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健 蔡佳俊

(深圳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一、艺术哲学作为当代哲学文化的有机构成

当代中国哲学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共同组成，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宗教文化、道德文化和科学文化等构成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部分。当代中国哲学学术成果、哲学体制、哲学教育、哲学传播、哲学创新能力等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哲学文化。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掌握世界、揭示真理的四种方法和途径：(1)理论方法，通过哲学思考和科学探索；(2)实践精神方法，通过社会的道德和伦理活动；(3)宗教方法，通过宗教和巫术活动；(4)艺术方法，通过艺术(包括文学)活动。而这四种活动对于宇宙人生及社会历史的真理性揭示，最终都必须以理论话语加以凝定，所以道德、科学、宗教及艺术理论又可称为道德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及艺术哲学。我国当代艺术学蓬勃发展，艺术学包括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论及艺术实践论(文化创意产业)。其中，艺术理论研究人类艺术的普遍规律，研究各门类艺术共同的创作心理、创作过程、艺术接受规律、语言结构、文化机理、传播规则以及教育规律等，具有总结人类艺术实践又指导当下艺术实践的功能和价值。在目前的中国艺术学门类里面，艺术学理论处于其它四个一级学科之首，这突显出艺术理论的“理论”价值。艺术理论或艺术学理论当然研究艺术美的起源、艺术美的理论依据、艺术美的历史变迁、艺术美的普遍规律等，因此，艺术理论或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包括“美学”中的“艺术美学”研究。“美学”因其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理论意义的普适性而具有“哲学”的理论高度和理论品质，因此，“美学”属于哲学门类，“艺术美学”又称“艺术哲学”。当代中国艺术理论、文艺学理论与当代中国美学，各有研究重点，艺术理论重点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规律；文艺学研究文学理论并兼及艺术规律以及二者的理论融通等；美学重点研究包括艺术美在内的美的普遍规律。艺术理论、文艺学和美学的学科交叉互补态势，有力地增扩了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导向更增添了艺术理论的直觉渗透。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如艺术美学(艺术哲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语言学、艺术宗教论、艺术掌握论、艺术本体论、艺术价值论等学科的学术成果，与当代中国的哲学学术成果相互发明，因此，它们本身也可以被指认为当代中国哲学文化体系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艺术理论的振兴繁荣，表征着中国哲学文化的振兴繁荣。

二、艺术传承传播中外哲学文化

(一)艺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

艺术和哲学分属文化价值系统中的不同层面，各有其独立性，但是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各个层面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内部各个要素相互制约，上层建筑内部各个要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一个民族的哲学本体论、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互为涵涉。中华民族“天地一体”“变化日新”的世界观，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价值观，以及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1]153-179，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的主要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与社会的道德意识如“以人为本”“科学理性”“文明进步”“和谐包容”等互为涵涉。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通过各自的文化实践巩固或消解其哲学文化。

经20世纪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哲学几乎力不能支，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及“西体中用”(1)该观点由于光远、黎澍提出，李泽厚进一步加以阐发。李泽厚借用人类学本体论中的“社会存在本体”概念，认为“体”有两重含义，一是工艺社会结构(物质文明结构)，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精神文明结构)，中国当代的社会本体意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理论来自西方，因此，“西体”就是现代化，“西体中用”就是如何将“现代化”进行“中国化”。可见，这个“西体中用”已经与通常所谓的“西体中用”大相径庭。[2]，以至“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同构”“体用不二”“和合圆成”“中庸适道”等基本理念，遭遇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轮番解构，其间，虽然有新儒家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时至文革历劫以至于今天，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如“道”“器”“体”“用”“仁”“义”“心”“性”“空”“有”等，己基本从当代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中，消失殆尽。在西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至上的现当代语境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思想理念如“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1]14也消失于当代的哲学文化视野中。直至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哲学度过“文革”艰难，才有了职能和创新。当代中国哲学界开展了哲学方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郭店楚简”与儒道经典、儒学和宗教、和合学创新，以及未来哲学等问题的讨论和话语建构[2]。

