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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对基督教态度及其转变

2022-04-08孙平

西部学刊 2022年5期
关键词:罗马帝国基督教

摘要:基督教自诞生以来,其发展过程伴随着残酷的宗教迫害,但在经历了近250年的迫害之后,基督教获得了最终的认可,一跃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这种巨大转变的背后,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左右了基督教的发展走向。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实施无差别的迫害政策、敌视和有意识的迫害、态度发生转变、“大迫害”及被基督教征服的过程。影响罗马统治者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督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且适应其维护统治的需求,罗马多神教的衰落,共和时期延续而来的传统社会道德等,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罗马帝国;基督教;宗教迫害

中图分类号:K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103-04

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于公元一世纪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巴勒斯坦地区发端,到公元392年被狄奥多西一世宣布成为国教,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从最初的饱受迫害到最终成为大帝国的统一信仰,期间统治者的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罗马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既因为基督教信仰在帝国境内广泛传播,也由于基督教逐渐发展为与帝国社会、政治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而从迫害走向接纳。

一、罗马帝国无差别的迫害政策

最早关于“基督徒”一词的官方记载出现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提比略统治时期。安提阿地方(即巴勒斯坦地区)的总督向提比略皇帝呈送的一份报告中提及了关于基督教的“神迹”[1]67,但提比略并未重视这一宗教及其所谓的“神迹”,仅仅是由元老院通过法律解释否定了基督教神迹的真实性。由于罗马自共和国时期就长期奉行高度的宗教宽容政策,对此时出现在帝国边境的未知宗教,统治者大多采取了无视和放任的态度。

一般认为,尼禄是第一位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的罗马统治者。但根据斐洛和约瑟夫斯的记载,早在卡利古拉统治期间,就已经有针对犹太人进行的大量迫害行为,而此时罗马当局尚不能很好地区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异同,以至于巴勒斯坦地区的不少基督徒遭遇无妄之灾。不过这种迫害更多可以被理解为帝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延伸,而不是带有针对性质的宗教迫害。

图密善被认为是第二位主动公开对基督徒实施迫害的罗马统治者,在犹西比乌的记载中将他描述为“与上帝作对的尼禄第二”[1]125。此时发生宗教迫害的原因,可能是经历了“四帝之年”(即在公元69年一年时间里,罗马帝国更换了四位皇帝)的政治混乱,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都有所发展,这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并未出现较大幅度的转变。罗马统治者在帝国前期普遍对基督徒保持着相对宽容的态度,并未把基督教信仰视为危害社会和公民道德的主要问题,在手段上也主要采取怀柔或劝诱的方式,希望指引信教者回归正常的公民生活。

二、羅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敌视和有意识的迫害

安敦尼王朝末期,罗马帝国处于“三世纪危机”①前夕的动荡阶段,皇位交替频繁造成政治局势的混乱,行省总督拥兵自重导致长期内战和帝国边境的不稳定。战乱和政局动荡使得帝国中下层公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而这却十分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安敦尼王朝时期,“五贤帝”②中的前四位都对基督教会保持着相对温和的政策,然而自马可·奥勒留开始,不仅罗马帝国统治者开始表现出对基督教的敌意,帝国中上阶层对基督徒的态度都出现了明显恶化。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基督教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帝国的底层贫苦民众,逐渐向行省的贵族阶层渗透。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这种信仰对帝国传统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实施了有意识的宗教迫害行为。

马可·奥勒留与卢修斯·维鲁斯共同执政时,亚细亚行省就曾爆发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到马可·奥勒留独自执政时期,他并未对基督教持有宽容态度,这可能有违大多数对这位以仁慈和博学而著称的皇帝的认识。马可·奥勒留统治末期,尤其是与其子康茂德共治时期,帝国已面临着严重的内部矛盾和对外问题,这从马可·奥勒留常年投身军旅,不断镇压各地叛乱和对付外族入侵的举动中便能窥知一二。基督教的快速发展,逐渐威胁到诸如传统社会道德、罗马多神信仰和公民义务等领域,甚至基督教信仰已经蔓延至皇帝身边,相传康茂德的妻子就是基督徒。这些都成为这位“哲学家皇帝”进行宗教迫害的理由。

