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峻熹 詹嘉

摘 要：14～16世纪是中国与西亚交往的重要时期，海陆贸易路线的开拓为陶瓷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保障，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对帖木儿青花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汗国贵族阶层迷恋东方审美的趣味，输往伊斯兰世界的瓷器被赋予全新的文化寓意，成为人们生活的宠儿。

關键词：景德镇瓷器;帖木儿;文化影响;图案;贸易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3.038

作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外贸商品和文化输出物，青花瓷带动了中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的青花审美风尚。相较于广为人知的欧洲青花瓷风尚，在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内陆—中亚地区，这种蓝色审美也随着帖木儿汗国的诞生而变得光彩夺目。帖木儿汗国（1370—1507）由原察合台汗国突厥贵族帖木儿于1370年创建，汗国以中亚河中地带的撒马尔罕为政治核心向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小亚细亚扩张，疆域横跨中亚、西亚。帖木儿汗国存在时间恰逢明洪武至正德早期，汗国的出现使波斯、中亚文化相互糅合，并将该地区文化艺术推向新高度。帖木儿汗国与明代中国之间的陶瓷文化交流见证了大航海时代以前中国与中亚、西亚间密切的人员及文化交流。

1 明代景德镇瓷增进两国邦交

明代中国与帖木儿汗国的关系分为前期的敌对态势以及后期的臣服学习两个阶段。明朝建立初年，帖木儿大帝一直征战四方，并对明朝西北疆域图谋不轨，表面表示臣服姿态。1370—1390年，迫于帖军在塞外败于明军，帖木儿不得不向明廷称臣纳贡，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1396年。但长期的战果与胜利纵容了其嚣张气焰，1396年帖木儿扣押中国与奥斯曼帝国使节，标志着其第二次大规模对外侵略的开始。1405年帖木儿率军准备进犯明朝边疆，但于死于行军途中。

随着帖木儿的逝世，两国关系在沙哈鲁时期再度转向和睦，邦交活动频繁。由于汗国陷入继承人争夺权力的战争，哈里一派向明朝示好，1407年其释放了被帖木儿扣押了十余年的明廷使节傅安、杨德文等人，希望与明朝重修于好。1408年，永乐帝调停哈里与沙哈鲁的关系，继任者沙哈鲁向明廷称臣进贡，帖木儿国使团每年都会携名贵的土库曼马匹与驼队造访明朝首都，这种友好的外交礼仪贯穿了汗国存在的百余年间。虽然瓷器更适合于海运而非陆路运输，但相关史料也证实了通过驼队、马车运抵中亚与波斯的明代青花瓷器。1419—1422年，帖木儿的继承人沙鲁克从首都赫拉特向明廷派遣使团。《明实录》记载1419年明廷命鲁安率使团由陆路出访汗国的设拉子与伊斯法罕，并带去丝绸与瓷器。总体来看，帖木儿汗国始终将中国尊为上邦，自视为明朝“藩属”。①

明朝在与西亚各国交往过程中，瓷器以馈赠和贸易两种方式进行，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分为官方及民间两类。中国瓷器是帖木儿汗国与其他西域国家最希望得到的回赠品，在帖木儿汗国使官寄给明廷的信件中列举了他们进贡明朝皇帝以及希望得到回赠的礼物，这些信件保存于北京15世纪明代四夷馆档案中，其中有四封信特别提及瓷器，这些瓷器主要以馈赠的方式赠予帖木儿汗国。通过这些信件不难发现汗国统治者对中国瓷器的钟爱，明代帝王无一例外地满足了撒马尔罕宫廷的请求。汗国存在的百余年时间内，在中国与帖木儿汗国间的物品互赠中瓷器发挥重要作用。

2 明代景德镇瓷影响帖木儿陶器风格

12世纪西亚工匠已采用钴料装饰瓷器，蒙古人的到来加速了远东地区审美风格与西亚钴蓝彩绘陶的融合，景德镇青花瓷、龙泉青瓷、磁州窑划花瓷流行于察合台汗国和伊尔汗国，使伊斯兰世界青睐于中国瓷器，这也为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影响帖木儿陶器奠定了基础，主要体现在图案、纹饰等方面。