艺术与哲学同属于精神文化层面，二者无可相互取代，但二者又在目的论层面互为关涉，哲学则以概念和逻辑推理的方法最终把握真理。“艺以载道”和“艺以体情”为中国艺术史两大文脉，而载道之艺术又一直居于主流位置。中国传统艺术所载之道——中国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在传统中国语境中，始终发挥着社会道德主导作用，“艺以体情”则始终发挥着适当的文化校正功能。每当文学艺术过于“艺以载道”，艺术变成了道德理念和社会政治的传声筒和附庸工具时，艺术的本体力量——人类的情性就会通过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风潮、艺术流派、艺术思想等，对“载道”艺术进行必要的批判、反思和校正，对“载道”艺术所载之“道”——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人类的理性的偏颇进行必要的批判、反思和校正。当代中国艺术同样以其情感的直觉力量、融通中西的创新方式以及紧贴时代的表现方式，克服当代中国过于西化、“去中国化”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思维方式。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传统哲学理念、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方法，除了学术阐释、教育推广、融入生产生活、加大宣传力度等有效方式之外[3]，还可以运用文艺创作有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例如，国家出台的相关指导性文件指出，当代的文艺创作要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和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此外，运用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曲艺杂技、历史文化纪录片、动画片、动漫制作、出版物、戏曲“像音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等，创作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文艺作品、节目栏目。同时通过加强文艺评论，改善文艺评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研究评论体系，倡导中华美学精神，推动美学、美德、美文相结合[3]。

在当代艺术创新性作品中，已经出现能够表现《周易大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哲学理念的优秀作品。例如，中国篆刻艺术追求“阳刚奇崛”之美，可以说是用于表现中国哲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价值的典型艺术门类。虽然历代印风多有变化，如魏晋南北朝印章风格崇尚稚拙，唐代官印刚劲婀娜，宋元文人印古朴雅致，明清印风或流利典雅或沉着遒劲，但是，一直到现当代吴昌硕、齐白石，中国印始终以“阳刚之美”著称于世。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中国》将最具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性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现代奥林匹克竞技体育运动相结合，获得广泛赞许。

(二)艺术传播中外优秀哲学文化

就中国当代哲学文化建构而言，学术界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思路，张立文等在《中国哲学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2]一文中总结为以下几种建构路径：

(1)综合创新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开放包容，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2)西体中用论：“西体”就是现代化，“西体中用”就是如何将“现代化”进行“中国化”。

(3)创造建设论：儒家文化接受西方文明的挑战，从宗教、社会和心理三个层次进行创造性建设。

(4)创造性转换：自由离不开有生机的传统，自由、理性、法制和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旧传统基础上经由创造的转化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

(5)返本开新说：以“曲通”或“曲成”的方式，实现中国内圣的“新外王”转化。

我们看到，以上五种哲学建构路径都在强调创新，而创新离不开中外哲学文化的相互了解和融通，也即哲学的相互传播交流，不同哲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借用首先需要“知彼知己”，而哲学与宗教一样，“知己甚易”而“知彼甚难”。从轴心时代开始，早期人类圣哲们的哲学领悟和哲学理念分道扬镳，而由这些成熟的早期智慧所塑造的当代各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方式要实现平等对话、理性交流则十分困难，甚至几无可能。而艺术文化首先“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情近人”，然后才是以“艺理”“艺道”“艺教”感化人类，艺术因而可以充当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模式之间哲学对话、哲学交流、哲学沟通的桥梁。

首先，艺术适时向内传播国外的哲学理念，比哲学说教的直接“进口”更容易被人接受。国外优秀的哲学理念通过哲学著作只能影响到部分从事哲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而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影视、动漫、绘画、雕塑、舞蹈、音乐作品，特别是那些沉潜着先进的哲学理念和普世价值的艺术作品，可以形象化地将艰深的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推送到广大的艺术受众面前，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打破哲学原理的“理解壁垒”，20世纪80年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萨特的存在主义对80年代知识青年的影响甚大，是其它西方思潮无法相比的。首先，萨特对个体主体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和增强了青年人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当时，我国正面临社会一系列改革的转型期，自我意识觉醒的青年人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高涨，纷纷为改革献言献策，并对社会上仍然残存的官本位观念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其次，萨特的自由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年人的自由意识和自主意识的觉醒。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不少青年不再遵从“他人的设计”，更不想让别人来塑造自己；他们力求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奋斗”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同时，这种自由观的传入，对于那些自主性差、依赖性强、缺乏自我选择勇气的青年有激励作用，促使他们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培养开拓精神[4]。

