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当时边读边落泪，那种进入小说世界情境的感受是如此的清晰。等到工作之后，有次我想起这篇文章，鼠标拂过那些字句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又泪流满面。又过了几年，因为对阿富汗战事的关注，我再次重温《喀布尔人》，虽然对情节熟稔，可顺着泰戈尔不紧不慢的叙述，到了某一段话的时候，我的鼻子又酸了，有泪盈眶。

我的泪点其实不算很低，可就在这不紧不慢的叙事中，我还是不可自控地陷入了共情。从一个小女孩起，到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都能体会到那份深重的情感。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把故事写得那么感人，泰戈尔是怎么做到的？

《喀布尔人》讲述的是一个喀布尔小贩偶然走进了作者的生活，和他5岁的小女儿敏妮成为朋友。喀布尔人“穿着污秽宽大的衣服，头缠高高的头巾，肩上扛着一个大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原本是让孩子害怕的形象，他却用自己的善良、幽默和耐心，征服了敏妮。因为有个人买了东西不付钱，喀布尔人捅伤了他，因此被捕入狱。八年后，喀布尔人出狱，仍然想见见他的老朋友敏妮，而当时敏妮已经要出嫁了（印度的女孩子出嫁真是太早了，这点也让人唏嘘）。敏妮家里在准备婚礼，喀布尔人的要求被敏妮的父亲“我”拒绝了。

以下这段原文就是我的泪点：

“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递送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吗？’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畫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小帕拔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敏妮。”

前面做了那么久的铺垫，但直到这一刻，喀布尔人才说出来，或者说有机会说出来，他为什么对一个异国的小女孩有着那样的惦念和情谊。虽然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是因为他有个一样大的女儿，但泰戈尔没有安排他讲出来，只是叙述他坐在门口耐心地听敏妮叽叽喳喳地说话。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的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他为何擅长和喜欢跟孩子相处？因为他是个父亲，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为了谋生，他又不得不和孩子分开。

出狱之后，他惦记小敏妮却被拒绝，他想送孩子点吃的，人家要给钱，他不得不证明自己的心迹，掏出了自己女儿的信物—— 一张又小又脏的纸上女儿小小的手印。他们太过贫穷，连张相片也没有，只有摁下小小的手印作为信物，而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这个情境太有冲击力，击中了敏妮的父亲，也击中了读者。作家丛虫的《世间儿女》中有一幕就借鉴了这个表达。父母之爱是那样的强烈。

敏妮的父亲让敏妮出来见喀布尔人，然而八年过去，敏妮不再是当初叽叽呱呱话很多的小女孩了，会面有些尴尬——“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

敏妮要成为一个新娘了，恐怕已经忘记了5岁时的玩伴，喀布尔人对她来说，就像《头脑特工队》里莱利童年幻想出来的朋友冰棒—— 一只长着浣熊尾巴的大象，随着成长会渐渐遗忘。从前喀布尔人逗她时，也会说口袋里面装了一只大象！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鲁迅的《故乡》中看到过。和童年的玩伴闰土再相见，大家各自有不同的现实身份，无法回到从前的亲密无间，脑海中闪回诸多童年的情形，可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泰戈尔呈现这种隔阂，是为了自然联想到喀布尔小贩和他亲生女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隔阂。“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跨过这么长时间，失去父女熟悉了解的过程，在这个有了电话和网络的时代，我们依然能够体会这种作为父亲的失落和茫然。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