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燕

（太原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2）

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世界影响力与话语权扩大的必然结果。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1］一方面,对中华文化内部而言,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绝佳的梳理文化脉络、厘清历史沉淀的机会,是中华民族建立文化自信、传承文化精神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从对外的角度,讲好中国故事能够使中国文化以更立体生动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更好地以第一视角阐释及回应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好奇乃至误解。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扩大,必然需要文化软实力齐头并进,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软实力,也必然会促进综合国力更上一层楼。［2］但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讲好中国故事也存在一定的挑战。本文尝试从语篇认知建构机制的角度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痛点、难点及要点,力争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交叉综合学科维度的启发思路。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及着力点分析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

中国故事,即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从广义上讲其内涵上囊括与中国有关的所有故事,是民族特性、命运与希望的生动展示。一方面,在静态的角度,从物理空间上进行地域划分,以中国国境为边界的空间范围内的相关故事均属于中国故事的范畴。同时,从动态的角度以民族文化为划分界限,与中国人、中华民族有关的故事,无论发生在古今中外,均可视为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对中国故事内涵的把握必须要回归“故事”本身,即需要包含故事的相应元素。中国故事的内涵较为丰富灵活,没有地点、时间等方面的绝对切分,只要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情节性内容,均在广义上属于中国故事的范畴。［3］

在厘清中国故事内涵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是促使其发挥最大价值的更高要求。所谓“讲好”,浅层的表面要求是表述上的清晰流畅,故事要点与情节的完整。其次,中国故事的时间跨度囊括古今,且在对外表述时存在一定的理解差异,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本质旨在弥补经验背景上的差异,使中国故事更具象化与形象化,便于以更生动立体的形式促成不同背景听众的高效理解。此外,中国故事作为民族文化与历史的载体,是中华形象的象征与代表,高层次的讲好中国故事还应以达成文化的沟通与传承为目的,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4］

（二）讲好中国故事的着力点分析

首先,是由谁讲好中国故事的迷思。讲好中国故事的作用既然举足轻重,势必需要有力的组织以及杰出的个人担此重任。讲好中国故事,则需要中华群众本身能够深刻体会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并且能够切身践行中国故事所蕴含的精神。

其次,在明确了讲好中国故事是需要全民参与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了必然需要面对的下一个问题。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以语言通达为前提和基础,而英语作为国际上通用程度较高的语言,常常在此之中承担了语言工具的角色。即讲好中国故事,常常用英语翻译来加以翻译和表述。但在翻译或转述过程中,死板的直译容易让中华文化中蕴含的精髓流失,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要跨越语言的鸿沟,还需要把握隐喻、象征等修辞内容,从而实现英汉转换之间的信、达、雅。

最后,语言的差异尚可借助翻译等手段与工具弥补,集体文化与个性的差异是讲好中国故事中面临的更大鸿沟。［5］处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与以英语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民族之间,在集体的民族人格乃至个体个性表达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华文化更强调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在语言表达上也更为含蓄隐晦,而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西方文化则更追求自由奔放的个人主义,在语言表达上也更直接。由此,讲好中国故事更深层的难点还在于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上的桎梏。

二、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英汉语篇认知差异分析

（一）形式的聚与散

聚与散强调的是英汉语篇的认知形式。一方面,英语语言文化在语篇认知中呈现较为典型的聚合形式。所谓“聚”即聚合、聚焦与聚集,呈现较为明显的线索性与规律性。首先,英语语篇以主谓结构为逻辑支撑。［6］具体表现在,每句符合语言习惯、表达完整、没有语病的句子里,均必然包含主语和谓语,主语常为名词性短语,而谓语则常为动词性短语,两者提纲挈领,构成了英语语篇的骨血。无论句子长短与修饰繁简,抽丝剥茧后每个独立的句子必然包含主谓结构。其次,英语语篇以线型结构展开铺陈。即英语语篇认知结构下,聚合表现为相对单维的顺序性的线性,最为典型的是,在总领句的框架下不断深入延伸,对细节不断作出补充完善,直至相关内容的结束,再由明显的信号展开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相较而言,汉语语言文化中对语篇的认知则更为松散,建构规则也更为灵活。首先,汉语语篇中并未严格限定主谓结构,对承担主谓功能的结构也未有具体的制约,无论词汇、短语等均可能承担主谓功能,甚至主语也不是构成句式的必要组成成分。［7］这一松散的汉语语篇认知特点,使得以汉语为母语讲述中国故事时灵活度更高,有更大的发挥与演绎空间。但在英汉语言转换下,松散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则不利于骨架的搭建,英语语篇认知中需要从新适应与搭建线索框架。其次,相较于英语语篇认知的线性铺陈,汉语语篇呈现更明显的散射性,即以更分散的形式展开语篇构建,由此,在汉语语篇以及故事架构中,常出现多线索并进、倒叙、循环往复等结构。这使得汉语语篇的故事性更强,在理解其语篇认知逻辑的基础上,内容情节能展现更高的吸引力。

