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春兰 喻圣炀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四库全书》为古代典籍集大成之渊薮，其中蕴含着庞大的历史文化财富。与此同时，乾隆时期因为编纂《四库全书》而产生的禁书也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灾难。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布禁书诏令开始，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广总督长麟最后奏缴为止，书籍禁毁达到了顶峰，全国禁书数量达到了惊人的3100余种[1]，而这仅仅统计的是可见于文献档案记载的数量，未能记录在册与民间自行毁去的书籍数量已无法估量。

江西在古代素来是经济和文化大省，文人著作不计其数，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而江西在《四库全书》纂修中，献书与毁书都不在少数。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对江西的禁书作有初步的考述，但当时部分资料并未发掘利用，加之江西禁书数量颇为庞大，故难免出现错漏。笔者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等资料对《汇考》之数据进行补充完善，以期详窥乾隆时期的江西禁书情况，展现江西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地方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独特面貌，并以此揭示禁书活动与江西的密切关联。

一、江西禁书活动“传旨褒美”

江西禁书进行得突然且猛烈。章炳麟在其《哀焚书》一文中写道：“满洲乾隆三十九年，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讳者，毁之。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2]仅一年就奏缴八千余部，江西禁书力度可想而知。

禁书活动伊始，江西巡抚海成最先响应号召，以其开创性的“倍价购买”法提升了全国范围内的禁书效率。乾隆三十九年(1774)九月十二日，乾隆帝对地方官员发出了“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的质问。海成立即对乾隆进行回应，“臣现在率同两司，于试用知县内遴选诚妥数员，分派各府，恪谨遵办，仍严谕以不得假手胥役，稍事滋扰”[3]，并且于同年十二月开始，在江西范围内访购遗书。他的禁书工作非常细致。仔细核验之后，将书籍内狂悖违碍字句一一签出，再开具清单，将“违碍”之书转送四库全书处核办处，第一次查处即缴览违碍书籍8部。海成深谙百姓心理，并不厉风疾行、以势欺民，而是诱之以利，派遣州县地方官吏与民众进行沟通，“按书时值，偿以倍价”，再将书籍交由省书局查验。其中违碍之书黏签进呈，不堪入选者发还州县。

为能尽心尽力，海成甚至特意委任人员分往各府州查办书籍。在海成的大力推动之下，江西的禁书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海成此举，功效卓著，截至其被革职为止，江西共奏缴10次，奏缴违碍书籍10113部，书板2025块。在此期间，江西因之成为全国的禁书主力，禁书数量远超江浙。海成也获得了乾隆“所办颇好”的表扬，而其开创的“倍价收购法”，也经由乾隆之手，向全国大力推广。《字贯》一案，乾隆亲手树立了海成这一禁书功臣“典型”。这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极大不安，人人自危，于是在禁书事项上再也不敢怠慢，各省的禁书数量较之前都有所增长。“时外省查办者，江西最为出力”[4]，由此，全国的禁书活动也来到了高潮。

海成的继任者郝硕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间，共奏缴8次，违碍书籍共计17183部，书板10628块，此为江西禁书的第二阶段。江西禁书活动进入第二阶段以来，总体情况较为混乱。一方面，全国文字狱发生增多，地方官员需要根据文字案件不断调整禁毁的数量和标准，并将案件处置情况通告各省，如《字贯》案和此期间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使得需要禁毁的书籍增多。另一方面，禁毁书的范围不断增加，小说、戏曲剧本、金石碑刻及地方志书等文本都被纳入考察范围，被禁了相当的数量，无形间增加了江西地方官员的压力。海成一案善后工作由郝硕负责处理，面对前任的遭遇，郝硕在禁书一事上犹如“惊弓之鸟”，奏缴数量与日俱增，江西禁书活动在此期间达到了巅峰。此外，因为文字狱的增多，官员也需要查验在其他书籍中是否有出现这些“逆犯”的文字，书籍禁毁难度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乾隆再次对官员行事提出要求：“盖查书向奉定期，各督抚视为末务，每隔数月奏缴数种塞责，如此漫不经意，何时可以竣事。而挟仇告诘、骚扰欺吓将百弊丛生。其藏书之人，亦不免意存观望，呈缴逾期皆各督抚经理不善之故。”[5]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乾隆甚至给官员定下了“两年之期”。高压之下，江西本就书目繁多，官员还抱着“宁滥勿缺”的态度，不加甄别、妄加揣测地呈缴了大量书籍，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营造了禁书“繁荣”的局面。

