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基鑫 赵 越 雷 聪 李曦辉

内容提要：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作为抽象概念，本质上是发展主义的话题。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作为“先富带后富”的典型方式，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和帮助欠发达地区，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了对口支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与逻辑，将其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进而提出了新时代对口支援的目标与价值。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全面小康为目标的对口支援将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对口支援转变，通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为价值彰显、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发展动力，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作为“先富带后富”的典型方式，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和帮助欠发达地区，体现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制度本质。对口支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同类型的对口支援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对口支援内容不断发展完善，对口支援的应用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已发展成为涵盖全面性、应急性、补偿性、发展性及专项性等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对口支援模式。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对口支援的发展方向如何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这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命题。

一、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

(一)对口支援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对口支援最初的表现形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相互协作的支援模式，从最初的城市各部门到农村协助农忙、抗洪及抗旱等，逐渐发展为工农协作、厂社协作等内容，“对口支援”一词就形成于这样的背景。对口支援的概念最早可见于《山西日报》在1960年发表的社论，对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山西经纬纺织机械厂与曙光公社在机械农具、技术人才及生产基地等方面采取的“对口支援、一包到底”的举措进行了充分肯定[1]。随后《人民日报》转载并发表社论，从国家战略的宏观角度对对口支援的模式取得的突破进行支持和宣传[2]，促进了对口支援这一模式在各层次各方面的推广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对口支援从省内的城市支援农村开始发展成为省际的协作与支援，主要表现为沿海支援内地，支援形式以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从沿海到内地支援建设为主。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各地方以各种形式在20多年的时间中探索了对口支援模式的应用，并见之于《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中，可以将这个阶段定义为对口支援的萌芽和探索阶段，并逐渐得到了从基层到中央的高度肯定和认可，为对口支援成为国家官方的政策模式奠定了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召开并首次提出了对口支援政策，这是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制定了东部发达省市对口支援民族八省区的方案[3]。从此，正式拉开了对口支援政策模式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国家发展和政策实施中应用的序幕。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提出“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组织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为对口支援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3]。全国性的政策支持、财政资金支持以及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全面铺开。

在此基础上，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对口支援作为扶贫减贫的主要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并在对口支援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东部支援方与西部受援方开展了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口帮扶与经济技术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4]。201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对口支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应发挥的作用，并调整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共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各项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5]。这意味着乡村振兴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以全面小康为目标的对口支援将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对口支援转变。

(二)对口支援的机理与作用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作为抽象概念，本质上是发展主义的话题。对口支援作为中国本土的特色实践，在国内经济统一大市场基础上，有效克服竞争中的市场失灵，以各级政府的逆市场手段，达到校正市场失灵的目的，对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释放地区间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规模和范围的经济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基于贫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可以解释对口支援助力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理论机理与逻辑；反过来，对口支援助力中国实现减贫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体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创新。对口支援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完善了贫困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为世界提供了脱贫和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1.贫困经济学——促进贫困治理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贫困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在近年来逐渐凸显其重要性，逐渐形成体系化的学科。最早由舒尔茨(Schultz,1965)提出贫困经济学的概念，开创了贫困经济学的理论先河[6]。随后，马尔萨斯提出“人口陷阱理论”[7]。更早些还有纳克斯(Nurkse,1953)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8]，纳尔逊(Nelson，1956)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9],默达尔(Myrdal，1957)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10]，普雷维什(Prebisch，1962)提出“中心-外围”理论[11]，森(2001)提出“权利贫困理论”与“能力贫困理论”[12]。

贫困经济学用于对口支援研究的典型一般理论主要包括了人口理论、贫困陷阱理论、权利与能力贫困理论等，重点在于探讨贫苦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形成原因是什么，造成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障碍是什么，进而针对主要矛盾制定对口支援的策略，并作为对口支援的实施效果评估的依据。基于贫困治理与公共服务视角，可以看到对口支援作为逆市场手段是对贫困地区的外来资本注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利用对口支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对口支援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从而进行权利和能力的反贫困治理，这都是中国贫困治理的重要创新。