2.1 13～14世纪西亚青花陶发展概况

在伊斯兰世界，青花瓷被称作青白花陶瓷，伊斯兰陶工摸索出一种名为熔块的陶器坯体配方，他们为了模仿中国瓷器转而依靠其中的白黏土以及覆盖其上的氧化锡釉来增加白度，而与氧化锡釉搭配的便是钴蓝彩与铜绿彩装饰。11～12世纪，波斯陶瓷、陶砖多为蓝绿色。中国青花瓷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始于蒙古入侵。从13世纪开始，随着蒙古人占领伊斯兰世界，中国艺术风格融入西亚陶器装饰中。英国学者阿瑟·兰指出：伊尔汗国至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广大地区，一种融合远东文化的陶瓷风格逐步形成，在卡善附近的苏坦纳巴德，一系列装饰满密的品种—如米纳依、虹彩陶、蓝釉陶相继发展起来。作为西亚青花陶器前身的拉贾瓦的蓝釉陶器广泛出现在南俄、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埃及地区，它们被作为酒杯、大碗、碟子出现在宫廷餐桌上，或作为表示友好的外交礼仪物品。学者恩斯特·格鲁伯认为：帖木儿时期的陶器与之前的伊尔汗伊朗、蒙古和后蒙古中亚陶器密不可分，其陶器装饰呈现“国际主义风格”特点。

作为突厥蒙古后裔，帖木儿偏爱中国青花瓷，他将从印度德里、叙利亚大马士革掠来的能工巧匠汇集到撒马尔罕为其制作上乘的青花陶器，中国瓷器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转陆路经班德·阿巴斯、科尔曼、设拉子等沿海地区，深入伊斯法罕、卡善等内陆城市。中国瓷器进一步启发汗国工匠，他们使用模仿明代瓷器的图案来装饰陶器。帖木儿汗国陶工一方面学习、临摹中国瓷器原作，另一方面则借鉴、描摹景德镇的瓷器图案，并将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图案组合在一件器皿表面。他们通过丝织品、漆器、工笔画等媒介借鉴中国图案，逐渐掌握东方艺术语汇，并将其运用到各种手工艺品中，使汗国上下形成追捧中国艺术的风气。

2.2 明朝与帖木儿国青花图案纹饰的比较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明代中国与帖木儿汗国的青花纹饰有诸多相似与借鉴，主要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转化。英国学者高文·贝利说：“中东文化的特点在于将外国图案替换为本国花卉与动物，在陶工手中，波斯动物替换了中国的奇异神兽，来自中国的野兽图案被中东乡野的动物所取代。”②

伊斯兰教规指出：真主无有形象，不可以任何东西加以比喻、象征。所以在建筑、器皿等西亚艺术品中，人物与动物形象被禁止，缠枝花卉、瓜果藤蔓等图案受到工匠与百姓的喜爱。帖木儿青花陶盘中的植物纹饰包括牡丹纹、菊纹、莲纹、葡萄纹、桃纹、石榴纹等，与明代常见题材十分类似。其中菊纹、莲纹、牡丹纹又有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牡丹花常以缠枝牡丹纹呈现在陶盘中央开光区域，菊花或以图案化的菊瓣呈现，或以较为写实的缠枝菊纹形式展现。此外，葡萄纹往往用于盘中央开光区域。可以想见，在气候较为干燥、降水量稀少的伊朗高原与中亚河中地区，菊花、莲花等植物并不常见，且植物纹饰的搭配方法、缠枝花卉的组织方法都与明瓷有诸多相似，据此可以判断，帖木儿青花陶从景德镇青花瓷中借鉴的可能性更大。gzslib202204051851

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多以缠枝花卉为主，纹饰布满整个器皿，帖木儿汗国青花盘也常见这种花卉，被称为“叙利亚团花”类别。③实际上元代已经出现这种装饰类型，只是元明时期的缠枝花卉图案更具绘画性特点，对细节的描绘更为充分，而西亚陶瓷的缠枝花卉更具图案化特点。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图案在引入帖木儿汗国后，其图案呈现出一种程式化、几何化趋势：出于重复排列的需要，图案必然走向简化。明瓷开光部位细节繁多的缠枝花卉纹在陶工笔下演变为了对称性的团花纹饰。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缠枝花卉图案细节更多，在对称性方面不及帖木儿青花陶图案。来自景德镇青花瓷盘的云头纹则被演变为相互扣合的阿拉伯花饰，云头的三层结构没有发生增减，但云头纹之间的关系因其采用的扣合方式而变得愈加紧密，伊斯兰建筑穹顶线条间的穿插技巧在此得到创造性运用。

动物纹饰同样是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的重要装饰题材，其中龙、凤、鸟、鹤、鸡、海兽、鸳鸯、孔雀等动物图案十分常见。在明代，这些动物图案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④随着这些图案在伊斯兰世界的传播，其使用限制的诸多规定是否也随之带入伊斯兰世界不得而知，但从帖木儿汗国的贵族瓷器用具来看，仅发现有龙、凤、鱼、孔雀、鸡鸭等动物图案，而麒麟、海马、云雁、黄鹂等动物没有发现，这表明具有社会等级寓意的动物纹饰系统并未随着图案符号融入当时的伊斯兰民间，而某些源于伊斯兰世界宗教的神秘主义特征被注入这些图案中，波斯陶匠绘制的双鱼纹带有十二星座中双鱼座的隐喻。这些图案的细微变化同样表明了中国图案在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与此前的伊尔汗国类似，帖木儿青白花陶的动物图案也多为中国青花图案的基础上的变体，但也有细微差异，较之于伊尔汗国青白花陶，帖木儿陶器上龙纹的出现次数不多，但家禽、鸟类、鱼类图案出现次数增加。

