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文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650500）

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核心细胞，决定着基层党建的质量。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比上年净增343.4万名〔1〕。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党员教育管理”。基层党建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是开展党员教育管理的重要趋势，尤其是伴随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推广，大数据分析、数字治理、“互联网+”理念逐渐进入党建领域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逐渐培育了“互联网+党建”的创新模式〔2〕，为我国推进基层党员教育管理提供了发展方向。

农村党员是我国基层党员的重要构成，在推动乡村治理与振兴过程中发挥着积极参与和引导作用，其教育管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了农村党员管理考核的智能化水平，并初步构建农村智慧党建平台。智慧党建通过借助党员积分治理的制度设计，量化管理和考核党员的基本素养与履职程度，是顺应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有效创新了党建工作方式，易于灵活回应多元化的党员教育需求，有助于激发农村党员的带头意识和履职能力，加快实现乡村治理与振兴的发展目标。

一、党员积分治理的学术扫描：一个多维度的文献展示

（一）党员积分治理的现实驱动

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是开展党建工作的内在要义。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党员数量的持续增加，党员质量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征，部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责任意识弱化，而现行的党内民主评议制度受制于间隔长、回应慢等局限，使得党员监督评价机制运行不畅，难以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党员问题，致使党员管理面临着一系列困境，滋生了“懒庸乱”的不良工作作风〔3〕，即消极怠工的慢作为、得过且过的不作为和无视法纪的乱作为。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内在驱动之下，党中央提出要实行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而党员积分制则是此项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策略选择。党员积分治理制度的落地和实施，旨在消除党员考核指标不清晰、党内主题活动组织难等问题，定期监督考核党员以推动党员管理的规范化，重塑党员法纪意识和先锋带头作用，激活党员活力和党组织凝聚力。

（二）党员积分治理的核心内涵

党员积分治理即通过党员评分的方式管理和考核党员，其核心内涵、考核指标因地因情而异。一般而言，党员积分治理的主要内涵在于制作积分卡、明确积分项和监督积分值〔4〕，党员积分卡包括党员的基本资料、学习教育经历和参加公益情况，积分项则按照百分制核算，包括参加学习教育的基础分和荣誉分，由党员所在党支部监督考核，并通过支部大会、微信群、学院网站等渠道进行公示，以此推动党员的自我教育管理和改进提升。还有一些学者将党员积分设定为“基础+奉献”，如部分街道把党员积分归纳为基础分和奉献分两类，基础分由街道党工委记录，用以考察社区党员的十项基本义务，奉献分则要求党员主动提出申请，旨在评价党员的社区贡献度，上述两项积分由专人负责管理汇总，通过“月录、季看、年评”程序进行党员的量化考核。

（三）党员积分治理的多维实践

各地加强党员积分治理的实践呈现出多元特征和发展态势，可以从以下维度进行阐释：在政府层面，鉴于党员管理存在的组织低效等问题，政府机关逐步推行党员积分治理制度，如新疆乌苏市实行党员积分簿制度激发党员活力，其核心内容在于“制定标准、确定程序、量化指标和签订协议”四个层面〔5〕；在企业层面，部分企业在践行党员积分治理过程中，采用非百分制的计分方法，不设党员积分上限，旨在考察党员的政治素质、先锋作用和阵地教育，抑或是组织生活、民主评议、三会一课内容，所获积分每月进行记录和公示，进而优化党员工作动力和绩效；在农村层面，一般按照不同的村民小组进行党员评分，包括党员自评和党支部总评两个环节，分别发放积分卡进行季度和年终考核，并根据所获分数设置一星到五星的级别，以此作为党员评优或退出的标准，如评分为四星以下的党员不得参选本年度优秀党员，三星以下党员需要提交自我检查报告，并进行限期整改。

