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博伊斯沃特(著)； 牛智辉(译)

四、应激系统反应对犯罪断念的影响

个体对压力的感知和反应方式与反社会行为有关，并可能有助于解释犯罪断念过程中的个体间差异。个体的应激系统反应涉及两个生物系统：自主神经系统(ANS)和下丘脑垂体轴(HPA)。对低心率和皮肤电导率降低的测量可以间接地捕捉到自主神经系统的唤醒不足，而低水平的生理唤醒与反社会行为有关。有两种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感觉寻求假说指出，唤醒不足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生理状态，因此，个体会寻求刺激以补偿他们的低水平唤醒。其次，无畏理论指出，低的唤醒水平可能表明缺乏恐惧感或对负面结果(如惩罚)不够敏感，从而导致没有能力从以前的教训中学习(1)Raine, A., Venables, P. H., & Williams, M. (1990). Relationships between central and autonomic measures of arousal at age 15 years and criminality at age 24 years.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7(11), 1003—1007.。

牵涉到应激系统功能的第二个生物系统是HPA，它在受到应激刺激时调节皮质醇的释放，HPA功能紊乱会导致系统的反应能力下降。学者们假设，皮质醇反应较低的个体很难与他人互动，也很难恰当地应对压力情境。通常情况下，神经系统和皮质醇对压力的反应对处于不利环境中的人来说是警告信号，能使他们的行为更加谨慎。应激系统反应功能性失调的人可能会表现出较低的抑制力，并通过反社会的方式做出回应。因此，了解个体的应激系统功能和恐惧调节能力，可能会对其成功地犯罪断念提供更多的帮助。

从矫正康复的角度来看，有关个体应激系统功能的信息可能有助于引导个体成功完成改善和矫正方案。从生物学角度出发，由跨学科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组成的团队负责制定并实施矫正措施可能是一个有希望的途径，能够更好地促进犯罪断念过程。具体而言，矫正康复工作可以纳入生物社会学研究，以便：(1)将生物性风险因素纳入风险评估中；(2)识别和锁定动态生物性风险；(3)准确定位犯罪断念过程中的生物障碍；(4)提供具有生物社会学意义的改进和治疗方案，促进犯罪断念和开展矫正准备活动。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整合生物社会学的研究和实践。因此，它对于促进犯罪断念的实际贡献仍然是未知的(2)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与实施矫正策略相关的成本仍然未知。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定成本、努力和资源的增加是否比传统的矫正策略更可能实现预期结果。。

有记录显示，在讨论犯罪人和刑事司法政策及实践时，人们对将其纳入生物学的观点感到担忧(3)Wright, J. P., Beaver, K. M., DeLisi, M., Vaughn, M. G., Boisvert, D., & Vaske, J. (2008). Lombroso’s legacy: Te miseducation of criminologist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Education, 19(3), 325—338.。此外，还有人建议，在采取任何生物社会学方法进行矫正康复和干预犯罪断念之前，都应该首先确定和解决潜在的伦理问题(4)de Kogel, C. H. (2019). More autonomous or more fenced-in? Neuroscientifc instruments and interven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Neuroethics, 12(3), 243—254.。因此，我们需要去讨论三个主要的伦理问题，在实施生物社会学的矫正康复方法时同样也要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

首先，由于犯罪学对社会学的大量传承，犯罪学界的一部分人反对进行生物社会学研究，并引用了龙勃罗梭1876年的作品。龙勃罗梭提出了返祖现象理论，认为犯罪人是进化上的倒退，且生来如此。这导致了今天对生物决定论的解释。时至今日，批评者仍坚持认为生物社会理论是一种“危险的想法”，主要是因为它与纳粹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合理化以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优生学实践有密切联系(5)Wright, J. P., & Cullen, F. T. (2012). Te future of biosocial criminology: Beyond scholars’professional ide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8(3), 237—253.。一些批评者甚至将当代的生物社会犯罪学家称为“新时代的龙勃罗梭”。虽然生物社会理论确实曾被恶意使用，支持对待犯罪人，特别是对那些弱势群体采取强硬甚至不人道的政策，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承认并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对于推进运用生物社会知识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将生物伦理学家纳入跨学科研究和从业者团队，并寻求整合生物社会方法干预措施的伦理路径。这不仅有利于项目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打破在刑事司法研究和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对当代生物学理论的误解。

