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作家与他的乡村朋友》一书的后记《人脸上的晨昏最是惊心动魄》中，李约热写下这句话——“这两年，我沉重多于喜悦。”以此作为这本书结尾，亦是对曾经两年乡村第一书记生活的总结。作为一个从广西都安县乡村走出的作家，李约热成名已久，在乡土小说领域也成绩斐然，获奖颇丰，早已是新一代广西作家中的领军人物。

正如他对自己的解剖，定居城市多年塑造了他镇定果敢的“面子”，但深藏潜意识的那个“里子”却让他时常走神且恍惚，于是他将这次再次深入乡村的行动初衷描述为“心有不甘”，这种不甘是对披着城市皮囊面子却“真相尽失”混沌生活的不甘，也是对心生倦意的内在里子日常寡淡的生活的不甘。一个作家若对生活不满，绕不过的是人的面孔，绕不过内心的悲欢，带着这些不平凡的期许，他走入了乡村精准脱贫工作，从作家李约热，变身成为驻村吴书记。二○一八年三月至二○二○年四月，作家李约热，也是第一书记吴小刚，在距离中越边境七十多公里的广西大新县五山乡三合村任职，他不再是乡土生活的匆匆来客，而是真正再次走入他疏离已久的喧闹人群。离开野马镇一年后，李约热用这些“乡村记忆”完成了一部“特立独行”的小说，他缓慢地逐渐沉淀出一个内心世界的乡村模样，他将这个乡村命名为野马镇，以这个全新的地点为坐标，他陆续写下了《八度屯》《献给建民的诗》《家事》《喜悦》《捕蜂人小记》《三个人的童话》这六个章节，“你要柔软，也要善良”，于是他写下了麻木中的期许，欢喜中的悲凉，狂妄中的自卑，这一切都是他洋洋洒洒为自己再造的乡村记忆。这个小说因扶贫而来，却远远不止于此，他写了六个故事，展现了“野马镇”一百五十七户人家的前世今生，虚构重组，最终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一、“在地性”的寻根：面孔的

匮乏与超越

野马镇是什么地方？最初李作家从电脑上看野马镇的图片，山清水秀有点迷人。当他到来时，却发现这里截然不同，李作家说这里总是弥漫着浓烈的牛屎味道，空气中酒香弥漫，初来乍到的李作家认为：“一个地方，只要还有酒香弥漫，事情就不会太糟糕。”最后一章《三个人的童话》中，李作家说这里是“太平天国养伤的地方”，“山中有洞，洞中有水，山高林密，非常隐蔽”，“从来是凶险之地”，是“最难搞的地方”，“分配来这里，如同被发配”，野马镇这一个遥远又封闭的村庄，“这个村庄的生老病死过于波澜不惊。深沉又麻木。”野马镇是贫瘠而封闭的乡村，也是钟强、美珠、赵桃花、建民等人的故乡。在描写乡土的文学中，故乡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在地性，英文释义In-site，意味为“在现场”，但在文学理论的视域中，在地性的另一种外延称为“culture locality”，指文化地域性，文化称为承载地方特色概念的存在状态。“寻根”是中国文学“向内转”的不可绕开的重要表征。作家永远绕不开生养自己的故乡，正如高密乡之于莫言文学宇宙的重要性，陈忠实书写了一辈子白鹿原，约克纳帕法县为福克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美国南方“新哥特式”的灵感。野马镇，并不是那个都安少年吴小刚的故乡，也不是省会城市著名作家李约热的体面居所，一个介乎于城市与故乡之间的新式存在，他在这里找到了脱离都市生活的真实感，却又未能回到故乡都安血肉相连的回忆中，他借着李作家的眼睛观察野马镇，发掘出了一种全新的“在地性”寻根，他对那身处野马的七百多个夜晚，有着喜忧参半的情感，又有着心怀慈悲的柔软，他带着无处不在的焦虑处理着繁琐日常扶贫事务，又渴望着与野马镇的那一双双眼睛交流，却深知“他们的内心拒绝向他敞开”。

李作家的朋友，还有那个朝不保夕靠着运气到处找野蜜蜂的赵洪民，他直挺挺地捅着蜂窝，铺天盖地的蜜蜂将他裹成一个人形模具。他骑着摩托车带着李作家在山野里颠簸，给李作家讲了他那个离奇的与赵桃花结了两次婚的故事……