（四）党员积分治理的典型成效

随着党员积分治理制度的广泛推进，其实施成效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调动了党员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党员主动参与组织生活，在活动筹备期建言献策、活动中参与配合和活动后交流总结等层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6〕；加强了党员的监督管理和考评，党员素质和责任心得以优化〔7〕；丰富了党员监督考核内容，使得党员完成基本义务和奉献社会有据可评，形成了良好的党组织建设氛围，进而强化了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基层组织获得持续发展；推动党建活动常态化，尤其是在“两学一做”活动和“组织生活会”开展过程中，党员出勤率和发言频次大幅度增加，促使基层党建活动形式日益多元化，有效提升党员思想认知和奋斗动力。

（五）党员积分治理的优化路径

虽然党员积分治理制度有效推进了党员教育管理，但由于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部分党组织存在积分指标设计不合理、人情化计分、计分形式僵化以及积分运用不强等问题，致使党建活动成效和党员先锋作用发挥遭受制约。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从完善党员积分制的配套支持政策、健全监督评价机制、科学划分积分类别、明确积分指标和强化积分运用等维度优化党员积分制的实践〔8〕，尤其是需要因地制宜地采取积分记录和评价方式，切实发挥党员积分的考核价值，以期加强对党员的激励和约束，进而增强党组织凝聚力，推动党建和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发展。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主要分析了党员积分治理研究的现实驱动、核心内涵、多维实践、典型成效和优化路径等五个层面，为我国农村党员积分治理提供了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有益的实践思路，有助于认知和熟识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核心价值和路径指向，但鲜有学者从乡村振兴视角解构农村党员积分治理遭遇的现实困境。本研究以S村党支部为考察对象，从赋权理论的视角出发，探索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运行限度及赋权思路，以期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加快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良性发展目标。

二、农村党员积分的治理限制：基于S村的三维解构

农村党员是农村群体的先进代表，在个体发展、农村党建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积分治理是适应农村党员教育形势以及培养高质量党员的应然之举。S村的实践考察发现，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有序推进，调动了党员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党员主动参与组织生活，尤其是在党建活动和乡村事务开展过程中，党员出勤率和建言频次大幅度增加，在活动筹备期建言献策、活动中参与配合和活动后交流总结等层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且丰富了党员监督考核内容，党员完成的基本义务和社会奉献有据可评，形成了良好的农村党组织建设氛围，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得以持续加强。然而，由于党员积分治理模式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新制度的推行依然面临着个人层面的考核指标参与不足、组织层面的考核流程形式主义和社区层面的考核结果运用弱化等多重治理限制，影响着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有序运转。

（一）个人层面：部分农村普通党员在考核指标设计中的参与不足

积分考核指标是党员积分治理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保障，其设计是否合理决定着党员积分治理的运行效率。审视S村的党员积分考核指标，大多涉及基础分、贡献分和扣分三项内容，其中基础分由政治基础、遵纪守法和道德品行构成，主要考核农村党员完成党员义务的质量；贡献分注重量化各类指标，考核党员的履职程度和先锋模范作用；扣分则是针对未完成基础任务和岗位履职的党员进行反向减分。作为党员积分考核的重点对象，农村普通党员在考核指标设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有效参与是推进考核指标科学化和精细化的关键渠道。然而，考察党员积分指标的设计过程，无论在前期的征求意见环节，还是指标制定的考量过程，抑或是后期的指标改进阶段，农村普通党员的参与程度均显不足，集中体现在缺乏参与意识、忽略参与能力和疏离参与渠道。具体而言，农村普通党员对党员积分指标与自身关联度的认知不清，存在“搭便车”的投机心理和自利行为，缺乏参与考核指标设计的意识与动力。再加上受自身知识与科技水平所限，难以精准感知控制生活的能力以及对指标设计的影响力，导致参与能力不足，逐渐疏离参与渠道，诱发了考核指标中的基础分标准不明确、履职分上限设置严格、考核指标覆盖不够全面等问题。

