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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成周城墙问题蠡测

2022-04-06周海涛刘余力

关键词:夯土城墙

周海涛刘余力

成周是西周时期的东都,这在很多文献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诗·王城谱》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孔颖达疏:“周以镐京为西都,故谓王城为东都。”这里所说的“王城”,是成周的别(误)称。

武王和成王曾分别营建成周。武王克商当年,即着手营建成周(多称洛邑),位置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成王五年(公元前1038年),重新选址并营建成周,在今洛阳瀍河两岸[1]。也就是说,西周成周都邑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武王所营建,中心区域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另一部分为成王之世周公所主持营建,中心区域在今洛阳瀍河两岸[2]。

1984年,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这段城墙是否隶属于成周都邑?其年代如何?这些问题,对于研究西周都邑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周早中期不设城墙

众所周知,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没有城墙,西周时期的丰镐都邑也没有城墙。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只有周原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城墙[3]。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现成周都邑早中期城墙。笔者认为:西周早中期,成周城没有建筑城墙。至西周晚期,成周在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的那部分,即武王所始建的成周城,开始建筑城墙。

建筑城墙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既包括抵御外敌也包含防止内乱[4]。那么,西周早中期,成周都邑为何不设城墙呢?从西周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沿袭传统习惯。自古公亶父时(约公元前12世纪初),周人迁于今陕西关中平原的西部,开始在这里生活并以之为都,周原遗址就是周人早期活动的根据地和西周时期的都城(俗称岐周)。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周原的基本结构与布局已经清楚了。这里发现了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址,墓地及铜器窖藏[5-7]。但是,却没有发现先周时期的城墙。近年来,在周原遗址发现了西周初期的城墙,城墙分东、西、南、北四段,基本可组成闭合的城垣[3,8]。文王即位后,迁都于丰,即今西安市沣河西岸一带。武王即位后,又迁都于镐,即沣河东岸广大区域。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表明,丰镐遗址即是西周都城丰、镐所在地。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祭祀坑、墓葬群、青铜器窖藏等,亦未发现夯土城墙。可见,先周时期的都城周原、西周时期都城丰镐均不设城墙。笔者推测,成周都邑早中期不筑城墙,可能是沿袭先人的习惯。

第二,西周早期,周王朝拥有强大的兵力,军事强盛。在克商之前,就设立了强大的军事集团“西六师”。《吕氏春秋·古乐》载:“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可见,周人统一天下之前,就设立了强大的军队。在灭商之后,周王朝又在成周成立另外一支集团军——“殷八师”,或称“成周八师”。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周人才能在“牧野之战”中一举消灭商人。也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队,武王在灭商后才能进一步东征南讨。史墙盘铭文曰:“强圉武王,遹征四方。”成王时的大保簋载:“王伐录子。”“录”,郭沫若先生读为“六”,即今安徽六安。杨宽先生虽认为不读为“六”,但也认为“录”国在今淮水流域[9]。可见,成王时期曾派兵讨伐南淮夷。西周早期设立两大军事集团及对东南夷的征伐,正是其军事强盛的表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西周早期周王朝对建筑城墙以抵御外敌就不是很迫切了。

第三,筑造城墙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郑州商城为例,郑州商城内城城墙周长6960米,城墙横断面呈上窄下宽的梯形,顶宽约5米,底宽约20米,高约10米。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据估计,共有夯土量约87万立方米,需要约1300万个劳动日,即使每天有上万的劳力参加劳动,也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0]。可见,修造城墙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需要有巨大的财力支持。在不是十分需要的情况下,周王朝不会花费巨资建筑城墙。

二、西周晚期始筑城墙

1984年,在解剖汉魏洛阳故城城垣时,发现了一段“时代下限不会晚于西周中晚期”的夯土城墙。此次发掘,共发现了4处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11]。一处位于汉魏洛阳城大城西墙中段,分布于T12内,直接在生土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9.5米,厚0.95米。夯土深红褐色,土质较硬。所出遗物极少,仅见少量陶器残片,其中陶鬲口沿残片属西周时期。发掘者判断:该夯土为西周时期所筑。一处分布于T5内,在第5层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3.7米,厚1.1米。夯土深灰色,较松软。出土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瓮、罐、盆等,均不晚于西周中晚期。发掘者判断:该夯土为西周时期所筑。一处位于T7内,直接在生土上起筑,未见基槽。残长5.3米,厚1米。夯土红褐色,较软。所含遗物极少,仅见几片夹砂红褐陶片。发掘者判断:该夯土的具体时代不晚于西周中晚期,与T12、T5原筑夯土时代相当。还有一处位于T2内,系在生土上平地起筑。残宽5.4米,厚2.75米。夯土为深红褐色,较松软。出土陶片可辨器形主要有豆、罐、盆等,均为西周时期器物。发掘者判断:该夯土筑造时代的下限不会晚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时期所筑无疑。总体而言,所发现的四处夯土城墙,应属同一时代,共同组成当时的城垣;其时代应属西周中晚期。关于这段城墙的规模,发掘者做了推断:“这个时期的城圈基本为方形,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11]可见,在西周中晚期,在今汉魏洛阳故城成周都邑,有一座规模较大并有城墙的城址。

