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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对华认知与中朝关系发展

2022-04-05朴东勋李军杰

东疆学刊 2022年1期
关键词:劳动新闻朝鲜

朴东勋 李军杰

[摘要] 要维护、发展中朝关系,就有必要从朝鲜的视角和语境探索中朝关系的内在机理。从2009—2018年朝鲜《劳动新闻》涉华报道的分析结果来看:第一,朝鲜劳动党的意识形态及政策路线决定朝鲜对华认知取向;第二,朝鲜要以“地缘政治”话语确保不对称关系中的相对地位;第三,韩国因素是影响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有鉴于此,第一,中朝两国应形成更多的共识;第二,带动朝韩关系发展,建构中朝韩良性合作循环;第三,要摆脱地缘政治的结构性束缚,开创东北亚合作新局面。

[关键词] 朝鲜;中朝关系;对华认知;《劳动新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61-07

[收稿日期] 2021-0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形势下朝鲜半岛状况及我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7BGJ02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朝核政策与半岛无核化互动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AGJ008。

[作者简介] 1.朴东勋,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政治与大国关系;2.李军杰,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政治与大国关系。(延吉 133002)

自2018年朝鲜半岛局势转圜以来,中朝两国首脑进行了五次首脑会晤,为双边关系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一贯重视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关系。但回顾过去70多年历史,两国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经受过各种风波和考验”。[1]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也是一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尽管中朝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但不管过去还是将来,两国之间围绕“利益”难免发生种种分歧和矛盾。因此,考虑双边关系时我们不仅要关注一国对外政策的状况,同时也要留意别国对其所做出的反应。换言之,为了减少决策过程中的错误,决策者有必要进行换位思考,将自己置于对方的处境,以便防止以自己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习惯定势去判断对方的行为和对策。[2](16)要维护、发展中朝关系,我们有必要从朝鲜的视角和语境探索中朝关系的内在机理。鉴于此,本文将以2009-2018年的朝鲜《劳动新闻》为分析对象,探讨朝鲜对华认知,分析中朝互动背后的朝鲜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

朝鲜非常重视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工作,宣传内容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近几年,尽管朝鲜开始重视互联网等现代工具的使用,但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依然是其国内政治宣传和对外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而《劳动新闻》在其中最具代表性。《劳动新闻》作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宣传领袖革命业绩和朝鲜劳动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和传播国内外各领域信息。《劳动新闻》日发行量达150万份,并向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发送1万余份,是朝鲜最具影响力的报纸。[3](58)

本研究将把《劳动新闻》作为主要分析样本,选择时间范围从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主要考虑到中朝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变化:2009年是中朝建交60周年,也是朝鲜进入权力接班之元年。这一时期,中朝两国推动全方位的双边合作,关系逐步进入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好阶段”。然而,自2012年底朝鲜再次启动核导计划开始,中朝双方分歧日益凸显,关系再次跌入冰点。随着2018年半岛局势转圜以及朝鲜领导人访华,中朝关系再次步入正轨。换言之,2009-2018年中朝关系变化幅度较大,经历了一段合作——分歧——再合作的政治循环。尤其在分歧阶段,朝方对华言语表达内容比较“丰富”,信息量较大,为观察和分析朝鲜对华认知提供了较多素材。

本研究将采取量化分析和文献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中国”为关键词在《劳动新闻》(2009-2018)中搜集4000余条相关结果,从中筛选出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有效新闻共3516条,统计《劳动新闻》在2009-2018年对华相关报道的频度和议题分布。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考察朝鲜对华立场和认知,还搜集了《劳动新闻》社论、官方声明、评论性文章等,通过这些文献进一步了解朝鲜对华语境变化及特征。

从学理上来讲,媒体通过报道数量的多少与话语倾向,为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要性,影响或决定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决定公众如何思考某个议题并评价其价值。[4](183)尤其是主流媒体,可以利用话语权和权威性意见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5](48)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朝鲜通过媒体宣示国家路线政策,并通过宣传工作将受众的政治态度整合到一个信念体系中,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劳动新闻》作为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且对朝鲜其他国内传媒产生标志性影响,通过对《劳动新闻》涉华报道的量化分析,可以大致判断出朝鲜官方以及主流舆论对华认知的倾向。

