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宜庆

2009年，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背叛”了张爱玲的遗嘱，出版《小团圆》，引起轩然大波，宋以朗是张爱玲终生信赖的朋友宋淇的公子，宋春舫则是宋淇之父。从宋春舫到宋以朗，一条时隐时现的文化脉络，连接起历史与现实，清晰了起来。

宋春舫何许人也？作为一名戏剧家，许多戏迷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作为一名藏书家，他那曾享誉海内外的藏书楼早已烟消云散；作为一名海洋学家，很少有人知晓他与青岛水族馆的渊源。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他创办了一生挚爱的“褐木庐”，又促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海洋科学的起源地。如今，故人何寂寞，一去悄无言，但我们仍然可以沐着春风，去寻觅一只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画舫。

【留学欧洲爱上戏剧】

“1912年的春天，坐着一位愁眉不展，一望而知不是中国人便是日本人的裙屐少年——岂敢——这少年便是我”，这是宋春舫1933年在《蒙特卡罗》文中写的一段话。1892年，祖籍浙江的宋春舫生于上海一户富裕人家，晚清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宋父宋季生被历史的洪流裹挟到了上海，由此改写了宋氏家族的命运。

宋季生因为懂英文，开始担任英国中孚洋行的买办，他在经商中认识了未来的岳父徐某，徐某之女徐碧云出身海宁世家，和王国维家为近亲。王国维逝世后，其兄王国华整理出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请宋春舫作序，他在序文中称王国维为“表兄”。宋以朗说：“从这篇序文可以看出，祖父和王国维本人并没有太亲密的关系，只是和王国华交往较多。”

徐碧云对这个独生子的教育非常用心，对他管教甚严，为他聘请了吴兴的大儒作为教书先生。清末，宋春舫回吴兴原籍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童子试，因身材瘦小，无法跨过考场的高门槛，要人扶持才能进场。中举后，又在母亲的督导下学习西洋文化。1910年，宋春舫进入教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同校的还有另一位宋家公子——宋子文。据说，当时全校英文第一名是宋子文，而中文第一名是宋春舫，并称“两宋”。

在圣约翰大学学习两年后，宋春舫的父母为其定了一门婚事，让他聘娶当时德国礼和洋行大买办朱鉴堂的女儿朱伦华。然而宋春舫当时正与表妹自由恋爱，执意不肯结婚，宋季生勃然大怒，扬言如果娶表妹，别想得到家中的一分钱。被逼无奈之下，宋春舫提出一项“交易”，即结婚的前提是必须让自己先去欧洲留学，毕业后方才回国完婚。而正是这一项“交易”，真正打开了宋春舫未来的戏剧世界。

1912年，宋春舫先到法国索邦大学就读，后在日内瓦大学深造，主修社会和政治，获文学硕士学位。宋以朗说：“祖父很有语言天赋，会多国语言。对此，我爸爸在纪念祖父逝世两周年的文章《两周年祭》里有提及。根据爸爸文章的说法，我祖父能读、能说、能写的至少有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语言，能读的至少还有几种。希腊、拉丁都通，而且拉丁曾下过七年苦功。在他四十岁以后，他还开始读俄文，一两年后已经直接看原文了，但他在日语上碰壁 ，自认失败。因为语言上的便利，他能很容易地看各国剧本的原作，用不着翻译的帮助。”

回国后，宋春舫按约定与朱伦华完婚。宋家本就殷实，靠着这段姻缘，家族实力更上一层楼。宋春舫在北京、上海、杭州、青岛都购置了地产或房产，说起他在杭州的别墅，极富戏剧性。

一年，宋春舫和朱伦华到杭州度假。宋春舫对西湖的山水赞叹不已，游览过后，夫妇投宿某知名旅馆。不料，晚上遭到佩枪巡警查私娼，各路人马一个晚上查了好几次。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令他们不胜其扰。宋春舫很喜欢杭州，为免再受查房滋扰，便索性在那儿盖房子。房子是他和小舅子、银行家朱润生合建的，由两座别墅组成，外面那座属于朱润生，称为“润庐”，里面那座属于宋春舫，故名“春庐”，整栋房子合起来名为“春润庐”。

