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国内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研究的现状，本文从翻译实践中翻译对象、译者、受众三要素出发，提出了非物质文化翻译的路径，主要包括四个环节：非物质文化数据库创建、特色文化优选、翻译模式选择、翻译效果评估，以期更有效地助推山西非物质文化“走出去”。

关键词：文化“走出去”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路径

山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有诸如高跷、旺火、剪纸、晋剧等多种文化形式。非物质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或源于生产劳动，或根植于节日庆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当今时代，社会文化态势呈现风云骤变之势，全球化的浪潮使各民族文化不断相遇、碰撞，其裹挟而来的异质文化深刻影响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讲中国故事，发中国声音。基于此，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话语研究应当跟上时代化潮流，主动“走出去”，彰显独特文化魅力，提升山西文化软实力，推动三晋文化走向世界。

一、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都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研究，以致其成为独立的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研究涉及的领域也颇为广泛，其中自然少不了对地方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就山西非物质文化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厚。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可以发现，从研究趋势上来看，近十年来山西非物质文化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现有研究的研究内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有具体到某一非物质文化的，有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还有偏重于非物质文化旅游的研究，等等，现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的研究，国内涉及非物质文化翻译的研究多集中于外宣翻译研究与翻译策略探讨，另有以某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如杨大霑（2009）、张洁（2019）分别以贵州省、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从不同方面探讨了翻译的问题。另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与教育教学联系起来的，如白红岩（2019）讨论了高校英语专业中如何有效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教学工作的问题。还有论文从不同理论视角对非物质文化翻译实践进行了研究，如阮红波（2019）等分别在功能语境、翻译伦理研究视域下对翻译文本的不同层面进行了探讨。

相比较而言，纵览中国知网所检索到的文献，关于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的研究屈指可数，只得两篇相关翻译实践报告，以及赵丽丽等（2020）有关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研究。不难看出，针对山西非物质文化的翻译考察尚显薄弱，整体关注不足，研究层面较为单一，开展山西非物质文化的宏观系统翻译探究尤显必要。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促进山西特色文化的弘扬及传播。

二、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路径

要通过文化翻译助推山西非物质文化“走出去”，应充分考虑翻译对象、译者、受众等多个因素之间的关联。对于翻译对象的选择，可以对浩瀚的山西非物质文化加以搜集整理，纳入数据库，并从其中的精品开始着手，根据不同文化形式，对其采取相应的翻译模式。在翻译活动完成之后，对翻译作品进行质量评估，并最终对翻译效果进行研究分析，做到及时反馈，调整优化翻译作品。具体地讲，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可以遵循以下路径：非物质文化数据库创建、特色文化优选、翻译模式选择、翻译效果评估。具体模式详见图1。

1.数据库创建

山西文化遗产丰富，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口头传说、礼仪节庆和手工技艺等多种形态。山西省人民政府于2006年底批准了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05项。截至目前，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公布了五批，共计754项（含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在目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外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山西省入选的项目共计130项，另还有20个扩展项目。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遗產，在进行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之前，很有必要做好收集整理、摸排家底、做实数据、分门别类等基础工作。

当前，山西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化保护处于最初的阶段。至于数据库的创建，在2013年，太原市档案局馆率先迈出了一步。该机构将太原市涉及民间文学、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间舞蹈、曲艺、民俗等10大类99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系统收集，并建立了档案数据库。（罗玉洁，2013：7）对于民俗技艺、歌舞表演、游艺与杂技、传统体育等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采集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往多采用照片、影像、纪录片等形式进行数据化处理，也难免做不到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风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3D技术的发展，人们得以采用立体建模、立体扫描、全息投影等现代技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维数据化保存。而关于保存数据的分类标准，应当和国际划分标准相统一。这样在进行翻译传播时，可以更有效地完成与国际的对接。

2.特色文化优选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精神的实践，包括经验的积累。它在文化历史中能够给人们以集体认同感，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地区性的非物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带有各地独有的印记。山西历史悠久，非物质文化丰富多样。山西境内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五台山木构南禅寺大殿，山西临汾有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琉璃塔飞虹塔，山西朔州有被誉为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等等。此外，山西有久负盛名的大院民俗文化等。在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熏染之下，各种非物质文化大放异彩，如孝义皮影戏、中阳剪纸、万荣花鼓、平阳泥塑、大同蛋雕、闻喜花馍，等等。这些文化反映了山西人民的精神风貌和人文情致，启示我们应当挖掘山西文化内涵，把握思想精髓，彰显地域特色。在着手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翻译的具体实践时，应当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

