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江

吕农三画像（由浙江传媒学院武小锋创作并经吕农三亲友后人认可）

1928年秋，在国民党当局的眼皮底下，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组织完备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直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成立，其组织委员名叫吕农三。百年党史波澜壮阔，在无数革命先烈谱写的英雄史诗中，这或许不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但是，面对严刑拷打，吕农三宁死不屈，用自己年仅23岁的宝贵生命保护了近百名同志，表现了一名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优秀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他那短暂却可歌可泣的一生和他为之献身的党的地下工作，值得后人仔细考证、用心讲述。

“我意志坚决地要参加国民革命”

吕农三，字慰霖、渭林，族名吕信懋，1909年9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县蛟垄村里高垅（现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蛟垄村里高垅自然村）。吕农三兄弟姐妹八人，他在男丁中排行第三，故名“农三”。吕家家境殷实，有田地大宅。吕农三幼时入读蛟垄廊桥屋小学，后去破石乡求学。他天资聪慧，喜读诗书且过目成诵，写得一手好字，有“神童”之誉，同时自幼习武，体格健壮，兼以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深得恩师吴友梅器重，被其称为“一块读书的好料子”。吴友梅惜才如子，后来更是将自己的掌上明珠—长女杏初（音）许配于他。1923年7月，吕农三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当年，能进省立八中已属年轻人里的佼佼者，入师范讲习科就更不容易。这一届师范讲习科在整个衢龙江常开地区（指衢江、龙游、江山、常山、开化六县），包括毗邻闽赣两省的浦城、广丰等地，只录取学生28人。在八中学习期间，吕农三在同班同学余述先（曾担任金衢严地区特派员、共青团衢州独立支部负责人）影响下，阅读大量进步文艺书籍，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熏陶。

当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不久，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和其他地区一样，衢州各界也纷纷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吕农三担任五卅惨案后援会副会长，积极发动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发表街头演说，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查禁日货，募捐援助惨案死难者家属。

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吕农三觉悟进一步提高。此后，他不再满足于课本上的知识，而是更多地关心时事政治，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学校阅览室，开始接触“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等观念，并对革命产生无限向往。他尤其钦佩敬慕革命军，视之为英雄偶像。1926年5月份，面对毕业考题“毕业以后，各言所志”，吕农三写道：“我唯一的希望—国民革命成功，我意志坚决地要参加国民革命。”此时的衢州尚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之下，监考老师看见吕农三的答卷，当场冷嘲热讽了一番。所幸判卷老师尚属开明，并未上纲上线地将其作为“赤化分子”报告官府，否则他不仅无法毕业，甚至得吃官司。当年7月，吕农三由浙江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毕业。

浙江省立八中师范讲习科第一届学员名单

1926年，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年底，孙传芳属下浙江陆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在衢州通电全国宣布起义，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入衢州城时，各界群众数千人在水亭门外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吕农三和进步青年一起上街贴标语：“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革命军不怕死，不要钱，不拉夫！”随后，各路北伐大军云集衢州，最多时达6万之众。1927年初，看到国民革命军募兵处在招募新兵，吕农三当即报名，完成了从军投身国民革命的夙愿。说服了母亲后，他随部队开拔，离开衢州向杭州方向推进，直至2月中下旬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跟随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吕农三先后参加汤溪、金华、桐庐诸战役，在枪林弹雨中数次立功，在血与火的考验里迅速成长。

地下党组织在革命低潮中“水到渠成”

1927年4月，“清党”运动开始，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受迫害。之前总听闻共产党“杀人放火”，如今却得知身边熟识的和自己同样年轻的同学朋友被抓被关被杀，这令吕农三对“清党”产生了怀疑，对共产党产生了同情。同年6月，因作战勇敢，又有一定文化程度，吕农三被选送进入第二十六军军官团学习。其间，他结识了曹聚义、甘棠等同学。甘棠性格活跃，曹聚义虽然岁数小，卻机智沉稳，三人当时都已是共青团员。在他们影响下，吕农三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理论产生强烈兴趣，决心奋发努力，跟上革命潮流。

