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酉鑫

摘 要：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中造型背景与制约因素较为复杂的一种，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了解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的造型原型对研究红山文化原始动物崇拜的课题具有关键性意义。文章将借助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综述学界对该问题的看法，探讨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的造型原型。

关键词：红山文化;勾云形器;造型原型;文物鉴赏;动物崇拜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43

0 前言

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期“多元一体，满天星斗”格局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多彩和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关键性意义。红山文化玉器是我国史前时期北方一个重要的、独立的玉器系统，已经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学术研究，延伸出了许多学术课题。勾云形玉器（所称的勾云形玉器并不一定是同种器物，勾云形类玉器是学界的统称，这里为了方便叙述，下文统称为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变化最多也是最难琢磨的玉器。前人之述备矣，但最近几年新的考古发现与理论研究为更深入研究勾云形玉器的相关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1 红山文化的原始动物崇拜

了解一件器物的造型内涵首先要对它所处时代的特征有充分的了解。

从自然特征上来看，红山文化中用于渔猎的细石器的比重远远大于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可以推知红山文化的生产经济结构是农牧渔猎并存的复合结构。这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山文化后期的发展。在红山文化发展后期，这种经济结构的问题一点点地暴露了出来：整体生产效率落后于单一农业生产的经济结构。于是红山文化在中后期呈现出了一种撕裂的文化结构：一方面单一的农业经济高度发达，另一方面渔猎经济占主导的地区处于落后的状态。这种经济上的撕裂状态使得它的文明没能再前进一步，停留在了文明曙光的阶段。自然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出了红山文化特有的文化特征。

从文化特征上来看，玉器、积石冢、女神庙是红山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征，积石冢作为勾云形玉器的主要分布地与勾云形玉器的功能息息相关，我们要了解红山文化的文化传统必须通过积石冢所体现的文化传统来了解。红山文化有一套“坛、冢、庙”一体的祭祀信仰系统，结合民族志的相关资料来看，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红山先民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定期举行隆重的祈雨仪式是红山文化先民农业生活中的大事，具有祭祀作用的积石冢和各种祭祀法器也随之得以发展。大众所熟知的玉猪龙、C形龙等就是红山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象征着动物崇拜的在宗教活动所用的法器。勾云形玉器制作精致，多无使用痕迹，有的形体明显偏小，可以看出不是一种实用器具，应是祭祀活动中所用的法器，用作沟通祭司和上天、祭司和祖灵的中间媒介。

综合红山文化所处的自然特征与社会文化特征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不仅是集装饰品、神灵崇拜、财力与权力象征物这三重身份于一体的象征，也是人与神、人与自然界相沟通的重要中介物，是红山文化原始动物崇拜的重要体现与象征。认识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原型对我们还原红山文化社会发展原状、了解红山先民的精神世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等关键课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2 红山文化的造型原型

关于红山文化中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原型，不同的学者依照自己对器型创制的原则与分析问题的目的有不同的看法。陆思贤先生认为“勾云”盘状是模拟句龙、蜷龙的结果;刘国祥先生认为，勾云形玉器是鹿角、猪獠牙等动物实物形态的艺术化反映;尤仁德、杨美莉先生认为它是原始鸟类的形象再现;邓淑蘋先生认为它可能是类似于良渚文化一样的动物面纹玉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的造型原型都是来自自然界，更确切地说，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是红山先民“万物有灵”观的集中体现。学术界众多的观点令人应接不暇，总的来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2.1 兽形说

第一种观点是以杜金鹏、刘国祥先生为代表的兽形说（即猪龙说）。刘国祥先生按照红山文化玉器的用途将其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和特殊类四种。

从功能上来看，出土的勾云形器被放置在墓葬中不同的位置，应当不是作为一般装饰物与专有工具的，也不是对某种具体动物的直接模仿。极有可能是借助原始的动物崇拜，为了适应当时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专门制作的一种特殊类工具。

从外形上看，无论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多么千变万化（图1），它们总是由勾角和小凸所构成的。可以说勾角与小凸不同组合的方式构成了红山文化勾云形器的各种形态。以图1为例，勾云形器所显示的仿佛是一动物面，中心的两个小孔仿佛动物双眼前视，下面为横长的开口，内有七组两两并列的獠牙，表现的可能是猪龙的头部形象。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的动物雕像是龙（主要是所谓猪龙），若把猪龙雕像头部的两个侧面图展开来与其正面图拼成一个画面，就会发现这是一幅双目前视、张嘴露齿的兽面形象。

红山文化是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兴隆洼文化先民和趙宝沟文化先民赋予鹿角、猪獠牙某种神秘属性的原始动物崇拜的文化传统，被红山文化先民继承和发展，成为一种共同认定的社会传统。许多考古学家据此推断，勾云形玉器的内涵应该是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艺术化再现，其主要功用是用作沟通祭司和上天、祭司和祖灵的中间媒介。