鱼类图案在伊斯兰教中具有占卜寓意，绘画感较强的鱼类图案在进入伊斯兰世界后被纳入一种强烈的内在几何秩序中。帖木儿时期青花陶盘上常见的几种双鱼纹仅仅作为辅助纹饰，且差别微小，伊斯兰陶匠迷恋于双鱼身体相连所形成的圆形勋章图像。双鱼纹更像是一种标识占卜和吉祥寓意的图像符号，鱼身上所有有碍于流线感表达的细节—如鱼鳍都被削弱。相较而言，中国鱼纹更为自然，基本采取了写实的手法，且保留了更多细节。

而从表现手法来看，两国的青花装饰亦有颇多相似之处。《江西省大志·陶书》中有记：明代景德镇青花瓷的装饰手法或以描花、堆花、暗花、玲珑等为主。明代陶瓷尤以描绘见长⑤，彩绘艺术在明中期以后发展为主流手法，明代青花的纹饰图案也不似元青花那般满密，而是更加注意空间的留白处理，描绘笔法更加秀丽典雅。帖木儿汗国青花陶的描绘技法颇似明代景德镇瓷，对卷叶纹、条带纹的描绘笔法更为自由，颇具明代景德鎮民窑青花笔韵的生动感。

3 明代景德镇瓷融入帖木儿饮食文化

饮食器的形态往往和一个民族的食物类别与搭配方式、就餐方式及动作相关。在明朝和帖木儿汗国的瓷器交流过程中，适合彼此民族饮食习俗的造型会被沿用下去，融入本民族饮食文化中。在历史上，中亚的河中地带一直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早在萨曼王朝时期就已十分明显。当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便是以帖木儿为代表的突厥游牧民族文化。

3.1 中国瓷器融入中亚西亚风俗习惯

帖木儿时期的陶器以盘、碗为主体，也出现少量的瓶、罐，瓶、罐类器物多用于储酒，而盘类器物多与食物的短期存放有关。学术界尚未对这一时期较为单调的造型提出疑问或做出解释，这些制作精美却造型单调的器物似乎指向了突厥人较为粗犷的饮食习俗。游牧民族逐水而居，突厥人以畜牧为生，其饮食以羊肉、马肉和马奶酒（即马酪）为主，因而烹煮器具必不可少，而放置肉食最恰当的器物莫过于盘，因为敞口且底平的盘便于牧民使用佩刀切割肉块。

此外，突厥人食用少量的面食，比如炸制面食、各种馅料的包子，这些食物都不太需要保温，所以配有盖子的器皿较少看到，少量窄口的瓶类器—如双耳壶、玉壶春瓶、执壶等容量都不大，便于携带，这与帖木儿等突厥人军旅骑马过程中饮酒的习惯相吻合，这些都体现了中国瓷器在进入中、西亚地区后对当地文化的融入。

帖木儿时期的陶碗数量较多，碗大多用于盛装有一定容量、带汤汁的食物，在波斯饮食中，也有很多与水一起焖煨的食物，如将豆子、香料、羊肉、土豆等食物在水中焖煮的菜肴“奥布古事特”，这类食物显然需要用腹大而深的碗加以盛装。波斯人有食用米、饼、面包、甜点的习惯，碗可以盛装谷物，盘可装饼与面包等形体较大的食物。

阿拉伯与波斯人的传统饮食习俗也不容忽视。中国瓷器具有耐酸碱、耐高温、接触食物不易产生化学反应等特点，能够抑制病菌的繁殖，比同时期西亚陶器器皿有诸多使用层面的优势，胎质也十分坚韧，同时也兼具美观、祭祀等功能，在重视宗教文化的伊斯兰世界广受欢迎。⑥从饮食习俗来看，阿拉伯人普遍认为使用中国瓷器吃饭饮酒可以有效增加食欲。伊斯兰人习惯于多人共享一盘菜肴，他们保持席地而坐的饮食习俗，人们在铺有精美地毯的地面享用美食，无须使用筷子、刀叉，而是直接用手从盘碗中抓取食物，因而需要腹浅且开口较大的器皿，明代景德镇窑专门针对西亚、中亚人的这一特点烧制尺寸巨大的瓷盘、瓷碗，如阔口盘、深腹盆等，这些大型器皿需要使用托架相互垒叠，以替换菜肴。除了盛放肉、菜、水果与甜点以外，伊斯兰人还有饮用冷饮、咖啡等饮品的习惯，各式玫瑰水瓶应运而生。产自中国的瓷器底部都会用阿拉伯语标注使用功能，以区分盛装水、果品、羊肉、酸奶酪等不同内容。