(一)报道频度的整体趋势

为了避免单一样本可能导致的认知偏差,本文在对2009—2018年《劳动新闻》涉华报道频度做统计时,把涉华报道和涉俄报道频度做了比较。①2009年《劳动新闻》涉华报道526条,几乎达到对俄报道数量(180条)的3倍。2011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俄罗斯,《劳动新闻》涉俄报道开始增加,但涉华报道仍然明显多于涉俄报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到了2014年涉华报道骤减,2014-2017年间涉俄年报道量超过了涉华报道(见图1)。

2014年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极度紧张,俄罗斯开始更加重视“转向东方”战略。2013年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以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日趋严厉,朝鲜也意识到增进朝俄关系的重要性。由此,根據朝俄双方的政治需要,两国除依然保持了良好的高层往来外,还在铁路、电力、能源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合作共识。所以,这一阶段的《劳动新闻》涉俄报道频度保持了相对平稳的状态。值得留意的是,以2014年为节点,《劳动新闻》涉华报道大幅度减少。2009-2013年涉华报道量保持在400-700条之间,2014年骤减至219条。为了寻找其原因,我们把涉华报道数据按月份进行统计,观察十年以来涉华报道月份分布情况。

如图2所示,《劳动新闻》的涉华报道主要集中在每年第二季度以及第三季度的9月和10月。这应与4月、9月、10月中朝双方纪念日较多、交流比较频繁有关。①从涉华报道量的幅度变化来看,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留意:一是2013年2月至3月涉华报道量“触底”;二是2014年7月涉华报道量再次出现断崖式下降。2013年1月22日联合国针对朝鲜发射“银河3号”运载火箭出台了2087号决议,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联合国通过2094号(2013.3.7)决议,《劳动新闻》的涉华报道在这一时间段“触底”。不过,涉华报道量从4月开始回增,基本恢复过去同期水准。2014年1月至7月,《劳动新闻》涉华报道量为215条,而8至12月合计仅为4条,之后到2018年3月朝鲜领导人首次访华,涉华报道频度一直没有反弹。2014年7月中韩举办首尔峰会等,中韩关系步入新阶段,这说明中韩关系拉近触动了朝鲜敏感神经。

(二)报道的议题

朝鲜媒体报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对韩局势及国际局势分析等,涉华报道属于国际局势分析。国际局势分析还包括国家领导人对外活动资料、社会主义斗争成果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发达国家新生活及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国家阴谋与罪行等内容。[6](83)根据以上分类,本文把《劳动新闻》涉华报道内容主要划分为三大种类:中国国内新闻(社会主义国家斗争成果、其他热点问题及事件),对外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互动)和中朝双边交流(高层互动、纪念活动,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领域交流)。

中国国内新闻主要包括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思教及党建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及脱贫、环境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建设(包括自然灾害)、社会稳定(缉毒、扫黄等)等方面的报道。

表1是《劳动新闻》2009年、2013年和2018年涉华报道主题的类别比较。②其中,重要政治报道占国内新闻报道总量的1/4,其比重在以上三个年度一直保持稳定;有关自然灾害(救济)以及生态环境报道也占25%~35%,尤其是有关植树造林成果方面的报道量占较大比重,这应与朝鲜自2000年以来一贯重视森林绿化工作有一定相关性。科技成果方面的报道比重变化较大,2009年占5.8%,2018年占28.8%,其中关于中国发射卫星的相关报道一直占较大比重。2018年,朝鲜对中国在远程操控水下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取得的成果也开始给予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污染防治等新闻主要以“一句话新闻”形式报道(字数约20字左右),所涉及的区域主要包括西藏、新疆、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此外,介绍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重要讲话、指示)、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建工作、治理社会不正之风等的文章篇幅相对较大。总的来说,《劳动新闻》的中国国内新闻以客观报道为主,而且议题与朝鲜当前所推动的国内政策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对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中国政府在民生、社会稳定等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关努力做了介绍,但以片段式报道为主,很难看到系统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相关文章。