其次，人们对矫正资源的分配也表示担忧。特别是在矫正的早期阶段，需要通过实验设计来检验生物社会干预的有效性。例如，在药物试验中，有些需要治疗的人如果他们参加的是实验对照组，那就无法得到治疗。如果实验没有或不能按照随机分配的方式将个体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这种担忧就会进一步加剧。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应该尽一切努力，按照真正的实验设计系统来执行，以确保入选治疗组的机会均等。此外，在任何实验之后，所有参与者都应该得到最有效的矫正。这既与矫正资源的分配有关，也与担忧从业者给个体贴上标签有关。如果个体被贴上“无法矫正”的标签，由于从业者对生物影响的错误理解(即生物决定论)，他们有可能拒绝为这些人提供矫正。故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从业者进行教育，使其了解生物社会学的矫正方法如何能在短期内对被矫正人产生影响。

最后是对自我实现预测的担忧，这一点也与标签有关。犯罪者及他们身边的人可能会质疑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多大的控制力，因而个体可能会自我认定为“坏人”，并在生物性风险的影响下对未来感到无望。而那些与他们交往的人则可能会过度审视他们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行为。这一点在矫治康复中尤其需要重视，因为有研究发现，身份和自我认知在犯罪断念中起重要作用。从这一点上看，个体会根据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他们所感知的身份来行事，因此，有必要对犯罪人及公众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生物学在行为中发挥的可塑性作用。

综上所述，这些伦理问题不仅不应当限制生物社会性研究进入矫正康复流程，相反，生物伦理学家、犯罪学家和从业者应该通过加强交流来认识并尽量减少这些担忧(6)de Kogel, C. H. (2019). More autonomous or more fenced-in? Neuroscientifc instruments and interven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Neuroethics, 12(3), 243—254.。

五、生物社会学视角的犯罪矫治

目前的矫治实践主要采用风险—需求—反应(RNR)模型，该模型关注的是人口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风险因素，并排除了许多生物社会学文献(7)Newsome, J., & Cullen, F. T. (2017). Te 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 revisited: Using biosocial criminology to enhance ofender rehabilitatio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44(8), 1030—1049.。RNR模型以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其认识到反社会行为的个体差异，但未能提供全面的解释以说明这种差异的生物性影响。

30多年前，当RNR模式被研究出来时，刑事司法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在坚持社会学传统，生物—心理—社会犯罪学领域才刚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那时起，生物社会学观点就在该领域被更广泛地接受，但其在矫治领域中的应用仍未得到充分发展。

展望未来，研究人员和矫治人员应当扩大RNR模型的适用范围，以整合生物社会学观点，并衡量其在促进犯罪断念方面的有效性。

(一)风险评估：创建生物—心理—社会认知

尽管大量研究已经证实遗传和生物因素影响了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8)Polderman, T. J., Benyamin, B., De Leeuw, C. A., Sullivan, P. F., Van Bochoven, A., Visscher, P. M., & Posthuma, D. (2015). Meta-analysis of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traits based on ffy years of twin studies. Nature Genetics, 47(7), 702—709.，包括犯罪和反社会行为(9)Rhee, S. H., & Waldman, I. D. (2002).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uences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of twin and adoption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3), 490—529.，但生物信息的风险评估仍然阙如。

风险评估是用于将个体与适当矫治水平相匹配的重要工具，能够确定再犯可能性，并匹配相应的治疗方案。开发包括生物性风险因素的风险评估工具是矫治改造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提高风险预测的效率。它也将有助于通过生物—心理—社会学为从业者的选择提供参考信息，并为在何处、何时、如何提供干预以及何时放弃干预提供更好的建议。目前，生物社会学文献建议将对以下生物指标类别的测量纳入风险评估当中：大脑功能和结构、神经心理缺陷(如执行功能)、荷尔蒙激素水平(如皮质醇、睾丸素)、神经递质水平(如5-羟色胺、多巴胺)和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如心率、皮肤传导)，以及其他更广泛的遗传学因素。

