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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仿佛停滞在一个多世纪前，素雅的客厅，静穆的书房，凉丝丝的楼梯扶手上还残留着主人的余温，隔窗望去，远山、丛林、田舍，以及河塘对面晴朗而葳蕤的苹果园。这是一块可以从容思考的土地，也是一片可以畅谈理想的处所，置身其间，使得托尔斯泰的写作有着难以抵御的从容和博大。无论是美德还是罪过，是远方风暴一般横扫战场的骑兵，还是近处撕扯纠结的七情六欲，都从这醉人的绿色里汩汩流出。

托尔斯泰有两处可供瞻仰的故居，一是图拉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另一处是莫斯科列夫·托尔斯泰街上的淡金色别墅。无一例外的青草蔓延、林荫夹道，连同斯拉夫式的翡翠色屋顶。

2015年夏季的莫斯科，祥云低挂，树影婆娑，伴着几声小山雀的鸣叫，恬然静谧，我将目光从窗外的白桦林，移注到托尔斯泰的客厅。沙发、餐桌、挂像，还有妻子索菲亚的风景画，全都定格成主人生前的模样。墙上的托翁须髯飘飘，目光深邃而略带忧伤，好似在问：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与19世纪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盛行的奢华相比，托尔斯泰的居所优雅、大气。50岁之后，他主要栖居在莫斯科这栋小巧精致的别墅里。如今的橱柜里还挂着主人的猎装、睡衣和毛皮外套，偏安一隅的墙角立着沉寂百年的三角钢琴，唯有过道里的英式落地大钟不知疲倦，每逢整点，仍旧为老宅报时。面对托翁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有种恍惚般的亲切。仿佛它们的主人并没有走远，而是在回廊下张望、打盹儿，抑或在草径上散步。不由得想起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作家作品之外的部分，就在他的故居里。但前提是，他的故居一切照旧。

托尔斯泰一生充满了叛逆：他出身贵族，却痛恨奢侈;他蛰居乡野，但时刻关注欧洲局势;他赞美爱情，却视婚姻为人生的枷锁。他曾说：在俄罗斯，生活是一种永久的折磨。幸亏在艺术、诗歌和友谊的天地里，还能找到避难所。

那一年的六月，列宾和契诃夫来了，屠格涅夫和柴科夫斯基也来了，他们就坐在这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里，自由自在地饮茶、聊天、争论，静立一旁的书柜钢琴和英式大钟，俨然忠实的听众，淹没在他们的争论与和解之中。午后的托翁与故人下完了棋，饮完了酒，就在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的注视下，坐在黑色的三角钢琴前，轻抚琴键，随心所欲地弹了一段柔美的和弦。

俄罗斯媒体人苏沃宁曾说：“我们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这个无冕之王，令尼古拉二世的王冠和王朝一度摇摇欲坠。”

一个阴霾蔽日的黄昏，70岁的托翁正伏在书桌前，为他最后的杰作《复活》苦思冥想，而后写道：“当聂赫留朵夫到火车站送别玛丝洛娃时，他见到的已不是往日那个精神萎靡、愁眉不展的她，而是一个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玛丝洛娃。她汗涔涔，红彤彤的脸蛋上，绽开了爽朗的笑声。”稍后，他走进大女儿托尔斯塔娅的房间，兴奋地问：“你猜，我的聂赫留朵夫和喀秋莎怎么样，他们会结婚吗？嗯，实际上，人物一经塑造出来，便开始了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再受我的意志支配了。”

年轻时的托翁，酗酒、赌博、沉迷女色，甚至染上过性病。可他的晚年厌恶贵族们的寄生生活，同情苦难的底层民众，他带着负罪感试图与过去一刀两断，放弃世俗生活，成为彻底的清教徒。托尔斯泰主义最著名的拥戴者，是东方的印度圣雄甘地。

乔叶在她的散文《托尔斯泰的声音》里，如此写道：“相比于四面光八面净完美无瑕的神，我更爱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做过蠢事的神，因为他来自于人，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

