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怡，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

贝西·埃默里·黑德（Bessie Emery Head，1937-1986）被誉为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权力问题》（A Question of Power，1973）是黑德出版的第三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并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是非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目前国内外对黑德的研究成果较少，由于国内缺少对黑德作品的译介，因而对贝西·黑德作品的研究多聚焦于作家本人的文学观念及性别意识，或者是对其代表作《权力问题》的微观解读上①；国外对贝西·黑德的研究成果相对国内较多，但也多聚焦于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叙事解读等方面②。基于学界对贝西·黑德及其代表作《权力问题》多有忽略的现状，本文从空间批评角度出发，探讨小说空间形态与个体精神现象、身份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种族空间的南非大陆、作为虚幻空间的异托邦以及作为现实空间的乌托邦，如何影响伊丽莎白的情感状态、精神意志以及对身份认同的追寻。实际上，空间形态的流演与主体的精神状态、身份意识的结构对称暗含了作者对非洲种族身份问题的揭示与解决方案，即乌托邦空间所表征的“爱与平等”的交往理念，消解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重塑有色人种的身份意识、主体意志与存在价值。所以，《权力问题》一书为我们认识非洲人民在种族矛盾方面的诉求提供了个体的经验表达，同时为我们认识当代非洲本土文学后殖民书写及其叙事艺术提供了新的视点。

一、南非种族空间：精神压抑与身份混沌

在历史上，南非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了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尽管南非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但是黑人被歧视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意识仍然在南非大陆延续着。在南非这一社会空间中，白人属于社会上层阶级，黑人则属于社会底层阶级。所以，南非本质上又是一个“种族空间”，对不同肤色的人种实行强制性隔离，按照肤色对各人种进行区分，使得肤色成为规定不同人种社会空间地位的表征。列斐伏尔认为，每一社会空间的构建都存在一种或多种主导原则，这种主导原则就是“空间表征”，它起着结构和规划社会空间秩序的决定性作用[1]。肤色作为南非社会空间的权力秩序表征，强化了白人血统的神圣性，以此为前提，他们以种族隔离政策为手段，排斥卑贱低下的黑人血统。而作为在白人和黑人之外的“有色人种”，更无法获得任何种族与阶级的认同。

主人公伊丽莎白的原初身份正是“有色人种”。她的母亲属于南非白人上流阶层，因与家中黑人马夫有染并怀孕，还诞下了作为“有色人种”的非婚生子伊丽莎白。这完全违背了南非白人至上的道德伦理、阶级秩序以及法律规定，因而母亲被家人以精神病为由送进精神病院，父亲离奇失踪，而“黑白混血儿”伊丽莎白，从诞生那一刻起，便被全社会所抛弃。在所有人看来，伊丽莎白是南非社会的非法性存在物。如果不是养母的同情与怜悯，那么伊丽莎白早就不复存在。然而，伊丽莎白虽然意外获得了活下来的生命权利，但她的成长充满崎岖和艰险。她从出生开始便遭受无尽的歧视与压迫，生活步履维艰，从未得到他人的关爱和怜悯，更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她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莫名指责，遭遇同学的不公平对待，在养父母家中受到歧视……这一切深深伤害了伊丽莎白。最终她意识到，皮肤才是天生的敌人，不同的皮肤之间滋长着天生的憎恨。“尽管她无法喜欢，甚至不能理解政治意识形态，但她还是过着所有南非黑人过的那种生活，好像生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那里的白人花尽心思憎恨你，而你也不知道他们憎恨黑人的原因。他们不过天生如此——憎恨别人，而黑人，无论男女，生来就招人恨。”[2]这便说明了南非黑人、白人之间天生的紧张关系，南非社会存在着天然的种族身份隔离屏障。