在预测反社会行为的开始、延续和断念时，遗传风险可能是最具争议的生物因素。尽管一些法院判决案例已经将遗传信息，如单胺氧化酶A(MAOA，一种由MAOA基因编码的酶)，作为减刑因素对待，但矫正康复工作尚未完全接纳基因在解释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前文所提到的伦理担忧。多年的表观遗传学研究表明，环境条件对基因的功能表达有很大影响，长期存在的“生物学决定命运”的错误说法已被推翻。换句话说，有些人可能有某些适应不良行为的遗传风险，但环境条件会影响他或她表现出这些行为的可能性。

目前，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应谨慎使用当代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结果。犯罪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多基因表型，即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基因多态性能够以相加或相乘的方式影响反社会行为。因此，特定的基因变体往往对行为产生(非常)小的直接影响，而且，关于特定基因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基因表达的复杂性，以及遗传多态性与环境因素的结合。这些因素过于繁杂，目前还无法确定风险评估的范围。相反，了解个体在关键基因变异上的遗传风险，可以更好地确定最能促进犯罪断念的环境条件，这是下文将进一步详细讨论的主题。

作为将生物社会研究融入实践的第一步，当前目标应该是开发并采用无创的、相对便宜的生物性风险评估工具，用来测量已被证实的生物性风险，即神经心理缺陷和个体应激系统反应的特征。这需要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之间的大量合作，以便在生物社会学的基础上，提高对应用性犯罪断念研究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的认识。例如，他们应该共同确定一些指标，以便区分下列人群：(1)处于正常发育阶段的少年限制型个体；(2)由于不良环境或危险的生活方式造成神经心理缺陷的个体；(3)生命历程持续型个体，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神经心理缺陷，并且在认知和执行功能的直接和间接测量中处于极端的位置。犯罪断念过程很可能会因个体的生物—心理—社会特征而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个性化的方法进行干预。

由跨学科团队开发的生物—心理—社会风险评估应该使从业者能够识别具体的生理缺陷，能够更好地评估个体风险水平，且更能有效地将个体与项目相匹配。这种个性化的方法可以通过将神经心理学和生理学测试以及生物社会学领域的问卷调查进行结合来实施风险评估。反过来，根据个体的生物—心理—社会状况更有效地调整矫治方案，可能会促进行为的改善，从而增加犯罪断念的可能性。

(二)需求评估：针对神经心理缺陷

减少再犯的需求原则认为，矫治措施应集中在动态风险因素控制上(10)Andrews, D. A., & Bonta, J. (2010). T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Cincinnati, OH: Anderson.。在讨论生物性风险时，动态和静态风险因素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因为有人认为生物因素属于静态的风险因素，也有人认为遗传和生物性风险应被视为动态因素，它们取决于所处环境。研究还表明，参与认知行为疗法(CBT)可以改变个体的神经生物学特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行为的改变，并为生物性风险因素的可塑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针对具体的生物需求制定的措施有可能会促进犯罪断念，特别是在了解个体发育阶段的情况下。传统的“五大”犯因性需求是反社会人格、反社会态度、反社会价值观、反社会伙伴和药物滥用。然而，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神经心理功能和应激系统这两大关键指标可以对“五大”犯因性需求进行补充。若有项目专门针对这两种动态的生物犯因性需求，则可能会更为有效地减少再犯。

如前所述，神经心理学缺陷是预测生命历程犯罪的有力因素。它们与早期出现的大脑功能和结构障碍有关，是遗传或产前环境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基于生活方式或暴露于不良环境而导致的。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早期的和获得性的神经心理缺陷对犯罪断念过程的影响。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执行和认知功能障碍包括拘束、工作记忆、注意力和认知灵活性等障碍，以及冲动、认知和解决问题能力不足、冲动决策、行为目标缺乏和人际交往能力差，等等(11)Shniderman, A. B., & Solberg, L. B. (2015). 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 for prisoners: Reducing crime and recidivism through cognitive intervention. Neuroethics, 8(3), 315—326.。

通过以生物社会学为基础的矫正方法来改善认知和行为的措施是多方面的。由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非侵入性且相对简便的方式来解决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缺陷问题，具体包括：认知矫正、正念训练、服用补充剂解决营养缺陷，同时进行药物治疗(12)Bootsman, F. (2019). Neurobi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prediction of treatment outcome in the juvenil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65(101554).。这些机制还可以通过改善或恢复个体的神经心理能力来增强治疗。很多情况下，这是传统干预项目(如CBT)要想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

