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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贵州通志》的价值与局限

2022-04-08张祥光

贵州文史丛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局限乾隆史料

张祥光

摘 要:乾隆《贵州通志》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这部方志是记载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由于乾隆《贵州通志》所收集的资料丰富、所辖疆域广泛,载录史事较此前志书为多,故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志书并非尽善尽美,也有部分缺失存在。

关键词:乾隆《贵州通志》 史料 学术 价值 局限

中图分类号:K243.3;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2)01-104-108

明清两朝五百四十三年,现存官修省志有六部,即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贵州通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贵州通志》和乾隆《贵州通志》。万历年间纂修的《贵州通志》仅日本尊经阁有藏,是“宇内孤本”1。另外,康熙十一年(1672)由曹申吉修,潘驯、吴中蕃等纂的《贵州通志》,贵州无完整藏本,因此明清两朝现存较完整的官修《贵州通志》在贵州仅有四部。

乾隆《贵州通志》自雍正七年(1729)设志局做准备工作,雍正十年(1732)元展成任贵州巡抚后,于雍正十一年(1733)开始纂修。该志由鄂尔泰等修,靖道谟、杜诠等纂,在张广泗任贵州总督(当时贵州单独设总督)期间完成,乾隆六年(1741)九月张广泗进表说明了此志完成时间。

鄂尔泰(1677—1745),清满洲镶蓝旗人,字毅庵,雍正三年(1725)署云贵总督;雍正六年(1728)六月,朝廷又任命鄂尔泰总督云、贵、广西三省,是雍正朝封疆重臣。鄂尔泰在总督云、贵、广西三省期间,涉及贵州的有几件大事。一是改土归流。贵州改土归流从明朝建立后一直在进行,明永乐十一年(1413),废思南、思州田氏二土司;万历时期平杨应龙反明,废播州土司;崇祯四年(1631),贵州宣慰同知(水东)宋嗣殷被革职,将其领地置开州,废水东土司;清康熙初年又废水西土司。贵州有影响的四大土司至清初已被废除。但在雍正时期,贵州仍有土司土官二百馀家。鄂尔泰认为土司的存在不利于清朝统治。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上《改土归流疏》称:“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剪除夷官”,就是废土司土官。从雍正五年(1727)开始,鄂尔泰以武力与招抚之策,在镇宁、黄平、贵阳、贵定、铜仁、黎平等府州县,废土司一百馀家,到乾隆初年仅剩土司约百家。二是调整贵州省界。清初,廣西与贵州在南北盘江省界不清,史载:“广西泗城土府延袤二千馀里,与贵州普安、永宁、定番相错,山高地险,夷、侬杂处,仇杀时闻。内地奸民,倚为渊薮。”1而“泗城之者相与普安之者坝,互争地界”2。在鄂尔泰主政云、贵、广西三省期间,于雍正五年(1727)七月,贵州、广西达成协议:“红水江在黔、粤交界,粤在江南,黔在江北,惟泗城、西隆两处苗瑶之地,多跨江,而北与黔省畛域相连,村寨相间……今议红水江以北属贵州,红水江以南属广西。”又“将西隆所属江北之罗斛、册亨等甲,俱隶贵州”。3雍正五年(1727),鄂尔泰又奏请将四川遵义府隶贵州。三是雍正五年(1727)十月,鄂尔泰向朝廷奏报:“古州生苗,为逋逃渊薮,宜用兵清理。”4朝廷同意鄂尔泰请求,鄂尔泰即派张广泗武力开辟“新疆六厅”。