李作家的朋友，还有主动来到野马镇的钟强，他以乡村语文教师为职业，好似一个“圣徒”，在这里与随处漂流如“蒲公英一样”的刘明和“被动发配”来这里的张选成为朋友，三个心性不一样的人在野马镇度过了日日夜夜，他们共同照顾着一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打骨子里害怕夜晚有人，这个可怜又孤独的人已经不习惯夜晚有人在身边。他们一同陪伴老太婆直到她去世，为了她的葬礼，三兄弟有了一次难忘的远行，他们带着冰块和马车，第一次面对一具尸体，一个永远睡着的老人家，三个野马镇的年轻人拉着这辆滴水的马车，前往河池市。李作家来到野马镇，听到这样的故事，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李作家的朋友，赵忠原，在浙江工地被螺纹钢砸断头骨，治好后，螺纹钢的形状永远留在了他头部。李作家形容那个伤口，凹下去非常吸引风，风穿过头上伤痕的声音，像有人吹口哨一样……李作家的朋友，还有镶金牙的贫困户建民，他有一条名为“二叔”的黑狗，普通话都讲不清楚;还有那个带回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拉浪;那个在下雨时被鱼线缠在电线上触电而死的红脸庞赵力钱……这些面孔总是“有事”，无论是矿山污染或是集体中毒，意外事件、病痛、丧偶、失独、失学、残疾，这些面孔背后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苦难，所有的恐惧都源自于匮乏，物质的匮乏更带来了心灵的匮乏，“每个苦难都有来路和归途，像雨融于土地”。

李作家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乡村人物，这些高辨识度的人物是城乡二元结构中被高度挤压的渺小群体，他们时而乐观自得、时而充满恐慌诉苦，他们作为个体如此渺小脆弱，作为群体却顽固庞大，这些面孔体现了文学独特的在地性，是这些面孔组成了中国南方边境一个普通乡村的标志性所在，作者书写这些面孔的匮乏，又写出了超越这些面孔表情和纹理之外的想象力和张力。“朋友”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非血缘的关系，朋友源于信任，但李作家常常遭受着这些朋友的“欺骗”，村民欺骗他以获得贫困户的额外补助，欺骗他主持公道，欺骗他在打分获得贫困户资格时作假，甚至欺骗他只为了获得一袋米，李作家曾不习惯野马镇的黑夜，觉得黑得如墨水浸透，黑得新鲜，但他也逐渐超越了这些匮乏，他仔细聆听，分辨真假，却从未当面戳穿这些谎言，他在忙碌和机械中保持着柔软，小心轻放地接纳了这些谎言，将这些内心愁苦的人撒的谎理解为需要更多安慰，理解了这个乡村，甚至以自己心甘情愿地上當受骗去缓解他们的焦虑。“朋友”指志同道合，情意相投的人。李作家和野马镇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差异，一切截然不同，但他仍然将记忆中的那些鲜活的面孔，那些曾经指责他，欺骗他的村民命名为“朋友”，他记录匮乏，又超越了匮乏，他与这两年第一书记生涯所遇到的一切早已成为“和而不同”却“一生携手”的朋友。gzslib202204051520

二、“切己性”的越界：价值的

灰度与觉悟

作家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以自己的认知完成对世界的再造。一个成功的作家可以看透生活，看透现实，从文本中体会他对所叙述世界的洞察力。叔本华说：“生存环境只不过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影响，每一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中。至于所处的世界如何，主要在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待。”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所言：“读懂乡村，才能读懂中国。”中国乡村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由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所环绕在一起，一个乡村越封闭，其熟人社会所形成的人际闭环也越发紧密，在这一根根私人关系搭建而成的乡村关系网中，具备现代性理念的伦理、法律、公德心被贪念、人治和私心所替代，依靠乡村传统的“礼治”而维持运作的鄉村组织是一种“伸缩自如”且无法定义的模式。野马镇的价值观时常令人不适，令人悲哀，李作家带着自己衡量世界的标尺而来，他进入这个乡村的内部，怀揣着这个村庄的心事，将这个村庄的一切当作了自己的孤独。正如李约热所写：“如果把这个村庄当成一个人，那这个人也可以是李作家。”

乡村社会价值观的灰度和伸缩性带来了诸多丑恶和欺骗，法理和公义并未照耀到乡村的荫蔽角落中，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公德心被乡村的人治和人伦替代，李作家曾经对这些戾气和废弃心生倦意，觉得无奈而悲凉，李作家来八度屯后最难受的那几天，是“密集地面对二十几位病人”，他感觉到这一切“确实让人窒息”。这份苦难一直存在，却因李作家的到来而显得更为刺眼。野马镇的匮乏与苦难，曾经源于这里是采矿区，水污染严重，八度人大多有重疾病、精神病和股骨坏死症。人们找他诉苦，而他却发现污水处理厂只是一个形式，整体搬迁也因村民要求每家一块地在县城超出政府承受能力。李作家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头大地成为“减压阀”，他明白八度人的可怜，但“往往可怜的人喜欢闹事”，在这里李作家感受到了切己的牵痛。李约热强化了个体意识对这些价值观的反思，他未加批判地书写了正义与真实在伦理欲望面前如何走向黯淡无光，但又心怀诗意地去展望这种封闭背后存在觉悟的裂缝。