1.认知矫正

认知矫正是一种治疗性的训练方案，如果定期使用，可以改善大脑的功能。例如，通过对那些遭受创伤性脑损伤的人实施认知矫正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回顾，结果表明强化注意力和自我调节再训练最有效(13)Benedict, R. H. B. (1989). Te efectiveness of cognitive remediation strategies for victims of traumatic head-injur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9(5), 605—626.。

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神经心理(再)训练应该着重于识别和针对特定的神经心理缺陷，主要是那些与执行功能和情绪调节有关的缺陷。因此，认知矫正的康复和犯罪断念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发展或改善与行为问题相关的特定认知技能，其措施应该是针对特定的神经心理缺陷采取个性化的认知矫正方法。

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更新目前的需求评估，将神经心理功能障碍作为一种动态的犯因性需求，通过认知矫正训练来实现。研究人员应测量和研究在培训过程中获得或提高的认知技能，以确定其在其他环境中的普遍性，并最大限度地增强培训效果。有初步证据表明，神经心理训练，例如注意情境训练和完美认知控制训练，在与个体适当匹配的情况下是有效的。所需认知训练的类型应根据个体独特的神经心理需求、潜在的行为问题和发育阶段来决定。

此外，神经心理学培训的模式可以是个性化的——从传统的个体和小组课程到更高级的计算机培训。培训模式可能影响干预的效果，该效果以接受培训的个体所经历的某些因素和条件为基础。认知训练计划的难度也应该在各次训练中增加，以促进神经变化，并转化为超越环境的行为变化。关键是要制定个性化的认知矫正计划，并研究认知训练计划和传递模式(如传统游戏、电子游戏、严肃游戏等)如何影响矫正人群的犯罪断念过程。

2.正念训练

正念训练教导个体专注于当下而不是过去或未来。学习正念使个体能够以客观的方式识别思想、情绪和生理感受，从而建立起抵御负面环境影响的能力。也就是说，个体接受的培训是如何在不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更加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从而促进和加强自律。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提高自我意识、注意力以及情绪和自我调节能力(14)Auty, K. M., Cope, A., & Liebling, A. (2017).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yoga and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n prison: Efect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behavioural functio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ender T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1(6), 689—710.。例如，奥蒂(Auty)、科普(Cope)和列伯灵(Liebling)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综合研究中发现，监狱中的瑜伽和正念冥想项目对被监禁者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功能有积极影响。

神经心理学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改变或改善负责情绪和执行功能的大脑区域的功能。例如，正念训练已被证明有能力提高前额叶皮层的功能，特别是在前扣带皮层和大脑的眶额皮层区域。正念研究也发现，相关训练可以改善和增强杏仁核功能以及大脑各半球的连接性(15)Tang, Y. Y., H?lzel, B. K., & Posner, M. I. (2015). Te neuroscience of mindfulness medita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6(4), 213—225.。此外，有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影响心率，改善暴露在不良环境中的应激系统反应(16)de Kogel, C. H. (2019). More autonomous or more fenced-in? Neuroscientifc instruments and intervention in criminal justice. Neuroethics, 12(3), 243—254.。也就是说，正念训练使个体对环境触发因素产生生理反应，并将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分离开来，避免做出有害的反应。从长远来看，这有可能改变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当人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时，就有可能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身份、自我认知及认知的转变是在讨论对犯罪断念的认知解释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强调了自我认知和身份的重要性，认为这就是解释犯罪断念的方法。在这个框架中的犯罪断念理论表明，个体会根据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对自己身份的认知采取相应行动(17)Giordano, P. C., Cernkovich, S. A., & Rudolph, J. L. (2002). Gender, crime, and desistance: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4), 990—1064.。例如，焦尔达诺(Giordano)及其同事在2002年的研究表明，必须发生四种相互关联的认知转变，才能促进行为的改变：(1)改变的意愿；(2)“改变的联结”(即促进变化的亲社会机会)；(3)人们看待自己和自我认同的方式的改变；(4)反社会态度的变化。帕特诺斯特(Paternoster)和布什维(Bushway)在描述“恐惧的自我”时也提供了一种基于身份的犯罪断念理论。他们认为，摆脱以犯罪行为为基础的自我认同，转而采用更符合要求的自我认同，是改变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两种理论都认为，犯罪断念可能是由于个体的自我看法转变而产生的，而改变个体的思维过程和观点可以导致行为的改变。

