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佟秋华

（齐齐哈尔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齐齐哈尔 161006）

爱是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婚姻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们是古今中外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婚姻通过形成一种提供生理、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纽带来支撑个人的幸福[1]。它表达了人们对爱情和家庭的不同态度，是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现状的间接反映。为了追求个人的幸福，人们尤其重视婚姻模式的选择。简·奥斯汀和亦舒是东西方文艺界影响深远的女作家。前者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后者是香港极具女性独立意识的代表作家。她们多以女性角度来观察社会。在创作主题上，也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致性——以女性为典型写作对象，关注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讨女性的婚姻问题，建构女性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傲慢与偏见》围绕班纳特家族几个女儿的爱情和婚姻展开，而《我的前半生》主要阐述了子君前后两段不同的婚姻生活。女性的婚姻是这两部小说中最为精髓的部分。前者的创作背景发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且女权主义萌芽的时期。后者发生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香港，当时它也深受其影响，并掀起了一股女性独立意识的热潮。在这两种社会背景下，两位女性作者表达了看似相仿实则不同的婚姻观。通过对《傲慢与偏见》和《我的前半生》中一系列婚姻模式的探讨，我们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些启迪。

1 婚姻模式

婚姻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法律契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婚姻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傲慢与偏见》和《我的前半生》中，不同的人物对婚姻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态度，所以她们选择了不同的婚姻模式。班纳特太太认为婚姻是维持家庭财产的有效手段；莉迪亚认为仅看体面的工作和英俊的外表便能激发她结婚的欲望；夏洛特寻求“保险箱”[2]式的婚姻，对她来说爱情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简渴望得到一段简单真挚的爱情并向往平静美好的婚姻生活；伊丽莎白追求心灵高度契合的爱情，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作为婚姻生活的必要条件；子君在两段婚姻中经历了从养尊处优到经济和精神独立的蜕变，她觉得婚姻需要情感基础和独立事业。总之，她们将婚姻与欲望、金钱、爱情、经济独立等因素联系起来，下面将主要描述6 位女性角色的婚姻模式。

1.1 欲望主导的婚姻

莉迪亚轻率鲁莽，任性放肆，喜欢在公众场合露脸，试图赢得军官韦翰的喜欢。韦翰看似英俊有风度，实则轻浮，虚伪做作，是个不折不扣的浪荡子。二人在冲动和激情的控制下，很快就建立恋爱关系并私奔到了英国。在家人和达西的帮助下，给她举行了引以为豪的婚礼，但她本人对于私奔事件带给家人的困扰和家族的耻辱丝毫没有歉意并到处炫耀，自认为姐姐们都羡慕她的好福气，还“心醉神迷地在屋子里飞奔，叫大家都来祝贺她。”实际上她的婚姻不仅没有真情实感，而且物质生活也相对匮乏，甚至需要姐姐的救济才能得以生存。结果可想而知，这段原本以外表和虚荣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婚姻并没有使莉迪亚过上她臆想中的幸福生活。除此之外，离家前答应常常给家人写信，但是她的信总是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大篇幅地描述她书房里漂亮的装饰品、新礼服或新阳伞。可见在莉迪亚心目中欲望始终占据了婚姻的主导地位。