首先，初评阶段的基础分指标大多归属宏观层面，在实践中缺乏有效记录和凭证，难以进行量化考察。党员基础分的自评一般为满分，支委初评时若无特殊情况则认可自评分，弱化了党员积分的监督和激励作用。其次，从履职分的考核标准来看，履职分占比较低且各项加分指标的上限设置严格，造成部分积极参与党建活动的党员所获积分不高，并且党员考核指标中没有涉及党员活动表现情况，所有人参与集体活动即可加分，其活动表现却缺乏监督考核，增加了党建活动组织难度。最后，纵观考核指标的覆盖程度，加分项设计不充分，尤其是缺乏针对党员所获荣誉或奖励计分的规则，未明确考核标准，虽然在贡献分中提及相应层次奖励，但奖励较低且与部分加分指标相冲突，不利于发挥党员积分治理的激励效能。

（二）组织层面：一些农村党支部在考核流程执行中存在形式主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智能手机的普及，S村智慧党建持续推进且智能化水平日趋提升，已经通过党建管理平台实施了党员积分考核，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员积分考核过程中的“信息孤岛”障碍，有效改善了党员教育管理质量，却也引发了个别人员注重留痕而忽视服务群众的形式主义倾向，造成“重形式、轻内容”的执行偏差问题。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技术媒介催生“工具依赖”心理，背离了党员积分治理的既定目标。在党员积分的考核流程中，S村党支部主要依托党建平台进行党员积分的自评、初评、互评和终评。引入智能信息技术明显提升了积分治理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党员的道德认知和行为。然而，伴随农村党建活动日渐丰富，部分党支部过分依赖党建平台开展活动，大量精力聚焦于网上党建系统的“痕迹资料”，敷衍应付党员积分考核任务，甚至出现“以网评弱化论证，以自评代替终评”现象，致使技术手段异化的负面效应日渐显现，背离了信息技术服务党建的设计目标的初衷。

其二，党建平台缺乏有效监管机制，致使党员积分核算过程存在偏差。S村党支部在党员积分评价管理中，并未制定明确的核算标准和监管机制，促使党员自评分形成两种发展走向，即相互比较导致的积分高度相似或相同，以及出于自我批评角度考量使得部分优秀党员自评分低于普通党员，难以实现差别化的考核预期。在党员积分核定中，农村党支部支委会基于支部集体荣誉或人情面子的考量，通常认可支部党员自评分，而针对个别长期不参与党内活动或请假次数较多的党员，不扣分或仅采取象征性扣分，弱化了党员积分治理的警醒和激励作用。

（三）社区层面：个别农村党总支对考核结果重视度不够

党员积分治理制度的推行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积分考核结果的实际影响。换言之，完善积分考核的相关奖惩制度是保障党员积分治理的必要措施。为推动党员积分考核的有效执行，S村党组织将党员年度积分划分为优秀、一般、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并根据党员积分级别给予相应的奖惩，以此强化党员积分的监督激励作用。然而，从农村实际情况来看，党员积分的指导价值实现的现实条件并不充分，农村评奖评优尚未严格遵循积分考核结果，或是占比较低，致使部分表现优异的党员难获荣誉认可，而个别不合格党员亦未因低分受到批评。可以看出，农村党总支对考核结果的重视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党员的重视程度，也为党员积分制度设计的推行埋下隐患。

三、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赋权思路：党员参与和组织回应的有效“链接”

作为农村智慧党建的重要抓手，农村党员积分治理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多元赋权”的效能，从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设计赋权思路，推动党员参与和组织回应的有效“链接”，从而消除党员积分评价中的形式主义，保障党员获取组织资源福利，从而激发其潜力和奋斗动力，有效推进农村党员教育及乡村振兴进程。