在贫困治理方面，薛丽娥(1998)认为，对口支援作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极贫问题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沿海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对“两个大局”的服从与响应[13]。与此同时，罗绒战堆(1998)则关注到人员流动的作用，认为作为扶贫攻坚的手段，对口援藏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强了对西藏的投入和援助，也带来了商品的大流通和人员的大流动，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14]。陈志刚(2005)从贫困治理的机制解释了对口支援的作用，认为民族地区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内部资本投资匮乏，对口支援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外部资本的投资形成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的体现[15]。张秀兰和徐晓新(2016)进一步提出，对口支援不仅仅带来了外来资本的注入，对口支援是一种能促型的反贫困模式，通过反贫困的国家规划，高度组织化和体系化的协调办公室，以及动员机制和干部激励机制构成反贫困的三驾马车驱动体系，避免了踏入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陷阱[16]。王小林(2019)认为对口支援是中国扶贫治理结构的创新，创建了动员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的制度，以及在全球开启了最大规模的多维扶贫实践，是对国际上福利经济学中解决贫困问题的超越[17]。刘小珉(2019)认为对口支援特别是对口援疆和对口援藏，是民族地区反贫困的实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选择，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18]。

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黄伟和高玉(2010)提出公共服务建设是系统工程，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简单依赖外在帮助，要完善对口支援的形式，增强自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特别是在文化公共服务合作，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上大有可为[19]。任维德(2014)基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特点，提出“流动公共服务”模式的替代方案，并认为对口支援政策要将“流动公共服务”纳入考虑范围，通过中央政府和支援方政府弥补“流动公共服务”部分费用的不足，缓解受援方政府财力的困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均等化[20]。王达梅和翟秋阳(2015)认为对口支援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横向援助制度，有利于中国各地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基于中国国情形成的，但要重视对支援方的利益补偿，还要夯实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的社会基础[21]。

2.发展经济学——促进横向转移支付与区域协调发展

发展经济学与贫困经济学既有重合，也有区别，发展经济学重点探讨某个相对落后和不发达的地区如何根据自身的经济特点和优势，采取何种战略和政策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1943)提出了“大推进”理论[22]，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理论[23]，佩鲁(Perroux，1950、1955)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24]和“增长极”理论[25]，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模型”[26]，舒尔茨(Schultz，1961)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27]，罗斯托(1962)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28]，库兹涅茨(Kuznets，1966)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马歇尔计划”孕育产生了“发展援助”理论[30]。发展经济学在被运用到对口支援中时，主要包括了强调资本形成作用、经济结构转化的经济平衡增长理论，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发展援助等经济发展理论等。基于区域协调与区域发展视角，以及公共财政与转移支付视角，可以看到对口支援作为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有效克服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推动实现区域协调、互助合作，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丛树海(2002)认为，对口支援作为非制度化、非规范化、非法制化的政策模式，却是具有横向转移支付性质，并客观存在于多年的实践之中[31]。何遐祥(2006)认为，基于几十年来的实践来看，对口支援有效缩小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32]。徐阳光(2011)认为，对口支援机制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该以对口支援为基础，促进横向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法律保障[33]。贾若祥(2013)认为，横向转移支付是中国财政制度的另一种有效补充手段，特别是对口支援在应对重大灾害、实现绿色发展、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应该推动横向转移支付发展成为规范化、正式化、法制化的财政制度[34]。石绍宾和樊丽明(2020)认为，对口支援符合公共财政的职能范畴，在内容和目的上具有多元性特征，同时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性”色彩，有利于在中国土广民众的特殊国情中进行区域间政府的资源再配置，“中国式横向转移支付”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5]。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李战奎(2008)认为，要借助对口支援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在原有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基础上，建立中心地与边缘地搭配的横向区域，通过中央政府对不同搭配区实行均等化的财政政策，构成不同搭配区的平等的竞争关系，实现中心与边缘真正的协同发展[36]。张庆杰(2009)提出，作为区域互助机制的核心内容，对口支援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横向的转移支付，相比于作为区域扶持机制的核心内容，扶贫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纵向转移支付，并认为这两项区域机制都是帮助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措施[37]。钟开斌(2011)认为，对口支援是一项中国特色的横向资源转移和区域合作机制，其发展体现了从地方试点形成宝贵的特色经验，进而推广到全国各地进行应用，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有利于实现对口支援的双方区位或行业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38]。邬晓霞和魏后凯(2011)认为，对口支援是国家区域援助政策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各地区的要素禀赋和发展差异形成了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现状，因此要采取差别化的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切实提高政策实施效果[39]。贾若祥(2012)提出区际利益关系是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对口支援本质上就是区际利益关系的体现，重点要放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市场，这是区际利益关系的核心内容[40]。朱天舒和秦晓微(2012)认为对口支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具有中国特色和积极作用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41]。朱碧波(2019)提出，鉴于当前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二元结构，很容易导致边疆区域与核心区域在人才市场上的“马太效应”，应该认识到人才对口支援是强化边疆自主发展能力、提升边疆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推手[42]。