而进入乾隆四十八年(1783)后，与全国的情况类似，江西的禁书重点也转为查缴《御批通鉴纲目》。江西最早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开始奏缴《纲目》，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月，江西巡抚最后一次奏缴违碍书籍，共历时9年，期间奏缴12次，奏缴禁毁书籍588部，其中除《纲目》外，其余禁毁书籍仍有156部，江西禁书在奏缴《纲目》中逐渐走向了尾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众对《纲目》的查缴中，只有江西、江苏、浙江三省仍有续获之书呈缴，其他省份仅零星可见。乾隆在奏折中也是对三省寄予厚望：“江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何以近来总未据该督等续行查缴，岂该三省于应缴之书业已搜查净尽，抑该督抚于此等事件视为无关紧要，竟不饬属认真查办耶？着传谕书麟、闵鹗元、何裕城、琅玕等，各严饬所属，悉心查察。”[6]于是乎，三省的禁书查缴就变成了一场拉锯战，从后期的禁书数量上来看，三省虽然卖力，但禁书的数量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增长，江西九年间包括《纲目》在内只奏缴了588部。客观上来说，多年的禁书将各种违碍书籍已经初步筛选了一遍，仍未被发现的当禁之书已然不多了。主观上，多次禁书之后，乾隆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圜，甚至多次批评地方官员办理案件过严，其中就包括江西巡抚冯应榴，官员再想凭借禁书获得乾隆的赞赏只能是费力不讨好。

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19年间江西奏缴30次，包括《通鉴纲目续编》在内共奏缴违碍书籍27884部、书板12653块，给江西书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纵观江西整个的禁书活动，前期成为禁书样本，中期无功无过，后期映照禁书余晖。某种程度上讲，江西禁书活动是整个乾隆时期禁书的一个缩影，从始至终，见证了禁书活动的跌宕起伏。同样的，也由于这些活动，也无形间加剧了江西乃至全国书籍的厄运。

二、江西禁书期间两起走向相反的文字狱

文字狱作为文化控制的一种政治手段，“因言废人”之事在历代并不少见，但在禁书过程中频繁地伴随着如此惨烈文字狱的，史上无出清代尤其是乾隆朝之右者。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文字狱最早开始于顺治二年(1645)，最后一次发生于光绪末年，期间共发生文字狱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前中期。顺治朝有7次，康熙朝有12次，雍正朝有17次，乾隆朝足足有130余次[7]。

江西历来文风蔚然，书林汇集，文字的传播流转相对也十分频繁，这也为文字狱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乾隆禁书之前，江西就已发生6起文字狱案件，进入禁书时期，与江西有关的文字狱案件也有10起，分别为：王作梁违逆书信案(乾隆四十年四月)，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二年十月)，袁继咸《六柳堂集》案(乾隆四十三年闰六月)，刘峩刷卖《圣讳实录》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龙凤祥《麝香山印存》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黎元宽《进贤堂集》、黎祖功《不已集》案(乾隆四十四年正月)，王大蕃撰寄奏疏案(乾隆四十四年六月)，祝庭诤《续三字经》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僧明学等经卷悖逆案(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刘遇奇《慎余堂集》案(乾隆五十年六月)。