经历了严酷的“清党”运动，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但是吕农三在曹聚义和甘棠的介绍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地下党杭州市委介绍转来了若干团员，曹聚义等人又发展了一些进步青年，开学仅三个月，共青团组织便在这个军官团里生根发芽。全团六个中队里有五个建立了团小组，开展读书会等半公开活动，发行地下刊物《秋风》，学习上级党组织文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7年9月下旬，团员们以游览西湖为名，租了两只篷船，在西湖三潭印月附近水面上召开支部大会。会上，地下党杭州市委领导表扬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和勇敢奋斗的坚强意志，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不惧生死，是从革命低潮中挺过来的汉子，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市委领导同时宣布，鉴于同志们的表现和军队的特殊环境，曹聚义、甘棠、吕农三、朱琦、王校正、孔繁衍、祝树柏、胡让梨、叶修、蔡锡昌、唐时杰、楼广文、阮大鄮、张渠、罗积穗、曹振铎等20余名团员一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志们听后无比振奋。

随着北伐形势变化，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离开杭州梅东高桥大营盘驻地，移防扬州便益门。1928年2月底，军官团部分党员随着所在部队奔赴苏北鲁南各地。经过考选，100余名军官团毕业生组成了特种科，分炮、工、辎三个队，迁回杭州大营盘，其中就包括曹聚义、吕农三、朱琦、王校正、孔繁衍、祝树柏、胡让梨、叶修、蔡锡昌、唐时杰等中共党员。还有一部分学生报考了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被录取的28人中，有甘棠、楼广文、阮大鄮、张渠、罗积穗、曹振铎六名中共党员。除此以外，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浙江等地，之前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李奈西、李世昌、梁绍之、丘登明、简立、盛志远、许权等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入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分别被编列在第一、第二、第三队的无线电、有线电、汽车和铁道等科。这些党员暗中组织起来，举办读书会，并在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被撤并时，发动了“拥李（李范一校长）反何（何应钦）”等群众运动，在同学中初步树立了威信，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1928年秋，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广义上属于黄埔军校的一个发展阶段），改称交通兵大队，原来的共产党员大多留在该队。杭州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特种科也被撤销，学生全部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其中的党员大部分被编列在炮兵和工兵两个大队，蔡锡昌则进了航空班。吕农三因文字功底好，直接被提拔为官佐，担任军校教授部速记员，次年晋升中尉。当时的吕农三尚不满20岁，是全校1000多名官佐中年纪最小的。军校同事对他评价很高，在政治部工作的余贤俊是他同乡好友，说他很聪明且富有情感，是自己朋友里最具才情的一个。

随着第二十六军军官团特种科学员成建制转移到南京，曹聚义很快与吕农三、甘棠取得联系。三人交换了情况，摸清在军校范围内已有30多位经过了“清党”大风浪考验的共产党员，并初步将他们联络组织起来。正式成立党组织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后曹聚义赴上海向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和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认为，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内成立地下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民党中央眼皮底下的地下工作

1928年9月下旬，在南京明故宫大操场秘密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中央派人传达指示，决定成立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总支部（简称“军校党总支”），并按营盘地点下设炮标支部、三十四标工兵支部、交通支部。随着步兵第三、第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编成，又增设了小营和国府后街两个支部。就这样，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南京中央军校内有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组织完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央指派曹聚义、甘棠、吕农三、简立、阮大鄮五人为总支委员，曹聚义任书记，甘棠任副书记，吕农三任组织委员，简立任宣传委员。与学生党员不同，吕农三此时在教授部担任速记员工作，主要是在“总理纪念周”为校长蒋介石，以及于右任、戴季陶、吴稚晖、谭延闿、邵力子等演讲时做记录并整理成文。吕农三文字功底相当好，应付这点差事绰绰有余，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做党的工作。