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个体的认知能力可能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发育阶段和生活经历，并能够塑造他们对自己和自己身份的看法。例如，对于那些遵循正常大脑发育路径的人来说，犯罪断念可能被认为是自然成熟过程的一部分，其主要受到从青春期到刚成年时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变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个体也会重新定义他们的自我形象。正念训练可能有助于提高自我意识，并鼓励认知成熟，从而将他们的自我认知从“坏孩子”转变为“成功的成年人”，因为他们已经成熟并接触到了新的机会，从而进一步促进犯罪断念。然而，对于那些有早期或后天神经心理缺陷的人来说，他们的认知缺陷可能会干扰他们改变自我认知(以及可获得的亲社会机会)的能力。正念训练将帮助这个群体强化大脑中负责注意力和情绪的区域，教他们如何客观地评估自己的感受，提高他们的自我意识水平，以此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对自己的认知方式。

将正念训练添加到从生物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个体矫治计划中，可以促进犯罪断念过程，如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等项目已经将正念训练纳入CBT之中(18)Segal, Z. V., Teasdale, J. D., Williams, J. M., & Gemar, M. C. (2002). Te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adherence scal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adherence to protocol and treatment distinctiveness. Clinical Psychology & Psychotherapy, 9(2), 131—138.。同样，专注于减压的干预方法也吸收了正念训练。将正念训练加入到矫正策略中似乎很有意义，正如研究表明的那样，加强对思想、情感和身体感觉的关注可以使个体改变行为。接下来就是将正念训练与身份、自我以及认知的转变联系起来，以进一步鼓励个体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

3.营养补充

健康科学领域也确认了饮食、营养与大脑健康及发育之间的关系。有证据表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和大脑的成熟，营养对大脑健康来说极其重要。因此，另一种改善神经心理功能的实用方法是补充饮食和营养。研究表明，欧米茄-3脂肪酸和微量营养素(例如，锌、镁)在大脑发育和认知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Parletta, N., Milte, C. M., & Meyer, B. J. (2013). Nutritional modulation of cognitive function and mental health. Te Journal of Nutritional Biochemistry, 24(5), 725—743.，在发育的关键阶段缺乏欧米茄-3脂肪酸可能导致与冲动和反社会行为有关的5-羟色胺能神经元和突触减少以及较低的5-羟色胺水平(20)Patrick, R. P., & Ames, B. N. (2015). Vitamin D and the omega-3 fatty acids control serotonin synthesis and action, part 2: Relevance for ADHD, bipolar disorder, schizophrenia, and impulsive behavior. Te FASEB Journal, 29(6), 2207—2222.。

关于被监禁者的饮食和矫正机构提供的食物的研究不多。库克(Cook)及其同事在2015年研究过乔治亚州一个大型地方监狱的28天周期菜单，结果发现，那些被监禁者摄入的镁、钾、维生素A和E不到推荐量的三分之二，同时又摄入了过量(只对女性)的卡路里、钠、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菜单上的谷物比例过高，而蔬菜、水果和乳制品的比例过低，从而影响了他们饮食中的总营养成分和整体健康(21)Cook, E. A., Lee, Y. M., White, B. D., & Gropper, S. S. (2015). Te diet of inmates: An analysis of a 28-day cycle menu used in a large county jail in the state of Georgia.Journal of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21(4), 390—399.。

新的研究检验了欧米茄-3补充剂和其他维生素以及矿物质对成年人的影响，发现相比于对照组，那些获得补充剂的人的犯罪行为明显减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矫正机构应考虑被矫正者获得基本营养的状况(22)这将需要获取血液样本，每个样本的成本可能高达数百美元。因此，可行措施的第一步可能是先将测试范围缩小到特定的营养素，并确定这些营养素在缺乏时会影响反社会行为。，并在需要时为他们的日常饮食提供欧米茄-3补充剂和其他维生素及矿物质。营养情况也可以为参加神经心理学培训项目的效能提供信息，因为人一旦缺乏营养就可能无法从治疗中充分受益。通过基本营养素的水平来确定营养缺乏情况，并制定营养补充计划，以帮助个体在矫治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营养，从而使大脑功能得到改善，也可能会导致认知和行为的改变，从而促进犯罪断念过程。