三、西周晚期城墙建筑时代分析

对于这段西周时期城墙的性质,笔者认为,应是西周晚期周厉王为抵御淮夷的叛乱而增筑的。从时间上看,考古发现已基本确定了其时间范围,即西周中晚期。具体来说,也就是属于周懿王至周厉王这四王期间。徐昭峰认为这段城墙可能为周宣王时修筑[12],时代可能失之偏晚。在上述所说四王统治期内,周厉王时期统治腐朽,周边少数民族乘机作乱,其中西有戎狄的叛乱,南有淮夷的入侵。尤其是南淮夷的入侵,严重威胁周厉王的统治,有推翻周王朝统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增修成周城的城墙抵御淮夷,是有必要的。而其他几位周王在位时,既没有如此强劲的外敌入侵,更没有外敌攻入到洛河流域。

《史记·周本纪》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鲁周公世家》曰:“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周厉王由于昏庸腐朽,最终导致了“国人暴动”,其仓皇出逃,统治结束。正是由于周厉王对内不得民心,周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纷纷发动叛乱。特别是南方淮夷的叛乱,一度攻打至洛水边。周厉王时期与淮夷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这在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及史书中都有记载。《后汉书·东夷传》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盨盖载:“虢仲以(与)王南征伐淮尸(夷),才(在)成周,作旅盨。”无簋载:“隹(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夷)。王易(锡)无马四匹。”翏生盨载:“王南征淮尸(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用作旅盨。”鄂侯御方鼎载:“王南征,伐角,唯还自征,才(在),噩(鄂)侯御方内(纳)豊(醴)于王。”禹鼎载:“禹曰:丕显(桓),皇且(祖)穆公,克夹召(绍)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

敔簋铭文记载周王室与淮夷之间的战争最为详细。其铭曰:“隹(唯)王十月,王才(在)成周,南淮尸(夷)迁及内伐沔昴参泉、裕敏、阴阳洛。王令敔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长榜首百。执讯卌,夺孚人四百,廪于荣白(伯)之所,于衣,肆复付氒(厥)君。隹(唯)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右敔,告禽(擒)馘百卌王蔑敔历,吏(使)尹氏受釐敔圭鬲贝五十朋,易(锡)于五十亩,于早五十亩,敔敢对扬天子休,用作尊,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敔簋出土年代很早,宋人王黼《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先后著录。近现代学者吴东发、郭沫若、于省吾、徐中舒、陈梦家等先生也先后著文研究。很多疑难文字,多半得到解决;铭文也大体得到通读。但由于该铭文晦涩,涉及很多地名及一些人名,因此释字断句上仍有分歧。下面就敔簋铭中与战争有关的问题略加释读。

“隹王十月,王才成周”,“王”到底是指谁?郭沫若认为是夷王,徐中舒以为是厉王,陈连庆认为是宣王或幽王[13]。笔者认为,当以厉王为是。“南淮夷”,是淮水流域少数民族方国的总称。“沔昴参泉、裕敏、阴阳洛”,均为地名。“沔”即沔水,《说文·水部》:“沔,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东南入江。”“昴参泉”到底指哪儿?也无定论,徐仲舒认为是洛水所出的源泉。“裕敏”,地望不清。“阴阳洛”,当指河南洛水的南北两岸。“上洛”,地名,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汉书·地理志》云:“洛水出宏农上洛。”这里是洛水的发源地。“伊班”,“伊”当指伊水,“伊班”即指在伊水流域班师。南淮夷的进军路线是从东南而西北,一直攻打到洛水流域。敔接受命令后追击敌人,直到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胜利后班师回朝,在伊水流域。“长榜首百”当指缴获的旗子之类的东西有百面。“执讯卌”指捕获敌人40人。

敔簋铭文的大意是:十月,周厉王在成周。南淮夷从沔水,经昴参泉、裕敏,一直攻打到洛河两岸。厉王命令敔追击敌人,直到上洛。(战争胜利后)在伊水流域班师。(战果)缴获了敌人的旗子百面,捕获敌人40人,(从敌人那里)夺回被俘的士兵400人,(这些被俘士兵)在荣伯那里接受廪食,又在当地得到衣服,然后交付给他们的主人。(最后)武公及敔入宗庙,汇报战果并接受王的嘉奖。十月出师,十一月战争结束,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周厉王一直留在成周,可见战争的中心当在东方。

南淮夷,在西周金文及先秦文献中常见,又称为“南夷”“淮夷”。因非汉族,且居住在淮水流域而得名。一般认为,淮夷并不是指一个部族或国家,而是整个淮水流域方国的总称。西周中晚期,主要是孝、夷、厉、宣四王时期,是南淮夷军事实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此期间,南淮夷与周王朝发生战争次数增多,有很多战争还是南淮夷主动入侵引发的。禹鼎为西周晚期器,其铭文曰: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芮),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铭文“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表示形势十分危险。王派出周王朝的宿卫军“西六师”“殷八师”迎敌,显示对方实力强劲。王命战争过程中“勿遗寿幼”,反衬出周王的恐惧[14]。可见,西周晚期南淮夷军事力量强大,已成为周王朝的心腹大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周厉王时期,与淮夷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有的战争,淮夷甚至一度侵入到洛水流域,严重威胁到成周都邑的安全。城墙是一座城邑的重要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周厉王完全有必要而且必须增筑城墙,来抵御淮夷的进攻。而且南淮夷居住在成周都邑东南边,其向周王朝进犯时必是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因此周王朝势必会在成周都邑的东部,即今洛阳汉魏故城一带,筑起第一道防线。可见,将这段城墙归属于周厉王为抵御淮夷的叛乱而增筑的防御工事,既合乎时代需要,也符合历史事实,应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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