别墅盖好后，宋春舫和朱润生却并不经常来住，结果成了北大在杭州的“招待所”。1926年7月，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前日发函后，即与旅伴（歆海、老七及李藻孙）出游湖，以为晚凉可有乐者，岂意湖水尚热如汤，风来烘人，益增烦懑。舟过锦华桥，便访春润庐，适值蔡鹤卿（蔡元培）先生驻踪焉。”此时，蔡元培先生正因抗议北洋政府乱抓捕北大学生而辞去校长一职，南下隐居在“春润庐”。

宋春舫因在北大、清华任教之故，与京城的教授、学者多有交往，只要有朋友到杭州游玩，他都会热情洋溢地邀请其入住“春润庐”。在春润庐留下身影的，皆为民国文化界的名流，章太炎、杨杏佛、徐志摩、蒋梦麟、熊十力、马一浮、刘大白、马寅初等，都曾借宿过“春润庐”。

【褐木庐声名远扬】

宋春舫的前半生可谓顺风顺水，与胡适、蔡元培等学界名流皆有交往，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然而1924年，32歲的宋春舫骑马时从马上跌落，伤肺吐血，留下了病根。当时的《顺天时报》曾在显著位置刊出一则《宋春舫启事》：“鄙人近来身体甚弱，所有京沪报馆杂志邀请担任编辑撰述等事，一概谢绝。此启。”“一概谢绝”的口气，已近乎不近人情。

堕马变故，直接引发了宋春舫人生轨迹的关键性改变，他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青岛海滨专心疗养，以保证能够全天候呼吸清新空气。因为医生告诉他，海边的新鲜空气，对肺的康复至关重要。

1929年10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青岛开始办公，因筹办图书馆事关急要，特聘宋春舫为主任（即馆长），专司其事。创办伊始，诸事待理。当时所藏图书，仅有私立青岛大学图书及济南运来前省立山东大学藏书28箱，为数极少且多不适用。宋春舫到职后，积极备置，注重丰富馆藏，并陆续制定了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暂行组织条例、图书馆贷出规则等，为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翌年，宋春舫还兼任过青岛观象台“观象图书馆”的主任。gzslib202204041436

如果说这两次为公立图书馆工作是“初试啼声”，那创办私人藏书楼——褐木庐，则算得上是“高歌一曲”“余音绕梁”了。

来青岛之初，宋春舫先在汇泉湾盖了一栋房子，后又在旁边加建了一栋独立的图书馆建筑，把在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戏剧书刊存放其中，名曰“褐木庐”（英文“Cormora”的音译），“Cormora”为宋春舫喜欢的三个戏剧家的缩写——“Cor”即高乃依，“Mo”即莫里哀，“Ra”即拉辛，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致敬意味。

193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举行，褐木庐是唯一参会的私人图书馆代表，由此可见其名气。褐木庐藏有多少外文的戏剧类书籍？宋春舫1932年撰写的《褐木庐藏剧目》中说是“三千册”，有人说有5000册，有人说有7000册，可能是不同时期统计的结果。

在1930年代，宋春舫青岛褐木庐的口碑，确有些“高山仰止”的味道。其时，国立青岛大学名流汇集，像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分别在古典文学、诗歌、翻译、戏剧方面有专长。可以推测，他们大都是褐木庐藏书楼的常客。当时在青岛的戏剧家、翻译家，如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也是褐木庐的读者。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感慨：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褐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远在上海的戏剧家李健吾，亦慕褐木庐之大名，他说：“我做梦自己有一天飞到青岛，飞进他的书库，在那些栉比的书架中间翱翔。”出版家、编辑家赵景深先生则在《宋春舫纪念》一文中写道：“他能直接看法、英、德等国文字，所以藏书大部分是第一道手的原文，不是辗转翻译出来的。”

宋春舫曾在《褐木庐藏戏曲书写目自序》中，道出藏书来源及聚书的艰辛：“去岁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聚书其中。今春复辞青市参事，扃户写目，匝月乃竟。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仅限一类，范围既隘，择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褐木庐的出现，成为青岛的一个文化地标。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私人能藏有七千多本外文书，且大都有关西洋戏剧，是件殊不简单的事。1930年，胡适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到青岛参观褐木庐，瀏览了所藏大量戏剧书籍，含多种版本莎士比亚剧作，仅《哈姆雷特》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宋春舫在《自序》中，似乎预测到自己藏书的命运：“聚散无常，远者无论，近如聊城之海源（聊城海源阁，藏书家杨以增创建），扬州之测海（扬州测海楼，藏书家吴引孙所创），累世菁英，终归散佚。”在宋春舫的最后几年，他将褐木庐的藏书运送到北京大学，在北大盖了一个房子，专门存放这七千多册书籍。