众多案件中，以《字贯》案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广泛。此案起因也并不复杂，王锡侯因认为《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8]于是仿照类书之式，按照字样各归其类，然而在其书中竟然直称清朝皇帝名字，并未避讳。此案案发是由于王锡侯同族王泷南的举报，指《字贯》删改《康熙字典》，是为叛逆。而时任江西巡抚的海成在审理此案后认为其中“并无悖逆之词”，最多只是“狂妄不法”，认为其同族是在挟仇妄告，处理结果是将王锡侯革去举人。

乾隆在获悉此案和《字贯》原文后勃然大怒，直骂海成“天良昧尽”“有眼无珠”，命人将王锡侯拿解来京，严加审问。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学士和九卿会审，认定王锡侯大逆之尤，尤其是海成认为没有问题的“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审议认为显属悖逆，彻底推翻海成的审理意见。此案审理十分迅速，同年十二月即审理结束，判王锡侯斩立决，其子孙秋后问斩，家中女眷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海成初判斩监候，后被释放，贬往乌什。

海成与乾隆对《字贯》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最大的疑点，后来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问题。目前普遍认为《字贯》案是乾隆审时度势刻意一手制造出来的血案，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他统一思想的文化大业。本来，按照海成的职级以及他处理禁书时的审慎态度，绝计不至于犯下“不察避讳”这种错误，而乾隆本人向来对避讳也是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也更加印证了此案的刻意而为。禁书初期，各地方官员对乾隆的诏令反馈都不甚积极，海成此时对避讳不经意的态度，正好给了乾隆口实，以惩戒过去曾经大加表彰过的禁书功臣立威树信，这一处心积虑的举措对其他人的震慑可想而知。

与《字贯》案相对，另一大案《慎余堂集》案，乾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本来，《慎余堂集》在犯案性质与“触雷点”上与《字贯》案较为类似，甚至尤有过之，无论是《字贯》案中的未曾“避讳”，还是胡中藻案的“诗词违碍”，这两大获罪因素在此书中都有体现。然而，这一次乾隆对此似乎并不太介意，其在回复江西巡抚的奏折中讲道：“其余粘签处，亦不过因庙讳及朕御名未经敬避……不知庙讳者甚多，或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9]同是没有避讳，此案在乾隆口中却尤其的轻描淡写，相比于此前两案的残酷、暴虐，此时的乾隆显得格外宽仁体民，让人如沐春风。究其原因，并非乾隆态度已然转变，只是其目的已经达到，再因故有文字之误酿成血案只是乾隆威权的滥用，长此以往，除了会造成统治者公信力的缺失以及社会的恐慌外，起不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得不偿失，所以乾隆一改故辙，反过来斥责江西主政者办案过于严厉。

从兴起到落幕，江西可谓是乾隆禁书整体方针中的重要一环，只是乾隆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过于激烈了，多年的文化蹂躏不只是对江西，更是对整个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江西禁书种数及被禁赣籍文人著述

对于江西禁毁书具体书目，档案中仅部分附有禁书清单，有许多禁书名目并未提及，以至于只知部数，而不知具体有哪些书籍遭毁。清末以来，陆续有学者对禁毁书加以考订、统计，编纂了一系列的书目，如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吴哲夫《清代禁毁书目研究》、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王彬《清代禁书总述》等。据雷梦辰的《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统计，禁书期间江西共奏缴禁毁书452种[10]。

《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的依据，主要源自《禁书总目》，故宫博物院编写的《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李棪《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及书征《补邓刻咨禁书目补》，由于江西禁书众多，这些记载对奏缴书目收集难免错漏、重复。而如今江西奏缴《禁书书目》已无详目可查，笔者依据《档案》《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等资料，对《汇考》中详列的书目进行了详尽考察，发现其中重复统计或书同名异的书目有33种，而档案之中明确提及为江西奏缴的书籍但未被统计的书籍有41种，初步得出江西在禁书期间奏缴禁毁书数量为460种。