1.2 金钱主导的婚姻

在《傲慢与偏见》中“财产”这个字眼被反复提及，开篇就说道：“大家总把有钱的单身汉看作自己某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班纳特太太也不例外，自己的婚姻是优先考虑财产的，嫁女儿也同样如此，曾说：“要是能看到哪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幸福地安顿下来，其他几个女儿也能得到同样美满的姻缘，也就此生无憾了。”为此她对贵族彬格莱先生各种巴结奉承，一门心思地想把大女儿简嫁给他。还向卢卡斯夫人细数着促成二人的婚事会给班纳特家族带来多少好处：“等简成了贵族夫人后，几个小女儿势必也会碰上别的阔少爷。” 言语上不离婚嫁的排场、上好的细洋纱、新的马车，以及男仆之类的事情。当伊丽莎白拒绝了继承人柯林斯的求婚时，班纳特太太各种埋怨甚至扬言要与她断绝母女关系。另外她还以女儿们所嫁丈夫财产的多少来衡量她们未来婚姻的幸福度。当得知柯林斯求婚伊丽莎白时，她觉得这与彬格莱先生和尼日斐花园相比黯然失色；当得知达西求婚伊丽莎白，她又无比激动：“我甜蜜的女儿将会多么富有！ 多么伟大！ 有数不尽的钱、数不尽的首饰和马车。简完全没法儿和你比！ ”在班纳特夫人眼中，金钱是婚姻的保障，是第一要素和必要条件。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夏洛特的婚姻。她接受柯林斯先生完全是因为一门心思想要有个家，体面的婚姻始终是她追求的目标，虽不能给她带来幸福，但一定是“最称心如意的防止贫困的办法”。因此就柯林斯先生的个人资产、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而言，她觉得跟他结婚后能获得“不亚于一般人结婚时所夸耀的那种幸福。”在这种现实的眼光控制下，夏洛特迅速答应了柯林斯的求婚，并尽快完成了婚礼。她成为了一名牧师的妻子，并拥有了一段几乎所有社会女性在那个年龄所期望的婚姻。在她眼中以她的年龄和家庭背景嫁给柯林斯是最合适的归宿。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柯林斯不是班纳特财产的继承人，夏洛特可能不会同意求婚。

1.3 爱情主导的婚姻

“金钱虽是缔结婚姻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幸福的唯一因素”。简对宾利先生一见钟情，他仪表堂堂，大有绅士风度，完全满足了简对真爱的所有想象。宾利也被美丽大方的简迷住了。然而两个惺惺相惜的人起初并没有迅速发展成恋爱关系。简的保守主义使她的感情很难被外人看穿，她只有在面对自己最亲近的妹妹伊丽莎白时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情感，“他有见识，活泼有趣味；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讨人喜欢的举止！那么大方，又有十全十美的教养！”而在外人面前却始终对宾利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如此微妙的情感表达使宾利难以捉摸。谨慎的行为体现了简对真实情感的渴望，以及对建立在真爱之上的婚姻的向往。

女主人公伊丽莎白敢爱敢恨，性格鲜明，在五姐妹中别具特色。伊丽莎白同样追求真爱，但她更看重爱人之间的心灵共鸣，除此之外她认为婚姻不应该被金钱所驱使，男女平等，女性同样应该被尊重。因此富有但很“傲慢”的达西起初并没有给她留下了什么好印象。不仅如此，伊丽莎白还激烈地回绝了达西的第一次求婚：“为什么你明明存心要触犯我、侮辱我，嘴上却偏偏要说你为了喜欢我而违背了你自己的意志、理智，甚至违背了你自己的性格？”她的理性态度与达西过于热情的求婚相悖，对灵魂交换的渴望使她不为达西的地位和财产所动。直到发现原来是达西的“傲慢”和伊丽莎白的“偏见”在作祟，这才触动了她的心。

1.4 经济独立主导的婚姻

在《我的前半生》中，第一段婚姻的子君是一个远离社会厮杀、安心闲居在家的全职太太，在西医丈夫史涓生的庇护下做了十几年的“金丝雀”。她没有工作，没有追求，没有独立意识。家里有佣人有司机，一切琐碎事务她都不用亲力亲为。当丈夫另有新欢提出离婚时，她却只能接受被抛弃的现实。失去丈夫的保护看似是她婚姻悲剧的开始，实则是她独立意识的觉醒。子君突然意识到之前优渥的生活——有身份、有地位、随意出入高级社交场所，这都是身为史太太的赠予，失去这个身份的她便失去了一切。她知道她该独立了，然而长期养尊处优，使她几乎丧失了工作和交际能力。后来在好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她战胜了软弱和自卑，工作和生活也经营地风生水起。令人诧异的是历经婚姻变故而不得不终日忙碌操劳的她，在前夫眼中却变得“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命运再一次垂青了子君，给了她一个更优质的丈夫——翟有道。二人的婚姻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翟有道希望她能回归家庭。但这一次，即使她所从事的事业很辛苦，即使内心依旧希望有所依靠，但她不愿重蹈覆辙，行动上给出了一份不一样的答卷——婚后继续与合伙人一起做陶艺品，不再做一只舒舒服服的“金丝雀”。“我一定会做事，我受过一次教训，女人经济不独立是不行的”[3]。这次她不再是丈夫的附属品，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倚仗任何人的馈赠。因为她知道别人的馈赠既能此时给予，也能随时收回的，在她看来女性婚姻的幸福是建立在爱情和自身独立基础之上的。

