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琼

2021年10月，经历连续几天大雨侵袭后，平遥古城迎来了晴天。12号下午，平遥高铁站出口的台阶上，簇拥着几帮年轻人，身穿休闲装，举着不同影视公司的接车牌。韩三明从出口走出，身上挎的单肩商务旅行包坠到了他的大腿根，他一步步迈下台阶，与这群人擦身而过，没有人认出他。他走到停车场，站定，点了一支烟，等人来接。

韩三明今年51岁，个头不到一米六，圆脸高额头，留一圈O形胡，三角眉毛，三角眼，笑起来笑纹沟也是三角的。他是贾樟柯电影中最具代表性的演员之一，也是贾樟柯的表弟。

从2000年开始，韩三明出演了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世界》《三峡好人》，客串了《东》《天注定》《山河故人》，在这些电影中，韩三明演的角色和他本人相似，相同的名字，相同的背景。贾樟柯说：“韩三明的形象不单单代表民工，也不单单代表所谓老实人，他代表成千上万个没有‘权利’的中国人，这个权利就是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三峡好人》里，韩三明念台词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手机号，电影上映后，其他制片人、导演开始给他打电话，找他演戏。

韩三明最近一次同贾樟柯的合作在2016年，贾樟柯为大疆公司和贾家庄三晋民俗村拍广告短片，韩三明演一个上菜时抽烟被辞退、颇有黑色幽默感的厨子。

今年，一部他客串的电影入围了平遥电影节“发展中电影计划”单元，他在电影里的角色是一个无名氏，一个村里的傻子，只有两个镜头。

开车来接韩三明的是他的好友郭恒奇。郭恒奇43岁，是个纪录片导演，山西平遥人，拿过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现在在平遥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兼职当老师，给一帮“从早睡到晚，连政治人物都不认识”的学生们教剪辑。郭恒奇和韩三明相识于北京宋庄。

路上，郭恒奇说：“王宏伟也来平遥了。”王宏伟是《小武》和《站台》的主角，贾樟柯的大学同学。

“叫他一起来吃饭。”韩三明说。

第二天晚上，韩三明参加了王宏伟组织的聚会，席上都是栗宪庭电影学院的学生和王宏伟在电影圈的旧友。韩三明一直在喝酒，但没醉，周围的人陆续离开，有去平遥电影宫看电影的，有回酒店休息的，还有几个赶赴电影节举办的派对。酒过三巡，三桌并成了一桌，韩三明抓着杯子移到了王宏伟和导演张律身边。张律是朝鲜族文艺片导演，长期在韩国拍电影，国内鲜少人知。酒桌上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了，王宏伟和张律在逗乐。韩三明手扶着腮帮子，脸上的微笑稳定在一个弧度。

酒桌上弥漫着一种由酒精带来的快乐。张律点点手指头，指向王宏伟，对在场的其他人说：“这个家伙，他就没有变过。”王宏伟笑笑，搂住张律，脸上显出开心。

“三明也没有变。”桌上突然传来一句，不知道是谁顺口说的。

韩三明顿时紧张起来：“我变了，我现在很世俗。”

王宏伟是气氛带动者，他举起酒杯，嘱咐学生要多聚，用眼神捕捉着其他没被气氛带动的人，他的眼神划过一个半圆，落到了韩三明这里，韩三明端起盛满汾酒的酒杯，用力挤挤嘴角。

“我想说两句，在这个桌上，我跟三明认识得最早。”王宏伟说。

“2000年，”韩三明接道，“我那时候就一矿工，包括现在都是一矿工。”

“电影的矿，你不要挖，可以吗？”王宏伟突然提高声音，“你那些片我看太多了，拍那些没有意义。”

韩三明不停地点头，连着说了好几个“嗯”。

过了一会儿，王宏伟拿出手机，说要给韩三明拍照。他对韩三明说：“把你那些烂表、烂指环，还有佛链都给我去了，我的兄弟三明不需要这些。”韩三明脱下他大拇指的指环、珠链和一块不显示时间的手表，另一只手夹着烟。王宏伟接道：“简简单单就挺好！”