《劳动新闻》中有关中国对外关系报道可分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等三大类。2009—2018年《劳动新闻》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相关的报道共674条,其中中美关系265条(占39.3%)、中日关系187条(27.7%),有关中国与美、日关系的文章约占整个对外关系报道总量的2/3。中美、中日关系相关报道以通讯、评论类文章为主,篇幅较大(约1000-2000字左右),认为中美、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矛盾日趋加剧,关系不可调和”。关于介绍中国与后发达国家关系的文章另占对外关系报道的1/3。这类新闻可再分两大类:一是介绍中国与古巴、巴基斯坦等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主要以“一句话新闻”形式简要报道相关情况;二是强调中国与后发达国家、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这类报道数量不多,但内容较详细,认为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中俄以及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不断加强,使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正在成为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竞争者。[7]此外,关于中韩关系的评论性文章有14条,主要是介绍双方矛盾并谴责韩方“事大外交”的。

中朝双边交流方面的报道包括两国高层以及党际交流(互访、互致贺电等)、政府间互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类社会团体互访(比如残联、妇联、青年代表团、媒体、出版社、研究机构等)、各种纪念活动(如友好条约签署日、建交纪念日等)以及抗日家属访朝参加纪念活动等。有关中朝交流的报道在涉华报道中占比重最大,达49.6%(1743条)。2009年至2012年中朝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在各个领域交流频繁,相关报道随之大幅增加。2013年联合国进一步实施对朝制裁措施以后,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受到影响,相关报道量也随之大幅下降。不过,根据对《劳动新闻》报道的统计,在2014-2017年间中朝兩国高层互致电文共18次,这就意味着,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中朝双方始终保持维护两国友好传统的政治意愿。

在朝鲜这一思想高度一致的社会中,《劳动新闻》作为党的喉舌,具有较强的引导和推动舆论的功能。本文以《劳动新闻》涉华报道频度和议题分布特征为基础,探讨由此投射出的朝鲜对华基本认知以及对华政策的内在逻辑。

(一)朝鲜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策路线决定了对中国的认知取向

从认知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主体往往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基于自身的价值观、理念和所处时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对当前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界定与判断。中朝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在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方面也存在差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建设中心路线的哲学依据。而朝鲜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主体思想。主体思想把“主体性改造”作为核心内容,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依靠以先进思想武装的、凝聚成一体的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来推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应把人的改造和思想改造工作优先于经济建设,如此,才能加强革命主体,提升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主体思想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但把人的改造,即思想改造视为首要任务。可见,朝鲜主体思想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朝在社会主义理念方面存在不同理解。尽管近几年朝鲜开始推动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出现一些新气象,但在复杂的国内环境之下,传统与改革力量仍处于胶着状态,而且由于意识形态因素,朝鲜尚未开辟可以客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空间。因此,《劳动新闻》涉华报道主要还是以朝鲜传统意识形态以及政策路线为指导思想。

再如,从对外关系层面来看,朝鲜的对内宣传话语至今仍然沿袭列宁主义时代的总体语境。《劳动新闻》主要报道中国与美日等西方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其他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却有意地忽略了“当今中国广泛融入国际体系、国际机制以及区域共同体构建的‘新国际主义’成分早已被添入中国意识形态”[8](22)的政治现实。当然,冷战结束以来,为了摆脱孤立局面,朝鲜主动跟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以完全平等、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互利为原则,同英国、德国等多个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朝鲜所谓反帝、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教育局限在国内宣传层面,从实际外交操作来看,朝鲜更关注中国与美日在东北亚地区围绕地缘政治而形成的对抗性格局。