在养蜂人赵洪民的叹气中，李作家理解了超越他价值伦理的故事，一对夫妻以离婚骗婚的方式去改善生活，赵洪民家太穷，穷到他经常做梦捡到钱，穷到“一片树叶飘在头上，都希望它是钱”，赵洪民一家四口，一儿一女，做建筑工之外，其他收入全部仰仗家里养的野蜜蜂，在养蜂人赵洪民的家中，他听到了一个女人嫁给他两回的故事。赵洪民和赵桃花第一次结婚后，一起来到省会，赵桃花在洗涤店打工，赵洪民在木材厂干活。木材厂老板钟铁看上了赵洪民，想让他给自己残疾的女儿当女婿。赵桃花和他商量，领了工资月底就离开木材厂。但在推着钟丽华去南湖散步的过程中，赵洪民改变了主意。主要他和钟丽华结婚，木材厂以后就是他的。他对妻子说，挣到了钱，我们就回八度。为了让赵洪民娶到钟丽华，成为木材厂老板的女婿。赵桃花主动出主意，让赵洪民跟自己离了婚，让他以单身身份去骗钟老板的女儿钟丽华。赵洪民想了一晚上，真的同意了。赵洪民和赵桃花离婚后，去管了钟老板的店一段时间，随后被更合适的人选替代，最终被扫地出门，他和赵桃花又复了婚，结婚、离婚、再结婚。李作家问赵桃花，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赵桃花对李作家坦诚说，希望他跟钟老板女儿成婚，过上好日子，有了钱，他也不会不管我，我也沾光了，后来没成功，我和他就做回夫妻了。李作家看着这两夫妻，他们的逻辑如此朴素，又如此真实。

农民二字太辛苦，辛苦到李作家不忍再用现代性价值观、法理和伦理去评价他们，他不再劝慰他们改变，也不再指责他们的贪欲，甚至不再像曾有过的扶贫领导一般将一切视为改变他人命运的恩赐，他将这一切价值观的越界放弃了简单的对错正义判断，只将正义还原为活下去。只有让野马镇的人活下去，吃上一口好饭，生儿育女就是正义，他将这一切还原为与自己有关的“还债一般的喜悦”，借着李作家写给杂志的创作谈写到：“我们愧对，这被过度榨取的土地;我们愧对，这片土地上为我们勒紧裤腰带的人们。面对这一切，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愧对一百年，就是给予他们再多再多，都弥补不了我们欠下的债。由此想到了我们的写作。我们都是欠债人。那些生灵和幽魂，天上飞的，地上走的，笑着的哭着的，都索债来了。”

三、修辞的共情：乡土的感知与再现

作家邱华栋认为，“如果写作者仅安于待在书斋，缺乏行动力和思考力，很难实地体悟新时代的巨大变化，作品也就沦为单一的平铺直叙，少了烟火气息。因此，当作家不断行走，乃至到更偏僻的地方，去悉心记录、切身感受新时代扶贫攻坚所取得的成就，才能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正如心理学所定义的，“记忆”是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其完整过程是识记-保持-遗忘-再识和再现，而最终长留我们记忆中只有“再现”，再现或许并不真实，但唯有最终重返现场的“再现”才能使我们对过去曾经的记忆获得安置，内心再度获得平静。在这本小说中，他致力于描绘广西边境乡村中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性和心理情态，记录在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红土地气息哺育的那些渺小的个体，他以文学这一形式完成了对记忆中那两年高辨识度的复杂现实经验的“再叙述”。

在这些“再叙述”中，李约热的小说语言是克制而精练的，他以一种接近零度叙事的客观书写了记忆中那个主观的世界，他的呈现始终平静、中性、朴素，正如他写野马镇的夏季，形容为“暑气从山顶沉淀下来，所有事物，像是在一口锅里煮”，他写去访问松林家时那夹着土话普通话的争执现场，形容为“云吵架”;他写瑞明跟自己的儿子绍永说话，轻轻缓缓的语气，像是把他含在嘴里;他写瑞生孙子把手指切断那惊心动魄的现场时，也只是写了一句：“那捆红薯叶旁边，有三根小手指”;在《家事》一章中，他写到野马镇的美珠丧夫，她的男人因为争夺土地资源在混战中被人用锄头打死，美珠守夜七天七夜，陪他走过最后一段路，他写了五次“美珠在米粒般的雨水中看见”，她是那样不舍这个男人，但她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在五次看雨的过程中，李作家留白了她与丈夫曾经度过的一生。gzslib202204051520