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器具以外，元明时期中国瓷器（以盘、碟、碗为主）也作为当地宗教祭祀活动的器具：在贵族的葬礼及重要宗教节日中，人们会在桌子上摆放瓷盘、碗、杯，在其外的四角摆放《古兰经》，景德镇青花瓷与龙泉青瓷较多见。景德镇青花瓷的蓝色与龙泉青瓷的青绿色都可以在伊斯兰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文化寓意，蓝色是波斯的王室用色，而绿色则属于伊斯兰宗教用色。⑦至明后期清前期，景德镇苹果绿釉瓷逐渐成为贵族阶层殡葬仪式的重要祭祀器，15世纪明代苹果绿餐具被伊朗苏非派信徒用于祭祀活动中的承装器，在伊朗一直延续着（用中国绿色釉瓷器承装食物来缅怀逝者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教徒心里，瓷器表面的蓝色、绿色具有某种精神象征，埃里·玛扎海里曾这样形容明代瓷器在伊斯兰教徒心中的形象：“就仿佛柏树在法国人心里所联想到的墓地一般。”⑧gzslib202204051851

3.2 中国青花餐具备受帖木儿贵族青睐

西亚诸国的饮食器具多为金银器，其本土所产陶器的胎质较差，釉层易剥落。自8世纪中国瓷器大量输入西亚后，陶瓷成为伊斯兰人理想的生活器具，在贵族阶层广受欢迎。阿拉伯编年史家将瓷器的重要性排在仅次于黄金、白银、武器之后，这种趋势随着蒙古人的到来显得尤为明显。⑨帖木儿对青花餐具的喜爱展现在画师居奈德的袖珍插画中，帖木儿大帝用青花瓷与贵客觥筹交错。显然，青花瓷一直是上层贵族阶级宴请宾客时的必备器皿，且一直作为伊斯兰世界诸国间乃至他们与欧亚多国外交活动的重要器物，大多流转于各国王室阶层。1398年帖木儿攻占印度德里以后，获取大量明代青花瓷，1400年帖木儿大军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击败马穆鲁克军队，遂将那里的瓷器作为战利品带回撒马尔罕，还有众多工艺精湛的陶工随同。⑩

1430年帖木儿王子拜宋豁儿委托细密画画家绘制《列王纪》插图（现藏于克里福兰艺术博物馆）。在1444年细密画插画集《皇家园中盛宴》中，帖木儿与王后正宴请来自明朝的3位使臣，并接受他们赠送的国礼青花瓷。该书不仅存有大量充满15世纪设拉子绘画风格的插图作品，而且其中有意展现了大量青花瓷图像，画中的酒壶与明代玉壶春瓶、执壶十分相似，彰显出其赞助人伊斯坎达尔苏丹或易卜拉欣苏丹优雅的艺术品位。对于帖木儿贵族而言，青花瓷是炫耀地位的有效手段。k

4 结语

在帖木儿汗国短暂存在的137年内，中亚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艺术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对蒙元时期中国、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延续，体现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文化互补。在帖木儿汗国，青花瓷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影响轨迹，帝王本人的喜好是推动这一影响的重要因素。中国瓷器成为汗国上层贵族们用以彰显身份地位、寻乐助兴的重要象征。

文化的影响从来都不会沿着单一的路径行进，14～16世纪中国与中西亚间的这场陶瓷文化交流亦是如此，两个地区的陶工对彼此陶瓷器的模仿反反复复，明代正德碗进入帖木儿汗国，而西亚的双耳扁壶亦进入中国，两个地区的陶工也相互模仿对方的图案与装饰。另一方面，文化在转译过程中会因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转译的过程也是文化生成过程，譬如元明时期中国青花瓷与西亚陶器艺术融合并产生全新艺术形式。文明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孕育出更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

注释

①陈生.明初帖木儿帝国和中国的关系[J].史学月刊，1957（7）：34-38.

②L.Golombek，R.B.Mason，G.Bailey.Tamerlanes tableware：a new approach to Chinoisere ceramics of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Iran[M].Toronto：Mazda publisher，1996.

③James W.Allan.Islamic ceramics[M].asholean museum，Oxford，1991.

④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⑤王宗沐.江西省大志[M].黄长椿，校.北京：中华书局，2018.

⑥詹嘉.中外陶瓷文化交流[M].北京：中國社会出版社，2004.

⑦阿里·玛扎海里，耿昇.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211.

⑧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⑨Ebru Boyar.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58.

⑩曹竞沙.帖木儿王朝时期中亚文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繁荣的原因[J].求索，1995（2）：12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