张广泗(?—1748),汉军镶红旗人,由监生捐纳知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选授贵州思州,雍正五年(1727)任黎平知府。其间,他视察黎平属州县,向鄂尔泰呈报古州等地地形险要,应对古州等地“生苗”进行“剿抚”,鄂尔泰听后于是始谋开“新疆”。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张广泗被任命为贵州按察使。在鄂尔泰的指令下,张广泗于雍正六年(1728)五月,开始“讨伐”八寨苗。“八寨为都匀要隘,丹江、清江、古州之咽喉”5。五月十六日,张广泗由贵阳率兵赴都匀,还在行军过程中,七月,张广泗又升任为贵州巡抚。张广泗得知升官消息后,对用兵开辟新疆“益奋励”。张广泗率军抵达八寨时,“鄂尔泰复以机宜咨授,谓‘八寨、丹江声势相倚,丹江在内,八寨在外,非大创八寨使帖服,恐苗情反复无常,欲进丹江辄为所阻”。在鄂尔泰的授意下,九月,张广泗以重兵“剿”八寨苗。从雍正六年(1728)“讨伐”八寨苗开始,迄至雍正十一年(1733)提督哈元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历时五年;先后设置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古州厅、清江厅、台拱厅,即“新疆六厅”。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张广泗调任湖广总督,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又调任为贵州总督,并兼任贵州巡抚。乾隆《贵州通志》就是在张广泗任职期间完成的。张广泗虽然在贵州为清朝开辟设置“新疆六厅”立了大功,但其结局是很不幸的。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四川金川土司莎罗莽叛,张广泗被命为川陕总督征讨。十三年(1748)十二月,朝廷“以广泗在金川久无功,又与经略讷亲龃龉,逮至京,上亲鞫之,以广泗有功,意欲原之,而广泗供,有不逊语,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罪,以失误军机论如律”6。被处死。

《清史稿》之鄂尔泰传和张广泗传,均未记载编修《贵州通志》一事。

靖道谟(生卒年不详),字诚合,湖北黄冈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官云南姚州知州。后因病归家调养,其间受鄂尔泰、元展成之聘,到贵州编纂《贵州通志》。靖道谟写有《夜郎考》《黔中考》《贵州考》《大定舆图说》诸文及《飞云洞》一诗,除《大定舆图说》外,都收入他参与编纂的乾隆《贵州通志》中。

杜诠,《遵义府志》卷三十载“云南马龙州举人。雍正十一年,莅仁怀任。县城故在赤水北,不可控制。诠相阴阳,观流泉,谓迁邑莫如亭子坝善,详请改建新城。工未竣,会被劾,澹如也,居太初堂毕其事。其言曰:‘城,初也;堂,亦初也。故名曰太初。诠在生界行署三年,以儒雅泽吏治,民爱戴之。及劾去,时总督张广泗大功新集,修《贵州通志》,以诠名宿,征与靖道谟总其事。援引赅博,考古家资之”7 。

元展成(?—1744),直隶静海人,由岁贡生捐纳知州,雍正三年(1725)授云南阿迷州,雍正十年(1732)任贵州巡抚,至十三年(1735)被革职。《贵阳府志》卷五十谓:“(《贵州通志》)雍正十一年巡抚元展成等奉敕修,至乾隆六年始成。主撰者为靖道谟、杜诠。”1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二十“(乾隆六年)九月”条亦载:“巡抚元展成延翰林庶吉士靖道谟、仁怀知县杜诠撰《贵州通志》,至是始成,广泗表进。”2可见,元展成是倡导编修乾隆《贵州通志》的又一重要人物。靖道谟之所以能参与《贵州通志》的纂稿,主要是受元展成延聘。元展成与靖道谟同时在云南任职,靖道谟曾参与《云南通志》的编纂,因此元展成延聘靖道谟参与编修。

乾隆《贵州通志》编纂以后,直至清亡,长达一百七十一年,贵州再未编修过省志。

乾隆《贵州通志》无序,无跋,前有张广泗进表。该表主要是歌颂皇帝英明,并追述贵州的历史,而对修纂情况无一字交代。该“志”共四十六卷,门类齐全。道光《贵阳府志》卷五十谓:“书分八纲以统众目。八纲:一曰天文,其目三,星野、气候、祥异;二曰地里,其目十一,舆图、建置、疆域、形胜、山川、关梁、邮传、风俗、苗疆、古迹、邱墓;三曰营建,其目八,曰城池、公署、学校、贡院、书院、义学、坛庙、寺观;四曰食货,其目七,曰户口、田赋、课程、经费、蠲恤、积贮、物产;五曰秩官,其目五,曰官制、职官、名宦总部、名宦分部、土司;六曰武备,其目三,曰兵制、师旅考、苗疆师旅本末;七曰人物,其目十一,曰选举、乡贤、忠烈、孝义、宦迹、文学、隐逸、列女、流寓、仙释、方技;八曰艺文,其目廿六,曰敕、诏、谕、奏疏、状、颂、赞、箴、铭、书、论、解、考、辩、传、序、纪事、记、碑、文、议、教、说、赋、诗、杂记。”3