更进一步的考核之后，可以获知，在江西奏缴的禁书中，共有176位赣籍文人的210种著作被抽毁甚至销毁，禁毁本省文人著述的比例在全国来说也是十分惊人的。当然，这仅仅是在江西一省之地的被禁数量，江右文人在全国范围内被禁毁的书籍数量更是远远不止这个数量，因为数量众多、时间久远、资料缺乏，很多书籍都逐渐消亡，难以统计完全，只能就江西禁毁情况见微知著了。

受江西本身文字狱大案频发影响，一些赣籍作者著述在经过重重审查之后迅速被列为全毁书籍，遭到全国性的禁毁。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袁继咸《六柳堂集》、黎元宽《进贤堂集》、黎祖功《不已集》、王锡侯十余部著作等。有些则是因为书中出现屈大均、王锡侯、吕留良、艾南英、张自烈等人名字或收录相关著作而遭到禁毁，如徐文润《秋山诗选》、黄文蔚《留耕诗钞》、赵由煌《网轩诗集》等著作。更多的书籍则是书中内容涉及了清统治者的忌讳而遭禁毁，如吴之甲《静悱集》、朱祐槟《藩政奏草》、曾焘《历代帝王统系图纪》等。在被禁毁的赣籍文人著述中，有10余部著作原已被列入四库存目之中，却在之后的禁书活动中同样被审查而遭遇禁毁，如何涛《平山诗稿》、费元禄《鼌采馆清课》、孔毓功《孔惟叙文集》、孔毓琼《孔伯子文集》、杨长世《五家文钞》等，甚至有被《四库全书》著录之后又被撤出抽删、销毁的，如章潢《图书编》，四库提要中评价此书“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富，条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11]，可谓评价极高，可仍然因为“论及边事”被列为禁毁之书，被抽删之后才得以收录至《四库全书》。

这210种著作中，得益于当今的古籍整理与保护，笔者初步考察之后发现至今仍有存本的著作有80余种，余则130余种或是消失亡佚，又或可能隐于某处，至今湮没不为人知？

四、被禁赣籍文人著述之特点

如前所考证，仅就赣籍文人而言，在四库收录和存目书籍中，江西上呈455种，其中赣籍文人280余种；而江西禁书奏缴460种，其中赣籍文人著述210种，收书与禁书数量相差无几，此为江西禁毁赣籍文人著述的一大特点，这一点上江西与全国的整体特点十分类似。除此之外，通过被禁书目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几点：

一是禁书朝代分布集中。在这一点上江西与全国整体情况稍显不同，全国禁书中，明末清初禁书虽然是毋庸置疑的主要对象，然而，明前之书被禁并不鲜见。而在江西奏缴赣籍文人禁书中，禁毁书籍均属明清两朝，并未见有其他朝代的典籍，如将赣籍文人被禁书籍的考察范围由江西扩展至全国的话，情况或许会有不同。当然，这其中，清朝前期的禁书又占据绝大部分，可见前朝之书虽是考察重点，却不是禁书的真正主体。江西在明清属于刻书主要地区，仅就基本概率而言，江西清代禁书也必然要多于以前。其次，典籍的流传在古代殊为不易，即使有众多藏书家悉心收藏呵护，历经“十厄”加上之后更为众多的“书厄”，保存至今的实属少数，明清之际江西社会变动较大，战火蔓延时间跨度大，波及范围广，更加不利于古籍的流传与传承。最后，除非有“违碍”，乾隆在对待各朝书籍的态度上还是一视同仁的，无论是本朝还是其他朝代，择善而收，择不善而毁，并不特重本朝之书，“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12]，其搜访遗书如此，搜缴禁书亦也是如此。

