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婷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的创作背景及故事内容截然不同，但精神胜利法的运用却为两部作品的艺术创作增添了丰富的艺术元素。中西方精神胜利法的应用受人物特点、社会环境及故事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针对阿Q 与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进行对比，需要充分结合各类艺术元素及外部因素，做好更为深入的探究。

一、《阿 Q 正传》与《堂吉诃德》的创作背景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创作年代相差甚远，但都具有揭露社会现实的意义，都用荒诞幽默的手法塑造出了文学画廊中不朽的人物形象。从故事结构及背景来看，《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大部分是将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作为创作参考的依据。《阿Q正传》运用较为荒诞、幽默的写作手法，但所传递的中心思想，却极大地契合当时社会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诉求。因此，应该说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阿Q 正传》中所写的内容，更贴近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阿Q 正传》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一方面，是强大的文学艺术感染力，唤起读者对文中主人公的共鸣，该部作品的精神内涵对于读者产生直观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历史史料来看，《阿Q 正传》中的主人公似乎是以一种时代标志物的形式，屹立于读者心中。因此，正是在时代符号的影响之下，《阿Q 正传》得以被公众及精英学者所广泛关注。《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同样处于巨大社会变革下创作这一优秀的文学作品。16 世纪中叶的西班牙，正处于对外扩张及殖民的高峰期，帝国的荣耀成为人民追捧的耀眼星光，骑士传承了帝国的意志。这一时期，西班牙社会形态及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政权交替，杀戮与征伐替代一切，成为这一阶段西班牙社会发展的重要写照。在如此高压的社会环境下，塞万提斯根据个人经历、街头故事及时代环境进行文学创作。《堂吉诃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但与《阿Q 正传》不同的是，《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并非是简单的乐观派。在进入军队之前，堂吉诃德对帝国充满忠诚、对未来充满希望。但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打响，迎接堂吉诃德的并非是帝国的荣耀，而是生活无尽的折磨。在这一环境下，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心理环境发生变化，精神胜利法成为其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从这一点来看，《阿Q 正传》是基于悲惨的人物故事作为铺垫，在主体构架上加入黑色幽默的元素，充分衬托主人公阿Q 对精神胜利法的依赖。《堂吉诃德》则是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等角度的作为切入，将精神胜利法设计为主旨故事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作者创作背景与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促使《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对于精神胜利法的运用产生差异，但其核心本质仍然基于精神胜利法传递了作者所期望表达的中心思想。

二、《阿 Q 正传》与《堂吉诃德》精神经胜利法形成基础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精神经胜利法处于两个不同的极端，《阿Q 正传》的主人公阿Q 对于生活存有期望，每一次精神的打击，便会提高阿Q 对于生活的期望，但其对于生活的期望也仅限于内心的幻想。《堂吉诃德》则是从始至终贯穿了主人公堂吉诃德对于生活与社会的失望，光明与多彩的生活似乎从未在堂吉诃德的眼中驻留。

（一）《阿 Q 正传》

从阿Q 个人内心环境来看，阿Q 对于未来的生活存在期待，即便遭受社会的排挤与不公，仍然能在嘈杂的环境中安稳地睡去，似乎眼前的一切与阿Q 自身并为关系，美好的未来才是阿Q 个人内心的归宿。因此，为更好在险恶社会环境下继续生存，并等待美好生活的到来，阿Q 选择通过寻求心理、思想的安慰，打破环境对个人思想的禁锢，使自身能更好融入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阿Q 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勇敢者，也未能在面向不公的情况下，做出惊天动地的行为，但阿Q 面向挫折却不愿下跪，如此精神与勇者无异。换言之，从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的视角分析，在食不果腹、社会崩塌的时代背景下，阿Q作为极为弱小的个体，几经打击而不妥协，秉承内心的美好，追求人生的理想，其行为虽然愚蠢，但精神与思想却值得学习。此外，《阿Q 正传》中主人公所代表的并非是阿Q 个人，而是在压抑社会环境下，遭受不公的劳苦大众。正因如此，从现代视角来说，读者对于阿Q 的同情与嘲讽，更多是安稳社会环境塑造的思想假象，任何人在阿Q 所处的社会环境下，大概率会将阿Q 的坚韧、无耻、可笑及荒诞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其中，真正与阿Q 产生共鸣的群体，正是在20 世纪初期历经磨难的中国大众。