有色人种的非法性与污名化，直接触发了伊丽莎白对自我身份定位的模糊与混沌。身份混沌指的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无法定位自我，游离在社会秩序之外，以“无名者”的身份生活，由此产生对自我身份以及存在价值的怀疑、否定，导致主体的精神焦虑、困顿与迷失，乃至产生身份的罪恶意识。在小说中，当伊丽莎白长大后从教会学校处得知白人生母与黑人父亲“苟合”的故事，她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冲击，意外获知自己的身份，她再也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属于白人群体，还是属于黑人群体，由此陷入了极度的身份恐慌和苦痛之中。所以，伊丽莎白的精神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混乱的意识流状态和不自觉的幻想正是此表现。更重要的是，她还滋生了身份的原罪意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曾说：“性行为对于保证种姓制度的纯洁至关重要，女性是种姓的大门，因此，等级社会中的女性纯洁性被谨慎警戒。”[3]在伊丽莎白看来，正是由于她的存在，破坏了生母家族白人血统的纯洁性，导致了他们原生家庭的分崩离析。所以，一方面，伊丽莎白的有色人种身份令她无法获得任何一种身份群体的认同；另一方面，自我身份的罪恶意识和模糊化的身份归属撕裂着伊丽莎白的精神意志，身份混沌如梦魇一般笼罩在她的生命意识之中，这便是她企图逃离南非这个种族空间的深层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问题》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伊丽莎白从南非逃离至博茨瓦纳的流亡经历正是贝西·黑德本人的真实写照。贝西·黑德与伊丽莎白一样也是“黑白混血儿”，长期遭受到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压抑，她曾经一度精神失常，两次陷入发疯的精神境地，最终在博茨瓦纳受到当地黑人民众的关怀与包容，产生了对黑人的认同与归属，使得她的精神得以康复。这促使她下定决心写一部关于个体生命的精神之旅与狭隘种族主义问题的小说。所以，贝西·黑德在作品中描绘的大多数人物始终处于“剥夺和归属的交叉路口”[4]，这正是对非洲黑人或者混血儿身份与精神状态的客观呈现；而小说中采用独特的意识流书写、对话体形式以及时间颠倒的复数叙述，更明晰地传达了作家贝西·黑德对个体精神癫狂状态的深度描绘；此外，伊丽莎白的成长经历、流亡经历和疯癫经历与贝西·黑德人生经历高度相似，可以说，小说中的伊丽莎白就是贝西·黑德的艺术幻影。伊丽莎白逃离南非、流亡至博茨瓦纳是她确证自我身份、寻求身份认同的历史过程，也是伊丽莎白脱离身份混沌的历史过程，意味着她将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模糊身份中寻找到自己的身份定位，以有色人种的身份抵抗种族空间中的文化歧视。而流亡至博茨瓦纳后，她又在异托邦和乌托邦空间的反抗与斗争中，充分展现了有色人种在身份危机以及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矛盾状态下，展现超越性的情感意志和精神力量，最终完成对“有色人种”这一身份的接纳与认同。贝西·黑德在小说中建构了南非的种族空间，突出“有色人种”在此空间中身份的模糊性与非法性，又以伊丽莎白逃离南非，寻求精神困苦与身份混沌的解脱之道，从而实现对种族殖民问题的批判与个体精神救赎的双重旨归。

二、异托邦虚幻空间：精神癫狂与身份危机

伊丽莎白逃离种族空间后，流亡至博茨瓦纳的莫塔本村，然而她却在这里陷入了与幻觉交战的境地。在黑夜的梦魇中，伊丽莎白进入了一个“异托邦”式的虚幻空间。福柯将“异托邦”（heterotopia）定义为一种既具排外性又具开放性的另类空间。它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让我们脱离自身的空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历史都在其中发生腐蚀的空间，这个抓挠、啃咬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空间”。[5]在虚幻的异托邦空间中，伊丽莎白不断遭受来自幻觉人物的轮番攻击，这直接逼迫她走向了精神癫狂。同时，这些攻击表征了权力在异托邦空间中的运作方式与排斥行为，代表着社会秩序拒斥伊丽莎白的“有色人种”身份，这也使得伊丽莎白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即社会对其身份的不认同导致其身份的缺失，而自我对身份认同的建构也在权力压迫之下即将走向溃败。