她说得真是太好了。

2

远行到图拉的庄园去，不是屈服于它的博大，而是为了那方简朴的墓地。

托翁的墓冢，孤零零躺在自己早年栽种的白桦林的浓荫下。不过是一方幽暗的土丘，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墓志铭，甚至连托尔斯泰的名字都找不到，然而，它却是茨威格眼中“世间最美的坟墓”。事实上，任谁站在这里，也不会无动于衷的。有谁能够否认——这个人，比任何一个梦想死后永垂不朽的人都更不朽？

一个真正伟大的生命，从来就不会因为其肉体的寂灭而落幕，也不会因其墓碑的大小，而削弱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生前受声名所累的托翁，愿意自己像农夫、士兵或者流浪汉一样，不留姓名地被埋葬，伴着旷野的风儿，全然化为泥土。可他的灵魂，如同七月的阳光，笼罩着林间草地和四季长风，又像是一个凡心未泯的天使，长着强有力的翅膀，永驻人间。

庄园的环境赋予托尔斯泰喷涌的创作灵感，并推动着一个个故事情节的拓展。《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就诞生于此。托尔斯泰本人曾这样描述图拉庄园在他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如果没有我的亚斯纳亚-博利亚纳庄园，我很难想象俄羅斯，以及我对她的态度。”

窗帘低垂，晚霞斜照，托尔斯泰一声叹息，凝重的空气中安娜与沃伦斯基邂逅于大雪纷飞的月台上，娜塔莎与安德烈的生死诀别，在廊檐下的白色圈椅上点点滴滴地酝酿着，苦苦思索中，被金属笔尖划过的痕迹，不经意间留在了幽暗的书桌上。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在所有的小说家中，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我们除了这么说，还能说什么呢？

博利亚纳庄园，俄语意为“明亮的林中空地”，是托尔斯泰的母亲——沃尔康斯基公爵小姐的嫁妆。托尔斯泰生来贵族，坐拥伯爵头衔，而这块接近农耕时代原始风貌的土地，却唤起他童话般的遐想：愿全世界的人都脱光了衣裳，匍匐在田野上。庄园之外绿野广袤，红土地，黑土地，连同茂盛的夏庄稼和葱绿掩映中的小教堂，一幅色彩斑斓的斯拉夫油画，在雄浑凝重的天幕下铺展开来。有那么一刻，我站在银墙碧瓦的廊檐下，想象托翁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徜徉于杂草丛生的旷野间，悠扬的钟声划过山顶教堂，瞬间掠过如镜的水面，我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

我迷恋托翁作品中的俄罗斯乡村风俗，以及西伯利亚的广阔图景，它们与图拉庄园的辽阔、葱翠一脉相承，浑然一体。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那样，托翁乐于回归田园，做一个充满激情的园丁，亲手种下数千棵苹果树。在与大自然的交流对话中，他喷涌的灵感纷至沓来，纵情演绎人世间的交响曲。gzslib202204051439

晚年的托翁喜欢早起，他手拿拐杖，疾步行走在笔直的林荫道上。即便是晚上，月光下的林中草地也是托翁的最爱。他边走边思考，困惑、郁闷以及和周遭的疏离与隔膜，一股脑倾泻在草甸子上。

在相距180公里的两处寓所之间，托翁常常步行。他身着普通长袍，肩上搭个口袋，看上去跟沿途的老百姓毫无区别。途中的食宿就在车马店里解决。沿途经过火车站时，托翁就到三等车厢的候车室里歇歇脚。有一次，他在月台上徘徊时，刚好碰到一辆客车，车上的老太太招呼他道：“唉，老头儿，快去盥洗室里把我的手提包取来，我忘在那里了！”托尔斯泰急忙奔过去，幸好，手提包还在。

老太太慌忙掏出五个卢布，递给他说：“多谢你了，给，这是赏钱！”