解放后，朱伦华写信提议将宋春舫遗留的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复，可捐献的对象有三：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剧专，由于宋春舫在世时与北京图书馆有过口头承诺，宋春舫的家人决定将其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在北京琉璃厂等旧书市场发现贴有宋春舫藏书票的旧藏，藏书家如上海的陈子善、台北的吴兴文、香港的黄俊东等纷纷专程赴京收购，他们都以拥有褐木庐的藏书为荣。

宋春舫还是最早创作并使用藏书票的作家。他的藏书票设计巧妙，画面上书“褐木庐”三字，背景是一打开的竖排本书，中间B和C两个字母融合在一起，B不是指“book”（书），而是指“Bibliophile”（藏书家），C指的是“Cormora”（褐木庐）。下面是一只墨水瓶与两支交叉的羽管笔，再下有藏书编号。该藏书票无论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涵义，均不愧为一帧难得的佳品。

比人的生命更长久的是书。虽然褐木庐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但留下的文化馨香，一直在造福后人。

【与毛姆会面】

“他原来是一位年轻人，个儿矮小，有一双小巧、文雅的手，一只比你看见过的一般中国人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天天气暖和，他还穿着一套厚粗花呢西装……他说话有一种高亢的假声……他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表述自己的意思。”这是毛姆眼中的中国戏剧学者宋春舫的形象。

1919年底至1920年3月，毛姆在中国游历，在北京，他访问了哲学家辜鸿铭，并与宋春舫会面交流。毛姆对“旧中国的代表”辜鸿铭青眼有加，在他看来，辜鸿铭对英国人的道德缺陷和人性弱点有着深刻的洞察，但等他见到宋春舫时，态度却截然相反。

与辜鸿铭见面不同，这一次是宋春舫主动登门拜访毛姆。见面后，宋春舫先递上了一张名片，这是“一张形式和大小都正规的漂亮的名片，繁复地围着黑边”。“黑边”代表了什么含义？毛姆虽没有问，心里却很疑惑。宋淇在《毛姆与我的父亲》一文中称：名片上印黑边的原因，是宋春舫的母亲过世不久，表示“服孝”的意思。

毛姆和宋春舫谈到文学、戏剧、哲学上的一些问题。毛姆看好的中国戏是京剧，他认为京剧的象征性和思想性是欧美舞台剧所缺少的，宋春舫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他“同他那一代的参加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总希望文学能对时代发生一点作用，对社会改良有所贡献”，并对京剧里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内容有保留。

宋春舫问毛姆为什么美国大学都在开戏剧技巧的课程，毛姆说：“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民族。听说哈佛大学还设立一个讲座，教老太婆如何吃鸡蛋呢。”宋春舫对这种带有幽默的讽刺一时未能领略，只好说：“我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gzslib202204041436

在戏剧道路的选择上，毛姆看到与宋春舫谈不拢，便问他为了让学生了解当今的文学潮流，会向他们推荐什么读物。宋春舫“迟疑了片刻”，最后回答：“因为你知道，那不是我的专业，我只研究戏剧，但是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请我的同事来拜访你，他教欧洲小说。”毛姆问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时，宋春舫亦是避而不答。

其实，这并不代表着宋春舫对文学和哲学一无所知，他很可能是自认为对专业领域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名家面前不便发表意见。后来宋春舫的儿子宋淇说，在1920年之前，宋春舫就已在国内报刊撰文介绍高尔斯华绥、王尔德、法郎士、邓南遮、苏德曼、霍普特曼等小说家兼剧作家的作品，不可能对英法文学茫然无知。

对于宋春舫的回答，毛姆觉得索然无味，他不无讽刺地说：“同一个卖弄学问的教师争辩是无益的，正如海洋的圣灵对江河的圣灵议论一样。”关于这次会面的情形，毛姆记在了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中。