二是禁书地域分布集中。在江西176位赣籍作者中，以现今行政区划统计，抚州市有56位，赣州市31位，吉安市29位，南昌市19位，宜春市17位，上饶市11位，九江市8位，鹰潭市2位，新余市2位，景德镇市1位。整体的区域分布赣中及赣南地区遭禁文人数量远远多于赣北地区，而这其中，抚州、赣州、吉安三地区占全省六成以上。出现这种分布皆因明清期间江西文化事业的发展趋势。首先，抚州和吉安在明清时期进士数量位于全省前列，吉安在明代更是拥有918位进士[13]，为江西之最。其次，两地经济在经历动荡之后处于高速发展期，在清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抚州金溪浒湾更是清代四大坊刻中心之一，印刷出版了大量书籍，这也使私人藏书家数量远多于明末及清前期。最后，两地都拥有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与稳定的人才培养渠道，明清时期江西书院的蓬勃发展为两地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赣州较为特殊，因为属于明清易代之际多遭兵火之地，先后经历清廷与南明小朝廷的战争与金声桓、王德仁的兵变，出现了许多“悖逆”人物，其著述是乾隆禁书的主要目标对象，所以数量上才能与吉安和抚州比肩。

三是禁书类目较为丰富。自乾隆四十三年“予限两年”查缴禁书以来，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文集史册等传统意义上的典籍扩大到戏曲、小说等世俗文学书籍，而子部策论、兵书之类自始至终都是查禁的重中之重。江西在此方面早就有所行动，乾隆四十年海成就已查缴戏曲剧本《喜逢春传奇》，“又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系江宁清笑生所撰。曲本既经刊布，外间必尚有流传，该督抚等从前未经办及，想因曲本搜辑不到耳。”[14]多年禁书，江西查缴的赣籍文人著述种类多样，史部奏疏类有郭维经《郭六修奏稿》、朱祐槟《藩政奏草》等，子部占卜天文类书籍有李克家《戎事类占》，兵书类有余懋衡《古方略》、邹复《策学考实》等，集部有戏曲类郭良镛《存菊草》《三清石》等，文集、诗集类更是不可枚举。文集占据被禁赣籍文人著述的绝大部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江西文风何其昌盛。

五、赣籍文人著述被禁原因探寻

在诸多导致被禁的因素中，既有全国统一的影响因素，也有江西独特的历史和地缘因素。对赣籍文人著述被禁原因进行考察，不难看出有以下几点：

一是涉及民族思想。在诸多明末清初史书中，每每提及辽东女真，必有“建州奴酋”“建州夷”等字样，抑或记载其发迹之后入关残暴戕害汉民之事。此类书籍自然不能随意流传，毫无疑问成为清朝最先整治的目标，这也是全国诸多书籍被禁的最主要原因，赣籍文人著述亦不例外，如明代吴宣《吴野庵集》中有“鲜卑、女真起于渤海”等句而违碍。此外，南明朝廷及清初抗清运动的相关记载也是清廷十分忌讳的内容，如明代易学实《犀厓文集》中有“弘光元年杨延麟举义于虔”等句违碍；清代黄文成《诚意斋集》内有“隆武永历伪号”而语涉违碍；清代徐世溥《江变纪略》中记载“顺治初金声桓在江西既降复叛之事”而违碍。[15]此类书籍多是记载明末清初江西明朝叛军之事，触及到了清朝廷的逆鳞，以至遭到禁毁。