（二）《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的前半部分，主人公堂吉诃德对于社会及生活虽然偶有埋怨，但仍然保持相对积极与乐观的心态。中间部分及后半部分每一次信仰的崩塌及社会、生活的打击，均对堂吉诃德的意志进行消磨，但堂吉诃德并未因此而显得消沉，而是以一种半开玩笑的心态，继续面对当前及未来的生活。堂吉诃德同样不能算作既定意义上的勇敢者，但堂吉诃德这一角色所展示的精神思想，却将能屈能伸这一词语基于不屈不挠的思想加以书写，其中存在的思想矛盾，将堂吉诃德的人物性格烘托得更为饱满。相比于阿Q 荒诞的艺术表达形式，堂吉诃德是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逐步的为人物塑造增加颜色，使精神胜利法在《堂吉诃德》中以较为矛盾的形式存在。简单来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基于顺势而为的视角，对个人故事进行阐述，描绘堂吉诃德倒霉的一生。《阿Q 正传》则是从逆势而上的角度进行角色的塑造，使阿Q 的精神与思想的传递对读者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堂吉诃德》中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并不基于个人单一的故事碎片，而是伴随故事节奏逐级递进。

三、《阿 Q 正传》与《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的不同之处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的区别，可以从文化及切入点的不同进行分析。《阿Q 正传》精神胜利法的基本构成，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主要代表，虽然两者均运用悲剧式结尾为精神胜利法的运用画上句号，但核心思想与精神理念却大不相同。

（一）文化的差异

东方文化追求和谐与圆满，在《阿Q 正传》中和谐与圆满虽然少有描述，但命运不公的审判，却通过精神胜利法给予阿Q 一定的依靠。阿Q 最终的结局，似乎将和谐与圆满带入另一个空间，一个阿Q追求已久却求之不得的新世界。反观堂吉诃德的一生虽然也充满的挫败与不甘，但精神胜利法却总能给予其心理与思想上更多的安慰。自由的选择在《阿Q 正传》中显得尤为稀缺，阿Q 始终被社会发展夹杂着向前滚动。阿Q 曾多次希望挣脱社会的枷锁，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却屡屡碰壁，使其无尽地幻想成为唯一的精神依托。《堂吉诃德》则是将自由与裹挟同时融入主要故事线索。堂吉诃德看似有着比阿Q 更多的选择，甚至可以摆脱命运的枷锁，但在失望及打击的进一步影响下，堂吉诃德最终选择了退缩，任由命运的践踏无数次打击破碎的心灵。生活环境的压缩、社会环境的打击，逼迫阿Q 与堂吉诃德不得不将精神胜利法作为唯一的救命稻草。阿Q 毫无胆量，堂吉诃德却极具胆识，但命运的交织摧毁了两者对于生命的信仰，只有精神胜利法为两者注入生命的力量。阿Q 是以一种更为生活化或更为理想化的形式，进行文化与思想的渗透，使阿Q 对于精神胜利法的依赖显得较为贪婪。堂吉诃德则是利用更为边缘化的方式，逐渐将精神胜利法融入主人公的生活，使精神胜利法更像是堂吉诃德命运的救赎者。

