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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前因及对策梳理
——基于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2022-04-07

文教资料 2022年24期
关键词:控制能力智能手机大学生

王 雪

(宁波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作为教育信息化转型中的大学生面临的新挑战,已经对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不良影响。探究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前因是解决其问题性使用的重要基础。这一课题在国外学术界已受到高度关注,但在国内的研究多处于心理学、医学等领域,教育领域的研究尚不多见,亟待深入拓展研究。

一、时代背景

(一)智能手机使用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2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10.47 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智能手机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改变了通信,通过提供完全的便携性开启了随时随地持续连接的可能性,通过为移动应用程序创建一个生态系统将功能从语音通话扩展到各种活动,已经从一种有用工具变身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巧妙结合为人们带来巨大的便利,但也增加了新的行为成瘾风险。这些潜在的行为成瘾风险之一就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简称PSU)。研究数据表明,当用户难以控制自己的智能手机使用时,就可能会在多个方面,如身体、心理和社会交往等产生一些负面的效果,具体表现为睡眠不足、经常性注意力失焦、家庭冲突、危险驾驶、抑郁和焦虑等。[1]

(二)大学生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易发群体

随着能够持续且无限制访问互联网的手持数字设备变得无处不在,智能手机使用可能给青少年发展带来影响的担忧也成倍增加。由于年龄和学业的双重因素,大学生拥有较少的他人监督和更多的自我管理时间,是最有可能出现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人群。尤其是2019年末,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的极大改变使得大学生面临更多的在线参与要求,居家学习和线上课堂在便利学习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在线使用问题。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和自我管理时间的增加,使得他们出现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可能性显著增长。奥尔森(Olson)等人在一篇全球性研究综述中也指出青少年和年轻人(15—35 岁)由于拥有最高的屏幕使用时间和智能手机拥有率,其存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概率也最高。[2]

(三)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会对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不良影响。

进入21 世纪以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使课堂参与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无疑是双面的。在针对大学生课堂中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中,虽然有部分学生表明智能手机对他们来说是拍摄教师课件、对课堂进行录音、查阅相关学习资料的好帮手,但实际上更多学术在课堂中利用智能手机是在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消息传递、浏览网站等,也有部分同学在课堂中刷视频、听音乐和玩游戏。[3]这些大学课堂中的“低头族”“沉默者”不仅因此导致自己的学习成绩下降,也严重地打击了教师的课堂教学积极性,使高校的教学有效性下降。此外,学生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使用也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手腕疼痛、颈部僵硬、视力模糊和睡眠模式紊乱等。[4]

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概述

(一)概念界定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广义上被定义为智能手机的一种强迫性使用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后果,其中强迫性使用是指以不良依赖为特征的、无法控制的过度使用。[5]比利尤克斯(Billieux)将有问题的智能手机使用定义为“无法调节一个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最终会在日常生活中产生负面影响”[6]。在许多研究中,通常将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智能手机成瘾混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其内涵应该区别于智能手机成瘾。

巴诺瓦(Panova)于2018年在一篇专门研究智能手机是否构成成瘾的综述文章中曾指出,尽管大多数研究都宣称智能手机会让人上瘾,或者认为智能手机成瘾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目前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智能手机成瘾存在。在所有的研究中,那些被观察到的强迫性、难以抑制的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可以被称为有问题的或适应不良的智能手机使用,但其后果还没有达到“成瘾”这一词的严重程度。就过度使用、冲动控制问题和负面后果而言,其行为可能与成瘾具有类似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行为应该被视为成瘾。所以他建议在此领域研究时应该使用其他术语,如“有问题的使用”来描述这些强迫性的智能手机使用。[7]卡塞莱(Casale)也指出,在大多数有关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文章中,作者都先验性地认为这是一种成瘾行为,并假设其具有物质成瘾的核心症状,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这些作者所采用的验证性方法进行下去。所以在研究此问题时,应该使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而不是“智能手机成瘾”[8]。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智能手机的一种强迫性使用模式,这种模式需要满足三个概念,即过度使用的、不受控制的、有不良后果的。[9]

(二)发展历史

奥尔森(Olson)等人在《人类行为中的计算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范围包括全球24 个国家/地区的综述性文献,针对83个样本、33831 名参与者系统描述了当前全球智能手机使用问题的现状。[10]