美国学者威廉·迪安在《美国的文化精神》艺术中指出，美国的精神文化——看不见的上帝，似乎隐藏在美国的爵士乐、橄榄球和电影中，美国的音乐和电影以艺术形式、艺术语言、艺术形象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人文信仰[5]。即便是橄榄球、NBA以及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也是通过类似于艺术狂欢、艺术感化等方式，向全世界传播来自西方的深层价值意识和哲学理念。

其次，艺术适时向外传播本土优秀哲学理念。德国学者郝伯特·曼纽什认为，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不可缺少的要素。他认为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他一些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哲学著作总是习惯于仅提到欧洲的古代的一些哲学家，却忽视了老子的《道德经》，从而很不明智地拒绝了一种对欧洲文化极为重要的源泉[6]。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有意主动向国外“输出”中国文化，中国以其大国担当的意识，有意向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传播具有普适价值的本土哲学理念，不仅是提高国民文化自信的需要，更是和谐构建更高文明实体的需要，相对于学术传译输出，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宣传视频，影视，文学艺术作品海外传播、展演、参赛等，效果则更为显著。哲学理念很难直接通过语言翻译进入异质文化圈，哲学范畴、概念很难找到相应的词语直接贯通，这时候，诉诸于人类感觉和感性直观的艺术作品，便可以充当哲学理念的“引渡者”。2007年奥地利电子艺术节上出现的互动装置作品《行气》——在一个铺满白沙的封闭空间里面，一面屏幕正对着两个座位，参与者可以坐到上面去，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利用自己的气息去调节屏幕上徐徐写出的书法的速度、力道和进程。艺术家以“阴阳”概念进行互动设计，一位以呼吸的速度来控制书法的行进，一位以呼吸的深浅来影响书法的浓淡；观众透过彼此互动的过程，体会人与他人、人与万物微妙不可分的共鸣和协奏。与此同时，屏幕上的书法也倒映在白沙之上。这样的作品，可谓真正把握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魂魄”。

三、艺术直觉校正哲学理性偏颇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哲学是介于科学和神学(宗教)之间的一种学问或存在，“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科学知识所不能肯定之事物的思考；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论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罗素认为)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哲学中的“道”“本体”“逻各斯”，科学无法以实验加以证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终极信仰为人格神，“道”“本体”“逻各斯”不具备人格、人性，因此，宗教不能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所谓的“道”“本体”或“逻各斯”。中国古代的圣贤、哲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们的思考和言说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成为中华文明不断演化前进的原动力。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外来民族的冲撞和挑战过程中，曾经遭遇巨大的危险和灾难，特别是20世纪遭遇西方文化的强势“涵化”，而仍保持其文化的根脉不变，其中代表着中华民族原创智慧的先秦哲学宇宙观、道德观及其所生发出来的社会管理法则——治统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不变，道亦不变，虽然中国古人对于他们仰观俯察所得出的哲学结论深信不疑，但是正如历史事实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直就“天人之际”“人我之际”“心性之际”进行反思、探索，中国哲学智慧的包容性也在不断的进化之中合理地容纳外来之学，纠正因过于自信而产生的认识偏误，因此，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必然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苏俄社会主义治理模式引进中国必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依然在苦苦思索如何从中国传统和人类一切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思想资源中，建构并推进“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7]。中华文化复兴不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崛起而已，中华文化复兴也绝不是中国传统哲学重新“霸权”人类的思想领域，中华文化复兴中具有前驱意义和指引作用的当代中国精神和中国哲学，只能靠依循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产生的可能性来取得其规定性，并在未来凭借其创新性和普适性，成为人类的集体智慧。