2.2 鸟（凤）说

第二种观点是以尤仁德、邓淑蘋先生为代表的鸟（凤）说，有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神目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恶劣环境里，人们为了祈求农业生产顺利与部落和谐稳定，生存意识驱使着人强烈的生命意识的迸发，驱使着人们对强大的、未知的、神秘的动物产生崇拜，企图得到庇佑。在一些传说中，对这种古老的信仰有所描述。例如，《汉书·地理志·注》中言：“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者也。”这或许就是红山人以鸟兽作为勾云形玉原型的追述。gzslib202204051930

除此之外，《山海经·西山经》中也有对以鸟兽作为原始动物崇拜的叙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大意是指少昊族以前居住在东夷地，而红山人属于东北夷人，因此二者都是鸟崇拜部落。

从外形上来看，鸟（凤）说对勾云形器的外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解释：勾角与小凸被认为是一种起伏跌宕的跳跃之美，表现的正是原始社会时鸟兽的原始神秘的跃动力量。勾云形玉器头部写实，圆眼勾喙，好像鸟在鸣叫，兽在眨眼;左右两翼以两只连体相背的兽首向外平直伸展，胸腹和背部则用重心圆和八角星纹图案装饰，下侧为完全写实的尾羽，其艺术表现风格与红山文化其他玉器的齿状造型十分相似，在构图创意和表现意蕴上也完全一致。鸟像要腾飞，兽像在啃咬，一种跃动之感跃然于勾云形玉上。这种形态强调表现这种神鸟超常的飞升神通。据此可以推知，人们通常所说的红山文化勾云形玉，本质上它所表现的形象可能是各种或为飞升、或为静止的鸟，与自然现象的云并无关系。

该观点与叶舒宪、祖晓伟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还提出勾云形玉应当被命名为“鸮型玉牌”。结合了民族志的相关内涵，他们发现在欧亚大陆石器时代就普遍流行鸟女神信仰，鸮和鹰是鸟女神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但是没有确凿的考古发现或者史书来自圆其说，只是对两件勾云形玉器进行形态上的解读，借用《尚书·禹贡》夏禹玄圭叙事所隐含着的神话历史来猜测或者说主观臆断出来的结果，不能因为所谓的久远的历史传统与神话传说来下定结论（图2）。

2.3 其他观点

上述的两种观点均是从红山文化原始动物崇拜的角度出发的，但郭大顺先生的看法却独树一帜，1996年，郭大顺先生在其文中认为勾云形玉佩的卷勾，实际上就是来源于红山文化彩陶图上简化的玫瑰花瓣卷勾图案，而带齿兽面形玉佩则是这种结合体的再结合，这些均是以简化玫瑰花的覆瓦状花瓣图为原型的。他对玉勾云形器原型及其形制演变序列的阐述与其他学者的观点大不相同，可谓独树一帜。

近些年来青年学者也对其原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周晓晶认为勾云形器的原型极有可能与传统的宗教形象有关。她认为勾云形玉器的这种创型玉器母源其实是一种取自于萨满在昏迷状态下的“转迷溜”形象。勾云形器中心的旋涡代表的是灵魂升天时所看到的巨大浩瀚的宇宙魂气旋涡图或是灵魂旋转升天的线路图，而器身四角的弯勾则是浩大宇宙中的巨大云朵，上面精心琢磨的宽缓浅凹沟则代表流动的云气。考古挖掘发现的玉勾云形大多放置于胸前，表明其在萨满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是萨满神器中的重器。红山文化中“玉人”的器型也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红山文化“萨满式”文明的一种体现，在此列为一例证。目前虽然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可以证明该观点的合理性，但其从原始人的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器物的造型原型与之前从动物崇拜的角度来认识器物大不相同，这种思维方式应该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

3 结语

随诸位学者对勾云形玉器造型原型的深入研究，可谓是成果颇丰，百家争鸣。在研究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动因时，单靠直观而又单纯的形态比较是不够的，应该与当时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对红山文化玉器群造型及制约观念进行综合性考察，结合更多的考古发掘资料和相关民族志的资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推测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原型才能自圆其说。

由此观之，分析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动因不仅要结合考古学、民族志、神话传说等相关资料，而且要结合当时红山文化的社会历史传统与红山文化最独特的文化特色—宗教信仰多元化来理解。从红山文化考古发现中可以得知红山人有着独特的“万物有灵”的动物崇拜信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鸟、龟、猫头鹰、猪……仿佛什么动物都是可以崇拜的。其本质还是在原始社会时弱小的人类对更为强大的某些动物的原始崇拜。

因此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原型不一定全部是猪龙，也不一定全部是鸟凤，可能为二者兼有之，可能是在龙（猪龙）与凤（鸟凤）的造型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混合动物，也可能有更多我们并没有发现的原型。总的来说，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原型应当与其“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观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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