随着“三世纪危机”的降临,罗马帝国进入了一段较为混乱的时期,帝位的频繁交替使得统治者对待基督教的政策朝令夕改,其中以马克西米努斯、德西乌斯和瓦莱里安为代表,对基督教的迫害尤为突出。马克西米努斯出身于蛮族,常年混迹于军旅,因此文化水平不高,受世俗影响也较大,可能是出于对旧主亚历山大·塞维鲁的憎恶,在其统治期间展开了对基督徒的迫害。相较之下,德西乌斯的宗教迫害则要严重得多,甚至从狄奥尼修斯反驳杰曼努斯的书信中发现[1]301,在德西乌斯发动大规模迫害之前,一些地方总督就已开始搜捕基督徒,从亚历山大里亚的殉道者的书信也可以佐证这一点[1]303。

综上所述,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由帝国早期的漠视转变为恐惧与憎恶,统治者无法忽视基督教日益壮大的宗教势力,以及它在帝国不同阶层形成的广泛影响,这一阶段实施的宗教迫害政策往往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三、罗马帝国部分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转变

除了对基督教采取迫害政策的统治者外,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不少受到基督教影响转而采取宗教宽容态度的皇帝,他们或许并未明确表现出对基督教的善意,但大都停止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基督教的宽容,这其中以塞维鲁王朝最为明显。以颁布《安托努尼斯敕令》而闻名于后世的卡拉卡拉皇帝,有关他本人在位时对基督教态度的直接记载现今知之甚少,不过在他统治时期并未出现记录在案的大规模宗教迫害事件。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或许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皇帝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十分宽容。在《奥古斯都史》(Augustan History)中,拉姆普利迪乌斯(LAMPRIDIUS)写道,在亚历山大·塞维鲁统治时期,“基督徒被允许存在”[1]321。犹西比乌斯承认,整个塞维鲁王朝确实是基督教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

“三世纪危机”的高潮阶段,对基督教表现出宽容态度的皇帝同样不在少数,其中以阿拉伯人菲利普和瓦莱里安之子加里努斯最具典型性。公元244年,阿拉伯人菲利普发动政变自立为帝,相传这是一位基督徒皇帝。他迎娶了一名基督徒妻子,但就菲利普本人是否真正皈依的说法仍然存疑。不过其他多方面的证据显示,菲利普对基督教会保持友善的态度是可以断定的。加里努斯是瓦莱里安之子,他不仅停止了其父的宗教迫害政策,并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颁布宽容敕令,归还所有教会财产[1]372,并使基督徒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活动。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中出现对基督教态度的分歧,在这一时期是可以被理解的。部分统治者转向对基督教表现出善意,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教徒人数大量增加,统治者不得不向既成事实妥协,以维持大帝国的统一和稳定;另一方面,统治阶层逐渐出现了被基督教信仰渗透的迹象,皇帝身边的近臣、亲族皈依者比比皆是,甚至皇帝本人都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进而选择转变态度,停止迫害。但整体而言,帝国各阶层在大多数时间对基督教抱有敌意的态度仍是大趋势,此时也是基督教与罗马帝国传统社会道德和多神信仰冲突最剧烈的阶段。

四、“大迫害”与基督教对罗马统治者的征服

公元303年2月23日,在罗马的特米纳利亚节上,戴克里先颁布诏书并开始了对基督教的大规模迫害[2]。此次迫害在范围、持续时间和惨烈程度堪称古罗马历史之最,以至于《教会史》作者尤西比乌斯为记载这一时期的章节命名为“大迫害”。这一时期也因大量殉道者的产生,而被后世称为是“殉教者时代”。但真实情况是,戴克里先统治的初期并未对基督教实施迫害,甚至还将宫廷内的重要职位委任给公开表明不叩拜罗马神明的人才。此时的基督教无论在平民还是贵族阶层都已拥有广泛的受众,戴克里先的妻子和女儿都有明显倒向基督教信仰的倾向。基督教不仅在思想和道德上逐渐改变罗马帝国的传统,还导致在军队中出现极端的宗教狂热行为,这引起了统治者的反感情绪。最为关键的是,戴克里先与他的共治者大多都依靠战功积累上位,军队遭到宗教狂热腐蚀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这就为之后统治者转向实施宗教迫害政策提供了借口。

