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勇

【关键词】建筑遗产保护;史事;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建筑遗产科学保护是在官方、专业人士和民间力量共同影响与作用下促成的。1947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曾强调指出：“文整事业，具有专门性、继续性及全国性，必须养成特殊技术人员，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方法，以发挥古建筑之美点。”[1]梁思成关于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修复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保持古建筑原有面貌的前提下，要尽量使用现代技术[2]。中国营造学社总结提炼的可供中国借鉴的日本建筑遗产保护经验之一亦是“应用科学设备，防止一切灾害”[3]。20 世纪20 年代以后，一批专攻建筑的中国留学生相继学成归国：刘敦祯于1923 年创办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系，梁思成于1927 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刘福寿于1928 年创办中央大学建筑系[4]，这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建筑专业教育的发展，又为民国时期的建筑遗产科学保护提供了适宜的专业氛围与人才储备。1935年，中国佛教界人士赴日考察，对东瀛近邻的古建筑科学保护感触颇深：“（奈良东大寺）设备防火用水道费六千五百八十余圆，避雷针费四千八百余圆。因为修理工程之细密坚固，所以去年大阪京都关西一带的大风灾，大佛殿丝毫未曾摇动”，因此呼吁国内业界应重视古建筑之科学保护[5]。民国时期建筑遗产保护史上不乏科学之光闪现，是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不应遗忘的重要史事。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其要旨。

一、建筑遗产病害机理之认知

著名文化遗产保护史专家尤嘎·尤基莱托认为：“建筑遗产不断经受各种各样的破坏，包括风化、自然老化和因使用产生的破损……建筑物的损耗程度是由其结构类型和建造材料决定的。”[6]考诸史料，民国知识界关于建筑遗产病害机理之认知，大致可分三类。

（一）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寿命有限成为共识因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建筑文化等方面的理念差异，中国古建筑始终对土木情有独钟，并保持了长期的一贯性和连贯性[7]。尽管民国知识界对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价值和优点赞不绝口，但也并不否认其因自身材料特性导致的难以长久保存的事实。梁思成一方面认为“木建筑物之长久存在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时也承认自然因素对于木构古建筑的影响往往致命：“中国建筑自有史以来就是以梁柱为骨干的，而这骨干的材料一向以木为主;木本不是不朽的物质……千余年的风雨蚀剥，虫吃蠹穿，也足以毁坏不少了……时代比日本奈良法隆寺相差四五百年的宋辽建筑已是中国稀有的古建筑，崩坏不堪，唐代遗物更不用幻想。”[8]早在民国初年，即有专业人士比较了因建筑材料不同而导致的中外建筑寿命的差异，认为中国传统土木建筑寿命远不如其他东方国家之石质建筑：“埃及印度诸国之古代建筑，則多以石为之。故尼罗河畔，至今犹有数千年前之大塔存焉，足以令游客一见而知其为文明旧邦也。我国古人所兴之伟大建筑，虽史不绝书，然存者甚鲜。今即欲求千年前之宏大建筑物，已渺不可见。则因其皆为土木所成也。”[9]对中国传统建筑有所研究的非专业人士亦多持类似观点，如黄濬认为：“吾国虽以旧邦著于世界，然大建筑物，除长城外，鲜能保全，殿宇廨舍，率用木材，故也。”[10]