（二）切入的迥异

《阿Q 正传》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切入点，是基于对故事主旨的延续。阿Q 的自以为是不仅来源于内心对理想的渴望，同时，也将无耻与胆怯表现得尤为直观。但《堂吉诃德》对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塑造，更多是追求循序渐进的基本理念。所以，两者精神胜利法的应用切入点完全不同，这一点也充分契合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20 世纪初期阶段，生活在东方社会的阿Q 并未将消沉与堕落作为主要性格，而是将不屈的精神与自以为是的思想作为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体现。这正是20 世纪初期东方社会底层大众所欠缺的。《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更多侧重于揭露16 世纪中叶西班牙民众所难以感知的社会问题，将难以被关注的群体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曝光，充分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同情，但这一群体的后续遭遇却未曾改变。难于预见的阴暗面及欠缺的精神，共同构筑起两条迥然不同的故事线索。其中，两者均基于对精神胜利法的应用，成功地在命运的岔路口交汇，使“倒霉蛋”与“讨厌鬼”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精神胜利法的影响下得以完美呈现。

四、《阿 Q 正传》与《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的相同点

《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均是将精神胜利法作为重要的内在延续。从故事结构来看，《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属于喜剧范畴，但从故事本质及中心思想上来看，小人物的悲剧在《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苦中作乐成为《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必不可少的部分。正是在精神胜利法的引导下，方才使《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的人物悲剧得以基于喜剧的形式呈现。

（一）中心思想相同

《阿Q 正传》所传递的中心思想较为丰富。从学术研究视角来看，不同学者对于《阿Q 正传》所传递的中心思想存在争议。但从笔者的视角来看，《阿Q正传》不仅是唤起国人奋起反抗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充分突出在礼乐崩塌、信仰缺失的环境下，人性也在故事叙述中得以充分展露。《堂吉诃德》同样将人性依附于精神胜利法进行中心思想的传递。小人物的悲哀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在部分支线故事的叙述方面，也不乏利用人物悲剧内容进行点缀。可以说，精神胜利法，是作者传递中心思想的主要渠道，强化读者对于部分思想理论的认同感，使人物故事的塑造不再枯燥，也是以一种更为丰满的形式加以体现。譬如，阿Q 与堂吉诃德均被冠以疯子、傻子的名号，但阿Q 与堂吉诃德对此却不以为然，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反噬或是荣耀的体现。狂妄与自大并非是阿Q 与堂吉诃德与生俱来的性格，社会环境改变两者是社会普遍的认同，且迫使其无路可选。在这样的条件下，精神胜利法能够使两者性格特色的塑造更为深入人心。

（二）内在逻辑相通

阿Q 与堂吉诃德的人物塑造，改变读者对故事结局一以贯之的向往，无赖与难以理喻，虽然成为阿Q 与堂吉诃德的重要符号之一，但两者风格迥异的同病相怜，反而给予读者一种更为沉浸的感受。这其中，精神胜利法起到重要的衬托作用。阿Q 的人生故事充满荒诞与离奇，从理性思维来看，阿Q似乎是以几近癫狂的状态，将个人思想及普世价值进行割裂，疯狂及自负填满了阿Q 的内心，精神胜利法为阿Q 持续癫狂注入精神力量。堂吉诃德同样是从一个非理性的视角做出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强势的自我认同突出堂吉诃德扭曲的人物性格，宗教、政治与金钱等世俗价值与堂吉诃德之间存在严重的排斥。堂吉诃德对世界及社会的理解，超出常人的理性思维，在精神胜利法的加持之下，堂吉诃德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般上下起伏而又充满沟壑，唯一的不同是堂吉诃德的命运毫无知觉地向下坠落。此外，阿Q 与堂吉诃德在人物塑造的内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共通性，精神胜利法将两个不同人物进行连通，使阿Q 与堂吉诃德能在喜剧艺术的衬托下，更为戏剧性的演绎悲剧的人生。

五、结语

综上所述，精神胜利法始终贯穿《阿Q 正传》与《堂吉诃德》主要结构。阿Q 与堂吉诃德在精神胜利法的引导下，快乐且坎坷走完最后的人生。中西方对于精神胜利法的文学应用，虽然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但本质上均是围绕戏剧艺术的表达，对命运的悲剧进行艺术性的重塑，进而提升两部作品及两个不同人物的艺术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