（二）篇幅的长与短

长与短侧重从篇幅布局的角度探讨英汉语篇认知差异。所谓“长”,不仅仅局限于篇幅的长短,而是句子的长度。英语语篇中常见长难句,这是基于英语聚合性语篇,在同一主谓框架下不断扩充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乃至从句所形成的。对主谓完整性的追求使得英语表达通过单句不断丰满或不断重复的形式构建语篇,由此相同含义的内容,英语语篇篇幅占据较长。同时,与长句相对应的,则是英语语篇在认知理解上的“难”。理解英语语篇,需要梳理修饰性的成分,从而筛选出支撑性的主谓结构,而英语语篇中很多修饰性的所谓“短语”,其“短”只是在结构成分上的单一,并不在长度上,甚至不少短语由多个形容词并列组成,且每个单词构词复杂。［8］

另一方面,汉语语篇认知与其形式的松散相对应,呈现出更明显的简短明了的特点。汉语语篇认知的“短”最为直观的体现在于单个汉字无论繁简,占据篇幅的大小是一致的,这为语篇的整体认知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使读者不会为非支撑性的重点部分浪费过多的心理空间。比如,习近平在2016 年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发言时如是说道: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对应的译文为: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Mencius said, "Ensuring the right conduct and uphold justice should be the way to follow across the land." 再如,“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可以翻译为: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neighbors wish each other well, just as loved ones do to each other. 由此不难看出,中英语篇认知中的篇幅长短差异。

（三）逻辑的分与合

分与合则更强调从逻辑的角度探寻英汉语篇认知中主客体的一致性。一方面,英语语篇认知中,更强调从形而上的角度对主客体进行逻辑区分,即在英语语篇认知中,强调逻辑在形式上的绝对严谨,这和英语语篇认知中对主谓严格区分、对修饰的完善准确追求也是一致的。最为典型的体现在于,在英语语篇认知中,对语态有严格的要求,如没有生命的事物在作为主语时需遵循严格的被动语态。［9］

另一方面,汉语语篇认知中对主客体的形式区分则相较于英语语篇认知而言不会追求绝对的严密,甚至在汉语语篇中主客体展现出一定的融合度。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先贤哲学思想中追求中庸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心怀仁德的哲学思想体系蕴含着平等和谐以及集体主义的精神,这使得汉语语篇在形式表述上不过分强调“我”,而是擅于采用模糊化、融合化的方式削弱施与受、主动与被动的关系,从而弱化主客体关系实现更为圆融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更是需要汉语语篇认知中这一融合化的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现,而这也需要进一步搭建英汉语篇认知之间的桥梁,完成思想文化上的贯通。

三、基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

（一）求同存异,完善语用预设

求同存异是我国外交一直遵循的宗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与保障。究其原因,讲好中国故事旨在通过大方包容得体的展示,将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其中蕴含的魅力与世界共享,是以互动性、交流性为主的过程,而非强调单向的输出,其根本目标也是为了促成国际不同文化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为后续的合作共赢作出铺垫与准备。英汉语篇认知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仍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在英汉语篇表达中,均存在一定的以文化为基础的预设,基于相应的文化特质,英汉语篇在追求表达的效率与效果上自然会默认某些约定俗成的内容,并按照习惯进行表达。［10］

由此,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中,通过完善语用预设衔接认知差异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语用预设是自然语言状态下语篇认知中独有的推理形式,也是预判假设的特殊形式。语用预设和语境、发话者等因素有关。实际上,语篇传递的信息除了言语中的字面含义外,还包含缺省信息,而缺省信息的补充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用预设中对相关背景的判断。基于语用预设的理解解释了以讲好中国故事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以故事性的角度阐述文化,比机械的以学术理论性为导向的文字注解更具有柔性与温度。但需要把握语用预设的差异,充分理解基于英汉语篇认知差异所存在的缺省信息预设偏差,可从补充背景知识、丰富故事阐述视角、解释文化差异等方式探索完善语用预设的认知建构机制。［11］同时,从逻辑顺序的维度,完善语用预设属于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中的准备程序与基础步骤,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较大的预留,可通过日常的文化元素感知、视听渗透等形式潜移默化地展开,不追求即时性与速成度,能够最大程度减轻认知建构的心理负担。