具体来说，逃离种族空间后，伊丽莎白已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在建构自我身份认同之余，她也试图在莫塔本村获得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但对儿子成长的焦虑、对教师工作的不满以及身处极度孤独和疏离的处境，使伊丽莎白生活中的紧张感达到无法忍受的程度，她开始在夜间陷入失眠状态。在无休止的幻觉与梦魇中，伊丽莎白最终进入到“异托邦”这一虚幻空间中。区别于现实中伊丽莎白生活的莫塔本村，异托邦空间是封闭的、隔绝的，在这一空间中，伊丽莎白遇见了色乐、美杜莎、耽等一系列幻觉人物。色乐是身穿白袍的非洲黑人形象，而从白袍色乐身体内派生出的棕袍色乐和美杜莎，是白袍色乐的对立面，他们身上充满仇恨与邪恶。而另一位幻觉人物耽，用情欲来引诱伊丽莎白，将非洲扭曲成邪恶和下流的代名词，强迫伊丽莎白正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及村民的肮脏故事。这些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幻觉人物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性，也就造就了这一空间的混杂性。伊丽莎白幻觉与梦魇中异质混杂的空间，“绝对地异于它们所反映与讨论的所有基地，更由于它们与虚构地点（即乌托邦）的差别，我们称之为差异地点（即异托邦）”[6]，这也就使其成为福柯所说的“异托邦”。福柯在描述所谓的“异托邦”时认为，它们虽然代表某个社会或以某种“相反”的方式显示某个社会，但它们不像乌托邦那样是没有处所的处所，而是某种真实的场所。但它们相对于日常处所而言，承载着某种强烈的相异性和某种对立或对照的标志。[7]这一虚幻的异托邦空间正是如此，相对于日常空间来说，产生于这一空间中的人物虽然是虚幻的，但却以种种手段对伊丽莎白这一“有色人种”进行攻击。“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6]，这些手段正是社会利用空间进行权力运作，以压迫与惩罚的手段拒斥伊丽莎白“有色人种”身份的体现。

监视、肉体攻击、性侮辱、精神攻击等方式构成了异托邦空间中权力运作与压迫个人的手段。异托邦空间将伊丽莎白与现实世界隔离开，使其成为色乐与耽对伊丽莎白进行监视的绝佳场所，他们在最初将伊丽莎白看作是监视的中心点，伊丽莎白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可视范围中。通过这种监视手段，幻觉中的异托邦为实现权力压迫提供了空间基础，“这个社会监狱的手段，就是建造密闭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监视，让这个空间展现自身的规训权力，这个空间自身埋伏着自动而匿名的权力，权力在这个空间内流动、通过这个空间达到改造和生产个体的效应。”[8]而美杜莎，在异托邦空间中摇身一变为“皮肤黢黑”的邪恶下流形象，她不断对伊丽莎白进行肉体上的攻击，利用性来对伊丽莎白进行压制，并以此来诋毁伊丽莎白不是女人。美杜莎对伊丽莎白的性侮辱是一种低级的攻击手段，她利用伊丽莎白身为女性的弱点对她进行攻击，并成功使她陷入对自己性别身份产生怀疑的崩溃之中。棕袍色乐与耽则对伊丽莎白采取了精神攻击，他们不断在伊丽莎白脑海中播放着一成不变的录音：“丑女人，污秽的东西，非洲人会吃掉你。”[2]这种攻击与美杜莎的肉体攻击和性侮辱两种手段不同，它更为严厉、直击灵魂。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9]它不断强迫伊丽莎白回想起自己在种族空间中因“污秽的”有色人种身份而遭受的迫害，从而使她彻底陷入精神癫狂状态。这也表明，虚幻空间中的美杜莎、棕袍色乐与耽，他们进行权力运作并试图压迫个人的目的是为了排斥与驱逐作为“有色人种”的伊丽莎白，这正是社会拒绝认同伊丽莎白“有色人种”身份的集中体现。

异托邦具有两极性，它是虚幻的，但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也揭示了最真实的空间。贝西·黑德将非洲大陆的黑暗现实浓缩于伊丽莎白幻觉与梦魇中的异托邦空间里，这也使得虚幻的异托邦更趋向于所谓的恶托邦。莱曼（Layman Tower Sargent）在《重审乌托邦主义的三面性》一文中将“恶托邦”定义为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通过相当丰富的细节展现了一定的时空定位，这个世界比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更糟糕。[10]在这一黑暗的、充满权力压迫的异托邦空间中，迫使伊丽莎白对自我认识与社会身份建构处在撕裂状态之中，在她的自我身份认同逐渐走向明晰的过程中，异托邦所象征的社会权力对“有色人种”进行身份压迫，导使自我身份定位与归属的失败，最终伊丽莎白走向精神癫狂，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走向危机的边缘。

