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

“横空出世”的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的发现源于一个偶然。

2002年，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出现了6件西汉时期的裸体陶俑，这些制作精良的陶俑立即引起了中国考古界的关注。因为裸体陶俑在西汉时期是一种级别很高的随葬品，一般只出现在皇室成员的墓葬中。这批陶俑到底是从哪里出土的？又是如何流落海外的呢？这些疑惑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必须得追回那几件裸体陶俑。我国专家与美方进行了大量交涉，经过数轮谈判，终于在2003年成功追回了那6件裸体陶俑。后来，经由相关部门调查，确认这些陶俑出自陕西西安东郊白鹿原东北角的江村大墓。

这是江村大墓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于它的墓主人是谁，一时间众说纷纭，不过当时谁也不敢猜想是汉文帝，因为“霸陵在凤凰嘴”是业界公认的事。有些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的级别以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位置关系，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文帝和窦皇后的女儿—窦太主刘嫖。但由于当时资源有限，考古人员只是将江村大墓的盗洞进行回填，并加强巡查和值守。尽管如此，仍未打消盗墓分子对这座大墓的觊觎之心。

2006年，窦皇后陵西侧出现盗墓迹象，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着手对江村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数月的工作，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葬着实不简单：它的规模远超过一般贵族的墓葬，周围外藏坑众多；同时这个墓葬是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而西汉时期只有皇帝、皇后级别的墓葬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江村大墓的规模让考古人员感到了疑惑。

同样在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开启对西汉帝陵大遗址的考古工作。由于西汉帝陵多在咸阳原上，所以等他们勘探到霸陵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了。此前西汉十一陵中，有关霸陵的信息最少，这次勘探可以说是揭开霸陵神秘面纱的最好契机。然而，经过大半年的勘探，考古人员仅仅在凤凰嘴顶部发现了一些不同年代的盗洞，除此之外，未发现任何人工修建和开凿的痕迹。换句话说，凤凰嘴就是一座实心的山包，根本不是汉文帝的霸陵。

这时，距离凤凰嘴两千米的“亞”字形墓葬再次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经过又一轮细致的考古勘探，考古人员发现江村大墓确实有四条墓道，表面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深30余米，周围有110多座外藏坑。这些数据都昭示着它不是一座简单的贵族墓，况且800米外就是窦皇后陵，种种证据表明，它才最有可能是汉文帝的霸陵。

众所周知，考古是一门科学，不能靠猜，要拿证据说话。从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周边的外藏坑以及外围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制文物3000余件。特别是外藏坑中，还出土了一些带有铭文的石器和铜质印章。这些铜质印章上刻有“仓印”“中司空印”“山官”等文字，标示西汉中央官署机构的名称，这些都显示出其墓主的身份只能是皇帝级别的人物。不仅如此，这座墓葬周围还有数十座“甲”字形陪葬墓和40余处陶窑遗址。加上前面发现的数百座藏坑，形成了以江村大墓为中心，外藏坑、陪葬墓、陶窑遗迹在周围呈放射状分布的布局，这分明就是典型的汉代帝王陵墓形制。

然而，这些还都不能成为确定江村大墓就是霸陵的最关键证据。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江村大墓周围出现了一圈长390米、宽1.5米的石围界。随后，在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外围发现了一条东西残长约1200米、南北宽863米的夯墙遗址。夯墙遗址的发现，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因为西汉时期帝后采用“同茔异穴”的方式合葬，即皇帝、皇后合葬在一个陵园内，称为“同茔”；但是分葬在不同的墓穴中，稱为“异穴”。尽管汉文帝留下“不起坟”的遗诏，但是丧葬形式并没有改变。至此，种种证据表明，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真正的葬身之地—霸陵。

文物保护刻不容缓

江村大墓被确认为汉文帝的霸陵，并不是考古工作的终结，而仅仅是一个开始。除了围绕在霸陵周围的众多未解之谜外，有关文物遗址保护和文化遗产展示等问题也要提上日程，以满足公众对文化的需求和期盼。

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这次对霸陵外藏坑的考古发掘其实是一种抢救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考古发掘。这就向公众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应该加入到文物保护的队伍之中，只有全社会形成共识，那些蕴含着中华文明发展线索、被深埋在地下的文物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掘和保护。考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精美的文物，而是让这些文物更长久地“活”下去，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保留更充足的证据。

千年谬误缘何而起

纵观西汉所有帝陵，汉文帝的霸陵无疑是一个特例。首先，霸陵是“唯二”不在咸阳原上的帝陵，根据史籍记载和如今江村大墓的位置来看，霸陵位于渭河以南的白鹿原上；另一个不在咸阳原上的帝陵是汉宣帝的杜陵，杜陵位于离霸陵不远的杜东原上。另外，霸陵还是唯一一个“不封不树”的西汉帝陵，其他墓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但汉文帝曾留下遗诏要求薄葬，明确表示“不起坟，欲为省，毋烦民”。正是这个“不起坟”，为后世将凤凰嘴误认为霸陵埋下了伏笔。gzslib202204041032

尽管霸陵“不封不树”，但是作为帝王陵寝，霸陵不仅有许多附属建筑，而且经常举办祭祀活动，所以在西汉绝无错认的可能。此外，根据《晋书·愍帝纪》记载，建兴三年（315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换句话说，在晋愍帝时期，人们明确知道霸陵的位置，而且这种认知一直流传到宋代。宋代史地学家宋敏求在《长安志》里清楚地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县东十里白鹿原上，这与如今的江村大墓的位置完全吻合。但是到了元代，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元代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中第一次提出“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由此看来，有关霸陵的谬误可能始于元代。