托尔斯泰不慌不忙地接过赏钱。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把他当做普通人。

2010年的北京黄昏，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的讲坛上，请来了艺术家陈丹青，不久前他刚从俄罗斯走访归来。那个时期，陈先生写了不少中外文艺评论，自然与人文相互关照，令人耳目一新。我端坐在鲁院的讲坛下，听陈先生深情讲述他的苏俄记忆，和他那永不磨灭的托尔斯泰情结。陈先生14岁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眼下已读到了第五遍。他说，托翁的文字一经触碰，便痴迷其中，像少年一样癫狂。彼时的鲁院窗外，瓜果蔬菜的叫卖声，夹杂着往来人声的鼎沸与喧嚣，隐隐浮荡在鲁院的讲堂里，与陈先生沉稳而谨严的讲述相映成趣。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会产生托尔斯泰。陈先生瞳仁微突，语调凝重地说。

但我想，在中国的土地上虽没有诞生托尔斯泰，却产生了像他这样不朽的读者。

回到维也纳我再次捧读《战争与和平》。娜塔莎与安德烈的情爱最是牵动我的心，弥留之际的安德烈和娜塔莎相拥而泣的情景，屡屡让我泪流满面。而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我总是止于走投无路的安娜在站台上的纵身一跳。万念俱灰之后，感觉自己随着她的灵魂溘然飘逝，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3

幸运得很，陪伴我们拜谒托翁故居的白嗣宏先生，旅居莫斯科多年，是位集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于一身的学者型作家。他翻译的《托尔斯泰戏剧集》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与此同时，白先生也因其在文学方面的特殊贡献，荣获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舒克申奖章”。

古稀之年的白嗣宏先生，银丝满头，谦逊儒雅，言谈间一派中国老式学者的风范，君子之风，绅士之态，同时交织在他身上——一种东西方文化浸润其中的精神与人格，令人肃然起敬。白先生祖籍河南开封，前不久夫妇俩特意回古都开封游历、怀旧。白太太是德俄血统，叶卡捷琳娜后裔，见过的人都说她气质典雅高贵，肤白貌美，当之无愧的皇室后裔。白先生早年毕业于久负盛名的圣彼得堡大学语言文学系，他翻译的前苏联剧作家阿尔布卓夫的经典话剧《老式喜剧》，由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

从托翁故居出来，白先生邀我们坐进了莫斯科一家德式餐馆。酷爱音乐的白先生得知我先生是奧地利人，便谈起早年和太太专程来维也纳听歌剧的往事，眉宇间满是欣喜和恋念。餐馆里洋溢的德语氛围，熟悉的啤酒品牌，以及络绎不绝的德国游客，令我联想起1941年的冬季，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的德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上将的司令部，就设在托翁故居。多年后，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表明，出于对托尔斯泰的敬仰，他和部下丝毫没有破坏托翁故居。

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东方文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尤其推崇老子思想。他感慨于中国人保留的农业社会的原貌和美德，并惊叹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哲言，称其充满了自我完善与爱的内容。那个时候，还没有俄语版《老子》，托翁便找来法文译本研读。在他的影响下，当地一些贵族和作家也对中国古代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时候，命运总以奇特的方式，让遥远的灵魂交汇、碰撞、并擦出火花。

还是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小庄园里，白先生和我们徜徉于花草蔓延的白桦林里。这里虽不及图拉的博利亚纳庄园那样浩瀚、幽深，但它玲珑精致，处处透着主人的风雅。披着淡阳的白先生，凝神注目回廊下托翁常坐的带花纹的棕色小沙发，一只乌鸦在林子里聒噪，两条黑白相间的比格犬从廊下走过，他都毫无察觉。

1910年托翁的最后时光，与妻子索菲亚严重分歧，从而深陷焦虑、困顿及崩溃的边沿。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和心灵安宁，82岁高龄的托翁秘密出走，辗转于冬季的俄罗斯，途中不幸患上了肺炎，在一个小火车站病逝。

【作者简介】方丽娜，祖籍河南商丘，现居奥地利维也纳，毕业于商丘师院英语系，奥地利多瑙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和转载于《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 《北京文学》《十月》《作品》《小说月报》等。著有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庄》，散文集《蓝色乡愁》 《远方有诗意》等。代表作“蝴蝶三部曲”。现任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欧华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