二是语犯清廷忌讳。对于清廷的禁书标准的讨论中，大都提及陈垣曾经对四库馆臣在辑校书籍时有“十忌”：“忌虏、忌贼、忌胡、忌夷 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及其他杂忌”，实际禁书中往往标准会更加宽泛，以至于很多违碍书籍都被冠以“语句违碍”或“语多狂吠”之名，这其中有多少确实是有“不当”之处，又有多少是无故被禁，目前已无从完全查实。在赣籍文人被禁著述中，这一类禁毁文献占据绝大部分。在可考的禁毁原因中，至少有一半以上“语涉违碍”，而具体因何违碍在禁书目录或奏折中并无清晰说明，只能听凭四库馆臣“一面之词”。目前可以知晓的被禁原因，多如陈垣所总结的，犯了“十忌”[16]中的某个忌讳，如叶应震《叶吾叟集》中有“世运战元黄，脱帽差露顶”，会让人联想到清代的薙发制度；李嗣晟《琴庭水漫集》中有“何如披短发”及“山势欲吞胡”句，也是涉及到薙发制度和“胡”字；李陈玉《退思堂集》中有“虏寇交讧”“丑虏震动”等也出现有“虏”字。类似这种还有很多，有的甚至书中出现挖空或涂改也被认为是有违悖，如文德翼《求是堂文集》，邱维屏《邱邦士集》，均是因为文中出现挖空字甚多而被疑原系悖逆字面。

三是收录了逆犯著作。江西因为发生有“《字贯》案”等案件，被牵连到的作者必然也不少。因此而被禁的情况十分普遍，占到赣籍文人禁书数量的两成左右。如萧伯升《赖谷堂尺牍选》内有钱谦益、金堡等人尺牍被禁；陈允衡《诗慰》目序后跋皆为钱谦益所作，同样遭到禁毁；王吉《祈永堂集》、赵由煌《网轩诗集》因书内有王锡侯诗被禁。在被禁赣籍文人著述中，这一牵连现象甚至出现了延伸，对象不只局限于犯下大案的“逆犯”，连普通犯禁之人也被纳入其中。如杨人杰《步鵞山房稿》中有李士珍、王槐植、谢简等诗被列为禁毁，李士珍、王槐植、谢简三人虽也因为“语有违碍”而遭禁，但和“逆犯”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此株连也着实令人感叹，江西官员审查不可谓不严。

六、四库禁书对江西的影响

乾隆禁书政策实施以来，对文化事业及社会风气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大量文献典籍遭到焚毁，尤其是很多记载明末清初地方及边事史实的史籍十不存一；而地方文人所作的诗文集、选集等又因审查制度，或是“语句违碍”，或是存有悖逆之人诗文，能保存至今的也是少数。而在社会心理与文学创作方面造成的影响更是隐秘而深远。由于文化的专制，文字案件频发，社会心理异化的现象时有出现，挟恨攻讦竟成一时社会风气，这也导致文人在创作时异常谨慎，唯恐因文获罪。如此种种，于江西亦然：

一是文献流传遇阻受挫。在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江西献书与禁书数量上相差无多，而在赣籍文人禁书中，就笔者不完全统计，在统计的200余部赣籍文人著作中，至少一半以上书籍今已不存或暂未现世，对明清时期的江西古代文化典籍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乾隆时期禁毁的书籍中，全毁书籍占禁书的绝大部分，在这一点上江西与全国的情况类似。乾隆皇帝虽然在奏疏中多次强调“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只需改酌一二语”“不必因一、二卷帙，而废全部”[17]，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属于少数。如果说全毁书如袁继咸《六柳堂集》等，全篇皆是忠心明朝、抵触清朝之语句，且其本人为明末忠节之臣，全毁其著作还算切合清廷自订的标准。那么对另外一些明人著作的处置就显得毫无章法了，如陈孝逸《痴山集》中有《明兵考议》一篇，主谈明边疆军事，全文议论之处颇有见识，摘除掉其中的“夷”“寇”等字样即可，却归为全毁。又如陈允衡《诗慰》选取明人之诗集，其中有《莲须阁集》《河村集》《不已集》等，也是摘毁即可，却全书遭禁。此种情况占比最大。