直到离开平遥，韩三明的首饰再也没戴上过。

2000年，贾樟柯在汾阳拍摄他的第二部电影《站台》，打电话跟韩三明说，他们正在韩家坉旁边的靳家庄拍电影，叫他明天来玩一下。

韩三明当时是个矿工。他从18岁开始下矿，在这里学会了喝酒、抽烟、生命无常。初中时，他还看过几部金庸的小说，而工作后，跟电影和书都疏远了。他每天7点多起床，套上从亲戚家要来的旧背心，煤矿轮休就去田里干活。他没有特别的爱好，晚上和工友聊天、看电视，跟其他矿工一样，以拥有一台电视机和一辆摩托车为生活的目标。

那是韩三明第一次演戏，他演主角“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为了给妹妹交学费下矿挖煤。他的第一场戏，三明在村支书家的院子里，拿着舀勺给几个主角倒水，大家轮流洗手。三明给崔明亮倒完水，抬头喊了一聲：“哥，我是三明。”崔明亮反应过来：“三明？胡子都长出来了。”接着两个人陷入尴尬。

第二场戏，三明的母亲、崔明亮的二姨坐在炕上，抱怨三明命苦，找不到媳妇。三明站在旁边，一声不吭，手里拿着下矿戴的柳条帽。母亲也是由韩三明的母亲出演。

三明的话很少，这个沉默的矿工形象延续在贾樟柯的电影里，也形成了观众对韩三明的印象。原本剧本中有一场戏，他有一大段台词，但后来在成片中没有出现。那场戏是三明跟崔明亮站在山上。

三明：你去过太原吗？

崔明亮：去过。

三明：我妹说她想考太原的学校，说那里有公园，还有电车。你去过公园吗？

崔明亮：去过。假山假水的没啥意思。

三明：电车呢？

崔明亮：也就那么回事。

三明：你的戏在哪儿学的？

崔明亮：文工团。

三明看山。

崔明亮“哇”地喊了一声。

表弟也跟着喊了一声。

直到《三峡好人》，韩三明获得了表演生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他第一次作为电影的主角出现，主角仍叫韩三明。

《三峡好人》的源起是2005年，贾樟柯在奉节拍画家刘小东的纪录片《东》，大半个县城被淹，到处都有拆迁工人在劳作，这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打电话叫韩三明坐火车来奉节。韩三明答应了，他干的是按天结算的零工，同煤矿老板没有劳动关系，这让他能够来去自如，但他几乎从未因为拍戏以外的事情请假。俩人住一个宾馆，贾樟柯在另一个房间写剧本。直到《三峡好人》拍完，韩三明都没看过剧本。

韩杰是《三峡好人》的执行导演，他认为韩三明被定为主角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有了之前《站台》和《世界》的拍摄经验，而《三峡好人》又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外来者的设定，情感单纯。韩杰说，韩三明属于非专业演员，即没有经过系统的科班训练的演员。

拍摄现场，贾樟柯会先跟副导演讲戏，再跟演员讲，自己亲自走位，再让韩三明跟着照做，具体的情绪表现叫韩三明自己揣摩。开机拍了几场后，贾樟柯对他说：“三明，这回你的戏份可能比较重。”他才意识到自己从配角变为了主角。不过韩三明说，这样的变化只是让他的工作时间从10天变成了3个月。

在三峡的拍摄现场，随时有危房的楼板突然坍塌，挖掘机在摄制人员身后工作，碎片飞溅，蚊虫滋生，韩三明没有经验，跟不上节奏，一场戏要反复拍很多条，最多的一条拍了58次。但在煤矿的经历帮助了他的表演。电影快结尾处，韩三明和16年没见的前妻重逢，前妻问他：“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十几年了你才来找我？”原来的剧本是韩三明和幺妹讲自己在矿下的悲惨遭遇。韩三明跟贾樟柯说，我在矿下什么生活大家都知道，没必要说出来。