3.制度经济学——促进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宽泛，经历了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它是将制度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当代制度主义的思想渊源是古斯塔夫·冯·施切莫勒及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们，他们开创了研究制度与组织的先河[43]。旧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将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44]。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45]。制度经济学在作为对口支援的一般基础理论时，主要包括了制度分类与制度层次理论、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理论等，重点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对对口支援这一制度进行研究，揭示对口支援的起源、产生和演变的规律，探讨对口支援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之间存在的内在机理。

基于制度变迁与政策绩效视角，可以从两方面研究对口支援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的作用。一方面从制度变迁及政治学角度研究对口支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从对口支援的政策出发，探讨政策的实施现状并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金炳镐和陈烨(2004)认为，少数民族所在省、自治区与其他省市的对口支援是邓小平民族理论的主要实践内容之一，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46]。温军(2004)认为对口支援是稳定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目的是增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活力[47]。靳薇(2010)通过多个对口援藏经济建设项目的个案调查和实地分析，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援藏项目的社会效益的广泛关注[48]。贺新元(2012)认为“援藏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是通过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方式，展现了新中国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及发展状况[49]。张彦虎和李万明(2012)认为对口支援政策属于中国的民族经济扶持政策体系，目的是帮助解决民族地区日益增多的矛盾和问题，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能力[50]。马戎(2014)在对对口援疆项目进行调查后，认为援疆项目的社会效果不仅要改善“硬件”，更要改善“软件”，以此争取民心，将“民生工程”转变为“民心工程”[51]。王磊(2016)对对口援藏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对口援藏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52]。韩喜平和伊玛哈孜(2016)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演变阶段包括特殊帮扶、政策倾斜、对口支援等，认为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这一阶段的边疆政策的体现，旨在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53]。吴开松和侯尤峰(2017)认为对口援藏政策本质上属于宏观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无法通过投入产出的方法来简单进行计算和评价，也无法通过衡量某个援藏具体项目的效益进而对整个对口援藏政策进行评价[54]。吕朝辉(2020)认为对口支援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对政治地理空间布局的体现，是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55]。