（二）互通有无,拓宽事件域认知

互通有无也是基于文化差异与友好互惠的中英交流的有效策略。在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中,互通有无同样适用。首先,互通有无指认知心态建设上重视不同的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认识和学习不同文化之中的闪光点,拓宽认知视野。如对于汉语中独有的句式与主客体融合等表达习惯,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英语语篇中可通过注解或中英对照等形式互补。

其次,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中的互通有无可通过开拓事件域来实现。事件域是指在语篇认知上,信息是以知识块为单位存在的。知识块下囊括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认知元素,具有较高的整合性与理解概括性,这也是提升语篇认知效率的关键点之一。同时,不同的知识块之间是以塔式层级递进的,一个上级知识块可能对应多个下级认知模块,由不同层级组成事件域。因此,对语篇认知的完整性与效率性与事件域的深度以及广度有关。中英文化差异以及语言表达差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事件域的匹配与衔接,互通有无拓宽事件域有助于弥补这一空白。

最后,互通有无,拓宽事件域认知还包括对未尽内容的补充。事件域认知不完善有可能是缺乏高层级知识块所导致的,而相关信息在语篇表达中往往被缩减甚至省略,这也体现在英汉语篇认知的长短、聚散差异中。据此,拓宽事件域需要对具有前提性、概括性的相关信息进行补充,不可以自身的语言习惯轻视基础内容。

（三）合作共赢,丰富表达方式

合作共赢是国际交往的落脚点,也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最终归宿。首先,讲好中国故事,可通过形式的丰富,弥补语篇认知的差异。一方面,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就决定了其不应仅仅局限于口语交际表达或文字叙述,通过践行的方式诠释大国风范,更能够让中国故事更加立体生动。同理,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也可辅助形象表达进行,如通过象形字、拟声词等形式丰富表达。另一方面,形式丰富还包括讲述中国故事时图像、视频等动静态结合的多维形式,如对于背景知识的补充与事件域的拓宽,可通过插图等形式辅助立体认知框架的建构。

其次,合作共赢在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中还可从内容的融通方面进行探索与尝试。一方面,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融入英语直接音译的词汇与句式,体现中国故事在英语文化传播中入乡随俗不拘一格的包容度。如草莓根据英语音译的直述为“士多俾梨”等。另一方面,随着英语语篇认知建构机制的不断发展与融合,英汉表达的界限趋于柔化,表达更加灵活。区别于沉迷卖弄的中英夹杂,丰富表达方式所融合的中英语篇更立足于篇章性与整体性的建构思路,自然流露出中国故事的内容,同时也考虑了英语语篇细致、严谨等表达风格与特点。同时,根据实用主义的语用思路,开发一些共同体现英汉语篇特色的新词汇、新表达、新文体,也不失为可行思路。此外,还可以打造具有标识性的对外话语体系,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更多的可能。比如中国在外交及对外文化交流中,就尝试运用文化自信（eulural condidence）、中国智慧（Chinese wisdom）、中国梦（Chinese Drean）、合作共赢（win - win coopenation）、两个一百年目标（Two Centenary Goals）等中国话语,将之植入英语文化语境中,有助于树立大国形象,为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奠定基础。

最后,丰富表达方式还可借助技术载体。得益于当下的信息科技发展,已有部分机器或软件能够实现基本的翻译转换,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故事的普及化带来了利好。但机械的翻译转述与真正“讲好”中国故事间仍有尚待填补的空间。据此,讲好中国故事需进一步打磨语用理论,突破英汉语篇认知之间的藩篱,可尝试运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搜集更大范围的英汉语篇认知表达库,完善人机对话功能,整理开发具有更高智能度的技术,从而完善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使其脱离直译,理解反语、隐喻、话外音等内容。

结 语

综上所述,讲好中国故事是沉淀我国文化历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多得的途径,更是彰显我国综合国力与文化底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不二法门。在以英语为工具媒介讲好中国故事的构想下,基于英汉语篇认知差异,讲好中国故事面临一定的挑战。具体表现在,英汉语篇认知在形式的聚与散、篇幅的长与短、逻辑的分与合等维度均存在一定的出入。正确认识英语语篇认知中的差异,通过完善语用预设、拓宽事件域认知、丰富表达方式等渠道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合作共赢,或是完善英汉语篇认知建构机制、讲好中国故事的可尝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