电影拍摄的跨度有一年，从2006年夏天到秋天，然后是第二年春天、夏天。电影成为他和贾樟柯的纽带。贾樟柯曾说：“到了四川拍片子，我就很担心，因为有很多人要和他搭戏，他讲的是汾阳普通话，其他很多人都讲重庆话，我担心他听不懂。而他就跟我讲，‘我能听懂，我们矿上很多四川人。’这样，通过拍电影我开始慢慢了解他的生活，重新有了一些交流。”

歇工的那个冬天，韩三明跟着贾樟柯去北京，在他的公司做饭。公司里六七个人基本都是山西人，韩三明就炒两道汾阳菜给大家吃。晚上，贾樟柯熬夜，韩三明就起来给他做夜宵。

电影杀青以后，韩三明又回到了煤矿。很普通的一天，韩三明从矿上回到家，早早睡了。凌晨两点，收到制片人周强的一条短信，他抓过来一看，“电影获金狮大奖，你成影帝了”。韩三明没反应过来，再一想才激动起来，激动得一夜没睡。

2006年9月9日，《三峡好人》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这是中国电影在《悲情城市》和《秋菊打官司》之后，第三次夺得金狮奖。

12月12日，《三峡好人》在汾阳的一个礼堂举行首映，那原本是一座废弃的旧军营，当地政府花两天把它改造成了剧场，墙上贴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红底白字标语，吊顶一枚五角星灯饰，里面挤进了千名观众，人多到下午3点附近街道就开始戒严。

首映礼红毯上，韩三明穿着他两百块的暗红色西装，同其他几个非职业演员站在一起。媒体把照相机镜头对准几个明星嘉宾，如袁立、黄奕、谭晶。在仅有的几张他的照片里，他看起来很紧张，双手交叉贴着肚子，脸上挂着笑容。

记者问他：“电影为你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他说：“影片点映后的几天，我的手机被打爆了，很多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好人吗。”他从口袋里拿出小灵通，给记者看观众发来的短信，“我不打算换手机，这种感觉挺好的。”

但是，《三峡好人》的票房同它在电影节、文艺圈以及汾阳获得的礼遇大相径庭。它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公映，被认为是“底层叙事”与“中国式大片”的对决，《三峡好人》无疑是失败的，最终只拿下30.4万元的票房，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票房是2.91亿元，刷新了华语电影票房纪录。

上映前，《讀书》杂志为《三峡好人》在汾阳中学举办过一场研讨会，请来李陀、崔卫平、西川、欧阳江河、汪晖等作家、学者。

李陀认为《三峡好人》让第六代电影人被真正地推到了聚光灯下。他说：“《三峡好人》是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影片，它或许是一个新的电影发展的开始。在80年代兴起的新电影潮流没落之际，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导演的崛起，看到了新的希望，我们看到了新的空间。”

研讨会上最多的褒奖是有关《三峡好人》对于现实的关注与介入。李陀说：“我以为人们会用比对待第五代导演更严苛的态度不断向第六代们发问，你们能走多远？你们能不能坚持？对现实的关注和介入到底是不是你们的追求，还是一种临时的策略？”

回村以后，韩三明在家办了个放映会，拉村民和矿友来看《三峡好人》。电影结束，村民们颇为不屑，有的说，这电影他们也能演;有的说，这片太闷了;有的说，这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他们就以为电影只是打打杀杀的那种。”韩三明说。

韩三明对电影的认知来自贾樟柯。10岁时，贾樟柯带他进汾阳电影院看电影，看国营制片厂制作的故事片和香港武打片。那时，他在村子里流动放映队临时搭起的白布上只能看样板戏和战争片。下矿后，更少进城了，但他会买《站台》《世界》的盗版碟看。

2007年10月，韩三明获得了智利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韩三明把得奖的消息告诉他母亲，母亲不以为然：“要是以后没人用你拍戏，得这个影帝不也白搭？”

尽管成了“影帝”，韩三明仍没打算做演员。他说：“做不做演员是导演的事，他说你行你就可以。将来我没有想太远，我不愿做一个职业演员，偶尔客串拍个电影我就很满足了，我最拿手的还是挖煤。”

贾樟柯也认为韩三明很难成为职业演员：“表弟只可能有机会出现在我的电影里，那不可能成为他的一个职业。有人开玩笑说，我要跟你签约，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不要轻易去点燃一个人的理想。对于一个35岁的矿工来说，让他生活得更平静一些不好吗？现实就是现实。 ”

