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佩鸿

我老姑是在我奶奶的反对声中嫁到新民屯的。

据我妈后来说，当时我大姑自认为是嫁出去的人，不便掺和；我爸正在县里出民工，没有及时赶回来发表意见。而我爷爷去世早，根本不知道家里有这档子事。只有我奶奶坚决反对，她靠在炕柜上，青着嘴唇说：“你要是嫁了就别后悔，后悔了也别在我面前哭。”但她最终还是没拧过，我老姑自己点头应下了亲事，没过多久就搬到新民屯，和我老姑父结婚了。

办婚礼那天，我奶奶没去，一整天都靠在炕柜上没挪窝。原本干涩的眼睛，红了一圈又一圈。

新民屯虽是近郊，进城只需十分钟，比我们老家方便得多，但我老姑的婆婆很凶，公公很蛮，而我老姑父又是个三脚都踢不出个屁的主儿，所以我奶奶认为我老姑嫁到了一个不该嫁的地方。

我曾经问过我奶奶，我老姑为什么非要嫁到新民屯呢？我奶奶放下手里的针线包，将目光从炕被移到窗台上，又从窗台移到了立柜上，却一直没有接我的问话。

我记得，我老姑真的在我奶奶面前哭过，大概是受了公公婆婆的欺负，而我老姑父又不能站出来为她做主。那阵子，我奶奶唉声叹气了好几天，留我老姑在家里吃了几顿顺口饭，又让她回去了。

从那以后，我老姑似乎是长了“志气”，遇到事都是自己解决，再也不在我奶奶面前哭了，直到二十年后，她得了肠结膜癌。

发现的时候已是晚期，去市医院开了刀又缝上了，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于是又接了回来，用一些抗癌药维持，没过几天，身体就迅速地垮下去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有一天，老姑刚抽完腹内积水，神志清醒了一些，又突然说想去北门口百货商店看看。

我没心思问原委，急着出去打车，我奶奶则给老姑裹上了毯子，和家人一起把她抱到了车上。

我叮嘱司机，车开慢点，再慢点，让老姑好好看看这个她曾无数次穿行的城市。

老姑要看的北门口百货商店，紧挨着小凌河，河东是城市，河西就是新民屯的地界了。我们去的时候，北门口百货商店早就被拆掉了，在原址建起了高楼，上面是写字间，楼下是银行营业厅，旁边是一家装潢考究的台球会馆。

车停在了银行对面，老姑吃力地坐起来，将目光探出车窗，眼泪便如高粱花一样抖落下来。

老姑似乎意识到了我们的不解，也似乎在自言自语：“十八九岁的时候，一个很冷的秋天，我去市里卖白菜，把推车子停在了北门口百货商店门口，突然觉着肚子绞痛。那时身边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正当我不知咋办才好的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英俊小伙儿，见我满头大汗，牙关紧闭，就把我扶进了百货商店，又给我拿来一杯白开水和一片扑热息痛。后来见我疼痛渐好，他又找来经理，把推车子里剩下的半车菜都卖给商店了。”

“那你后来去北门口百货商店找过他吗？”我问。

“找过。是第二年春天去的，那天他正在商店里忙，我就站在外面，一边卖菜一边去里面偷看他。”

“他还记得你吗？”

我老姑长吁了一口气：“应该是记得吧，要不为啥总是冲我点头微笑呢，还关心我的菜卖的咋样。不过，关心也没有用。他是城里人，有体面的工作，我是个农村卖菜的，中间隔着好几条沟呢！”

“你就是为了能经常见到他，才就近嫁新民屯的？”我奶奶含着眼泪问。

四十五岁的老姑，合眼点了点头，用细弱游丝的声音说：“这辈子还能看到他，我就满足了。”

我看见，老姑苍白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

二姨的订婚照

二姨过世了，全村人都去送葬。老人们出于同情，是因为她从来没嫁过人，自己孤零零地生活了一辈子。我们中年人，则大多出于好奇，想看看她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日子里，猫在家里不出来，到底是在干什么。