【戏剧开路先锋】

在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上，我们应如何看待宋春舫？他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他是最早（清宣统三年）研究和介绍西方戏剧及理论的学者，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开路先锋。

1912年，宋春舫在巴黎学习期间，有人告诉他，要精通法语，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看戏。当时在欧洲，到大剧院看戏是上流社会的高级娱乐方式，票价不菲，并非一般学生所能承担得起的，然而宋春舫却凭借优越的家庭条件，每晚都像外国人一样身穿晚礼服，乘坐自己的马车去看戏。后来，宋春舫转学到瑞士的日内瓦大学，依然每周六下午去剧院看戏。

宋春舫深知一旦回国后就很少有机会观赏西洋戏剧了，即使想找寻相关的戏剧资料都很困难，便乘一战时百姓颠沛流离，不少欧洲贵族家庭世代收藏的剧本名著散落出来的难得机遇，大量购入与西洋戏剧有关的著作。宋春舫收藏的甚至有用摩洛哥软羊皮装订的手抄本，其中不少是可遇不可求的初版本、限量本与作者签赠本。这几千册珍贵藏书随主人回到国内，最后落户在“褐木庐”。

宋春舫的儿子宋淇回忆：“他（宋春舫）那时出洋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去读什么。他那时去的是瑞士，读的是政治经济。从这时起，他可以说走错了路，以后继续白花了很多时间在对他的事业没有关系的事物上。他读政治，所以做过官，他读经济，所以做过和银行有关的事，他读法律，所以也做过律师。这些事都有价值，但对我的父亲并不合适……从此以后，虽然有停顿，戏剧成为他的伴侣。对戏剧方面的努力，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一直到他死，十几年如一日。”就这样，宋春舫机缘巧合地走上了一条戏剧之路。

回国后，宋春舫受聘专为北京大学文科学生讲授欧洲戏剧课程。1918年的《新青年》戏剧改良专号上，刊登了宋春舫的一篇《近世名戏百种目》，介绍了13个国家58位歐美作家的作品。

宋春舫还在国内推广欧洲戏剧，翻译了许多欧洲剧目。他提倡新剧，要求“剧本优良，布景完美，分幕恰当，情节突兀，戏剧性强”。他不仅是戏剧理论家，还是戏剧改革的实践者，在推广戏剧方面，他有几个观点很超前：一是提倡小剧院。宋春舫主张多建小剧院，他认为在操场、食堂甚至大厅里都可以演戏剧，表演的节目、方式也可以灵活调整。因为只有这样，现代戏剧才能真正普及开。

二是提倡戏剧的“非盈利化”，指出戏剧不能为了挣钱而存在。早期的话剧可以分为旧剧和新剧，旧剧当时又叫“文明戏”，是在中国传统戏曲上结合了一定西方话剧的基础，旧剧的明显特征就是没有剧本，演员可以临时发挥，而且还没有女演员，女角都是男扮女装。而宋春舫推广的新剧叫“爱美剧”，这样的戏剧就规范多了，不仅有剧本，也有了专门的女演员，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这就是现在话剧的早期雏形。

三是推广“导演制”，以前的话剧没有剧本，也没有导演，演员上台后可随意发挥，宋春舫提出应该有人专门出任“导演”，最后落实这个提议的是导演、剧作家洪深。

宋春舫写过三个剧本：《一幅财神》《五里雾中》《青春不在》。《一幅财神》是宋春舫创作的一部喜剧。他以一种善意的揶揄告诉国人：只有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中国人才会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从这个起点出发，宋春舫一直努力试图将中国的风俗世态与新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

这三个剧本没怎么上演，在国内的影响力不大。宋春舫的影响力在于戏剧理论，1923年出版的《宋春舫论剧》，是当时国内“唯一论西洋演剧的书”。仿佛是一股从海外吹来的风，唤醒了许多青年人的心灵，激发他们爱好戏剧的热忱。戏剧史家赵景深在《宋春舫论》文中写道：“宋春舫是戏剧（尤其是话剧）的先知先觉的老前辈。我最早读的戏剧理论书就是《宋春舫论剧》第一集……因了这本书，我才知道戈登格雷、来因赫特、小戏院、表现派、未来派等等，像我一样对于这本启蒙运动的书感谢的人，想来不少吧……”