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未来化，如何实现外来哲学为我所用，如何突破当代中国哲学困境(2)当代学者指出，中国当下的“体制哲学”和“哲学体制”严重制约中国思想的生长和创新。所谓“体制哲学”是指，我们要么为一种新体制辩护，要么站在体制的边缘说一些无关要旨的话。所谓“哲学体制”是指近30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概念、话语、命题、结论，这些话语和结论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那些可以自如、流畅地使用这些话语和结论的哲学工作者，经常不允许他者对他们的“绝对真理”提出质疑，他们不再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也忘记了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和批判的品格。[8]，如何超前并合理地建构中国的哲学话语，当代中国哲学界在进行着艰苦的探索。令人振奋的是，具有理论勇气和创新意识的思想界有识之士，已经就中华文化复兴之路的合理性进行了逻辑缜密的辨析。例如，有学者指出，当我们充分把握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获取其内容的种种显示的具体化之后，那种所谓一般的发展模式、完全齐一的现代文明等抽象的普遍性也就无法真正立足了。中国的发展并非以基督教教化为前提，换言之，不是以具有抽象人格的个人(即“原子个人”)为前提的。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建制是以原子个人作为前提条件的，那么彻底西方化的可能性就在于把中国人先验地置放在欧洲中世纪的废墟上，使之成为黄皮肤黑头发的唐吉诃德或浮士德。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部分地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而这种具有部分从属关系的大规模发展如今迅速抵达该文明的历史界限；中国的发展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前提的基础上开展出来的，因而这一发展不可能完全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这意味着，我们很快会面临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实际地参与到(而不是拒绝)现代世界中去的发展因素，将不可避免地——辩证地——转化为使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处于解体状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未来要么仅仅作为从属的一支而一并(甚至更快)进入到此种解体状态中去，要么是在自身发展的独立性中开启出新的文明[7]。

哲学思辨遵循形式逻辑——已有研究指出，形式逻辑是将事物从宇宙中与内在双重隔离开来的一种违背宇宙事物真相的判断形成的结果。这导致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假设和背离事物真相的基础上，导致对事物的判断停留在构成事物辩证关系的极端。这种思维演绎形成的轨迹，是一个极端连接又一个极端，人们被蒙在鼓里而不自知，最终形成了各种层面事物的畸形格局，出现了分裂失衡[9]。

梁漱溟在分析知识论的三种方法时，依据唯识学提出现量、比量、直觉三个概念，现量——感觉(sensation)，比量——理智，将种种感觉综合其所同，简别其所异，从而构成正确明了的概念。直觉——非量，也即唯识学的“受”“想”二识，能得到一种不甚清楚说不出来的意味。比量智根据“受”“想”二识的多次直觉意味，施展其简别、综合作用形成概念。如人欣赏书法第一次就可以认识其意味，或精神，甚难以语人，然自己闭目沉想，固跃然也。这种意味，既不同于呆静之感觉，亦且异乎固定之概念，实一种活形势也[10]。梁漱溟认为，现量和比量对于本质不增不减，此二者所得皆真，然非其本性，而且时有错误，唯直觉横增于其实则本性既妄，故为非量。直觉或附着于感觉，或附着于理智，如听见声音而得到妙味等等，为附着于感觉上的直觉，读诗文所得之妙味，其妙味初不附着于墨字之上，而附着于理解命意之上，于是必藉附于理智之直觉而后能得之。一切知识都由这三种作用构成[10]。我们认为梁漱溟所谓的直觉即艺术的特殊思维方式——艺术直觉和艺术想象，它具有超越于逻辑思维、因果思维之上的本然力量。当代学者指出，艺术思维具有四大明显特征：(1)艺术思维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思想、感情、心理、愿望、性格、精神世界等为中心；(2)艺术思维注重意象的美或美的形式；(3)艺术思维特别强调与情感的融合；(4)艺术思维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也就是说，艺术思维所受限制最少，主体的自由创造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和生成[11]。可见，艺术思维即是运用情感想象和情感直觉进行意象创造，并直接揭示“物性天理”的先天禀赋或后天习得能力。

人的大部分记忆经验是以模糊的情景图像方式存入右脑，在特定情形下，这些记忆的储存被激发，右半脑的直觉想象与左半脑的语言抽象交互作用，完成人的思维的符号转化及言语显示[12]。哲学家通常具有超长的语言抽象能力，但是，他们的直觉想象依然或隐或显地参与并影响其抽象思辨过程，他们从来也离不开那种与艺术感官体验相一致的“本体感受思维”。从根本上说，艺术同样是对真理的沉思，对本体的沉思，艺术的直觉体验正是在此得以与哲学的理念思想相生互动，从而制约和塑造人们对于世界的基本认识[12]。所谓“制约”，我们认为即是艺术思维可以协调哲学思辨，防止哲学思辨“独持偏见”，并“一意孤行”，当哲学思维在前提荒谬固执推论并呈现出哲学的“傲慢”的时候，个体、他人或整个社会的情感直觉和情感想象，可以有效地发挥“制约”和“纠偏”作用。