马克西米安和伽勒里乌斯作为帝国的共治者,分别管辖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伊利里亚各行省。由于两人出身卑贱,所受的文化教育亦相当有限,得以加冕为帝国统治者完全是依靠战功的积累和戴克里先的信赖,这就意味着两者的统治基础在于对军队的掌控,他们绝无可能允许基督教的宗教情绪影响军队的服从性和忠诚。此外,两人还保留了大量罗马社会底层居民的特点,即偏见与迷信,这更使得他们难以拥有宗教宽容的仁慈。在帝国还未转向实施宗教迫害政策时,在他们统治的辖区,尤其是军营和皇宫内,就已经存在针对基督教的秘密迫害行为。

君士坦提乌斯与其他三位共治者不同,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性格也相对温和,对基督徒抱有友善的态度。因此当戴克里先的诏书下达后,在君士坦提乌斯的辖区内,宗教迫害政策只是被象征性的履行。当他由凯撒上升为奥古斯都这一最高统治者后,便立即停止了宗教迫害行为。

君士坦丁在罗马北部的米尔维安大桥战胜马可森提乌斯,旋即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宗教宽容,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实际上已经停止了针对基督教的迫害行为,但却未能阻止马克西米努斯执意在帝国东部恢复宗教迫害。

公元324年,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世(后世更愿意称其为君士坦丁大帝),击败了帝国东部的共治皇帝李锡尼,完成了罗马帝国的统一。他是古罗马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受洗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不仅继承了其父对基督教的友善态度,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也帮助教会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历史性宗教。

无论君士坦丁本人是出于何种因素的考虑,在他完成帝国统一后,对基督教的诸多惠利政策,以及建立的新都君士坦丁堡,成为基督教会未分裂前的大本营都是不争的事实。以君士坦丁的统治作为起点,基督教信仰基本完成了對罗马统治者的征服,得以在罗马帝国广阔的疆域中肆意驰骋。

五、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态度转变的原因

当基督教初步产生对帝国精神层面的影响力时,罗马统治者之所以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敌意,与罗马自共和时期以来就形成的社会道德、多神信仰和公民义务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罗马传统的多神信仰对统治者具有巨大的影响。多神信仰伴随着罗马建城而诞生,自城邦时代就一路发展,从一个单一的城邦神,扩展到多个城邦神的联合,特别是与希腊文化的交汇中,成为了实际上的希腊、罗马一体化的宗教形式[3]。至罗马帝国早期,多神信仰与帝国公民的道德、民族精神和生活方式等相结合,成为国家的公共宗教。

对统治者而言,罗马多神信仰具有一项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帝王崇拜。帝王的神格化是罗马帝王思想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君主政体的一个重要内容。自屋大维入主罗马,并接受了意味“神圣伟大”的“奥古斯都”尊号后,他的雕像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在宗教仪式上,人们向奥古斯都的塑像顶礼膜拜。此后,与神并列成为帝王崇拜的惯用方式。他的生日成为公共节日,他的名字被写入诸神的赞美诗,他进城的日子被永远当作神圣节日举行祭奠,人们每年为他的健康祝福,死后他被封为神,与诸神同列[4]。帝王崇拜在奥古斯都以后为历代帝王所仿效,逐渐习以为常。

然而这种对帝王的偶像化或神格化崇拜,严重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在基督徒拒不履行帝国的各项义务之中,最令罗马统治者难以容忍的就是基督徒拒绝向皇帝致敬。因此,这就理所当然成为不少皇帝对基督教发动迫害的借口之一。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帝王崇拜这一重要功能性的罗马多神信仰,就成为统治者与基督教相抗衡的强力武器。

