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桃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白鹿原》的出现是当代文坛在思想解放和历史转折下的一个文学事件,也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民族命运与民族文化面对转型、如何应对的一种警觉信号。由于市场机制的运作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五四”以来的“西学东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依然流行,而面对中外文明碰撞、交汇与融合的持续深化,该以何种姿态与立场来主导民族命运的未来、民族文脉的延续显得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家族秘史来隐喻民族历史暗示着《白鹿原》用文学来寻根的指归。变革时代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反复咀嚼是《白鹿原》宣示宗法社会的历史意义与式微的依凭。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由现实观照历史,从历史审视现实,最终服务于现实的理念则显现出《白鹿原》宽广宏达的历史观、高瞻远瞩的预示性与崇高的文学理想。

一、多元时代与文学寻根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将目光投向1949 年以前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化”叙事成果。这既是作家探求创作路径、拓宽创作空间的现实需要,亦契合其力图重建历史来寻找与表达民族与自我的理想路径。文学寻根的本质是文化寻根。事实上,陈忠实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既是开辟创作“新天地”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来观照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艺创作的思想土壤已然由“解冻”变得“肥沃”。最明显的标志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数量之巨与文艺理论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此时的陈忠实凭借在文坛的多年耕耘,实绩不小,颇有名气,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缺少一部能够进入图书馆之作,还没有成形一本“垫棺作枕”之书。彼时的陈忠实面临着文学思潮变动不居的外部挤压,也承受着年岁益老（此时年近50 岁）和经济困顿所造成的种种现实残酷与精神折耗。《白鹿原》是陈忠实在创作《蓝袍先生》时旁逸出的一个奇想,并由此获得了“民族的秘史”的巨大收获。然而,《白鹿原》的问世看似偶得,实则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必然。首先是“关学”的深厚。《白鹿原》的构想源于陈忠实写作《蓝袍先生》中的乡村塾师家庭背景的启发,自此,将创作目光投向1949 年以前的中国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路径瞬时为其敞开了一座十分熟稔却又从未开掘过的素材天地与思想宝库。这些是自幼生长在关中地区的陈忠实之前所习不察嫣的。宗法伦理在这里的保留可谓“正统”,这使得陈忠实有了充足的底气来抵御文学思潮的变化和文学事件的发生,也使得其在当时“无名”的创作环境中有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当然,厚重的“关学”积淀不能与封闭、排外划等号,也就是说“关中”与“关学”这对天然地域界限和本土思想资源没有成为陈忠实抗拒新兴文学思潮、外国文艺理论的“封建堡垒”,反而使得其能立于关中大地之上,对外界保持着高度的机敏与关注,吸食大量关于文学创作的有效营养。

其次是“拉美”影响。陈忠实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诸如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作家、作品对其创作《白鹿原》的影响与震撼。“《白鹿原》第一句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里的关键词既不是‘七房女人’也不是‘豪壮’,而是‘后来’。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年以后……’的写法”。［1］此外,陈忠实在拉美作家的创作影响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比如“白鹿”形象的塑造,便是在拉美作家“魔幻”的启示下进行的本土“空灵”或者“怪异”创作手法实践而非“魔幻”的直接移用。较多论家认为“白鹿”的叙事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质,但陈忠实却对此作了否定的回应。“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我所感知到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人变甲虫的传闻却盛传鬼神。”［2］这一时期陈忠实对拉美民族文学世界绽放的秒悟更是坚定了其回溯与反思脚下这片土地的必要与信心。某种程度上,陈忠实将目光投向华夏民族广阔的的历史文化生活是对拉美作家坚持从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找文学创作路径的一种积极回应,这种创作路径上的合流,共同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并入世界文学之洋。

再次是创作理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市场机制的效用,部分作家为了迎合读者、抢占市场“蛋糕”的占比而走向粗制滥造,没有底线的深渊,进而激起文人被轻,文学蒙尘的怪圈。虽说文艺界“顺势而为”、推波助澜的作家大有人在,但陈忠实却没有向市场缴械投诚,而是秉持“文学依然神圣”的态度虔诚地匍匐在创作之路不断求索,并且以心灵观照的创作重心与娱乐至死的创作野心形成对峙之势,用兼具“史志意蕴”与“诗史风格”的不朽成就捍卫了文学神圣的尊严和标榜了作家本该为民创作、为民立言的“存在方式”。此外,陈忠实的创作坚持“未有体验不谋篇”的审慎态度。“体验是价值的叩问。体验具有超越性。它给文学带来的是情感的诗意化、意义的深刻化和感受的个性化。”［3］如此,品味《白鹿原》的读者仿佛进入逼真的历史现场,惊叹着书中人物塑造堪称独步,体悟着文本中思维的穿透力与文学的感染力。陈忠实不属于高产的作家,他心中的创作理念与文人责任也决定其必然走向经典文学的创作境界。可谓《白鹿原》只此一部,不但抵过同期无数,并且不同地域与不同时代的欣赏者皆能常读常新。这容易让我们想到初、盛唐之交的诗人张若虚因宫体巨澜《春江花月夜》而在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成为了一个独特景象。王闿运褒评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空里也适用于陈忠实的《白鹿原》,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部分追求创作速成、利益至上的作品在《白鹿原》面前溃不成军。鉴于如此种种缘由,《白鹿原》被推上当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洵非虚誉。一众网友甚至把《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活着》《废都》揄扬为当代“四大名著”。