（二）科学分析石质建筑遗产病害成因除传统木构建筑外，石质古建筑亦为中国建筑遗产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中外学者对于影响中国古代石质建筑保存的自然因素多有科学分析。1914 年，法国人色伽兰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曾就四川汉代石质建筑遗产受雨水和植物影响而导致的堪忧保存状况作如是描述：“四川汉代建物保存之程度不等，诸建物皆以沙石为之，惟产地与本质有别耳。渠县之阙，以蔷薇色细沙石为之，其细密部分，尚保存完好。梓潼之建物，以褐黑色沙石为之，石质粗而易毁，故多为雨水剥蚀。又如植物之生长，亦妨害建物之保存。梓潼之杨公扶壁，初与其主阙分离，旋为大树所倒。绵州左方之阙，已因树根生长，石层侧面裂开。雅州高颐阙上有小树一株，正在助其崩解。”[11]1929 年，赵邦彦在云冈石窟保存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云冈诸岩，多系沙石所成，不易持久。风雨摧折于外，山泉渐渗于内，经历千有余年，今所存者不过昔日三分之二。”[12]1934 年，上海《申报》记者陈庚雅考察云冈石窟时亦如是记述：“目力所及，皆有佛洞无数，长凡四五里，均为浑然一崖所刻成，惟久经风雨削蚀，朽坏较有殿宇之处为甚。然此自然现象之消失，或为人力防避所难及。”[13]1942 年夏，任乃强在西康考察时，认为该省境内古物“价值最高者，其唯樊敏碑乎”，同时分析指出，此种石质之碑“但如露立，与雨水接触，或为植物根叶所侵，或受地面重浊之碳酸气所蚀，则因其中所含石杂质解离，石质不复坚硬，稍细锤拓，即至剥败”[14]。

（三）总结自然灾害中的建筑遗产破坏特征以地震对建筑遗产之影响为例，民国时期强震多发，古建筑因此受创颇深。1920 年12 月16 日之海原大地震波及现甘青宁诸省，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曾就地震应力波导致的灾区古建筑结构破坏现象进行过特征归纳与描述：“震中区域内，虽厚至数尺乃至丈余之城垣，亦多倾倒……愈高耸之建筑愈易坍塌，故城垣之雉垛及钟鼓楼等，最易受损。他如铁旗杆、神道碑等有截为二段者，力大可知。”[15]

二、建筑遗产科学保护方案之制定

1933 年，戴志昂曾以拟议中的洛阳白马寺修复工程为例，强调在古建筑修缮工程中“复古”与“采新”同等重要，既要最大限度恢复历史原貌，又要有针对性地应用新材料或新技术：“现所望于将来负责设计者，不在墙破补墙，梁断换梁;而在注意于复古而不失其真，采新而不碍于全体之调合，则其有益之新于中国建筑，非浅鲜矣。”[16]在民国时期的建筑遗产科学保护方案中，应用钢筋水泥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龙门石窟之修缮，“建设厅已屡次派员赴龙门测勘，由技师刘文宝绘制修筑设计图，大体就旧有寺院基址兴建寺舍，其型式采用中国式，而为保存久远计，材料参用钢条水泥”[17]。四川省水利局制定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治标计划纲要》中亦指出：“都江堰所有永久建筑物，以水泥砌筑，以求经济性。”[18]24有的建筑遗产修缮工程方案还注重采用现代工程设备，如北平市政府关于北平游览区名胜古迹修葺第一期计划提出，为保证故宫午门、东西华门、紫禁城及角楼等修缮工程顺利开展，拟购置修缮古建筑物特用工具一批，包括特制活动云梯两具，拔草器、吸尘机各三具，汽车一辆，其他工具若干[19]。在前期相对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民国文物保护界还曾制定过注重整体保护和多种科技手段综合应用的建筑遗产科学保护方案。兹引述两例：

（一）定兴县北齐石柱整体科学保护方案20 世纪30 年代初，中国营造学社考察河北定兴县北齐义慈惠石柱后，提出了包括本体纠偏、水泥修补、化学清洗、防雷等科学保护措施的保存意见，具体方案如下：1. 石柱附近土质系普通黄土，日久雨水冲刷，必至崩溃影响柱之安全。尤以此柱基础石质不佳，其一部露出地面上者，不宜令其永久暴露风雨中，受气候之凌辚。宜速将柱础附近低凹处，填筑使平，其上做水泥地面，掩护柱基，使微成斜状，导雨水外流。2. 柱巅石屋，宜装避电针。3. 石缝及一切孔穴，最易停留泥土，滋生草木，宜洗剔清净，用纯洋灰调色填补，使与石色一致。4. 石之表面，为防止受气候影响，发生崩毁计，应全部洗涤，涂solution of sileate of soda（苏打硅酸盐溶液）及solution of chloride of caleium（氯化钙溶液）类保护之。5. 严禁公私拓印颂文。保存意见特别强调“以上五项所费无几，而于延长柱之寿命，收效颇巨”[20] 。