但《三峡好人》引起的反响超出了当事者的预期，韩三明不时接到请他拍戏的电话，电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都是看过《三峡好人》的影迷或学生打来的。他不挑不拣，有活儿就去，拍完再回来继续挖煤，交替进行。他闲不下来。有次，他去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学生剧组，戏在重庆取景，拍到一半，机器坏了，他趁修机器停工的10天跑回汾阳继续挖煤。

2010年，韩三明接到一部新戏，剧组在北京，那年山西省开始对煤炭产业进行重组，中小型私人煤矿被整治，很多小煤窑被关停，山西省的煤礦企业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矿井数量由2600座减到1053座。煤矿的萧条推了他一把，他趁着这次拍摄搬去了北京，走之前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

那年韩三明40岁，成了北漂，他从煤矿彻底脱离出来，做了演员。

刚到北京时，韩三明租住在朝阳区常营的像素小区，这里聚满了初来乍到、意图进入文化行业的年轻人。小区就像它的名字，规整而逼仄，每个房间仿佛嵌在马赛克上的方格。不拍戏的时候，韩三明一个人在家是闲不住的，他逛商场，看电影，叫朋友吃饭。他没签经纪公司，没有演员简历，也从未经历投简历、面试、试戏的环节，接工作全凭熟人介绍。

他整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好像迅速适应了北京。有一次，导演韩杰叫韩三明来他家吃饭，猛然发现韩三明穿着大头皮鞋、花衬衫，走起了雅痞风。在微信上，韩三明乐于表达自己，转发文章、搞笑段子、评论社会时事，每天更新频繁，他还注册了抖音和豆瓣。韩杰觉得，韩三明越来越像电影《寅次郎的故事》里的寅次郎：一个四处流浪的大闲人。

在电影圈，韩三明决定更主动一些，他知道有资金的人才有话语权。煤矿业成为了韩三明进入电影行业的优势，他知道如何利用煤矿的暴利帮助他拍电影。他结识了一些煤老板，有个煤老板跟他说：“我们厂子一天的利润就够你拍一部电影。”

2010年是煤老板入局影视业的高峰期，煤老板们将煤矿出售给国有大型企业，聚集资金。但有名气的导演通常不愿意拿煤老板的钱，韩三明说，煤老板只投500万左右的小成本电影，减小风险，以小博大。他们也干涉选角，喜欢往剧组塞人。

韩三明不排斥这些，他从煤老板们那里拉到了钱，自己做制片人，找来相熟的朋友易莉做导演。两人相识于一个北京的剧组。

韩三明制片的第一部电影是个儿童片，片子被央视电影频道收购，得以回本，他也获得了儿童公益片的发行渠道，不走院线，而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组织放映活动。

第二部电影也是主旋律题材，关于一个年轻的农村小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歌颂教师的献身精神。电影获得了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这令他信心倍增，决定为第三部电影投入更大的精力和资金。他将前两部戏的收益投在第三部，投资他上一部戏的煤老板继续参投，总共筹集到300万。第三部电影叫《迷失的精灵》，导演仍旧是易莉，讲了一个矿工被诬陷入狱，出狱后寻找女儿的故事。

韩三明形成了一套拍电影的方法：依靠从煤老板拉到的投资，拍摄公益题材，让投资人的孩子做主演，成本压缩在100万左右，拿到龙标后卖给CCTV6，能保证不亏本。

另一方面，他试图在电影中加入一些社会议题，他觉得好的电影需要贴近社会现实，但不能太露骨，否则过不了审，就卖不出去。像《妈妈的神奇小子》，基调温情励志，但凸显了保护残疾人权益的社会问题，这是他很喜欢的类型。

为了拍《迷失的精灵》，韩三明找来贾樟柯的美术指导梁景东，梁景东演过《站台》和《山河故人》。他带着易莉去宋庄见王宏伟，邀请他出演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韩三明说：“来帮个忙。”王宏伟答应演男二号。