江西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许多书中大多喜欢引用他人诗文或是请人撰写序文，以笔者所见禁书观之，书中之序或跋少则三到四篇，多则十余篇。但有一人犯禁，牵连之人不在少数。比如明代吉安永新县文风鼎盛，文人众多，彼此间常有交流唱和，当时比较有名的文人中，“戴有孚《管城记》《辛壬录》，贺是《可留集》，胡元《珍润斋诗集》，谭彀《寸玉集》，陈智言《掬山堂诗文集》，叶学擎《尺木居小品》，皆在禁书之目”[18]，唯贺贻专务韬晦，交游较少，独免于禁。赣中地区尚且如此，赣南与赣北与外省文人交游更广，也可以想见文人祸事牵连面之广。

总之，一是主观政策的错误执行，客观的文化现状，加上官员的推动，使大量赣籍文人的著作被禁，少部分保存下来，也散布于国内外图书馆或不知下落的民间。于赣文化的流传和发掘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粗暴的文化专制行为，对江西文化道路的发展形成了阻碍。

二是对私刻、坊刻的不同影响。私刻书因其传承亲族纽带的特殊作用在禁书中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多数书籍、原版均不复存在；而资本的逐利性使得禁书对坊刻书籍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因为市场对禁书的追求，反而增加坊刻禁书的出版。清代前期的图书出版在统治者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而有效的发展，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足鼎立的书业出版体系。论书籍出版的精美程度当然不及宋版，但在工艺和丰富性上比前代要好出不少。清代官刻书除中央设武英殿刻书处外，地方也会有刻书，如江西抚署、布政使、按察司、府学、各县等都会自己刻书，至于江西书局刻书那就是同治年间的事情了。相对于官刻，清代的坊刻与私刻尤其发达，江西也不例外。《中国印刷史》中提到：“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广州。而广东佛山，江西金溪浒湾，福建长汀四堡及各省也有不少书坊。”[19]

乡族之间，血缘纽带的影响使得对先贤和乡邦文献比较重视，私人出资版刻的不在少数。在江西的赣籍文人禁书中，多属于此类，如吴甘来的《吴庄介公遗集》由其后人辑于明末清初，其六世孙吴永绍乾隆间重新刊刻。遭禁之后已不见乾隆版本，现存世版本为咸丰年间其后人吴叙伦重刻本。又如艾南英的《天佣子集》，最初整理成稿后由当地知府出资版刻，其后才出现后人的重刻本。乾隆禁书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这一类私刻书籍。禁书时通常会将板片一并销毁，乾隆对此十分重视，命令官员不仅要注意原刻，还要留心散布于其他省份的重刻版。因此，出于公益或家传性质的私刻行为，遭遇乾隆强势的禁书命令后能流传下来的较少，万幸得以保存之书，后续能够得以重新刊刻，要到乾隆、嘉庆之后了，对部分江西禁书版本的考察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现象。

就常理而言，国家层面的禁书政策必然会在全局上影响到书业的出版。实际上，虽然明面上颁布有禁令，可实际上许多图书被禁后反而会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逐利的出版商和书贩往往抓住这一心理，瞒天过海，刻印更多禁书。乾隆对此早有清醒认识，“若在江浙等省，闻有应毁之书，必且以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辗转传写，皆所不免。”[20]很多书商为了滥竽充数，掩人耳目，往往将禁书改头换面之后再行刊布，导致市面上的禁书“越禁越多”。江西巡抚海成在乾隆四十年就奏缴过一次同名之书，本为一书，却衍生出五六个不同名字的版本，如陈建的《明通纪》、钟惺《历朝捷录》、王汝南《续明纪编年》等。在坊刻方面，江西浒湾大量刊刻了流行于普通民众间的书籍，而据《江西历代刻书》记载，其他较大的江西书坊有善成堂、两仪堂、三让堂、大文堂、红杏山房等，此类书籍刊刻数量也不在少数。仅就刊刻数量来看，禁书政策对坊刻影响比较有限，甚至还有一定的反向激励作用。

总而言之，乾隆时期江西的书籍出版业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置于禁书活动的背景下观察，江西的禁书活动在出版业内起到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总体走向无疑是消极的，而且这种消极的影响会对禁书形成一种负面的反馈，进一步增加禁书的恶果。

