贮存谷石,未能严饬兵丁屯种纳粮,“应令赔偿逋谷一千二百三十余石归仓”,并请严加治罪。康熙命户部侍郎满丕等人前往黑龙江做进一步察讯。康熙四十年正月,满丕等奏,萨布素徇私捏报蔡毓荣屯种成效、“浮支仓谷”属实,应斩。康熙开恩,下旨免死革任,并革去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在佐领上行走。“寻授散秩大臣”。未几,萨布素卒于散秩大臣任上[6]第666册:255。

萨布素一生的仕途亨通,多次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和表扬,但在其人生落幕之时,遭受打击,革职查办,晚景略显凄凉。萨布素这一人生的巨大逆转,起始于康熙对萨布素交结近侍,“器局卑琐”看法的形成,直接肇因于萨布素瞻徇革任总督蔡毓荣情面。当然,黑龙江屯政废弛也是重要原因,因为屯种成效,直接关系到黑龙江驻军的军粮供应和储备,康熙不可能不特别重视。但康熙对萨布素的严厉处理也有失于公允之处,康熙对萨布素的严加处置有其成见在先,如对萨布素器量狭小、行事庸俗的主观判断,对萨布素结好“徇縱逆党”的革任总督蔡毓荣的厌恶等。正因为先有此成见,康熙才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东北“地气早寒”,无霜期短以及水旱灾害对官堡农业生产发展的不利影响,而执意追究萨布素怠于屯种的责任。

(二)傅玉边境管理失察。

黑龙江中俄边境管理,“向属森严”,俄罗斯居民不得私自越境,如有私自越境之人,一经擒获,即当解送将军,讯明来历。若果非盗贼,再由将军交送俄方,由俄方治以应得之罪。然“日久怠生”,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乾隆四十年,有17个俄罗斯人,执持器械,赶马五十匹,越境进入黑龙江,被守卡官兵拏获。佐领衮布等人不遵法度,恣意妄为,未即解送黑龙江将军“讯明来历”,而是自己审讯,在明确其皆系贸易之人,并非行劫之后,即勒令其留下马匹、皮张等货物,私行纵放出境。傅玉奏请将佐领衮布等3人“革职枷号”。乾隆对守卡佐领私放越境俄罗斯人一案非常关注,他认为,傅玉 “所办甚属舛谬”,处理太轻,“不足示惩”,特降谕旨:将衮布等押赴边境,“眼同俄罗斯头人,立行正法”,仍应令俄罗斯头人务将越境的俄罗斯人“尽行查出,拏交卡上,亦眼同我处之人惩治”[5]第22册:639,并严加议处将军、总管的失察之罪。傅玉因此事受到处分,乾隆将其调补杭州将军,“仍带革职留任”。虽未严处,但乾隆对傅玉边境管理的失察是很不满意的。

(三)秀林纵欲营私,参务废弛

嘉庆十五年二月,秀林调任吏部尚书。是月,内务府参奏:此次验收官参,吉林票参五十九斤七两五钱,堪用参一斤十二两,有秧参三十七斤三两;宁古塔票参十七斤十二两八钱,堪用参八斤十二两,秧参一斤十四两九钱;盛京办解官参中,“秧参十居其六”。在各地办解的官参中,都有“以伪乱真”,掺杂秧参的情况,但吉林的情况最严重,“好参不及一成。”嘉庆皇帝认为,吉林秧参泛滥,是吉林将军未能认真查察的结果,历任吉林将军如秀林等以及各参务承办官员“著交部严加议处”[5]第31册:39-40。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吉林秧参案”。嘉庆皇帝命大理寺少卿文宁、内阁侍读学士松宁,前往吉林查办。经文宁等查明,吉林等处近年栽种秧参,肆行无忌,有17处之多,上自将军,下至协领,“纷纷作伪”,“上行下效”,“莫可禁止”[5]第31册:137。秀林任吉林将军最久,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同时,文宁等还查出,嘉庆以来,历任吉林将军、副都统等官员无不侵用参余银两,而秀林“侵蚀之数为甚”。自嘉庆十二年以后,秀林共侵用参余银“三万数千两”,且其第四子、家人以及属员人等亦复乘间分肥,任意舞弊,无所不至。秀林纵欲营私,簠簋不饬,罪在不赦,嘉庆皇帝“赐令自尽”[5]第31册:180-181。

清前期参与东北边疆治理的富察氏家族官员的失误之处也许不只这些,负面的影响也许还有,而且必须正视,不容回避。但总体而言,由白山黑水滋养的富察氏家族在清前期东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中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们的贡献和失误皆由时代所形塑,打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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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钦定八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  满汉大臣列传[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8]  哈恩忠.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参务案[J].历史档案,2000(1):3-20.

The Fu-cha Clan in Governing the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ang Mingfu  Li Xiang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Fu-cha Clan is a famou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family in the Qing Dynasty. At least 11 officials from the Fu-cha Clan who served i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r shoulder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ave special biography in some biographical annals, like The Collected Biography of the Man-Han Ministers, The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 Regius General Annals of the Eight Banners,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etc. Their main measures to gover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include: resisting aggression of the Russian, demarcating the eastern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founding cities then garrisoning and training troops with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to strengthen border management; reclaiming land for farming to relieve the soldiers of the Eight Banners, setting up schools, and properly settling the criminals; Rectifying the Ginseng affairs in Jilin, etc. The Fu-cha Cl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ut there were also some errors and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Northeast Frontier; Fucha Clan; Sa busu; Fuyu; Fukangan; Xiu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