4.药物治疗

反社会行为也与大脑中神经递质和酶水平(如多巴胺、5-羟色胺、MAOA)的改变有关(23)Duke, A. A., Bègue, L., Bell, R., & Eisenlohr-Moul, T. (2013). Revisiting the serotonin-aggression relation in human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5), 1148.，神经递质水平(或酶活性)过高或过低都会引发大脑功能紊乱。反之则可能导致认知和情绪异常、行为问题以及精神健康问题。

一些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精神药物治疗可以有效地减少冲动和攻击性行为，如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能够增加部分大脑区域的葡萄糖代谢，而这些区域在反社会和暴力人群中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心理健康状况和药物使用可能会干扰个体对矫治作出反应和停止犯罪的能力，如ADHD——一种以觉醒不足和神经心理缺陷为特征的神经疾病——是生命历程型犯罪的重要预测因子，其症状在儿童早期出现，并持续到成年。被诊断为ADHD的个体在服用哌醋甲酯(利他林)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等药物后行为有所改善(24)Connor, D. F., Glatt, S. J., Lopez, I. D., Jackson, D., & Melloni Jr., R. H. (2002). Psychopharmacology and aggression. I: A meta-analysis of stimulant efects on overt/covert aggression-related behaviors in ADHD.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1(3), 253—261.。在实施其他矫治方案之前，应当先解决潜在的神经疾病，这也将有利于促进犯罪断念。

患有阿片类成瘾等药物滥用问题的个体也可能从药物中获益，包括美沙酮、丁丙诺啡和纳曲酮。目前，刑事司法系统没有采取全面或系统的办法为使用药物的个体提供医疗或善后服务，相反，他们通常是用禁欲或用匿名戒酒协会/匿名戒毒协会类型的措施。

研究表明，药物可以减少阿片类毒品的使用，改善认知功能，减少复吸。因此，从业者可能希望首先提供药物辅助矫治的选项(25)当将药物滥用的治疗纳入矫正体系时，可能会出现地下市场(替代药物，如纳洛酮)，这可能会反过来导致暴力，所以必须小心监督执行情况。，然后再将个体纳入基于认知的矫正措施。换句话说，通过药物治疗潜在精神疾病和毒品滥用问题的个性化方法可以通过恢复或改善神经心理及大脑功能来提高矫正意愿和断念过程。

(三)需求评估：聚焦应激系统反应

从矫正康复的角度来看，掌握个体的应激系统功能和恐惧调节能力的信息有助于了解他们矫治成功和实施犯罪断念行为的能力。将心率、皮肤电导率、应激激素和酶(如皮质醇、α-淀粉酶)(26)监测心率和皮肤电导所需设备(如神经记录仪)的一般成本约为150美元。收集和处理激素数据的费用约为每人20至25美元。的基线测量纳入其中，可以更好地为风险评估提供信息，并使个体与最适合的特定矫正方案相匹配。例如，研究发现：静息心率较低、皮肤电导率降低、皮质醇水平较低的人在参加CBT后改变不多，而具有较高唤醒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从治疗中受益。

此外，ANS功能可能会区分反社会类型(如精神病态、冲动攻击性、行为障碍)，这有助于确定矫治的类型。例如，那些过度兴奋并表现出更多反应性攻击行为的人可能会从注重反应抑制和愤怒管理的治疗中获益。相反，包括负强化元素的矫正方案可能对应激系统功能失调的人没有效果，因为他们往往对自己行为的负面结果不敏感(27)van Goozen, S. H., & Fairchild, G. (2008). How can the study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help design new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antisocial behavio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3), 941—973.。

生理测试可以通过唾液和头发来测量压力荷尔蒙和酶，神经测试可以使用设备(如神经记录仪)来测量心率和皮肤电导，测心率变异性和皮肤电导率的可穿戴设备(28)这类可穿戴设备通常每个售价约120美元。在一天中都可以使用，并能够提供个体的生物信息反馈。新的措施可以使矫治发挥积极作用，也能够训练个体识别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生理线索(如心率或皮肤电导率增加)并调节压力。