该文献基于谷歌学术搜索得来,发表时间在2014—2021年之间的1383 篇学术论文,通过筛选、编码和分析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PSU 的人数逐年增加。二是出现PSU 的概率因国家而异。所研究范围内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得分最高,其次是马来西亚、巴西、韩国、伊朗、加拿大和土耳其。此外,该数据还表明强调社会等级和一致性的集体主义国家由于社会规范上的文化紧密性,通常要求民众通过保持频繁而持续的联系来维护这种紧密性,这也导致在这类国家中出现PSU 的概率更高。这两点充分说明在今时今日的中国研究大学生的PSU 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前因分析

国外已有的PSU 研究大多关注五个主题,分别是前因、影响因素、易发群体、后果和解决策略,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链条。笔者综合国外实证研究及国内实际情况,认为导致大学生出现PSU 的前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控制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是指个体有意识地控制内心冲动并抵制外部诱惑的能力。不同程度的自我控制能力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有问题的行为。研究表明,具有高度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在调节他们的问题行为和PSU 的发生方面比低自我控制的人更有效。高水平的自我控制与PSU 呈负相关,而较低水平的自我控制是导致PSU 的主要原因。此外,多例实证研究证明了自我控制与PSU 之间存在相关性。例如,自我控制使个人能够有效地应对不良经历,调节自己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也就是说,自我控制可以减少危险因素对问题(例如PSU)内部化和外部化的不利影响。[11]

缺陷自我调节模型指出,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不足的个体可能无法抑制他们内心对使用手机的渴望,这可能导致手机使用时间不受控制地增加,最终导致PSU。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在调节青少年行为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自我控制是青少年PSU 的保护因素;自我控制水平低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出现有问题的互联网使用。逃避现实的青少年可以选择使用智能手机与他人进行在线交流或观看视频进行娱乐,自制力较强的青少年可以有效地调整手机使用时长,而自制力较弱的青少年则可能沉浸在手机的虚拟世界中,出现PSU 倾向。这些发现表明,自我控制能力与PSU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大学生PSU 的前因之一是大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

(二)学习倦怠水平

倦怠的概念最初是在人类服务行业引入的,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关于教师职业倦怠的文献,但倦怠不仅可能发生在教育工作者身上,也可能发生在学习者身上。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即使学生不是雇员,但由于他们的学习包括许多有组织的活动,如上课、考试、课堂作业提交等,这些也可以被视为“工作”。[12]因此,当学习者长时间过度劳累时,当他们无法控制环境时,当他们对工作几乎没有热情时,或者当他们没有理由继续前进时,他们就会感到倦怠。[13]倦怠由三个要素定义:① 疲惫(使用与疲劳相关的项目来衡量);② 愤世嫉俗(对自己的工作或相关人员采取冷漠、无情或疏远的态度被称为愤世嫉俗);③ 专业(或学术)绩效下降。[14]倦怠会降低学生的参与度,导致不参与课堂活动、不完成学校作业计划和不遵循教师的指示等行为的次数增加。

学习倦怠是指由于课程压力、课程负荷或其他心理因素,学习者会经历情绪障碍和在教育周期中的个人表现下降。学习倦怠的核心要素是长期学业压力导致的情绪疲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负担过重和资源枯竭的感觉。有学习倦怠问题的学习者会由于感到疲劳和无聊而对任务或责任分配不满意,导致在课堂上表现不佳。大学生是容易出现学习倦怠的人群,因为他们一方面经历了多种社会经济限制、学术工作要求(学期论文、测试和考试)、与教师和同学相关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些个人压力,另一方面又由于学业很难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并且可能经历与未来的专业期望和学习有用性相关的压力。[15]

已有研究表明,学习倦怠和PSU 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郝(Hao Z.)等人使用定量研究通过调查748 名中国本科生学习倦怠、焦虑、适应力和PSU的程度指出,学习倦怠通过焦虑直接或间接地显著预测了PSU。[16]此外,他们还证明了学习倦怠这一因素在压力和PSU 的相关性之中存在,发挥着中介变量的作用。王兴(Wang X.)等人通过调查父母“低头”行为、PSU 和青少年学术倦怠之间交叉关系最终证明了有问题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学习倦怠以及父母“低头”和学习倦怠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联。[17]