（二）登封古观星台整体科学保护方案1937 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河南登封古观星台（周公测景台）进行勘察测绘，并提出了保护修缮意见。关于古测景台之保护，专家组认为：“为恢复原状计，自宜全部拆卸，重新装配。但石质风化已久，裂缝极多，偶一不慎，即足发生破裂危险。为安全计，仅清理石面石缝，用洋灰调色钩模嵌补，外部再以石栏萦绕，以资保护。”关于古观星台之保护，专家组一方面考虑到自然因素对古建筑本体的侵害，提出沿台脚筑四呎宽散水道一周，防止雨雪下浸，将周围树木离台基过近者移植他处，台壁上杂草树根全部刈除净洁，另一方面指出，“该台自建造至今，历时六百余载，其基础经长期间下沉之后，似不致再有走动危险，故亦无须根本改造……但修理工程，如拆去外侧之砖，重新修砌，不但工费浩繁，完成之后，轮奂一新，亦足丧失古建筑之价值”，因此，方案侧重于修旧如旧和最小干预，同时有针对性地应用现代建筑材料：“于砖栏下端尽头处砖内加建钢骨水泥柱，以期稳固。”“踏道与平台台面保存原状，仅于砖下加做防水设备一层。其法先将台面与踏道之砖，掘起三层，做四寸厚一·三·六钢骨水泥，内加防漏浆，使插入栏墙下数寸，做成后，再按照原有形式，敷砌条砖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案还前瞻性地考虑到了建筑遗产利用特别是旅游开放问题，提出恢复古代天文测量活动，与游客进行互动：“观星台现存建筑系明人所筑，为恢复旧观计，允宜全部拆除;但如高平子先生之意见，仅拆去中央一间，使日光自直漕上部可射至圭面，并于左右二室间架铁梁，使距圭面之高度恰合元尺四十尺，游人至此，令守护人出景符以测日影，亦足增兴趣不少。”[21]

三、建筑遗产科学保护之实践

（一）摄影术在建筑遗产调查、保护与传播领域的应用

清末民初，摄影术传入中国并逐步普及。“吾国初得其术，尚属湿片旧法，手术繁杂，能者无几。迨干片法流行以后，法简用繁，藉此营业者日众，今则荒村僻野，时有其人，能者不奇，见者不怪。”[22]民国知识界亦随之意识到摄影术在抢救保存建筑遗产资料、为建筑遗产修缮提供参考及留存建筑遗产修缮工程档案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召集之南京古迹调查委员会，在以青龙山梁陈古墓为目的进行的首次调查中，就将摄影作为重要调查手段：“先至陈代陈武帝之墓址，墓在青龙山麓，仅余残碑断碣数具而已。经详察遗迹，就碑石等加以考察，并摄影数帧，拓碑文数紙。”[23]1935 年春，华北危机爆发，“蓟北风云日亟，故都文献有不保之虞”;同年7 月，朱偰“立志北征”，获得故宫博物院特许，在故宫及景山大高玄殿、太庙、皇史宬等处摄影，“计穷二月之力，在京城内外摄影五百余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24]。朱氏所摄照片后汇编为《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20 世纪30 年代制定的龙门石窟修缮方案中，特别提出在动工前必须本着全面、客观原则，由河南省民政厅和建设厅各派人员对其进行系统摄影以留存资料。方案强调：“以龙门造像为艺术遗迹，摄影时分段采景，应不杂艺术史之观点，此种技术上之问题，商定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洛人员勘察指导，以期收获良好效果。”[17]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于此期间，亦从事详密之调查，“藉为登记龙门古迹之实施，兼事采集详细材料，以资日后之研究，并于修理时，作种种之贡献”，龙门石窟修缮工程则于摄影初步完成后，再派工程队前往工作[17]。明长陵修缮工程竣工后，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曾编印《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其中设有“明长陵建筑修缮前后对照摄影”专栏，收录大红门、内红门、陵门、龙凤门、明楼、神功圣德碑亭、祾恩门、祾恩殿、陵门内碑亭等明长陵标志性建筑修缮前后对照照片20 余幅，同时还收录修缮工程施工现场照片多幅[25]。