1940年9月10日，上海出版发行的《剧场艺术》，在宋春舫去世两周年之际推出“宋春舫先生纪念专辑”，以纪念他对中国戏剧的贡献。

【海洋科学先驱】

除了钟情于戏剧、藏书之外，宋春舫还是一位海洋学先驱。

宋春舫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到法国的邻国摩纳哥参观，摩纳哥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第一小为梵蒂冈），但很重视海洋科学。他们拥有专门的海洋研究船，于1908年建立了一座雄伟的海洋博物馆，并附设水族馆。

1928年，宋春舫来青岛休养，住在当时青岛观象台台长、气象学家蒋丙然家中，两人在聊天中达成共识：一个有辽阔海岸线的泱泱大国却无强大的海防，更无有关海洋的科学研究，怎能不被列强欺凌？必须要开创中国自己的海洋科学研究。之后，宋春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海洋学与海洋研究》，刊载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建议中国第一个海洋研究所最好设在青岛。文章刊载后，蒋丙然特意把报纸呈送给胶澳督办赵琪，赵琪对宋春舫的建议也大加赞赏，但又觉得一时难以成立一个有规模的研究所，便决定在青岛观象台内设立与气象地震科、天文磁力科并列的海洋科。gzslib202204041436

也正因此，宋春舫辞去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教职，迁居青岛，并于1928年11月成为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首任科长。

1930年8月，蔡元培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第15次年会，宋春舫和蒋丙然抓住李石曾、竺可桢、杨杏佛、蒋梦麟等全国知名学者云集青岛的有利时机，将建立青岛海洋科研场所的建议提上了议程。当时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石曾担任北平研究院院长。会议决定，先在青岛设立水族馆，建筑及开办费预定2万元，由青岛本地分担半数，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海军部、教育部、工商部、农矿部各拨2000元，作为建设水族馆的补助经费。

最终青岛水族馆的馆址定在莱阳路海边，由青岛观象台海洋科负责设计，也就是说由宋春舫主持青岛水族馆的设计。青岛水族馆从1931年1月开工建设，到1932年2月建成，同年5月8日举行了开馆典礼，到了9月就正式对外开放参观了。

当时的亚洲大陆，只有大连有一座水族馆，且由日本人经营，规模较小。沈鸿烈在青岛水族馆开幕词中如此说：“青岛水族馆建设之动机，始于民国十九年，由蔡孑民、李石曾、胡若愚及宋春舫、蒋丙然诸先生倡议，成立中国海洋研究所，以建设青岛水族馆为第一步工作，惨淡经营，历时年余，始有今日。”蔡元培激动地称，“其当为吾国第一矣，比年我国多故，百事尽废，独此水族馆，得二三君子之努力，以底于成，于此可见事在人为”，这“二三君子”中，宋春舫起了主要作用——在筹建水族馆的捐款中，山东省政府捐资1000元，而宋春舫一人就捐了600元，成为捐款最多的个人。

青岛水族馆，这座古代城楼造型的建筑，如今仍矗立在青岛海滨，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1935年，宋春舫接待了北平研究院動物研究所所长张玺，张玺是贝类学家，他们商定组建青岛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稍后开展了我国第一次大型海洋调查，这次调查的意义是开拓性的。

青岛之所以成为具有海洋科学特色的城市，得益于观象台有持久连续的潮汐记录，有胶州湾及其近海的海洋调查，也得益于水族馆海洋生物展览和科普教育。青岛水族馆、中国海洋研究所（1955年与青岛水族馆合并， 改称青岛海产博物馆）、山东大学海洋系，这是中国海洋科学发展的一个脉络。在这个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春舫先生的位置。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青岛沦陷，这给宋春舫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人强行接管了青岛观象台与水族馆，海洋研究工作被迫中止，宋春舫也离开了青岛，不久就病逝沪上，年仅46岁。

生活在青岛这个城市，我每次坐公交车经过莱阳路，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宋春舫的形象。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从马赛开往巴黎的特快车内，那位愁眉不展的少年；也看到蔚蓝色的大海和一位探寻历史、与客居青岛名人对话的沉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