二、民间理想与悲剧“史诗”

《白鹿原》的宗法社会是一种民间理想范式的表达,也是历史机缘下的一曲悲歌。在现当代多数文学作品中,宗法社会往往被视为一个泥古不化的封建樊篱而极力想要实现一种“冲破”。巴金《家》中觉慧对“家”的反抗与从“家”的出走；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被吃者”与“吃人者”形象皆是力证。然而在《白鹿原》的叙事中,既举反封建礼教的大旗,宗法社会的情义也同时在场。宗法社会的“有意维护”和“非主流”的创作方式,使得《白鹿原》洋溢着理性的审判与反思,这样的方式拓宽了读者认知宗法社会的视域,同时也成为了读者认可《白鹿原》中独特的传统文化叙事的原因之一。

白鹿原上的宗法社会表现出自洽的治理体系与整饬的社会秩序是处在变革时代与传统民间文化形态双重影响下的结果,也是白鹿原的民间理想伦理社会的重建与回望。《白鹿原》的民间理想是通过有意地弱化“政权”的效力并试图摆脱“政权”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较为自然和本真地扩大“族权”的范围空间而得以实现。作为族权的代理人白嘉轩,他是《白鹿原》中的“理想人格”。他刚毅有为,宽厚无私。这表现在他对外可以向执政者提出撤兵的要求；在面对县府征收赋税时,他“传帖”“起事”以及用族长的身份替农协闹事头目下跪求情,进而与“政权”形成一种周旋甚至对抗之势,维护着传统宗法伦理的在白鹿原这个场域的功效。对内则可以设立乡约和运用礼教来实现乡治理想,即使是被白嘉轩视为最佳族长继承人的爱子白孝文,违反族规后,依然遭受严厉酷刑。这一套“内外”齐下的治族理念,为白鹿原的乡民建构起一套伦理秩序与行事准则。

由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其中藏污纳垢的空间作家无法廓清也不可能避而不谈。故此,《白鹿原》在进行宗法社会理想正面肯定的同时,也没有忘却封建礼教的“吃人”表现。换言之,“天理”与“人欲”这组自古以来的对立依然在白鹿原这座较场上演绎着博弈的戏码。最为典型的便是田小娥离奇又合理的命运安排。田小娥的短暂一生,“父权”难违,“夫权”难逃,“族权”难抗,多重“大山”犹如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她的命运由不得她。田小娥一心只想过普通日子,做一个“正常人”,此外别无他求。但事实上,在田小娥与黑娃“偷情”之后,礼教就已经宣判她注定终生“恶人”。田小娥入不得祠堂,回不得家门（娘家）,她生活在喧闹世界,但她却被世人所弃,即使死后依旧被镇砖塔,永世不得翻身。如此,把她从深渊救出的黑娃,也成了把她推进地狱的“帮凶”。田小娥自然要反抗,她以身体作阵地,把“性”当武器,向“礼教”公然宣战。

作为封建伦理的牺牲品和政治权利的博弈工具,田小娥是悲剧的。再看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兆鹏媳妇等等,哪一个不又不是悲剧呢？甚至在那个时代,兆鹏媳妇的死,我们似乎连凶手也无法指认。我们也可以说《白鹿原》就是一部悲剧诗史。白嘉轩七娶六丧,继而又承受破家之苦,爱子忤逆与失女之痛。白嘉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悲剧的,而这悲剧命运的成因,既是文化客体的无形制约,也是作为主体的白嘉轩的主动选择。相比田小娥、兆鹏媳妇等一众人的悲剧,白嘉轩的悲剧性更具有深刻的历史认知意义。那就是白嘉轩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主导者,他可以发挥宗法伦理的效用,带给世人一个“仁义白鹿村”,但同时,传统礼教的锋刃也反过来威胁和伤害他与族人的性命。这种悲剧性是《白鹿原》之所以震撼人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人性”在作品中的真情流露,也是《白鹿原》带给我们的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此外,为了进一步烘托宗法社会这一民间理想,《白鹿原》中的阶级形态也表现得较为模糊。如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其与白嘉轩之间非但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反而白嘉轩为其娶妻,认作白灵的“干大”,视其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鹿兆海加入国民党,而鹿兆鹏加入共产党,这种一家之中同时出现“国共”两种党派,以及鹿兆鹏同时兼具“国共”两党的身份,既是特定时期的艺术真实,也是白鹿村“仁义”理念的理想表达和儒家文化思想的渗透结果。《白鹿原》并非极力制造矛盾冲突去渲染“存天理灭人欲”,而是把“仁义道德”当做“缓冲带”,使宗法社会显得可恨可憎的同时,又有情有义。《白鹿原》里宗法社会的有情有义使得人物命运的轨迹不循常规,表现出捉摸不透的虚幻特质。这样的特质归功于陈忠实努力深掘民族文化心理的功劳,他的功劳带给读者别开生面的审美体验,也使得《白鹿原》在同类主题的作品中更具有辨识度。