拍摄前，有关这部电影的通稿写着：“《迷失的精灵》将会陆续参加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 、威尼斯电影节和东京电影节。”实际拍摄处处碰壁。演员都是小孩，父母必须跟着，人员成本翻倍，预算有限，请不起专业人员，就找朋友免费帮忙，常常无法完成导演的要求。

电影没有拿到龙标，最后以60万卖给某网络平台。这让韩三明背上了快100万的债务，直到2017年才还清。

2018年，山东渚城县蔡家沟搞文化振兴乡村，打造了一处画家村。村子地处偏僻，没有公共交通。但政府承诺为韩三明提供免费场地和资金。有次，他和县长吃饭，在座的有一位当地企业家，饭局上，企业家大笔一挥，当场答应给他30万拍电影。

韩三明搬去了画家村，带着他的胶片电影放映机、黑胶唱片机和碟片。村子荒凉人少，没有懂电影的伙伴，他不怎么喜欢那里。

在蔡家沟村，他琢磨了很多赚钱的办法，甚至想过在村里搞少儿艺术培训。2021年疫情刚好转，县委书记任期届满，调任到了其他地方，原本的计划泡汤了。他只好搬回北京，在一家电影公司睡高低铺，上铺放杂物，下铺睡觉，他用的物件都在两个行李箱中。枕头边上放着本《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至于电影，他用那30万拍了一部关于老年人和智能手机的公益短片。短片拍完在电脑里放着，因为疫情，他们临时找了一个青岛的电视剧演员。韩三明说：“先拍出一个，才能有以后的合作。”

作为演员，王宏伟和韩三明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出身，因贾樟柯的电影受到关注。王宏伟和贾樟柯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他的代表角色是《小武》，一个游手好闲、茫然、失意的小偷形象，王宏伟的表演真实自然，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演电影。在这之后，王宏伟的演员事业也难称得上顺利。

王宏伟如今住在宋庄。2000年前后，中国独立电影有两个据点，一个在草场地，另一个在宋庄，那里每年举办电影节，也有很多导演住在那里。这些年王宏伟一直在做短片节的选片和评审工作，常看到韩三明出演的片子，他说，那些短片同质化程度很高，不是农村题材，就是好人好事。

“我看了那么多短片，用他没一个用得准确的，明明河南人的设定，找一个山西人去拍。说实话，农村的人也不是他现在的形象和状态。”王宏伟说。

王宏伟最近在看《花束般的恋爱》，还接拍了一部网剧，这是他头一次接电视剧，疫情让他接的几部电影都推迟了。前不久，他客串了歌手梁龙在综艺节目上拍的一部短片。和韩三明相似，他也很难摆脱《小武》给人的固定印象，找他的角色多是小偷、黑社会、学校老师。王宏伟不接不符合他审美趣味的电影，比如cult片，除非是很熟悉的朋友找过来。时间长了，他很难接到戏。

几个月前，有人管王宏伟要韩三明的联系方式，说要找韩三明拍一个抖音短剧。王宏伟直接回绝了对方。但韩三明还是以一天一万的片酬接拍了那部短剧，短剧的导演有文艺情怀，想加入文艺片的元素，所以找韩三明演男主角。男主角还叫“韩三明”。

这几年，韩三明接拍最多的是学生作品，以年轻导演的文艺短片为主，大多是客串或配角。拍摄时间少则一两天，多则一周。

他喜欢学生剧组的氛围，有激情，有创作欲望。他說：“当年拍《站台》时就是这样，组里都是年轻人，一股脑只想拍好电影。”

2021年，一个从伦敦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筹备她的毕业作品，短片是个伦理故事，讲两个老头儿的感情，在山西的一个村子拍。导演跟摄影师提着一瓶汾酒到了韩三明的住处，韩三明当场答应，把片酬降了一半，两天一万。临开机了，找不到另一个老头儿的扮演者，韩三明找朋友打听，请了一位山西话剧团的老演员来帮忙，那位老演员直到杀青都搞不懂他和韩三明之间的关系。