作家丁玲是一个典型案例。当代学者研究丁玲的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认为作者依照战争时期形成的主流文化规范进行创作，自然要依循一系列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要求，如重视文学作品表现历史的主要矛盾、主要斗争和重大变革，强调“宏大叙事”的重要性，强调揭示历史和现实斗争的本质，以及要求作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正确走向等等[13]。这种特殊时代条件下源自于“政治理性”的要求，必然会使作品打上主流意识形态的鲜明印记，从而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部具有作家独特创造性的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如果将其视为一部完全缺乏作家个人切身感受的政治传声筒，恐怕也有失公允。小说中对次要人物黑尼的描写和刻画，可以说是整部小说中最为动人的部分，正是这部分，唤起了读者对于社会变革中人的遭遇与命运、人的精神痛苦以及人性美好的联想，使作品的主题表现具有了张力。这个被伤害、被误解却又倔强而自立的农村少女形象，并不是依据理性的阶级分析或者概念化的所谓“典型化”方式来完成的。根据丁玲的回忆，这个形象的“质感”来自于作家的生命感受和艺术直觉。丁玲自己说：“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来，长得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里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我想这个女孩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别人是无法知道的。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有别于地主的。”[13]现实中一个普通女孩子的饱含复杂情感的目光，“触发”了丁玲的艺术直觉，凭借艺术直觉，作家展开艺术的想象，出乎意外的是，正是这个普通不过的偶遇和情感的“触发”，使得作家丁玲的艺术想象具有了突破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制约的深层力量。

毫无疑问，哲学的某种思维模式一旦被社会主流艺术形态所放大、所复制并被赋予特定的话语霸权，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亦会被其强行同化。如文革时期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等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附和当时的主流哲学理念和哲学思维模式，并且普通人和艺术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绑架”和“裹挟”，部分或完全失去理性思考能力，这时候艺术的直觉思维以及艺术作品、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助力普通人和艺术家反思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哲学理念的悖谬和荒诞。文革后期“四人帮”继续推行左倾政治路线，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四五运动”。“四五运动”中出现一个特殊的艺术景观，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人们情不自禁地吟诗、诵诗、传抄，这些诗歌发自群众诗人的情绪深处，为肺腑之言，表达了整个社会对于当时错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否定、疑问和担忧。虽然这场群众自发运动和“诗歌运动”，并未能立即颠覆或修正当时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大量传抄的诗歌作品包括当时的文化名人的诗词作品，有力地制约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力地消解了左倾政治路线背后的“哲学的傲慢”。

“文革”的阶级斗争哲学曾经被认为是“真理”，“革命”曾经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不二选择。就在“文革”进行之中，就有当时的诗人以油印诗歌刊物在民间传播，这些诗人从个人的经历或情感体验出发，抒发他们的喜怒哀乐，引发读者对于“文革”革命理念的反思和质疑。“文革”之后，中国一代“朦胧诗”诗人，以“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作为思考个人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出发点，进一步颠覆解构了文革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荒谬“哲理”。以“朦胧诗”“85文艺思潮”等为标志的文艺潮动，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实际上透露出中国当代主导性哲学理念的变化，中国今天的发展现实和未来愿景无可争辩地说明，错误的哲学思辨和哲学理念必须也必然会被人类的情感直觉所抵触、反思，并被适时地加以纠正。

四、结语

在西方哲学的长期笼罩之下，中国当代哲学思维以其“理性的优越感”凌驾于艺术思维之上。有学者指出，即使教育界全面呼吁国民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21世纪初，艺术由于不具备“科学”的身份，而被排挤在国家教育主体结构之外，仅仅作为高考加分的项目，充当从属边缘的“配角”。直到2011年，国家教育部将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的下位升格为第十三个独立学科门类，情况才有所改观。一旦艺术的哲理把握功能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艺术思维的纠偏作用被恰如其分地运用于哲学思辨之中，那么全社会的哲学理性就会减少偏误，社会发展就会更加稳健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