李约热用六个故事记录李作家两年的生涯，他在书中采用了线性序列的时间叙事方式，描写一位来自省会的作家深入乡村两年之间从陌生到熟悉，最后又从熟悉到间离的过程。他起初是陌生人，语言不通，被不信任的目光围观，随后他依靠自己的悲悯和柔软走近村民，打开他们的部分内心，正如李约热在《献给建民的诗》中写到的：“感谢你开口说话。”他由衷感谢建民将他一生的动静诉苦于他，他用长达二十页的篇幅记录了建民对他的倾诉，没有分段没有转换人称，仿佛建民就坐在我们眼前絮絮叨叨。他在献给建民的诗中，写了建民的父亲、妻子、女儿赵小芬、女婿劳修道、儿子赵富程、教师韦秀月、儿媳妇李溪梦，他写到李作家的感谢，由衷感谢他开口说话。

李作家在这本小说中，以无拘束的丰沛想象力完成了献给建民的“长诗”、第一书记的“遍访记录”，为语文老师钟强写了“日记”，为丧夫的美珠写了信，还为野马镇特有山歌调调写了“歌词”——“死在坡上，埋在坡上”，在不断转换的文体中，这个贫瘠乡村的一切幽微的情绪使他共情，感知着乡土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是李作家的扶贫叙述，他写了“世界和历史沉淀下来的浑浊部分，附在乡间这些脆弱的生命”，以文学的形式赋予他们底色。李约热在创作谈中谈到，他心头的褶皱一直留有那些生命的影子。在远离城市的日子里，李约热混迹在乡村中，两年时间他记录了四百多户贫困户的家庭情况。他穿着一件蓝色短袖，鞋上沾满土坐在村民家门口，与那些满脸沟壑的村民坐在一起谈话，这是李约热朋友圈曾经发出的一张照片，这是他七百多个日夜的写照，也是这本书得以成立的底色。李约热完成了记忆中的再叙述，他笔下的野马镇是中国千千万万贫瘠匮乏乡村的缩影，他心中那匹叙事的野马一直奔袭着，在宏大的国家叙事中，这匹属于李作家的文学野马寻找又逃离，最终回归到生命的包容与关切中，完成了对现实的叙述，对观念的反思，对修辞的共情。

野马镇的一切会好吗？李作家没有回答，他在后记里写到：“这两年，感觉一点都不轻松。”一位读者在网上为这本书留言：“读起来是那样魔幻，但所写的苦难却如此真实，底层人民的辛苦惊心动魄。在那些沉重背后，文明世界的一切规则都是灰尘，一吹就不见了，为了生存的动物性带来的自私与贪婪在横行，而我们却只能目睹，也深知除此之外于事无补，愿扶贫能真的为苦难减压。穷山恶水出刁民，仅仅是因为这些人不那么幸运，没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只有进入他们的世界，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扶贫攻坚的纪实文学，比单纯的扶贫数据来得要细腻，感人。”

李作家說：“要理解一条命，你就必须吞下整个世界。”是的，只有进入他们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无论如何，乡村的变革最能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只有村里人过上了好日子，才能让中国人找到对幸福的信心，在这朴素的愿望中，文学与政策互为机缘，相辅相成。文学切切实实比一切政策和数据都要细腻和感人，扶贫文学或许是扶贫攻坚战中一个意外又厚积薄发的收获。

正如在《扶贫路上的文学力量》纪录片中作协主席铁凝曾这样评价那些深入扶贫现场的作家们：“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作家，深入到贫困地区，去倾听中国大地最有力量的心跳，去捕捉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去书写乡土中国在今天的巨变，书写芬芳的中国故事。”

李约热正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倾听了野马镇的心跳，捕捉了野马镇村民最有活力的呼吸，也书写了野马镇的巨变，他在《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中记录中国大西南土地上发生的“芬芳的中国故事”，他借着“李作家”的所思所想记录了乡村沧桑面容、苦难觉悟、刻骨生死，他带着逃离城市的寻根初衷而来，这是他作为乡土之子始终未能忘却的“在地性”，他在这里体会到了价值观的震荡，他小心轻放地写着，记录着，似一个旁观者，却与乡村的伤痛有着相通又相似的“切己性”，他称呼那些愁苦的面孔为“李作家的朋友们”，流露出对他们的眷恋，但又明白自己最终无法彻底理解这些“朋友”。

乡村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的喜乐，仍然是中国文学取之不尽且永不枯竭的创作宝库。2020年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报告显示，十八大以来的六年中，农村已累计减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六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人类的梦想是消除贫困，中国的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历史上力度最大的脱贫战役。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李约热以一个作家的谦卑与敏锐，写下了中国社会最末梢那些饱含沧桑的面容和日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行的中国最值得珍视的意志与信心。”

政策是刚性和数据化的，但文学却是柔软和感性的。文学记录了一帧又一帧真实立体的画面，让坚不可摧的脱贫攻坚战役长出了细微的毛细血管，《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正是这样的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余思，广西南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现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就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