基于组织制度与组织结构视角，可以探讨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对口支援这一庞大、复杂系统得以运行的背后机理。对口支援最初符合“中央-地方”的行政科层体系，但随着对口支援内容的丰富和完善，对口支援改变了传统“中央-地方”的纵向府际关系，超出了科层运行机制，存在着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在制度层级方面，林雪霏(2014)认为对口支援位于政府科层组织结构中，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制度弹性”，能通过“共容利益”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56]。谢伟民等(2014)认为，对口支援在正式制度之外还存在非正式制度，强调援藏行为的非经济人的理性计算，更多地体现为援助方的义务和责任[57]。张文礼和王达梅(2017)认为，对口支援的“合适道路”就是实现科层制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58]。孙勇等(2019)认为对口支援西藏行为不是在封闭的科层制组织内部运行的，而是典型的同一组织场域多种组织系统力量的交织现象，政治正确、情感纽带与共同记忆是构成对口援藏行为的制度基础，具有强大的稳定性[59]。在横向府际关系研究方面，郑春勇(2014)认为对口支援形成了典型的任务型府际关系网络，在时间重构和空间嵌套中变得复杂、多样化[60]。杨龙和李焙(2014)认为对口支援政策是对府际关系内容的拓展，建立起地区之间的人为联系，使得省际的横向联系得以加强，扩展了横向府际关系[61]。李瑞昌(2017)提出“对口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展现出来的是中央的权威，是守望相助、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共生文化的体现[62]。在利益协调关系研究方面，李瑞昌(2015)将对口支援实践界定为“一种政治性馈赠”，是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使得行政级别不对等的地方政府之间以馈赠方式实现资源流动的方式[63]。在此基础上，郑春勇(2018)认为近年来的事实证明，对口支援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馈赠”，而是变化为双向的“礼物交换”，这是由于对口支援从单向的援助已经转变为双方的产业合作，说明了受援方政府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形成“礼尚往来”的“回礼能力”[64]。韩文龙和祝顺莲(2020)认为对口支援是地区间横向带动的主要形式和显著特征，是除了中央政府的纵向支持外，欠发达省份在发达省份的支持下，解决地区发展差异造成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65]。

二、对口支援西藏、新疆

(一)实践缘起与过程

全国对口支援以中央主导，确定重心、统筹规划，各省级政府、中央部委、国有企业与西藏及四省藏区、新疆的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发挥特色、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进行，并以定期轮换、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和中央工作座谈会的形式总结、推动对口支援的政策模式不断发展成熟。

1.1979—2000年：实现人民生活从衣暖食饱到总体小康

1979 年，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将对口支援作为边疆和国防建设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提出江苏对口支援新疆、全国支援西藏的安排，首次提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口号[66]。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中央的援助和特殊政策[67]。1984 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标志着全国性的援藏工程的开始，会议提出中央各部委与兄弟省市要大力支援西藏建设[68]，由此确定了内地对口援藏工作。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正式开创全国对口援藏格局，中央决定由内地的十四个省市对口支援西藏的七个地市[69]。1996年，中央召开了新疆稳定专题工作会议，正式开启了大规模对口援疆工作[70]。这一时期，全国对口支援推动西藏、新疆实现人民生活从衣暖食饱到总体小康，工作重点是通过加大中央支持和援助及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加快地区的发展和不断缩小经济差距，由中央调动内地部分省市以支援工程建设为主的形式，帮助实施重点项目建设，以“交钥匙”的形式为当地提供支援，从原来的资金拨款转为工程建筑物的外在形式，让各民族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来自中央政府及内地兄弟省市的关心和支持。

2.2000—2020年：实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实现对口援藏范围全覆盖[71]。2005年，中共中央下发实行干部支援和经济对口支援相结合的15号文件，援疆政策提出要实行经济对口支援的政策和内容。201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正式开创全国对口援疆格局，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70]。这一时期，全国对口支援推动西藏、新疆实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工作重点是通过“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形式，拓宽对口支援的主体范围，形成全国省市、中央企业等多方参与的支援格局，发展出人力、物力、财力相结合进行全面支援的形式，成为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投入最多的对口支援模式。通过把资金和项目重点向民生与社会事业、农牧业与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2020年至今：开启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

2020年，中央召开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对“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行了丰富和完善，特别强调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作为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2020年，中央召开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要求“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这一时期，处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国对口支援推动西藏、新疆开启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和治疆方略，将是西藏、新疆在新时代下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的根本遵循和纲领性文献，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对口援藏援疆的目标和任务从支援西藏、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拓展到打造民族团结工程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