三、乌托邦现实空间：精神和解与身份认同

如果说异托邦式的虚幻空间将伊丽莎白推向了身份危机的边缘，那么乌托邦式的现实空间——莫塔本村庄则又将伊丽莎白拉回了自我身份认同的理想境遇。莫塔本的本意是“沙之地”，它是内陆国博茨瓦纳的一个偏僻小村庄，坐落在沙漠边上。它有着荒芜的轮廓、黑魆魆的树木，人们定居在这儿的唯一理由似乎只是因为这里有着丰富的地下水源。但初来莫塔本村，伊丽莎白就认识到这里是一个美好的社群，“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如同生性安静的牛儿那包容而空灵的眼睛转向新的一天”。[2]在这里，她接触到了真正的非洲人民，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活，互帮互助，为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从而使伊丽莎白认识到人性的本质善良和救赎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莫塔本村这块土地上，人们忘却了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里，南非人、丹麦人、美国人以及博茨瓦纳人民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没有排斥与伤害，取而代之的是爱与平等。莫塔本村作为一个独特的现实空间，它超越了非洲大陆的黑暗现实，打破了种族主义的歧视，用充满爱意的包容胸怀接纳着每一个人，这也使得它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卡尔·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是一种既超越现实又打破现行秩序束缚的取向。[11]通过对这样一个充满美好乌托邦色彩的村庄的建构，贝西·黑德为伊丽莎白的解救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在一个由种族隔离政策定义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只有上帝才能阻止暴力循环，而只有在乌托邦，一个黑人才能找到和平之路。”[12]伊丽莎白生活在安全、和谐与自由的莫塔本村，逐渐忘却异托邦空间中幻觉人物对她的压迫。同时，在莫塔本村，人们并不因白人身份或是黑人身份而区别对待，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他们欣然接纳了伊丽莎白的“有色人种”身份。伊丽莎白在与尤金、凯诺西、汤姆等村民的交往中，逐渐忘却了自己经历的苦难，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所以，在自我意识上，伊丽莎白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逐渐从疯癫、焦虑、被迫害症幻想之中解脱出来，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伊丽莎白此刻显露出安定、平和与宁静的心境，恢复了精神的健康，从此摆脱了流亡的恐慌，就像她在莫塔本村种植的灯笼果一样：“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像灯笼果，在莫塔本村扎根，并成为莫塔本村生活的一部分。”[2]

因而，伊丽莎白最终获得的身份认同既是对个人身份的认同，也是对社会身份的认同。个人的认同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结构会分配给每个人一些角色、性格和能力，它们的总和便是“个人的认同”。它涉及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认可和个体对社会的适应能力。[13]在莫塔本村，伊丽莎白加入了尤金创办的菜园，在这里特定的社会结构分配给她农业工作者的角色。而社会身份的认同需要回到集体之中，“集体”或者“我们”的认同指的是一个形象，集体构建了一种自我形象，其成员与这个形象进行身份认同。集体的认同是参与到集体之中的个人来进行身份认同的问题，它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而是取决于特定的个体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13]南非这一种族空间构建的集体形象是受白人统治的国家，因而作为“有色人种”的伊丽莎白自然无法与之产生共鸣。而莫塔本村的集体形象是人人平等的希望家园，于是伊丽莎白能够参与到这个集体之中，并承认自己是参与到这个集体之中的个人，个体价值在集体社会中得以实现，在莫塔本村重新获得了自我身份与社会身份双向认同。正如小说结尾中所描写的那样，伊丽莎白“入睡前，她把一只手温柔地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一种归属姿势。”[2]将土地与归属联系起来，代表着伊丽莎白最终在莫塔本村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这正是一个关于流亡者的最终安置的说明。[14]伊丽莎白幻觉中的异托邦消失了，她重新回到现实的乌托邦空间里，这表明伊丽莎白在追寻身份认同过程中到达了终点。