该志达一百馀万字,是明清《贵州通志》中分量最重的一部,由于收集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颇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志说:“《贵州通志》四十六卷通行本,国朝大学士鄂尔泰等监修。其书与《云南通志》同时纂次,司其事者亦姚州知州靖道谟,继之者则仁怀知县杜诠也。其视各省通志,成书最后,至乾隆六年刊刻始竣。总督管巡抚事张广泗等奉表上之。贵州僻在西南,苗蛮杂处。明代始建都指挥司,后改布政司,分立郡县,与各行省并称。而自唐、宋以前,不过羁縻弗绝,尚未能尽辟狉榛,故古来纪载寥寥,最为荒略。明赵瓒始创修《新志》,其后谢东山、郭子章及本朝卫既齐等递事增修,渐有轮廓。终以文献难征,不免阙漏。惟田雯之《黔书》,笔力颇称奇伟,而意在修饰文采,于事实亦未胪具。此书综诸家著述,汇成一编,虽未能淹贯古今,然在黔省舆记之中,则详于旧本远矣。”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详于旧本远矣”,肯定了该志的史料价值。

在清代,贵州是土司土官较多的省份之一,土司土官对贵州社会经济影响很大。该志卷二十一记载了乾隆初年还存在的土司有中曹长官司、养龙长官司等约一百处,其中承袭的有二十馀处。这一完整的记载,对研究乾隆六年(1471)以后至民国初年土司的消亡提供了原始材料。

《艺文志》是该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卷数看,全书四十六卷,《艺文志》有十四卷,几乎占三分之一;从体裁看,收罗二十六种文体,是几部官修《通志》中最全的;从字数看约六十馀万字,几占全书二分之一。由于《艺文志》较为集中地保存了一些不易查找的材料,为道光、光绪时期编修《贵阳府志》《黎平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等提供了不少素材。道光年间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在《贵阳府志·序》中说:“《贵州通志》修于乾隆年间,而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殊为缺典,守土者病之。”1翻检上述《府志》,与该志对照,可见从中取材不少。该志收录的历代文人诗文歌赋,为后来文人学士及历任官员了解贵州风土人情和古今历史提供了文献材料。

乾隆《贵州通志》亦存在一些问题。康熙朝在编纂《通志》时,编纂者都没有见到明朝的几部志书,阎兴邦在康熙《贵州通志·序》中说:“黔志创始于明嘉靖督学谢公,后修于中丞刘公暨江公,今已失传。”2阎兴邦未提及《图经》,说明他不知道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这部志书。阎所指谢公,即指谢东山编修的嘉靖《贵州通志》;江公,即江东之编修的万历《贵州通志》;刘公,即刘秉仁参与了万历志的工作。“今已失传”,说明他在康熙朝未曾见到上述志书。前面说到贺长龄认为“《贵州通志》修于乾隆年间”,接任贺长龄任贵州巡抚的乔用迁亦说“《贵州通志》成于鄂文端相国”,由于清朝前期文人、官员都未见到明代的几部志书,在编修乾隆《贵州通志》时,难免会出现差错。其中将杜铭所写的《平越卫儒学碑记》,错为黄绂所写就是一大失误。《平越卫儒学碑记》为杜铭所撰,贵州现存最早志书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确凿。嘉靖《贵州通志》在卷之六“学校”一目“平越卫儒学”条下,再一次节录了杜铭所写的《记略》。而乾隆《贵州通志》将此文错作黄绂所写,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又再一次错录该文为黄绂所撰。此例属“著作权”问题,应予辨明纠正。