2 婚姻模式的成因

通过对两部作品婚姻模式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她们对婚姻有着不同的见解。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见图1）。它包含了人类需求的5 层模型，通常被描述为金字塔中的层次结构。必须先满足下级的需求，才能满足上级的需求。从底层往上这些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基于这一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其原因。

图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2.1 生理需求和婚姻

生理需求是所有需求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4]，除了空气、水、食物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外，性欲也被列为主要的生理需求。莉迪亚始终把世俗的欲望放在人生意义的至高点，她的择偶标准就是看相貌和身份。至于她是否爱对方，她根本不在乎，也不在乎对方是否真的爱她。于是当帅气且讨人喜欢的韦翰出现时，肤浅的莉迪亚不顾一切地和他私奔了。对她来说，文雅有礼的军官不仅能满足她基本的生理冲动和欲望，还能满足她的虚荣心，她对婚姻的追求纯粹是为了得到欲望的满足。即使她的婚姻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延续，但她仍旧意识不到自己荒谬的婚姻以及韦翰的虚伪和不负责任。她所看重的总是基于主观幸福的原始冲动——欲望。不考虑自己的未来，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家人带来的伤害和损失。她不羞于私奔，还沉迷于向姐妹们炫耀自己新婚的喜悦，沉迷于丈夫优雅帅气的外表，沉迷于最低限度的快感无法自拔。她的婚姻只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所以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第一阶段。而单纯基于生理需求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当年纪大了，欲望不在，班纳特太太的通融式婚姻将会是她未来的真实写照。

2.2 安全需求和婚姻

夏洛特的婚姻处于第二层次——安全需求。《傲慢与偏见》突出了夏洛特在婚姻选择上的“精明”，也激发了读者们的叹息和无奈。她看似理性而又悲观的婚姻与夏洛特自身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作为待嫁群体中缺乏竞争力的一员，她从不把幸福放在虚幻的爱情中。这源于16—18世纪时英国贵族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家族的利益，他们非常重视婚姻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对于许多相对没落的贵族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夏洛特与柯林斯的婚姻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她知道柯林斯先生在向她求婚之前曾被她最好的朋友拒绝了，但她依旧选择了他作为丈夫。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但柯林斯有稳定的资产，对于她这种“老姑娘”来说这门婚事是有保障的，是最适合女性的婚姻，至于幸福与否会被放在次要位置。

显然，夏洛特及班纳特太太都认为理想婚姻的关键是金钱，而金钱是建立在保护自己财产和社会地位基础之上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进而无法享受到真爱带来的幸福。夏洛特对爱情和婚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摒弃了女性的顺从、被动等特点，以缜密的思考和理性的头脑为自己的未来创造一切条件，以寻求幸福的生活。她的年龄和家庭不允许她对爱情有太多的幻想，所以她的婚姻观揭示了她对现实的妥协。世俗利益是夏洛特眼中最需要和最认可的幸福源泉，但在伊丽莎白眼中，她毫不犹豫地为世俗利益牺牲自己的美好感情是愚蠢的行为。从当下来看，夏洛特对生活的追求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她只是在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婚姻。

2.3 归属、爱和婚姻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简的婚姻居于第三层次：归属和爱的需求。天真的简不在乎金钱和名誉，她性格温和内敛，即使内心激荡着狂热的情绪，也不会过分暴露自己的内心。然而，读者仍然可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找到她对宾利先生的爱。当简和伊丽莎白单独在一起时，她开始向妹妹表达她对宾利先生的钦佩之情；简和宾利在一起时，她表现淡定自如，隐藏自己浓浓的爱意；当简得知宾利不会回哈福德郡时，她受到妹妹的鼓舞，敢于去为爱情而战；当简认为她和宾利是不可能的时候，她假装坚强，实则内心悲伤而沮丧。虽然过程有些坎坷，但在家人的帮助和命运的安排下，简最终获得了激情纯真的爱情，并在宾利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和归属感，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性情相仿、志趣相投、感情颇深，这是二人婚姻幸福的基础。