对于文化内容的选择要兼顾民族性和历史性。非物质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和情感表达等方面;非物质文化是精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交融与沉淀，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品格。历史性也是一种文化考验，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形态做出评判。（孙正国，2013：121）简而言之，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对象的优选标准应当体现山西精神、蕴藏山西历史、饱含山西智慧、富有山西特色。

3.翻译模式选择

关于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翻译策略的最终确定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也与翻译对象的性质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多元性、社会性、传承性等特点，对其翻译要兼顾对其核心概念的阐释、历史文化的传承、特定形态的再现、社会功能的表现等多层考量。针对这些问题，山西非物质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应当采取柔性翻译、多主体翻译和多模态翻译等多重翻译模式，以期更有效地向世界展现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柔性翻译模式是指对翻译对象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以一种不动声色、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受众柔性阐释性翻译。柔性翻译通常采用的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通俗、具体生活化的话语，也即民间话语，以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拉近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比如对民俗戏曲的翻译，可以将现场表演和文化翻译结合起来，以直观的方式呈现文化风貌，激发受众的求知欲望，更有效地提升翻译效果。

多主体翻译模式指的是在翻译实践中，翻译主体除却官方组织之外，还应当发挥个人、团队、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重主体力量。官方主导的翻译一般有着固定的套路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而其他主体形式的翻译则多元化，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随着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普及，各类主体可以利用网络、自媒体平台以及文化交流平台等多种渠道，通过文化翻译促进山西非物质文化“走出去”。

非物质文化类型众多，形式多样，具有文字、声音、图像、色彩等多种模态，其中的各种模态都是意义的生成资源。在对非遗文化的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关注的不限于语言文字，还应兼顾其他各种模态符号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在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发展中，多模态已经成为意义表达、阐释与接受的基本特征。音乐、动画、图像等多种符号系统与词语一起互动，生成多模态意义，服务于人类交际的目的。（吴赟，2021：115）受众对文化的认知、消费等方面也都受到数字化时代的影响，需要译者在语言和符号之间进行协调运作。而对于非语言符号的非物质文化的翻译，译者尤其要注意不同模态间的转化，注重多模态翻译模式的运用。

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柔性翻译模式、多主体翻译模式和多模态翻译模式三者的关系并不对立冲突。三者优势互补，互为补充，共同服务于非物质文化“走出去”的最终目标。

4.翻译效果评估

非物质文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带着文化“走出去”，得到海外受众的接受、认可乃至认同。翻译文化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是对翻译效果评估的重要参照，而对接受度和认可度的调查可以通过问卷或者在线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渠道实现。

翻译作品完成之初，可以先对作品质量进行一定的预估。例如可以邀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读者，利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现场调查或者网络问卷调查，就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预估受众对翻译作品的满意度和接受度。还可以利用各种翻译质量评价参数体系就翻译作品进行评价。国内外有一定操作性、代表性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有赖斯（Katharina  Reiss）模式（2000）、豪斯（Juliane House）模式（1977）、司显柱模式（2007）、威廉姆斯（Malcolm Williams）模式（2004）、芒迪（Jeremy Munday）模式（2012），等等。这些评估模式为非物质文化翻译效果评价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通过调查研究、质量评估，尽力使翻译作品达到最优化。

在非物质文化翻译作品出版、发行或者展演之后，还需要对文化“走出去”效果进行跟进评测，这需要根据非物质文化的不同类型拟定评估方案。比如说，以图书出版形式的非物质文化翻译，可以利用海外各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书店销售量等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也可以根据亚马逊、Goodreads等网站的读者评价信息，运用Python情感分析法估测读者的态度和评价。而通过广电、网络等数字化媒介传播的非物质文化翻译，可尝试采用传播学评价指标，如影响力、互动力、活跃度、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等，来评估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的效果。通过收集一系列分析评估信息，对翻译质量和效果进行反馈，以便做好修正与优化，更好地服务于文化“走出去”的工作。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后留下的民族文化精品，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创新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不容忽视。在当今社会，应当结合新技术、新思想，通过柔性翻译、多主体翻译和多模态翻译等多重模式，创新非物质文化翻译路径，为传统的区域非物质文化增添现代元素，为推进山西非物质文化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献智献策。

参考文献：

[1] House，J.A Model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Tübigen：Gunter Narr Verlag，1977.

[2] Munday， J.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M]. London & New York：Rutledge，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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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illiams， M.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n Argumentation--Centered Approach [M].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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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赵丽丽，王文雅.“走出去”战略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研究——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译介为例[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0（3）：78-81.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山西非物质文化翻译研究”（2020YJ044）

作    者：丁如伟，山西农业大学基础部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