(二)成效与经验

1.对口援藏援疆对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贡献显著

1994年中央正式开创全国对口援藏格局、1997年中央正式拉开大规模对口援疆序幕后，西藏和新疆的经济发展获得了空前的支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带动和各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和新疆的经济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如图1、图2所示，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西藏GDP达1 903亿元人民币，比1952年增长了1 903倍，年均增长11.7%；比1979年对口支援开始提出时增长了272倍，年均递增14.7%；比1994年中央正式开创全国对口援藏格局时增长了41倍，年均增长15.4%。2020年新疆GDP达13 798亿元人民币，比1952年增长了2 175倍，年均增长11.6%；比1979年对口支援开始提出时增长了300倍，年均递增14.9%；比1997年中央正式拉开大规模对口援疆序幕时增长了13倍，年均增长11.9%。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和新疆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样的发展增量和速度在全球其他国家的落后地区是难以实现的。

图1 1952年以来西藏GDP增长情况

图2 1952年以来新疆GDP增长情况

自2000年以来，西藏的GDP增速最高达14%，GDP增长率平均为11.26%；新疆的GDP增速最高达12.2%，GDP增长率平均为9.27%，基本上位于全国GDP增速以上。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全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西藏和新疆的经济发展也实现了稳步转型，GDP增长实现平稳过渡并且稳中有升。2020年，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下，西藏和新疆依然保持经济增长的猛烈势头，GDP增长率高于全国GDP增长率，西藏更是以7.8%的GDP增长率位居全国首位，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西藏和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

图3 2000年以来全国、西藏及新疆的GDP增长速度

2.经济结构逐渐优化，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发展完善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新疆没有任何工业基础，钢钉、火柴等基本产品都不能生产，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十分低，缺乏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任何的产业体系。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央政府给予西藏、新疆空前的发展支持，西藏和新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图4和表1、表2所示，西藏、新疆从1953年至今，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三大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在1994年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和1997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以来，西藏、新疆的三大产业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如此的三大产业发展成绩在全球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创造了中国版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奇迹。

图4 1953年以来西藏、新疆的三大产业增长情况

表1 西藏三大产业发展节点情况 单位：亿元

表2 新疆三大产业发展节点情况 单位：亿元

西藏、新疆的三大产业体系从无到有，而且在对口援藏援疆的强有力推动下，现代产业体系结构不断完善，如图5和图6所示。西藏、新疆的产业体系从1994年全国对口援藏、1997年全国大规模对口援疆实施前，由第一产业主导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到全国对口援藏、援疆实施后，成为第二产业主导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模式。西藏和新疆的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产业结构和经济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西藏和新疆的经济正在从中低收入水平开始向中上收入水平迈进，经济正在加快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和调整优化中，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图5 1994年以来西藏三大产业的GDP占比情况

图6 1997年以来新疆三大产业的GDP占比情况

3.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西藏和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如图7、图8所示。西藏2019年的人均GDP为48 902元，相较2000年人均GDP的4 572元，19年间增长了10.7倍；新疆2019年的人均GDP为54 280元，相较2000年人均GDP的7 372元，19年间增长了7.4倍。可以看到，西藏和新疆都实现了同全国人均GDP的同步增长，并且呈现出不断缩小差距的趋势。另外，从西藏、新疆的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看，自2000年以来，西藏保持了人均GDP的13%平均增速，新疆保持了人均GDP的11%平均增速。也看到了西藏在2008年遭遇暴力打砸事件时以及新疆在2009年、2014年遭遇暴恐活动时，当年或次年的人均GDP都会明显下降，说明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对西藏、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对保障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极其宝贵。在党的十八以后，西藏、新疆的人均GDP增速基本上都超过了全国的人均GDP增速，体现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治疆方略取得了重要成效，西藏、新疆的各族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实现。