2.4 尊重和婚姻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和有自己的房间”[5]。这句话中的“钱”和“房间”不仅是指其本身，更是对想要创作自由却没有经济基础的女性的现实写照。长期以来，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压制下一直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在社会生活中，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获得薪酬的权利，甚至没有接受教育和继承家产的权利，所以在经济上一度依赖于男子。男性是典型的社会生产劳动者，女性的使命是家务和照顾孩子。直到19世纪后半叶，英国女作家大量涌现，女性角色才开始出现一个个鲜活而又自由的个体。她们有血有肉、有独立的尊严、有鲜明的特点。而简·奥斯汀所塑造的伊丽莎白就是标志性的女性角色。

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属于第四层次——尊重的需求。伊丽莎白认为理想婚姻中不应只考虑金钱和爱情，更重要的是男女平等和尊重女性，这点通过达西前后两次求婚能得以考证。达西作为父权社会下的显赫贵族，显然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种优越感。初识于舞会达西对伊丽莎白的评价是：“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眼下我可没有心思去抬举那些受到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6]。她知道社会阶级的差距，使她在达西这样的资产阶级眼中显得微不足道，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平等、知识和爱情的渴望，也不妨碍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自尊自强的姑娘。因此在达西认定伊丽莎白不会拒绝他的求婚时，她坚决回绝了，因为她觉得达西不尊重她和她的家人，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

第一次求婚的失败使达西意识到骄傲自大的严重后果，所以他放下了傲慢，并在得知莉迪亚和韦翰私奔的消息后，默默地帮韦翰还清赌债，还付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和莉迪亚结婚。不仅挽救了班纳特家族的名誉，而且考虑到伊丽莎白的情绪。他默默地帮助她们度过危机，这使伊丽莎白消除了偏见，意识到他们互相尊重且二人是平等的。达西的姑姑私下约见伊丽莎白，还羞辱她说她们如若成婚将是达西的耻辱，伊丽莎白不卑不亢地回应，这件事成了二人关系的助推器。达西意识到伊丽莎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后，又诚恳地向她求婚，伊丽莎白这次答应了他的求婚。可见伊丽莎白对于达西前后两次求婚的考量是基于尊重和爱。

2.5 自我实现和婚姻

子君的第二段婚姻可以解释为基于自我实现需求的婚姻。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个体追求未来最高成就的人格倾向，是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得到满足、快乐和安慰，从而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它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子君从传统的家庭妇女变为独立女性，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变得独立自主并且实现了自我价值。在第一段婚姻中，她自认为把家庭放在首位，为丈夫和孩子付出很多，然而她的家人并不认可她对家庭的贡献。可见她在这场婚姻中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离婚后的子君被工作和生活的残酷所震撼，严格的上级、艰辛的工作、低廉的工资及忙碌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子君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她开始每天早起赶公共汽车去上班，遇到困难时她虚心请教，逐渐学会了如何处理同事和老板之间的关系。生活上虽然不比从前，但也乐得自然。在第二段婚姻中即使她忙碌劳累，但她依然坚持工作，不愿回归原来的传统身份。这源于子君对婚姻观念的转变，获得个人安全感的同时寻求自我实现和人生价值。

3 结语

爱情和婚姻是简·奥斯汀和亦舒作品的共同主题，对女性婚姻观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和《我的前半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经济现实、女性地位，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婚姻的不同看法。通过二者的对比研究发现其共同点之一在于两位女主人公的观点与传统观点不同，换言之，她们都抛弃或抵制旧观念，渴望真爱，肯定金钱和真爱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金钱是婚姻的基础，真爱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即婚姻是建立在对安全和爱的需求。虽然两位作者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不同，但她们都意识到婚姻应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她们主张女性在婚姻中应该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这样可以提高婚姻幸福的可能性，并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那就是让女性做出理性的思考，选择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这对当代女性的人生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至于两部作品所传达的婚姻观差异，奥斯汀强调理想的婚姻应该有感情基础并互相尊重，而亦舒则认为爱情可以把两个人带入婚姻，但却不是维持婚姻的持久良药，强调女性在婚姻中应该保持经济独立，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即前者是基于尊重和爱的需求，后者是基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两部作品中传达的婚姻观的不同之处则源于它们不同的时代背景。从需要层次五阶段模型来看，婚姻模式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女性对婚姻的需求层次在逐步提升。从伊丽莎白到子君，从寻求被尊重到寻求自我实现，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独立个体的思想愈演愈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究竟什么样的婚姻能带给我们幸福？ 这取决于女性的自我认知和当下的社会背景。这对当代女性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