南京中央軍校中共地下党总支部部分成员，从左至右为：曹聚义、甘棠、阮大鄮

盖有吕农三印章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职员录》，现藏衢州市档案馆

军校党总支的成立正值革命走向复兴之际，不少同学思想进步，对国共合作时期记忆犹新，分散在步兵、交通、炮兵各科的中共地下党员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众多同学的革命热情，不少进步同学要求加入革命行列。军校党总支发展新党员，主要有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各队从进步同学中发展新同志，由党总支提出拟发展党员名单，向南京市委报告，请求审查批准入党。后者是指上级领导有时会带来几名党员，将其组织关系转入军校党总支，例如步兵科第三、第四大队和军官研究班两个支部的成员，几乎全是党中央或省、市组织转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军校党总支成员已从清一色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同学扩大到三、四、五各期学生都有。到了1929年3月底，军校党总支已经下设五个支部，党员人数直线上升，达108人之多。这是一个完全由军校同学组成和发展起来的地下党组织，其组织之完整、人数之多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实属罕见。

作为军校党总支组织委员，吕农三的工作十分繁重，党组织的设立和管理、党员管理，包括接收党员、发展新党员、对党员的处理等，无一项不繁重，无一项不重要。收缴和管理党内经费也归吕农三负责。由于吕农三家境尚好且为中尉官佐，有着较高的薪金，所以当党组织经费不足时，他经常自己承担一些党的活动费用。此外，他还兼任郑光祖所在支部的书记。吕农三以极大热情投入党的工作，甚至某些属于党总支书记职责范围的事情，也会交给吕农三去做。可以说，吕农三虽然只是一名总支委员，却在军校党总支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曹聚义晚年时回忆说，吕农三年轻有为，是我们同学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他在军校早已是教授部中尉速记官，是何应钦教育长身边的人，本来前途无量。曹聚义反复强调，吕农三是一位有坚定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发挥了组织委员的骨干作用，在军校党总支建立过程中功不可没。

1929年5月，中央军校第六期各兵种学生都完成了毕业考试。除交通兵大队部分同学于3月提前离校，绝大部分仍留在原地等待分配，同时准备参加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此时各兵科均已没有课操，学校对学员的管理较为松懈，地下党员同学之间联系碰头机会多了，大家互相激励，商讨着今后分配到新岗位后如何加强联系。曹聚义、吕农三等总支委员则抓紧时间，准备在离校前再发展一批积极要求入党的同学。例如，交通兵大队第一区队无线电专业的吴人鉴（后改名王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通信部、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将军衔，是新中国电子工业、邮电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是通讯支部李奈西、丘登明和梁绍之等人积极推荐的发展对象，曹聚义已向上级提请批准同意，准备让通讯支部的同学通知他正式履行入党手续，但是由于蒋桂战争爆发，吴人鉴已提前两个月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交通兵第一团无线电分队。

为保护近百名同志宁死不屈

正当军校党总支顺利发展、组织生活空前活跃之时，一场暴风雨突然降临。谁都意料不到的是，负责具体联系军校党总支的南京市委军运负责人王绍平，竟然在1929年5月10日向他的同乡同学侯志明（时任中央军校政治训练处考核统计股少校股长）告密，出卖了组织。军校党总支几名委员都被他供出来了。5月10日夜晚，吕农三被南京首都警察厅传讯扣押。中央军校当天晚点名时，突然在炮标和三十四标两处同时点名扣人。在炮标炮兵大队，头一个被点到名的是曹聚义;在三十四标交通兵大队，被点到名的有甘棠、简立和阮大鄮。由于父亲病危，曹聚义已早几天返回浙江浦江老家，甘棠则于3月被分配到江北某地电台工作，两人均不在场，这才没有被扣。校方随即明令通缉二人。浙江省、浦江县两级警察局、保安队联合到蒋畈村曹家追捕、抄家，曹聚义被母亲藏于蚕房屋顶幸免被捕。甘棠经同学协助逃往上海，改名甘让隐藏起来。简立、阮大鄮两人5月10日晚遭逮捕。简立叛党，被他出卖的有宪警班郑光祖，炮兵大队叶修、胡让梨，航空班蔡锡昌，工兵大队朱琦，交通兵大队李奈西、梁绍之、楼广文、盛志远、许权，以及刘渊如、丘登明共12人。另外，出事前不久由王绍平经手、南京市委转移组织关系到军校党总支来的步三大队张三川，军官研究班甘登谷、丁和钧、罗梦阳，工兵大队杲宇新等五人也被其出卖，在5月18日被捕。