民国相关文博机构也注意到摄影对于建筑遗产本体之负面影响。当时之摄影术尚存在一些技术局限，如在室内或光线不良条件下摄影就必须使用闪光照相法，时人就其弊端指出：“闪光药寻常多为镁粉或镁带，今市上又有闪光纸及闪光弹出售……闪光纸发光甚猛，温度亦高，四周倘有易燃之物，须迁去以防火险。”[26]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此在《管理石室壁画塑像及其他古迹摄制照片及电影暂行办法》中专门规定不得使用镁光等足以熏黑石室古迹之燃烧性物品[27]。与此同时，民国文物保护界还将便于摄影作为相关建筑遗产修缮的一项内容，客观上促进了建筑遗产影像留存和价值传播。以西安碑林为例，20 世纪30 年代，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滕固等人参观西安碑林时，感叹“惜室内阴暗，且诸碑密刻，少隙地，不能摄影”[28]。1937 年4 月至1938 年3 月，西安碑林修缮过程中，根据梁思成之意见，除第二陈列室《开成石经》因固有序列不宜改动外，其余各室碑石均由横排改为竖排，改善了采光条件，方便了游览和拍照[29]。

（二）现代材料与技术在建筑遗产修缮中的应用

民国时期建筑遗产的科学保护，根据文物体量、保存状况、设计思想和实际条件等因素，可分以下三类，兹以相应单体文物修缮举例述之：

1. 应用现代材料的仿古修缮

城隍庙是上海著名古迹，早年失火焚毁。1926 年4 月，由黄金荣等人发起，委托公利打样公司制造图样，久记营造厂重行翻建，1927年11 月25 日竣工。时人感慨道：“向来庙宇的建筑，是与宫殿一般式样的;而建筑的材料，又不外乎用着泥砖竹木，从没有像现在的大殿，竟然把钢骨水泥制造的。而且仿造古式，绝无异样，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那种含有美意的建筑，开全世界未有之奇观;无论如何，不能再与以前破陋的情状相比较咧。”[30]

2. 应用现代材料和技术的常态化修缮

都江堰作为一直沿用的重要水利工程，其保养维护属于常态化工作。“都江鱼嘴，块石砌成之分水石堤，历代修补，屡筑屡毁。迄自1935 年起，始用混凝土浆砌块石，逐年培修深固，沿用至今。”[18]14与此同时，都江堰管护机构也意识到，因古代缺乏地质知识，修建都江鱼嘴“虽曾加深掘，实未见实基，建筑于冲积层上，当时雖极尽坚固之能事，而终被毁于洪流，不明地质者，每诿之于天灾”，为有的放矢，提高都江堰养护效率与质量，管护机构于1937 年在都江堰分水鱼嘴内外二江进水口安澜索桥两端开展地质钻探试验，“钻二孔，内江河心探深4.27 公尺，外江河边探深5.69 公尺，始探得岩石，其质与两岸山岩相同”。同时获取了相应水文数据，为修缮工程提供了必要科学依据：“河身倾斜甚陡，水流速每秒3 米，水底工作甚为困难。夏季水深6米，冬季水深1 米，故一切工作，须在冬季举行之。”[18]16—17