在白鹿原上,虽说人心的裂痕可以修复,毁坏的祠堂可以再建,但接连不断的革命风暴以及深不见底的欲望贪念不断地动摇着宗法社会的信仰和侵蚀着伦理秩序的根基,即使手握强大权柄的白嘉轩也表现出妥协,具有先验神力的朱先生亦心生彷徨。《白鹿原》中有关白灵的“出走”与“革命”,田小娥的“堕落”与“报复”便有意地提示了新生的主义、改革对旧有的文化、制度的解体与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建构,也宣告了乡贤、乡约与乡治的民间社会理想的式微。在主导的文化与崛起的文化叙事张力中,《白鹿原》展示了民间理想的幻灭与由此而带来的民族精神迷失的困厄。

三、历史理性与现实对话

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唱帝王的赞歌,状宫廷之奢靡的历史题材作品不同,读罢《白鹿原》,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为宗法社会的肯定还是批判。《白鹿原》一面大量着墨宗法社会的正面历史意义,一面又极力树立种种残酷现实来瓦解宗法理想,因此而形成种种叙述悖论。“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4］但是《白鹿原》作为一部重建历史的文学作品,它如何与现实对话,如何重建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如白嘉轩,这位几乎聚集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于一身的族长,他有着正义仁善的文化光环,但在文学史的长河中,这类型的人物众多。如果仅是表现白嘉轩的仁善性格与道德价值,必然使《白鹿原》走向同质化的创作范畴,那么《白鹿原》何以深刻,何以动人,何以成为经典就是一个问号了。所以,《白鹿原》又极力揭示白嘉轩的“凶恶”,表现他笃信着“传统”而把“人性”踩在脚下的守旧与残忍,让他扮演着“礼教吃人”的角色。如若我们把视域扩大至整个白鹿原,把白嘉轩、鹿子霖、白兴儿、田小娥一类的众多族人进行整体观照,《白鹿原》更多的则是表现民众苦苦的挣扎与反抗。如此看来,《白鹿原》在复杂的政治语境、家族对抗、人性博弈中,对宗法社会的理性批判还是占据着上峰。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了理性的批判,而不是一昧的赞赏才能表现出作家对生活有十足的解构能力,才有了与现实对话的基础与空间,才能避免流于平庸而带给读者撼人心魂之体验。毫无疑问,《白鹿原》的理性批判是极具历史意义的,正因为这理性的历史批判才能具体描绘变革时代守旧与求新的张力,才有机会充分展示中华民族挺进现代化的苦痛征程,从而更好地生成以史为鉴和建构出一股构成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激励人们保持对现实生活提问的勇气与信心。同时,《白鹿原》也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做着平衡。也就是说《白鹿原》不是只揭示宗法社会的桎枯,解剖封建残余的苦难来博取眼球和换取可读性,而是处处渗透着人文关怀的“光束”。因为不管是塑造朱先生的才智机敏、鹿子霖的狡猾奸诈还是黑娃的变化无常,《白鹿原》终究是一部力图重新发现和再次解放“人性”的作品。就如宗法“理想人格”白嘉轩一般,他的悲剧一生令人心生同情与叹惋,但是历史的发展再也容不得他的封建思想和“非人”行为,也容不下鹿三的逆来顺受与冷先生的固守礼教。

此外,“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最终是要与现实对话。”［5］也就是用现在解释过去不管是历史家还是历史文学家,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是作为建构当下历史的主体,我们如何用过去观照现实,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白鹿原》面世几近三十年,这部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间节点反思二十世纪百年民族命运发展和民族文脉走向的扛鼎之作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三十年的悠长时光,隆崇了《白鹿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让更广大的读者在《白鹿原》里找寻到了文学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养料和民族传统文化该有的正确估价。同时,在白嘉轩的妥协与朱先生的彷徨和宗法信仰坍塌与封建秩序破坏的叙事中,《白鹿原》表现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割裂的阵痛与迷失,让读者从中体悟到社会的变革往往意味着与传统文化的剥离,也常常伴随着精神迷茫的困境。这是《白鹿原》的又一深刻之处。

把目光聚焦到我们民族本身,在当今崇尚经济发展至上,人们在竞相追求“流量”以博取利益和面对外国文化持续渗透的时空里,民族精神文明的再建遭受轻视,民族文学的“经典”与民族文化的“信仰”自然就不断地遭受颠覆与消解。这些现象导致民族传统文化谱系所遭受的冲击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提升的考验进一步加大。当今的文艺作品如何辩证呈现历史、文化观,当代历史主体如何承扬、建构民族文脉,海外中国文化如何有效传播是亟待正视和反思的。这是《白鹿原》给我们的启示。

《白鹿原》这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得来的“句子”,详实周密地挖掘了民族的根系所在,深切悲痛地揭示了华夏民族的改革、阵痛与迷茫。亦正是如此,《白鹿原》这部“民族悲剧诗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提供了反思资源。想必《白鹿原》之所以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不朽的意义不仅是对民族历史的怀旧那么简单,用历史与现实对话也是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