被南京首都警察厅传讯、扣押的吕农三坚不吐实。当时朱琦尚未暴露，他和同队的王校正、祝树柏等四处奔走，组织营救，经托教授部两名同乡、同事保释，吕农三获准出狱并请假返乡。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目的却是为了筹款用于打点关系、支付保释金、营救其他被捕同志。他带回了一大包个人重要物品，里面有许多书籍和信件，包括一本中央军校职员录，内夹与长官何应钦、教授部同事的合影，还有一张他自己的半身戎装照。他用家中田地抵押筹借资金，委托大哥吕仰高以后卖掉属于自己份额的田地，以此归还借款。未婚妻闻讯赶来，却只匆匆一见，并未说上半句话。为了心中的奋斗目标，吕农三已顾不上儿女情长。他在老家仅仅停留几个小时，事妥之后立刻往回赶。出村路上，他对相送的儿时好友悄悄地说：“这一走如果我没有活着回来，就把我的尸骨葬在家乡的古望尖下，面朝东方。”吕农三当时已经意识到返回南京将面临危险，然而他义无反顾，为了营救尚在狱中的战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或许是母子连心，临别之际，吕母似有预感，苦苦哀求。面对慈母挽留，吕农三称：“有大事未了，不可不去。儿如有不测，来世再报父母养育之恩。”果然，因王绍平和简立共同指认，吕农三又遭通缉。他尚未回到南京，中途就在杭州被捕，押解至南京第一陆军监狱。

曹聚义（后改名为曹艺）部分回忆手稿

阮大鄮被捕后，在校报上发表悔过书，又在学校禁闭室被关了几天，随即保外释放。丘登明因有背景，经人作保免于被捕。此案涉及22人，除去这两个人，加上前述侥幸逃脱的曹聚义和甘棠，实际抓捕归案18人，故当时称之为“十八罗汉大案”。

吕农三和被捕的其他同志先后被关进三元坊军法处拘留所和小营第一陆军监狱。敌人在审讯中滥用酷刑，梁绍之和罗梦阳先后被折磨致病而死。除极少数变节自首外，大多数同学表现出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气节，面对酷刑考验，凡是叛徒王绍平所不能证实的，同志们始终不承认。特别是吕农三，曾在一次审讯中遭到电刑昏死过去，抬回牢房数小时后才醒来。尽管受尽酷刑，他却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

在军校党总支里，除了书记曹聚义，掌握全部地下党成员情况的就是组织委员吕农三。两人如果有一个叛变，其余90名地下党员都将被通缉抓捕，整个军校党总支将全军覆没。由于曹聚义因故幸未被捕，吕农三是否叛变，将决定着另外90人的命运。所幸叛徒王绍平联系军校党总支的时间很短，对其了解不多，而且没有参加4月在中华门外草坪召开的党总支扩大会议。

敌人不仅没能从吕农三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反而让机警的吕农三得知了被捕同志的情况，所以他在与王绍平对质时大义凛然，将叛徒痛骂了一顿。王绍平一方面恼羞成怒，另一方面也因为吕农三曾数次代曹聚义与他接头，便指证吕农三是“共党头目”。为了保护整个军校地下党组织，吕农三顺水推舟承认自己就是负责人，让敌人以为整个中央军校只存在小规模的地下党组织，而不是人数上百、组织完整的党总支。既然认为全部成员除潜逃二人外均已抓捕归案，敌人也就不再追究了。吕农三的机智和担当不仅保护了未暴露的90名同志，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曹聚义和甘棠两位党总支领导。