(二)韩国因素是影响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变量

根据对《劳动新闻》涉华报道以及关于对华语境变化分析可以发现,还有一种因素影响朝鲜对华立场和态度的变化,那就是韩国。众所周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中朝关系长期冷淡。1992年中韩建交公报发表以后,《劳动新闻》以《以坚强的独立精神让人民的尊严与光荣放光彩》为题发表社论,表达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意志。1992年8月25日,朝鲜提议改善朝美关系,并认为亚洲和平是以朝美关系为前提。[9](51)朝韩分裂和对峙70年,双方缺乏必要的基本互信,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使两国关系凝固成冷战“活化石”。对朝鲜来讲,韩国本质上是美国的附庸和傀儡政权,而且是制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对力量之一。21世纪初,中朝、朝韩关系的改善以及三方之间的良好互动,一度为“六方会谈”顺利进行注入了动力。然而,自韩国保守政权上台后,在朝韩双方严重对抗的状况下,朝鲜对中韩关系的发展更为敏感。比如,2012年8月中韩举办“国防战略对话”,朝鲜军方对此发表声明称,“只要是珍惜正义的人,应该对美国以及李明博等追随势力阴谋策略提高警惕,并要果断粉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半岛以及周边地区的和平和稳定。”[10]2013年6月末,朴槿惠访华,朝鲜再次发表声明谴责韩方“事大屈从”,[11]并以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但是到了2014年之后,语气变得更加直接,措辞更加强硬。中韩两国都是同朝鲜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是朝鲜突破孤立局面的主要对象国,在朝韩激烈对峙的情况下,朝鲜若被置于中韩关系之外围,那么朝鲜的孤立感将会倍增。这是朝鲜始终警惕中韩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

(三)以“地缘政治”话语确保不对称关系中的相对地位

朝鲜对外部环境具有极其鲜明的现实主义认知。况且,朝鲜充分认识自己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所处的地缘政治地位。朝鲜认为,第一,21世纪已是“亚太世纪”,随着时代的變化,世界经济、权力中心从欧洲正向亚太地区转移,其中东亚地区最具发展活力;[12]第二,区域力量此消彼长,围绕安全以及经济问题,区域国家之间“互斥与拉拢、不信与和合、对决与合作”的复杂局面日趋突显,从而区域不确定性不断加剧;第三,以军事为优势、阻止在该地区出现任何潜在对手或强国以加强支配权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根本目的,[13]美国在该地区不断加强同盟关系和军事渗透,企图围堵和遏制中国与俄罗斯等大国,最终要在欧亚大陆上巩固其霸权地位;第四,朝鲜半岛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之处,是美国进入欧亚大陆的第一关口、重要支点。[14]因此美国的第一目标是要用武力扼杀朝鲜,想把整个朝鲜半岛作为向欧亚大陆扩张的一块垫脚石。这就是朝鲜半岛一直被视作军事热点地区的主要原因。[15]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缘中心,中、美、俄、日等世界四强盘踞在半岛周围。朝鲜把美国当作头号对手,为此要把中国作为打开外交局面的重要依托。但在如何重塑中朝关系的问题上,朝鲜一度呈现出比较矛盾的心态。朝鲜对华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90%以上,这有悖于朝鲜“自主外交”原则。换言之,面对由于过度经济依赖而可能导致的对华政治“依附”,朝鲜是存有疑虑的。①有些人认为半岛国家是“夹在鲸鱼之间的虾米”,但朝鲜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随着核导能力的提升,朝鲜强调自身在地缘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并以“战略国家”自居。朝鲜认为半岛处在“可以挑起大国之间的矛盾亦或缓和地区矛盾的‘战略要冲地带’”。[16]换言之,对大国来讲,朝鲜既可能成为战略资产,也可成为大国的战略包袱,而这种选项并不取决于大国,而是取决于朝鲜。关于地缘政治地位的这种认知影响了朝鲜对华政策以及中朝关系。在半岛问题上,最常见的观点就是朝鲜缓冲地带论。[17](106)中国一直主张维护半岛的长期和平和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支持各国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换言之,确保半岛不再爆发战争、确保半岛的无核化、确保朝鲜的国家生存是中国在半岛的基本利益。值得留意的是,朝鲜也非常明白中方的这些战略考量。朝鲜认为,“(朝鲜)长达70多年在反美对抗战的第一线艰苦作战,挫败美国的侵略阴谋,为维护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18]针对朝鲜核导问题安理会加大对朝制裁力度,中方严格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而中方这种举措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弹。朝方甚至使用激烈言辞暗示各方“城门失火,殃及城池”。2016年7月7日,也就是美韩公布在韩国星州部署“萨德”的前一天,朝鲜海外版媒体《朝鲜新报》发表评论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内,中国要争取主导权,必须要充分利用对美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朝鲜之间的合作关系。”[19]2018年中朝关系再次步入正轨之后,朝鲜对自身战略地位重新做了评价。2019年6月23日,在日本20国峰会、中美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朝鲜新报》发表以“永远不变的亲善关系”为题的评论,认为在中美贸易战扩大到高科技争夺战的关键时刻,“特朗普在此次会谈中很难采取单方面的、非善意的态度。因为,对中国来说,与最可信的、真诚的朝鲜所结下的信任和友谊,将成为他在对美谈判中的最广泛而有力的支持和鼓舞。”[20]