1. 响应性——一般和特殊的生物因素考量

响应性是指个体接受某种类型干预的程度以及相应的潜在积极结果。这个广泛的认知包括一般和具体的组成部分，被称为响应性因素。一般响应性因素是指，诸如CBT等项目在对改变行为和已知影响再犯的因素作出响应时最有效(29)Andrews, D. A., & Bonta, J. (2010). T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Cincinnati, OH: Anderson.。

基于CBT开展的项目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出来，当时反社会行为的心理学观点在矫治文献中占主导地位，于是CBT在全世界广为使用，但效果各不相同。在社会习得理论的基础上，CBT关注反社会行为的产生和延续，这是反社会同伴学习的结果，CBT识别个体的想法和方式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教导参与者识别导致反社会和犯罪行为的“触发因素”，通过亲社会模式、实践和奖励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他们的犯罪思维模式，提高他们的社交、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CBT的有效性可能与个体的神经心理功能水平和应激系统反应水平相关。

CBT在减少反社会行为方面的普遍有效性被归因于其在改变大脑负责社交、应对和解决问题的区域的结构和功能。这些区域包括内侧前额皮质、背外侧前额皮质、背内侧前额皮质、腹内侧前额皮质、眶额皮质、扣带皮质、岛叶和颞顶叶交界处，等等。科尔内(Cornet)和他的同事对瓦斯克(Vaske)等人的结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行为和认知干预会导致个体的生物学和神经心理学方面的变化，矫治引起的生物学和神经心理学变化将对应于行为变化。他们发现，“11项研究及其揭示的证据表明，包括激素、大脑活动和心率在内的特定神经生物学指标在干预后有一定变化，且有些变化与行为改善相关联”(30)Cornet, L. J., de Kogel, C. H., Nijman, H. L., Raine, A., & van der Laan, P. H. (2014). Neurobiolog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outcome in individuals with antisocial behavi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ender T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8(11), 1279—1296.。这对我们在矫治时思考和实施CBT的方式有重要意义。

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来看，CBT可以说是促进犯罪断念的最有效选择，应当继续广泛实施。然而，新的举措应该在CBT之前或与CBT一起提供强化选择，以进一步促进犯罪断念。如前所述，这些增强措施应加强或恢复神经心理缺陷，并改善个体的应激系统反应。这可能包括认知矫正、正念训练、营养补充或服用药物。

另一方面，特异性反应侧重于可能成为矫治障碍的个体因素，具体的响应性因素不一定与风险和需求因素相同，但可能有一些重叠。例如，分子遗传学研究已经确定了几个遗传变异是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因素，特别是影响5-羟色胺和多巴胺水平的神经递质相关基因的遗传变异。尽管矫治工作目前未将遗传风险归入风险评估项目，但基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的响应因子，以便更好地理解项目有效性的差异。

关于基因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影响行为，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是“双重风险”理论，即具有遗传风险的个体在接触高风险环境时更有可能表现出反社会行为。例如，携带低活性MAOA等位基因(即遗传风险)的个体如果在儿童时期遭受虐待(即环境风险)则更可能表现出反社会和犯罪行为(31)Caspi, A., McClay, J., Moftt, T. E., Mill, J., Martin, J., Craig, I. W., Taylor, A., & Poulton, R. (2002). Role of genotype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 Science, 297(5582), 851—854.。

另一种是“差异易感性”理论，认为遗传变异可能会导致对环境影响的敏感性增加或减少(32)Belsky, J.,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Di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uenc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6), 300—304.。该理论还认为，一些遗传变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即积极的和消极的环境都能影响携带者的行为，使其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例如，如果一个具有可塑性基因变体的人处于不利的环境中，其表现出负面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反之，如果同一个体处于支持性环境中，其更有可能表现出积极的行为。不具备可塑性基因变体的人，不太可能受到积极或消极环境的影响。因此，了解个体的某些关键基因变异的概况有助于确定矫治是否会对其犯罪断念产生积极影响。