贝西·黑德选择以村庄作为乌托邦空间的所在地，隐含了她对宏大的国家政治机器的失望。在非洲文学作品中，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蒙戈·贝蒂（Mongo Beti）的《完成使命》（Mission terminée）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对村庄空间的描写，这些作品里的村庄空间成为反殖民主义情绪的有力表达，并发挥着国家的象征作用。但这些围绕着村庄空间展开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这些村庄面临着现代性的危机，并逐渐被城市抛弃。[15]贝西·黑德也试图在《权力问题》中将村庄描绘为国家的象征，但她所建构的村庄则带有背离黑暗现实的乌托邦色彩。在贝西·黑德的文学想象中，村庄隐喻着一个独立国家，它取代了作为宏大政治机器的国家，成为给予伊丽莎白归属感的家园。这种试图在国家与民族之外重新寻找希望家园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贝西·黑德对更为宏大的国家社群的失望。而将莫塔本村建构为充满爱与平等的希望家园，为伊丽莎白提供了一个从黑暗邪恶的异托邦空间中获得解救的途径，这也寄寓了贝西·黑德对化解种族矛盾与冲突的审美理想。

四、结语

在时代环境和个人遭遇的背景之下，贝西·黑德通过对自身经历自传性的真切叙述的方式，以独特的梦魇和现实交织的方式勾勒出种族隔离制度下有色人种的苦难史，在男性主导的非洲文坛上成功发出女性的声音。《权力问题》书写了跨越种族隔离的有色人种伊丽莎白在充满封闭、罪恶与歧视的非洲环境下不断迁徙、寻找认同的过程。作为非洲社会的“有色人种”，她渴望一个能够摆脱种族肤色、确证自我身份的平等环境。三种空间的依次转换，展示了伊丽莎白从精神压抑、疯癫到平和的心路历程，伊丽莎白对身份的认知也经历了混沌—危机—认同的过程，象征着伊丽莎白不再徘徊于身份混沌之中，而是从身份危机中走出，重新获得身份认同。贝西·黑德将其文学的触角深入到非洲大陆之中，伸向遥远的种族压迫历史，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南非大陆的种族主义。贝西·黑德对于“有色人种”这一边缘群体悲惨命运的观照并不局限于对其切肤之痛的真实描写，更在于为这一身份群体寻找解决种族身份问题的有效途径，即通过“爱与平等”交往理念，对“有色人种”身份带来的精神创伤进行疗愈，让这一边缘群体获得新的身份归属与身份认同，也寄寓了贝西·黑德本人对于解决种族冲突的美好设想。纵观非洲文学的发展历史，非洲作家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属于非洲人民自己的生活、文化与斗争，贝西·黑德也是如此。《权力问题》一书为我们认识非洲人民在种族矛盾方面的诉求提供了个体的经验表达，建构了非洲本土文学后殖民书写的独立价值。此外，贝西·黑德小说采用独特的空间叙事、意识流以及对话体等美学形式，以个体精神与生命书写为中心，关注“这种不断处于变化、自我否定、强调差异的文化状态”[16]，为非洲文学“后文明”写作模式提供了新的艺术路径和价值参照。

注释：

①如卢敏的《贝西·黑德的人民文学观》一文从人民文学观对贝西·黑德创作的影响出发，认为贝西·黑德的作品题材与中国文学作品有相似之处，这正是人民文学观对非洲作家产生重要影响的证明之一。《中非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张洁和贝西·黑德为例》《茨瓦纳文化与贝西·黑德的女性观》《非洲女性主义与下层阶级——以贝西·黑德的〈马鲁〉为中心》《贝西·黑德的女性生命书写：〈权力之问〉》等文章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出发，或是对比研究中非文学，或是从女性意识角度出发研究文学作品。此外，还有卢敏的《贝西·黑德的黑色美杜莎》一文对《权力问题》中的黑色美杜莎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解读。

②如Cappelli Mary Louisa 在Decolonizing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Bessie Head’s A Question of Power 中将伊丽莎白的精神崩溃和康复描述为南非非殖民化进程的投影并探讨了女性意识在男性权力和自我的斗争中觉醒的过程。Elizabeth N．Evasdaughter在Bessie Head’s A Question of Power Read as a Mariner’s Guide to Paranoia 中从精神分析批评出发，分析了主人公的疯狂行为并作出这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典型表现的诊断。Clare Counihan 在The Hell of Desire: Narratisve,Identity and Utopia in A Question of Power 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权力问题》中的后殖民叙事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