3.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手段的样板工程

南京栖霞山栖霞寺之隋代舍利塔在1930 年修缮竣工前，“以天时人事之侵损，石质剥蚀，时虞颓圮，观者病焉”。时由香港居士何晓生伉俪发愿捐资修缮，委托叶恭绰主其事，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卢树森、中国营造学社刘敦祯担纲。由叶氏所著《重修摄山隋舍利石塔记》可窥该工程相关重要史事：

一是秉持科学修缮理念：“抑近代保全古物不主妄加增削以失真相，若是乎庄严法相与保全古物殆不易兼顾。余乃谋中央大学建筑科诸教授卢君树森暨刘君士能之言，曰塔之结构如人之筋骨，其雕饰即皮肉也，皮肉决不可增补以失真;筋骨则宜求充实以持久。”

二是应用物理化学多种技术手段：“今察塔石表已渐腐，且榫卯多松脱，施工次第宜用巨绠固束四周上下徐涤除其附缘之沙石草木。次则以人力推复各石之原状，使钩联如故，再环以精铁并间设撑拄令无枝梧，然后注入化学药液为西方习用以延古物之寿者，使石理浸渍变化而加坚密且固其隙使无滋植物。如此则再千百年可不坏也。至外表雕刻及榱桷檐柱栏楯，凡非为保固所必需者概不加增饰。以药液之石色力固将加莹胜于施彩画也。”

三是注重保持恢复历史风貌：鉴于塔顶相轮久失，雨水易入塔心，“因加石顶三层，其式则仿北魏云中寺遗制”;在清除积土时，“始悉塔本有石坛，周如塔形而广约加半，大致完好，再深掘复得石栏一堵，皆隋代遗物，埋没殆数百载且不见于志乘，盖山洪素烈泥沙壅积使之然也”，遂扩清积土、夷为广场，修正坛址、补建石栏，“使一如隋式”;同时外加铁栅“以期严净”，“塔右及后方多为石磡以泄水且卫殿基一切经营盖无遗憾”[31]。梁思成称赞该修缮工程“照式补制，恢复旧观”，全部重修工作除“塔刹形制或有可疑外，至为谨慎精审，开我国修葺古建未有之佳例”[32]。

余论

囿于史料所限和作者学识，本文观点及引述之典型事例必有挂一漏万之憾、班门弄斧之嫌，因此不敢以“研究”冠名而仅称之为“探要”，目的是通过整理分析零星资料，尽力勾勒出民国时期建筑遗产科学保护的粗线条历史图景，以求抛砖引玉，为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史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建筑遗产科学保护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必须正视其客观存在的问题：一是建筑遗产科学保护缺乏官方背景的顶层设计，如古物保护法律法规中未见相关规定或表述，主管部门既未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划或标准，亦未设置必要的审批与监管等程序。二是目前所见之民国时期建筑遗产科学保护之典型事例或样板工程，既有行政主管部门牵头，也有建筑遗产管护机构、私立学术团体、民间人士自发实施，彼此各行其是，未成体系，不利于相互交流和理念、技术的提高。三是即使与其他建筑遗产研究领域如中国建筑史的研究相比，民国时期建筑遗产科学保护之理论探索与经验总结也有相当差距，而且一些相对完备、科技含量较高的科学保护方案最终并未付诸实践。四是相较于同一时期博物馆事业中的科技元素，建筑遗产科学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前者关于馆舍设计建造（包括平面布置、采光通风、取暖制冷等）、藏品科学保护（包括日常养护、科技修复等）、陈列展览与社会教育（包括展厅环境控制、电化手段应用）等方面，不仅在博物馆学理论著作中有较多篇幅论述，而且大多在实体馆得到体现。从总体来看，受制于当时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以及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的影响，民国时期建筑遗产科学保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探索虽然有可称道之处，但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实际成效并不明显。当然，这并不影响其在中国文物保护史特别是文物科学保护史上的应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