黄绂,贵州平越卫人,正统丁卯(1447)举人,次年连捷成进士,除行人,历任南京刑部员外郎、郎中,四川参议、参政,湖广左使,南京户部尚书,左都御史,他二十六岁中进士,七十一岁卒,葬于河南长葛。黄绂从正统十三年(1448)中进士离开贵州后,再也没有回贵州。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撰有《尚书黄公传》。黄绂去世时,李梦阳二十一岁。李梦阳任过户部主事,入仕时黄绂早已过世。李梦阳所撰《尚书黄公传》一文约二千字,涉及黄绂一生的大小事不少,却无一字提及黄绂写《平越卫学记》一事。这不是李梦阳的笔漏,而是說明黄绂没有写过这样的记文。平越卫学建于宣德年间,成化年间重修,由总兵官毛荣、参将吴经负责重建工作,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杜铭写的《平越卫学记》有一段很说明问题的文字,记中说:“经始于成化丙戌冬十月,而以次年丁亥夏四月讫工。越之士夫守吏戍卒民夷,奔走观望,合辞欢庆,乃以其成告于总戎毛公,闻而嘉之,谓铭曰……总戎不没其善,既称许之,而又为之求记,以示永久。”此段是说负责重建平越卫学的毛荣,在贵阳听说卫学已重修好,就当面告诉在任的贵州按察使杜铭,并请他写记,杜铭答应了。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说明了《平越卫学记》为杜铭所写。丙戌为公元1466年。查贵州有关志书,都注明此时杜铭正好任贵州按察使,而黄绂当时在南京任职。而乾隆《贵州通志》将此段文字改为“总戎毛公,闻而嘉之,谓绂曰……”,将谓“铭”改为谓“绂”,这一字改动很不合常识,毛荣不可能在贵阳与远在外地任职的黄绂“当面”说话。又,按历朝惯例,地方上凡庙宇、城池、儒学等的修建,都请在职的当地官员,特别是省一级的官员撰文记述修建的经过,而杜铭此时任职于贵州,因此请杜铭写记非常自然,而黄绂此时不在贵州,又没有其他文字说明请他写记的旁证材料。明代官修三部志书,无一部志书记载此文为黄绂所写,而最早的原始文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及嘉靖《贵州通志》都记载为杜铭所写。将乾隆《贵州通志》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对照,除将《图经》“杜铭”改为“黄绂”外,其他基本不差,谁是此文著者,大致可以根据原始文献推断。

乾隆《贵州通志》在清代有两次刊刻,一为乾隆六年(1471)初刻,一为嘉庆补刻。此次《贵州文库》出版该志点校本,以嘉庆补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参校本。嘉庆补刻本刊刻时当时任贵州巡抚的福庆,私自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诗文,因此本次整理时没有纳入嘉庆补刻本所加福庆之诗文。

乾隆《贵州通志》,是贵州省在康熙、雍正两朝对贵州省行政建置调整完善后的一部通志。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至清康熙朝,贵州编纂了五部通志,记录了贵州省的山川地貌、人文历史等资料。按照当时贵州省地域,今黔北的遵义地区,黔东南的天柱、玉屏、锦屏等县,及黔南荔波,黔西南册亨等地,俱不属贵州管辖。康熙朝以前所编修的《贵州通志》就查不到这些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康熙、雍正两朝,清政府将上述地区划拨贵州省管辖,贵州省全境地域在雍正五年(1727)基本确定,以后再无大的变化。在贵州省行政建置基本完善后十四年,即乾隆六年(1741),由鄂尔泰、张广泗等负责编纂的《贵州通志》,应该说,是我国古代贵州省唯一一部较完整、较全面记录贵州历史文献的《贵州通志》。因此乾隆《贵州通志》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很大。

The Valu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Qianlong Guizhou Tongzhi(乾隆《贵州通志》)

Zhang  Xiangguang

Abstract: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words, the Qianlong Guizhou Tongzhi is the most valuable work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Guizhou Tongzhi. It is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in ancient China, with a complete and comprehensive record of the history of Guizhou. Because of the richness of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e Qianlong Guizhou Tongzhi, the extensive territory it covers, and the fact that it contains more historical events than any of the previous zhiji books, it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value.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the time, the book was not perfect, and some of its shortcomings are existed.

Key words:Qianlong Guizhou Tongzhi;Historical materials;Academic;Value;Imitations

責任编辑:李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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