其次,罗马城作为多神教信仰中心的地位不断衰落。这在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转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罗马城保持着帝国的信仰中心地位时,即使是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转变后,多神信仰有所弱化,多神教仍然能在公民的精神世界中拥有稳固的统治力。罗马多神教由于自身的发展经历,拥有极大程度上的宗教宽容,即使是异教徒,只要对罗马神祇保持应有的尊重,就可以在帝国境内较随意地传播自身信仰。因此,在罗马帝国的众多行省中,宗教并立的现象并不罕见。这也是基督教诞生之初,并未引起统治者过多关注的原因之一。

随着罗马国家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罗马多神教开始出现衰微的迹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成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5]

韦斯巴芗在争夺皇位的内战中焚毁了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这对罗马城作为多神信仰的中心是一次打击。虽然被毁的神庙可以重建,但其象征的信仰权威则会由于世俗战争的打击而遭到削弱,因为事实证明,神祇并无力在战火中维护自己在凡间的代言人。公元二世纪末至公元三世纪中旬,罗马帝国由盛转衰,逐渐步入了“三世纪危机”的动荡阶段,行省总督纷纷拥兵自立,形成了所谓“三十僭主”时期③。频繁的内战将帝国置于分治状态,各地区由其实际统治者管理,罗马只在名义上作为都城,无论元老院还是皇帝的政令都难以节制这些独立的皇位挑战者。到戴克里先时期,虽然帝国重新得到统一,但“四帝共治模式”④却并不以罗马城作为统治帝国的中心,戴克里先及其共治者们都有自己的辖区和驻节地。就戴克里先而言,除了公元303年到罗马参加凯旋式外,此前他是否到过都城都颇具争议。

由此可见,罗马城政治地位的动摇,使罗马作为多神信仰中心的地位不断衰落,这无疑使本就处于衰落状态的多神信仰雪上加霜。反之,政局動荡则为基督教在底层居民中的传播减小了阻力,战乱导致的人口迁徙也加速了基督教信仰从帝国的主要城市向各地蔓延。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公民拒绝履行的各项基本义务,诸如服兵役和纳税,这都是罗马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当罗马帝国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基督教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统治者嫁祸的主要对象而遭受迫害,这是罗马统治者由宽容转向敌视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帝国走出“三世纪危机”的困境时,统治者面对国家趋向分裂、公民精神涣散、社会道德败坏、经济衰退、腐败等众多问题,又急需一剂特效药来为大帝国缓解弊病。此时,已逐渐与罗马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基督教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基督教教义中不分民族进行拯救的观念,为其充当支撑帝国大厦的思想支柱创造了条件。

六、结语

在早期基督教兴起与传播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由最初的漠视,到将其视为一种非法的宗教加以迫害,再到承认其合法性,都是基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政治的现实需要而调整其态度,终将基督教提升为国家宗教,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多神教信仰。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以一种政治的标准和实用的态度裁决基督教,因此可以认为,统治者的意志对基督教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注释:

①三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是公元235—284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的危机。由于奴隶制经济的衰落,从公元三世纪开始,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帝国政府全面瘫痪,这种全面的混乱现象,历史上称作“三世纪危机”。

②五贤帝是公元96年—180年期间统治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分别为:涅尔瓦(NERVA,公元96—98年)、图拉真(TRAJAN,公元98—117年)、哈德良(HADRIAN,公元117—138年,“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公元138—161年,又译安东尼努斯·庇乌斯)以及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61—180年,又译马克·安东尼努斯,或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哲学家皇帝”)。

③“三十僭主”时期大致在公元253—268年,除了瓦勒良和伽里思努斯父子两人算是皇帝以外,罗马帝国各地称王的先后逾三十人,史称“三十僭主”时期。

④四帝共治模式指罗马帝国在公元293年开始实行的四个皇帝共同治理帝国的政体。由戴克里先提出并实施,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每部分由一位皇帝管辖,称为“奥古斯都”,每位奥古斯都再指定一位助手和继承人,称为“恺撒”。四帝共治制在戴克里先在位期间运行良好,但他退位后便迅速崩溃。

参考文献:

[1]犹西比乌斯.教会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册[M].席代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314.

[3]聂冰若.前期罗马帝国宗教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4]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 10:The Augustan Empire,44B.C.-AD.7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1979.

[5]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作者简介:孙平(1995—),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单位为江西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化史。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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