几十年后，曹聚义在回忆手稿里深情地说，18人之后再无人被捕，也无人加重刑责，说明受刑的几位同志都坚贞不屈，特别是吕农三同志非常坚强，所受酷刑最多。面对叛徒指认，他坚贞不屈，在严刑拷打下坚不吐口，保护了近百名同志，表现了一名共產党员的铮铮铁骨，不愧为党的好儿女！他的一片丹心可昭日月！

用鲜血和生命诠释理想信念

在审讯关押将近两年以后，敌人觉得从吕农三等人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于是在1931年4月，军法司作了判决：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罪”判处吕农三、简立有期徒刑8年，郑光祖、李奈西有期徒刑1年6个月;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罪”判处朱琦、丁和钧有期徒刑10个月;张三川因被查出曾在朱德部下任排长及副连长，并随其在湘南一带组织暴动，故判刑最重，被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罪”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罪”处有期徒刑10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以二日抵徒刑一日。梁绍之、罗梦阳病亡免诉。杲宇新、胡让梨、许权、盛志远、刘渊如、叶修、甘登谷、楼广文、蔡锡昌无罪。朱琦、丁和钧按羁押二日抵徒刑一日的规定，与其他宣布无罪的同志一起当庭释放。很多同志出狱后仍然积极寻找党组织，继续为党工作。

1931年4月军政部法字第1442号判决书

狱中牺牲的部分革命烈士，从左至右为：梁绍之、郑光祖、张三川

其他涉案人员中，阮大鄮被免予起诉，丘登明的判决书注明“保外，俟到案另结”，最终不了了之。二人此后在仕途上风生水起，其中阮大鄮1945年任国民党空军无线电台台长。简立不久后即由在行政院做官的伯父保释出狱，1945年任昆明美军后勤部交通处副处长，随后一路高升，最后官至台湾“陆军中将”。因此，判决下达后继续服刑的只有吕农三、郑光祖、张三川和李奈西四人。

1931年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建成后，关押在小营第一陆军监狱的犯人全部转移到新监狱。本来郑光祖可以和李奈西一样，在当年10月底刑满出狱。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南京市委继叛徒王绍平之后又有一位廖姓党员叛变。他指证吕农三、郑光祖和张三川是中央派遣的“奸细”，有的甚至来自江西井冈山根据地。郑光祖参与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之事由此泄露。特务机关立刻下令阻止释放郑光祖，并严加审讯，期望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钓到更大的鱼。但是无论穷凶极恶的敌人怎样威胁利诱，怎样动用酷刑，打得三人遍体鳞伤，都不能动摇他们坚定的信念。吕农三等人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得特务们算盘落空。

1932年5月31日，面对理想信念如此坚定的共产党人，再也无计可施的敌人气急败坏，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将吕农三和郑光祖秘密枪杀于中央军人监狱，遗体掩埋在南京江东门外荒地里。牺牲时，郑光祖只有24岁，吕农三年仅23岁。张三川的遇害记录目前尚未找到，但是从整个案件来看，他是18人当中量刑最重的一个。作为中央特科“奸细”重要嫌疑犯，张三川没有任何叛党行为，也没有开释或升迁等记录，所以估计他是和吕农三、郑光祖同时遭到敌人杀害的。假设推理成立，张三川牺牲时年仅29岁。

综上，在“十八罗汉大案”中牺牲的烈士应该有五人，他们是吕农三、郑光祖、张三川、梁绍之、罗梦阳。这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值得后人铭记！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只找到郑光祖、张三川和梁绍之三位烈士的遗照。

烈士们殉难距今已将近90年了，然而时间磨灭不了他们碧血丹心为人民的不朽精神。他们崇高的政治品格、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迹给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