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

由于生产地与消费地相隔遥远，且全球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地点，石油从诞生那天起就不仅是一种商品，而是具有国际政治权力的性质。最初，西方“石油七姐妹”（七家大石油公司）控制着石油技术、产量和价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手中的利器。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石油国有化运动，石油权力回到产油国政府手中，阿拉伯国家借此制造震惊全球的1973年石油危机。近20年来，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能源权力又一次发生质变，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博弈折射出能源权力转移的新态势。在新旧能源格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能源权力重叠交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六大新特征。

第一，在传统油气领域，中东的权力明显上升。受西方国家集体制裁的影响，目前俄罗斯石油每桶打折30美元，仍然每天滞销200万桶。短期看，这个缺口主要由中东国家来弥补。长期看，国际能源市场最终将恢复平衡，俄罗斯石油将流向西方之外的国家。但是，欧洲买中东石油，俄罗斯石油流向亚洲，不符合市场规律。未来，随着能源转型加速，中东因石油储量大、成本低、生产过程碳强度低而享有竞争优势，俄罗斯等其他地方的石油可能会退出市场,中东市场份额还会进一步上升。乌克兰危机提前、并加速了这一进程。

第二，在油气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博弈中，消费国的权力明显看涨。俄乌战争前，欧洲担心俄罗斯搞能源制裁，满世界找新的供应方；战争一个月后，俄罗斯只字未提能源制裁，仍然源源不断向欧洲供气，反倒是欧美热火朝天地对俄罗斯搞各种形式的能源制裁。能源制裁的剧情反转，俄罗斯制裁欧洲变成欧洲制裁俄罗斯，其大背景是国际油气市场的根本性变化。20年前“石油峰值”是指石油产量将达到最高值，人们担心产能枯竭；现在则是指消费量达到最高值，人们忧心需求不旺。

第三，市场、技术和金融三大权力结合，成为能源博弈中的杀手铜。虽然石油消费国的权力上升，但是单凭市场份额无法有效制裁生产国。欧美联手约占全球石油消费市场的40%,但石油仍然可以流向另外60%的市场。过去10年，在对伊朗、委内瑞拉的制裁中，欧美都是综合使用市场、技术和金融三大手段，伊朗石油迄今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生产水平p在金融、技术市场，欧美拥有近乎垄断的优势，这让能源制裁的威力成倍增长。同1973年“石油禁运”相比，目前欧美的制裁是“能源+”，是综合国力的比拼，远远超出能源博弈的范畴。

第四，在新旧能源形态的转换过程中，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油国家”与“电国家”的权力此消彼长。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决心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增长最快，从1980年的6.37%增长到2020年的11.4%。若2050年全球要实现碳中和，可再生能源必须成为主角，石化能源转换为配角。据保守估计，即便当前的能源技术和政策刺激汲有新突破，205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将上升到约33%。届时，铜、媒、钻、锂等新能源材料.的产值可能超过石油。同石油一样，这些资源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秘鲁、印尼、俄罗斯和南非。这些国家将成为能源领域的新贵，“电国家”的权力将长期处于上升态势。

第五，星新能源领域，技术、产能、投资是制胜王牌。同旧能源领域相比，技术、产能、资金和市场在新能源领域的影响比资源本身大得多。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产能、市场和投资；美国紧随其后，但是起步较晚，同中国的差距大。2009年以来中国投资可再生能源900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2020年中国新增新能源发电能力895千兆瓦，美国新增292千瓦，是中国的1/3。在技术方面，欧美具有领、先优势，2010-2019年期间欧洲占国际新能源专利申请的28%,美国20%,中国8%。可以说，中美各领风骚。

第六，中美两国在新旧能源格局中都享有优势，最有可能成为能源权力转移的赢家。能源转型是个长期过程，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社会都会生活在一个新旧能源结构混杂的格局中，兼具旧能源结构和新结构的权力特征。只有在新旧结构中都有优势的国家，才能享有最大的回旋空间，掌握最大的权力。在旧能源领域，美国是最大石油消费国，每天约消费2000万桶，中国是第二大消费国，每天约1400万桶。随着石油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中美的政治影响力将扩大。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液态油生产国，腾挪空间更大，这也是美国敢于率先制裁俄罗斯能源的原因。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市场、产能优于美国，美国的技术领先中国，中美两国正在你追我赶。（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