10月，韩三明在湖南娄底拍另一部短片，是一个类似于《动物庄园》的故事，制片人把剧本发给他，他没看，他始终认为，“演员就是个道具，但摆在哪里很重要。”他恪守演员的本分，有他的戏他就候着，没戏的时候他喜欢逛周围的菜市场，吃当地的小馆子，他最喜欢河南信阳，因为信阳菜很合他的口味。

短片杀青后，导演回到北京请韩三明吃饭，导演刚30岁，年纪不大不小，正处在事业迷茫期。平时，他以为“学习强国”拍内插视频谋生。

导演问韩三明：“当年贾导拍片的钱从哪里来的？”韩三明说：“贾樟柯姐姐在山西开印刷厂，给了点资金支持。”

导演又问：“建不建议我现在拍长片？”

“就这5年内，先把饭吃上，不要想着拍文艺片。”他拿餐巾纸遮住嘴，剔了剔牙。

“所以您建议现在的青年导演不要想着拍文艺片、拿奖是吗？”

“先活下来，写剧本，把现在经历的事情写下来。”他说。

导演轻点脑袋，说他正在筹备一个长片，打算找学校租几间教室。韩三明提议管学校要赞助，导演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不找他要，他就会管你要。”韩三明说。

看气氛沉重了，韩三明问：“是不是觉得没希望了？”

导演答：“没有，主要是喜欢嘛！”

在平遥电影节的大多数时间，韩三明在民宿大厅坐着。民宿大厅有一个水池，他跟老板说，在水池前摆尊佛，就有人给你钱了。路边挂着巨幅海报，夜晚则是音乐派对，电影宫附近弥漫着令人陶醉的氛围，却没有感染到他。剧组里的年轻人拿着成沓的电影票，从中午看到晚上，然后回民宿吃烧烤，聊到凌晨两三点。和90后、95后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时，他变得很放松，不时开些玩笑。等到客厅的人散了，他才回到房间。

韩三明喜欢社交，一些陌生的、初入电影行业的人请韩三明吃饭，他来者不拒，逢酒局就去，三四年胖了20多斤。比如这个剧组，他认识组里的每一个人，导演、演员、场记、会计，对演员的家庭背景和籍贯了如指掌，“男演员是北京人，父母是大学教授，女演员家里有酒店，”他说，“总之家里都不差钱。”

第5天，韩三明终于还是进了电影宫，去看他自己参演的影片《不游海水的鲸》。放映时，他调整了几次坐姿，面无表情，有一阵子像是睡着了。

导演生于1998年，刚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留着长发，穿着松垮的西装和牛仔裤，沉默寡言，映前发言一句话没说。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组里只有副导演有过电影拍摄经验，制片人自称是“唯一一支业余团队”。全片只有300句台词，没什么情节，大量的长镜头非线性地拼接在一起，有一股颓丧的情绪弥漫其中，有观众称导演为“云南毕赣”。电影的评价两极分化，韩三明说他还是更喜欢现实主义。但在年轻人心中，“受资本青睐”“一片成名”的毕赣已经代替贾樟柯成为了新的偶像，电影宫里的影迷们排着队跟他合影。

毕赣的出现似乎预示了新一代创作者正在告别“现实主义”，走向“超现实”，有些青年导演直言毕赣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电影学者戴锦华认为，新一代导演的创作并没有形成一种共同回应，缺乏时代自觉。2020年，贾樟柯接受采访时对戴锦华的观点表示了认同，但是他说：“我们要尊重年轻人，他们在写他们自己，或许他们会找到属于他们自己更新的语言……我不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找到了他们的方法，之所以大家觉得有问题，说明他在找，还没找到……但它不意味着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但韩三明对这些并不怎么关心，“在没有钱的前提下，你就什么都不要想。”在平遥的某天，韩三明在商业街闲逛。他叹气，说疫情让这里的商家倒下了一批又一批。山西暴雨冲垮了旧城墙，倒塌处蒙上一块塑料布，还没处理干净。他路过垮塌的民居，指着房子跟同行的朋友说，这里的人修自己房子还得交钱，从外面带几块砖进来都给你没收了。

站在废墟前的房主突然回头，一脸愁容平和了下来，有点惊喜地冲周围的人喊：“他知道，他都知道这儿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