少数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来确定某些矫治方案是否对某些基于基因组成的人更有效。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幼儿和青少年身上。例如，“强大非裔美国人家庭计划”的有效性因参与者基因型的不同而有差别。对于那些具有可塑性等位基因的人，特别是具有5-HTTLPR(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启动子连锁多态区)短等位基因的至少一个拷贝或DRD4的一个或多个7-重复等位基因的人来说，似乎可以有效地减少问题行为。这表明，人们可能会根据基因而对矫治作出不同的反应，同时矫治可能对那些具有最高遗传风险的人最有效。因此，矫正人员可以将个体的遗传风险特征作为反应因素来考虑，以便更好地理解方案有效性的变化。

如前所述，矫治研究人员和从业者在评估矫治方案的有效性时，可以考虑神经心理功能障碍和应激系统反应，特别是那些专注于改善认知和减少压力的方案。通过干预措施——如认知矫正、正念训练、营养补充和服用药物等——解决这两个关键的生物性风险因素，可能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加强矫治意愿，同时促进认知和行为上的改变，从而达到犯罪断念的目的。

2. 基于行为改善的方法

除了将生物社会框架纳入RNR模式之外，从业者还应该考虑采用一种以行为改善为基础的方法来促进犯罪断念。有资料显示，遗传、生物和环境因素，包括亲社会行为，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人类行为(33)Polderman, T. J., Benyamin, B., De Leeuw, C. A., Sullivan, P. F., Van Bochoven, A., Visscher, P. M., & Posthuma, D. (2015). Meta-analysis of the heritability of human traits based on ffy years of twin studies. Nature Genetics, 47(7), 702—709.。尽管了解个体的生物—心理—社会特征有可能提高RNR模型的有效性，但它的应用仍然是关注个体的缺陷(如神经心理缺陷和应激系统功能障碍)。我们非常需要一种补充性的研究和矫治方法，这种方法重点关注犯罪断念且以行为改善为基础(34)Ward, T., & Brown, M. (2004). Te good lives model and conceptual issues in ofender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Crime & Law, 10(3), 243—257.。简而言之，不应仅局限于使用以再犯为重点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将是否再犯作为矫正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犯罪断念是一个过程，行为改善方法是为了改善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干预措施应将重点放在减少风险因素和改善保护因素上，这样就可以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衡量矫治成功与否，而不是仅仅使用二分法进行判断。

例如，“罪犯矫正的美好生活模式”(GLM)是一种基于行为改善的矫正方法，其与生物社会结构相一致。GLM是对RNR模型的补充，它不仅关注风险的减少，而且关注是否促使“生活品质”(如个体的核心价值和生活优先事项)的提升。它结合了RNR模型中所列出的原则，并解决了个体在矫正过程中的动机水平。这一综合模式还鼓励从业者确定促进犯罪断念的内部因素和外部资源。具体而言，GLM考虑到个体兴趣、能力和生活目标，并允许从业者制定个性化的干预和有意义的矫治计划，同时解决可能妨碍获得这些“生活品质”的犯罪需求。迄今为止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GLM成功地提高了参与者的参与度并改善了他们的行为(35)Willis, G., & Ward, T. (2013). Te good lives model: Evidence that it works. In L. Craig, L. Dixon, & T. A. Gannon (eds). What works in ofender rehabilitation: An evidence based approach to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pp. 305-318). West Sussex,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六、结论

通过把生物社会研究和生物社会视角的应用结合起来，有可能为影响犯罪断念过程的因素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解释。生物社会视角依赖于大脑发育、神经心理功能和应激系统反应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人类行为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本文建议将生物社会视角纳入犯罪断念研究当中。神经心理和生理测试以及生物社会信息问卷可以更好地识别：(1)遵循大脑发育规范路径的低风险个体；(2)由于遗传或产前环境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造成神经发育障碍的个体；(3)神经生物学限制的类型和来源及其对犯罪断念过程的影响。这些信息将更好地说明犯罪断念的风险、需求和潜在障碍，但这些障碍也可能因个体的发育阶段而有所不同。

本文还呼吁修改评估方法、程序和矫正场所的执行方案，以便突出生物性风险因素的重要性。由研究人员和从业者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可以对神经心理缺陷和个体的应激系统反应进行低成本、高质量和非侵入性的测量。这将有助于为改善方案和矫正计划提供有效信息，并从生物社会和发育角度出发促进犯罪断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