图7 2000年以来全国、西藏及新疆的人均GDP增长情况

图8 2000年以来全国、西藏及新疆的人均GDP增长速度

再结合人均GDP指数进一步分析西藏、新疆的人民生活水平，如图9所示。从1994年全国对口援藏格局形成、1997年全国大规模对口援疆实施以来，西藏、新疆的人均GDP指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西藏人均GDP指数为0.69，新疆人均GDP指数为0.77，表明西藏、新疆的人均GDP与全国的人均GDP差距在不断地缩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效应取得明显成效，也说明了西藏、新疆的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成功融入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避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数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经济发展陷阱。

图9 1994年以来西藏、新疆的人均GDP指数变化情况

西藏和新疆的人均收入和支出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图10和图11所示。其中，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67.8%的涨幅；新疆人均消费支出涨幅较低于全国的人均消费支出63.1%的涨幅，西藏则远远超过了全国的涨幅，并且人均支出涨幅超过了人均收入的涨幅。同时，西藏、新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每年增长速度基本上都超过了全国平均的每年增长速度。说明西藏、新疆的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不断得到改善。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均GDP及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在推动着区域发展差距缩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图10 2013年以来全国、西藏及新疆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图11 2013年以来全国、西藏及新疆的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再从全体居民的人均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变化情况看，如图12所示。2013—2020年，新疆的人均消费占比均高于全国，西藏的人均消费占比随时间变化不断缩小与全国的差距。以上说明了西藏、新疆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和消费支出的潜力较大，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信心。

图12 2013年以来西藏、新疆与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元)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

三、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新时代对口支援的目标与价值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2]邓小平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7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责任，就是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74]。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提升换挡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落地性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对口支援作为“先富带后富”的典型方式，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和帮助欠发达地区，在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和实现全面小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全面小康为目标、脱贫攻坚为任务的对口支援将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乡村振兴为任务的对口支援转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因此，在新时期，对口支援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口支援的工作重点应该从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等“物”的建设逐渐转移到“人”的发展上，其核心目标就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对口支援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作为新时期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开展的终极目标。当前虽然顺利实现了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脱贫摘帽，但并不意味着“扶智”和“扶志”已经完成，脱贫的结束、全面小康的建成恰恰意味着“智和志”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的开始。新时期对口支援的开展，要通过人的全面发展的哲学意义赋予经济发展的精神层面引领，要聚焦在对人的素质发展这一国内经济统一大市场短板的补齐上，注重在人的素质提高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各民族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勇于破除各类不符合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发挥支援省市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作用，帮助受援当地社会和民众实现现代化浪潮的融入。以人为本的终极目标，将保证对口支援在实施和发展过程中能够把握正确的价值追求和本质方向，始终让各民族人民真正得到实惠，让各民族人民生活真正得到改善。

(二)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为对口支援的价值彰显

对口支援在新中国70余年的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新时期要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为对口支援的价值彰显，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全局战略，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协调各方，形成系统设计和优化实施的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动员全社会力量，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征程中，对口支援需要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和各民族平等的重要原则，切实深化认识，掌握内在要求，充分把握对口支援制度优势的路径和机理，不断完善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科学决策机制，促进对口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

(三)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对口支援的发展动力

在当前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的背景下，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经济全球化遭受全面打击，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国际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76]，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各民族特色鲜明、各地区差异明显，形成了丰富的结构性特征和突出的资源禀赋特点，为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又将会打通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循环堵点，充分发挥出各地的比较优势，有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此，新时期对口支援工作的开展，就要通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对口支援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经济动力。要发挥对口支援优势，东部地区支援省市与中西部地区的受援省市深化区域合作，克服受援地区单方面经济依赖、支援依赖的问题，推进受援地区与支援地区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互嵌式发展局面，在共同的文化圈内形成规模范围巨大的广泛的大市场，实现生产要素配置的更大范围，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