当然,朝鲜不仅仅在言辞上陈述立场,而且通过一系列策略性行动来表达与言辞一致的态度。每当因核导问题与国际社会强烈对峙时,朝鲜会首先通过外交辞令宣示“朝鲜将一如既往采取超强硬政策”;其次由政府或是军方权威机构宣布“停战协定无效”或“战时状态”,使半岛局势高度紧张;最后,精心选择特殊时间点,进行一系列相关行为兑现“我们绝不说空话”的承诺,以展示自己的“战略决心”。总之,朝鲜依靠自身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充分利用中国以“稳定为先”的朝鲜半岛政策,以确保其在中朝非对称战略关系中的相对地位。

过去十年,中朝关系再次上演了合作—分歧—再合作的政治循环。自2018年,朝鲜为了改变外交局面,突破推动一系列凌厉的外交攻势,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大国利益盘根交错,局势复杂敏感,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中朝关系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乃至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如何把控并重塑双边关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基于此,根据《劳动新闻》的报道取向以及话语特征来看,在维护和发展中朝关系时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要在治党治国领域形成更多共识。中朝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有许多相似性。当然,朝鲜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主体思想,强调人的改造和思想改造优先性,但并不否认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朝鲜近几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比如,金正恩执政以来淡化“先军思想”,把“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立为劳动党的指导思想,认为其本质就是“人民大众第一主义”;金正恩执政初期就强调,“不论对经济管理方法问题提出怎样的意见,都不要带着有色眼镜或以资本主义的方法为名对其阻挠”,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总路线,推行社会主义企业责任管理制,等等。总的来说,金正恩发展经济的理念和想法是比较稳定的、持续的。金正恩时期的朝鲜要以进一步推动内部改革的方式来稳定和发展国内经济。不过,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那样,传统计划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和路径依赖持续困扰着朝鲜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是系统性工程,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不仅在经济改革经验层面,也应在治党治国方面深化双方的沟通。此外,人文社会领域的交流与互动,有助于促使双方在认知方面形成更多的共识。

第二,带动朝韩关系发展,构建中朝韩良性合作循环。等距离外交可以说是中国在朝韩双方截然对立状态下所采取的权宜之策。然而,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来看,尽管中国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做出一系列努力,但始终未能消除朝鲜半岛国家對中国的战略疑虑。换言之,在朝韩长期处于对立的状况之下,中国与朝鲜半岛任何一方的深入合作必定招来朝鲜半岛另一方的疑虑和不满。因此,中国尽可能要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到战略框架之中,以努力改善朝韩关系为前提,寻求中朝韩三方利益契合点,打造三方良性合作循环。

第三,努力摆脱地缘政治束缚,开创东北亚合作新局面。朝核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而朝核问题的解决必然牵涉到东北亚安全结构重塑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因此,解决朝核问题时,中国是重要当事方,中美之间难免有互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但在核不扩散机制方面双方仍存在较大共识。朝核问题是朝鲜在复杂地缘环境中寻求“自保”的产物,而大国间地缘竞争为朝鲜巩固“拥核”地位提供了条件。因此,要摆脱当前困局,首先要防止朝鲜半岛重演敌意螺旋上升,以确保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保持中美之间的共识,在维护国际核秩序的同时,要让国际社会充分重视朝鲜合理的安全需求,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方面不断提出创新方案与路线途径,开发新动力。与此同时,要着眼未来,以新的思维和行动推动东北亚新的合作局面。“百年之变,结果孕育在进程中”,东北亚大变局的深刻含义也许不是短时间就能看得见的,而是体现在一种迈向国际关系与秩序新范式的相对稳定的进程中。[21](18)大国应该出于长远的考虑,秉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努力构建一种互利共赢的区域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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