（一）个人赋权：提升农村党员的参与度

作为党员积分治理的考察主体，农村普通党员是制定考核指标的基本依循，其参与指标设计的主观意愿及行动能力决定着考核指标的参考价值。农村党组织应积极宣传党员积分治理的现实价值，吸引党员的重视与关注，进而动员其参与指标设计各个环节，并且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宽参与渠道，强化参与互动和高效回应，充分吸纳农村党员建设性、普适性意见，同时通过组织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党员知识素养和带动能力〔9〕，帮助党员感知自身影响力和选择能力，合理规避参与风险，以此科学设计党员积分的考核标准。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农村党员的实际需求，优化考核标准的细化设计。

一是将党员的监督考核与其个人工作成绩相挂钩，减少积分指标中的定性标准，重点增加可量化、易计分的考核指标，通过具体活动或事项进行量化考核，并经由掌上党建平台上传记录、照片等证明材料。二是党员积分总额不封顶且各加分项不设上限，以年为单位核算党员最终得分，进而鼓励优秀党员继续保持、激励后进党员奋发追赶。三是完善党员积分的计分项目，结合党建工作重点及党员发展特点适时调整考核标准，根据党员参与各项集体活动的表现设计相应的加分项目，以此激发党员乐于奉献的动力，持续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四是科学划分党员积分类别，实行党员分类分阶段考核。可以参照党员发展过程，在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四个阶段分别设置考核标准，并将其得分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凭证，从而促使党员积分制度不断推广和考核标准的逐步完善。

（二）组织赋权：完善网络党建平台的监管机制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近年来，互联网技术与我国传统产业深度融合，逐渐形成了“互联网+党建”的新模式，有效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党建质量和效率。鉴于农村党员积分治理中存在的形式化问题，建议发挥农村党支部的主导作用，充分运用智能技术的正向辅助功能，依托“云岭先锋”党建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分别构建农村党员共享信息数据库，确保党员积分数据公开透明、全程留痕、溯源可信，进而消除线上党员积分评价的“信息鸿沟”，全面评价党员的履职程度和服务质量。同时，转变农村党建的发展理念，将党建痕迹资料与考核结果相联系，重点关注党员积分治理的推行实效，避免陷入空谈形式的“痕迹主义”误区。

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基层党组织高效运转的动力，而完善的监督机制则是保障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完善党员积分考核过程的监督机制，赋予农村党支部相应的行动权力，在党建平台跨支部设置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管党员积分的标准制定、计分过程和公示反应，推进党员积分自评、初评、互评和终评等阶段的积分明细及评分依据公开化，防止出现因参考标准不同而导致的积分反差或因“一刀切”引起的积分高度相似问题。同时，强化农村党总支在考评过程的实时参与或随机审查，帮助党支部履行计分标准统一化，不搞特殊主义和人情计分，严格按照党员日常表现和积分证据进行核验，以此保障党员积分的有效治理，进而强化党员的日常教育管理。

（三）社区赋权：构建明晰的奖惩制度体系

考量农村党员积分治理过程，发现党员积分的激励作用尚不显著，其原因主要在于积分奖惩制度不明确，且积分考核结果运用不充足，甚至处于考而无用的形式化阶段，降低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信服力，制约了党员的参与热情和动力。古人云：“赏必行，罚必信。”明晰的奖惩制度有助于实现预期目标，保障党员获取组织资源福利，从而激发其潜力和奋斗动力。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在农村党员积分治理过程中，要完善党员积分考核的奖惩制度和配套支持政策，将党员积分作为党员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并赋予优秀党员具体的优先比例，使其在各类奖励、政策扶持、村务话语权等维度的优先性可量化、易操作。对于党员积分排名靠前的党员，年终可以尝试评选和奖励优秀党员、先进个人，防止其与党员年终考评脱钩；而对于党员积分较低的后进党员尤其是积分低于合格分的党员，坚持履行组织谈话程序，由支部书记或上级党委安排专人约谈低分党员，要求其提交整改计划书且按照时间节点进行监督，并依据党员积分的不同类别进行相应处罚，切实发挥党员积分的考核价值，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有效推进农村党员教育进而更好地引领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