三是文人创作遭受打击。禁书的高压之下，文人的文学创作受到极大地限制，即使是禁书的浪潮已经过去，议论社会、评判史事甚至撰写诗文都需斟酌再三。甚至“焚书弃稿”，不敢作诗文久矣。李祖陶就曾经抱怨过文人的过分谨慎：“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1]其实从被禁书籍的原因中也可见大概，在江西被禁的书籍中，多是从文中摘出若干文字，推演揣测，堪称“推求”之“典范”。如此情景，知识分子无不惴惴不安，唯恐文祸再临，在文学创作上用力不够，文学的革故鼎新自然就无法进行。清中叶以来，中国的发展脚步渐被追赶，而江西也渐渐被很多省份追赶、超越，或许也有这一层因素在里面。

禁书对创作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内容上，既然现实道路无法畅通，于浩瀚的古文典籍中追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很多学者的一项选择。“有思想才力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22]正是这种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埋头于古籍瀚海的考据，形成了当时颇具规模的乾嘉学派。因为是以前代经典为对象，考据学派并不会受禁书影响。相反，统治者乐见其成，被支持的乾嘉学派取得了十分多的成就，考证的范围与学术水平均堪称历史之最，对历史文献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正如梁启超所言：“凡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23]在这一点上，当时的中国思想上的枷锁太过沉重，乾嘉学派兴盛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实属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修书一事对当时的研究犹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对学者的研究而言，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四是社会心理发生异化。文字狱惨烈，在当时的社会上无不谈虎色变。这本来是清统治者文化愚民政策的具体手段，可是却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极大地影响。检举告发他人有不法文字成为了一种挟怨报复的武器，能够兵不血刃的置他人于死地。而这种现象早在乾隆以前就已出现，乾隆初年，御史曹一士在奏折中就对雍正时期的禁书发出感叹：“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24]以江西发生的众多文字狱来看，主要原因是官府的搜查，因举报被发现同样也是一大原因。如著名的《字贯》案，起因就是同族之间的矛盾，借文祸以达到攻击的目的。

在文字案件中，有些确有其事，而更多的则是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在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中，悖逆文本民间广为流传，官方查禁时，“情伪百出”，多有挟仇诬扳者，而此案也考虑到这种情况下追查下去必会引起社会动荡，在处置主谋之后也是不了了之。虽然禁书晚期乾隆皇帝意识到此弊病之后，多次发文批评官员办理过严，未悉心遵照处理，江西巡抚冯应榴也因此被批“拘泥吹疵”，此后这类现象逐渐得到遏制，但无疑给后世文人留下浓厚的阴影。

七、结语

《四库全书》的纂修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资源的保存和弘扬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四库全书》修撰被赋予了浓烈的政治色彩，本是利在千秋的巨大文化工程却衍生出了另一场浩劫，修书的同时也销毁了大量文献，多少历史的传承、文人的心血就此消亡、埋没，其对文化典籍的巨大破坏以及深远的负面影响也不应忽视，

而江西自古以来就文化繁荣，文人辈出，赣籍文人千百年来的艰苦奋斗赋予了赣鄱大地浓厚的文化底色。得益于良好的基础，历史上江西有姓名可查的进士达万余人。赣地崇文尚学之风为江西汇集了大量文献典籍，仅《总目》著录或存目江西先贤著作就有1120种[25]。大量的书籍在江西辗转流通、刻印收藏，也导致在禁书活动中，江西有大量书籍惨遭厄运。严格的禁书制度对江西地方文献的破坏十分惨烈，就目前已知的禁毁书而言，能够完好保存的少之又少。而本文对赣籍禁毁文献的考察并不全面，但仅就江西一域也具有一定代表性。目前对存世赣籍禁毁文献的研究并不充分，而这些“禁书”如果今后得以整合利用，对江西而言是一种不容忽略的巨大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