所以,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学习倦怠水平是其PSU前因之二。

(三)错失恐惧

由于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简称SNS)的广泛应用,2010年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第一次被提及。其在科学文献中的诸多定义都涉及两个特定的主要组成部分:① 担心他人正在拥有而自己却缺席有益经历;② 与社交网络中的人保持联系的愿望。第一个组成部分映射到焦虑的认知方面,例如担忧、反刍等。后一个组成部分涉及一种旨在缓解这种焦虑的行为策略—类似于强迫症如何缓解强迫症的焦虑(尽管这一方法并不适用)。[18]

FOMO 在早期被描述为由于流行媒体而引起焦虑的一种心理结构,其提出的理论基础是自决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简称SDT),该理论认为心理需求满足的缺陷可能预示着对错过的恐惧。由于“错失恐惧”事件的发生,人们可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站(社交网站使人们能够与外界保持持续的联系从而减弱这种由于错失恐惧而带来的恐惧),因此造成恶性循环,致使对于社交网站的依赖性成倍增加,“错失恐惧”也越来越严重。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关于FOMO 的话题一般都与不良或不健康的互联网技术使用相关联,其中包括PSU。许多文章研究了FOMO 与PSU 水平的关系。这些研究都采用了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方法。埃尔海(Elhai J. D.)于2021年在综述针对错失恐惧与PSU 的大量研究之后发现,FOMO 与智能手机使用问题之间存在中度至大型正相关。基于此,笔者提出错失恐惧是大学生PSU 出现的前因之三。[19]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前因,人格特质、家庭关系、父母行为习惯、社会经济地位、身体状况、情绪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大学生的PSU,但由于对这些因素进行探究的实证研究不足,所以没有详细描述。

四、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对策梳理

国外目前提出的解决大学生PSU 的策略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信息强化:针对问题性意识不强的大学生

信息强化策略是指对那些不知道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大学生进行宣传、普及,使他们充分了解这一问题性行为的严重后果。目前已有的信息强化策略包括两种。一是在课堂中开展宣讲或者开设相关课程,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但实施起来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设计能力,避免让这种宣讲变成一种照本宣科,引起学生的反感。二是在大学校园中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图雷尔(Turel)等人发现青少年在观看一些教育视频后减少互联网使用的倾向会变得强烈起来。[20]此外,一般情况下出现PSU 的大学生很难自愿戒掉他们的成瘾行为,因此,来自同龄人和朋友的支持可能是他们克服PSU 所必需的。但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信息强化仅适用于那些在知道该行为恶性后果后愿意改变自己智能手机使用习惯的个人,对于那些已经充分了解智能手机使用风险的人可能没有效果。

(二)能力提升:针对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大学生

能力提升策略旨在加强那些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且倾向于陷入即时满足的大学生,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以帮助他们调节智能手机使用的工具或增强自我控制能力的办法。例如可以对这部分大学生所使用的智能手机设置一些可以限时警告用户的功能[21],毕竟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使用对于避免PSU 十分重要。此外,还应该鼓励这类人群多去参加一些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活动,比如在室内或户外的运动、绘画、瑜伽和冥想,高等学校的活动组织者也应该多给这类大学生提供一些参与这些活动的机会。

(三)行为监管:针对问题性行为严重无法自控的大学生

行为监管策略将直接限制那些由于问题性行为严重而无法自控的大学生自主控制和管理他们的智能手机的权力。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设计一种能够用户使用一段时间智能手机后直接完全关闭其应用程序或者使其智能手机使用变得困难来限制这类用户的智能手机使用。也有研究人员提出在上课时间应当指定一些使用智能手机的规则,包括关闭网络访问或者禁止学生在上课期间使用智能手机等。[22]行为监管策略由于涉及教育伦理问题,可推广性不强。

五、结语

本文梳理了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前因和对策,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大量实证研究为基础,以当前高等教育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旨在为解决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提供思路。自我控制能力、学习倦怠水平和错失恐惧这三个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大学生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前因可用于间接性地解决大学生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例如在国外已经被验证的策略中能力增强这一策略就是针对自我控制能力这个前因提出的。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探索如何降低学生的学习倦怠和错失恐惧水平,从解决这两个前因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新的策略,从而间接地解决大学生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目前国内外关于问题性智能手机的研究仍存在很多空缺,例如在测量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水平方面大多数研究均采用被调查者自我报告的方法,通过这一方式所得结果的客观性稍显不足;还有在智能手机的规范使用界定方面,我们一直探索如何解决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算是健康水平?目前国内外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些都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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