二姨的家是我们村最东边的一户两间房的院子，进门是外屋、灶台、水缸，锅碗瓢盆都在这里。从槅门进去就是里屋，南面一铺火炕占去了小一半的面积，靠北墙摆着两个实木柜子，上面放一些折叠镜子、刷牙杯、铁皮暖壶。靠西墙是一张吃饭用的方桌。中间的位置就比较宽敞了，够好几个小孩子玩耍。

经常有小孩子去二姨家玩，因为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还有好吃的，有时候是从兜里摸出的几块糖，有时候是从别人家摘来的一捧大枣。初夏的上午，微风追着阳光满屋跑，二姨拉过来几个女孩子，给她们手心里涂了一点儿雪花膏，香气便把屋檐下的燕子勾引得叽叽喳喳直羡慕。

有女孩子问：“谁给的雪花膏呢？”

二姨微笑不语，又有女孩子抢过来说：“二姨的对象呗！”

二姨的对象，我见过，穿着雪白的衬衫、蓝裤子，披着傍晚的余晖，和二姨面对面在村小学的那棵大杨树下聊天。我妈说，二姨的对象是铁路工人，正在修成昆铁路。我不知道成昆铁路在哪儿，就知道很远，远在天边。

二姨也不知道成昆铁路在哪儿。当二姨的对象结束休假要返回单位时，大人们便给他们订了婚。端午节那天，二姨的对象还骑自行车驮着二姨去城里照了一张订婚照。

独自在家的二姨，除了去生产队上工，就是在家绣花、绣窗帘、绣荷包，一边绣一边脸红，然后还绣。就有嫂子们过来打趣，是不是想对象了？

二姨嘴上说不是，但心里却一直盼着对象能来个信儿。

对象真的来信了，可是二姨不识字，不会读信，也不会回信，就去找村小学的杨老师帮忙。

杨老师是和二姨一起长大的好姐妹，念过中学，能识字，能回信，能代替二姨把心里话说给天边的对象听。

对象来信说，有三十多万人在崇山峻岭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二姨便心生自豪，让杨老师回信说好好干，争取立功。

对象来信说，有一位战士不慎跌入了四十多米深的桥墩中，战友想救援却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水泥和砂浆掩埋其中。二姨便心生惦念，让杨老师回信说要注意安全，不要立功，但要活着。

中秋节的时候，二姨的对象果然活着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杨老师。

先是惊喜，后是沉默，最终还是对象开了口：“我真的很喜欢你，但喜欢不是爱呀。我在修铁路时越来越发现，我爱的是能通过信跟我交心的杨老师。”

杨老师满脸通红：“二妹，你相信我吗，我没做手脚，我写的信都是你说的意思。”

二姨使劲儿眨了眨眼，让泪水憋在眼里不出来，哽咽着说：“等铁路修好时，来信报个平安。”

还想往下说，眼泪已经止不住淌了下来，把新买的红围巾都洇湿了。

当杨老师成为铁路职工家属调到云南以后，二姨就不再流泪了，但也不绣花了，更不让小孩子去她家玩了。后来越来越孤僻，整天猫在家里不出来，有人提亲也不看。父母去世后，她便自己守着空院过日子。

几十年来，村里的房子陆续翻新了，有的还建成了二层或三层楼，只有二姨家丝毫未动，显得越来越孤独。下一代孩子长大了，都不再知道，曾经有那么多孩子在二姨家里，伴着燕子的呢喃追着阳光跑。

得知二姨去世的消息，当年围着二姨玩耍的几个中年人，赶过来料理后事。打开二姨家尘封已久的房门，一股霉味冲了出来，屋里灰尘弥漫。

二姨合衣躺在炕上，颧骨突出，脸色暗黄，手里握着一个陈旧信封。众人解开二姨的手指，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是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的合影，上写：红旗照相馆1964年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