不过，这个千年谬误的“锅”也不能全甩给骆天骧。凤凰嘴距离江村大墓也就两千米左右，对于占地面积极广的西汉帝陵来说，这个距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已知的汉景帝阳陵东门距离阳陵封土就有约两千米的距离，所以骆天骧记录的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的大致方位并没有问题。

为什么后世就那么确定凤凰嘴是汉文帝葬身之处呢？首先，的确可能受到了骆天骧《类编长安志》的影响。由于历史久远，霸陵周围的附属建筑已经全部消失，在此之前的史书也都是含糊其辞地介绍霸陵在白鹿原上，后人也就默认《类编长安志》中记载的是事实，将凤凰嘴认定为霸陵。其次，可能就是后人的臆想。由于汉文帝霸陵“不起坟”，所以后人就想当然认为霸陵应该是凿山为陵，而凤凰嘴的山形很像帝陵的封土，而且地处白鹿原，不远处还有两座大墓（窦皇后墓和薄太后墓），在这样臆想的加持下，“霸陵在凤凰嘴”的可信度又增加了几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后世官员记错了，或者是偷懒不愿细致考证，于是层层记录下来，便重构了霸陵的位置。有人在白鹿原下大路边的凤凰嘴立碑祭祀，时间一久，祭祀的石碑越来越多，凤凰嘴也就成了“正牌的霸陵”。这种情况在西汉帝陵中并不少见，汉景帝阳陵东北侧是王皇后陵，但是前面却立着汉惠帝安陵的石碑，这是因为后人并不是十分清楚，就想当然立块石碑敷衍了事，久而久之，谬误渐渐就变成了事实。

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样，汉文帝提出的“不起坟”，终究还是霸陵谬误的缘起，如果霸陵像其他西汉帝陵一样拥有高大的封土堆，就没有凤凰嘴什么事了。

史书建构的汉文帝

作为我国封建时期第一个盛世的开创者，汉文帝刘恒在汉代有着崇高的地位，这点从其谥号就不难看出。汉文帝，谥号“文”，所谓“谥者，行之迹”，指人死之后，后人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的评价性文字。《逸周书·谥法解》记载：“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由此可见，古时谥号“文”是一种非常高的赞誉，史籍中对汉文帝的相关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据文献记载，汉文帝广施仁德，宽容待人。有一次，汉文帝出行，突然一个老百姓从桥上冲下来，惊了他的马。汉文帝差点受伤，盛怒之下要求严惩这个冒失的百姓。然而，负责审案的廷尉只是罚了点钱。汉文帝听闻后，怒不可遏，质问廷尉为何违背他的旨意。廷尉说：“法律是天子和百姓共同遵守的准则，不能因为他惊了您的马，就违背法律的规定而重罚，这样以后谁还会遵守法律呢？”汉文帝思索良久，夸赞廷尉判得好。不以一己之私破坏规矩，体现了汉文帝的宽宏大量和仁慈。又如郎中令张武等人的受贿行为被揭发出来后，汉文帝不仅不追究他们的过错，反而从御府里拨钱给他们，以此让他们感到羞愧。正是因为汉文帝注重以道德来感化百姓，才使汉朝礼仪兴盛。

在治国理政方面，汉文帝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役，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他鼓励农业生产，罢免天下田租；遇到自然灾害时，还免除诸侯的岁贡，减少百姓负担。因为怜悯吏卒从各地运输货物给京内诸侯非常辛苦，他下令让列侯回到封国，不必待在长安奉朝请安。北方的匈奴对中原虎視眈眈，多次侵扰边境地区，为了不让百姓陷入战火之中，他主动提出和亲政策，换取百姓生活的安宁，营造经济发展的时机。

在改革律法方面，汉文帝感慨刑罚严苛繁多，不利于国家治理，为此废除收帑连坐、诽谤妖言、肉刑等条文，让法律真正展现“禁暴而率善人”，着力营造政清人和的社会环境。《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了汉文帝废除肉刑时的一则故事：齐地一个小官吏淳于意触犯刑法，按律当受肉刑，他的女儿缇萦不忍父亲受刑，大胆向汉文帝上书，自愿做官府的婢女，为父亲换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有感于缇萦上书救父的勇气和孝心，汉文帝当即下诏，免除淳于意的罪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做奴婢，并于次日废除黥（刻字）、劓（割鼻）、刖（断足）等肉刑。说到孝顺，汉文帝可谓封建帝王中最负盛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说的就是他。

在日常生活方面，汉文帝极度节俭，处处克制自己的欲望，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曾经他想建造一座用于赏景的露台，但当听说需要耗费“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时，果断下令罢建。他平时只穿质地粗糙的衣服，同时严格要求身边的人，即使是十分受宠的慎夫人，也不能穿长到坠地的衣服，不能用绣有彩色纹饰的帷幔。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汉文帝更是要求“不起坟”，霸陵所有的装饰必须使用瓦器，不得使用金、银、铜、锡等金属。汉文帝执政期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而汉朝的社会经济则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安定，政治海晏河清。司马迁称赞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在儒家传统观念中，能够同时兼备“德”与“仁”的君主，只有尧、舜、禹、汤、文王等人，而在司马迁眼中，汉文帝完全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

历史中的汉文帝真是如此俭朴、宽宏、仁德，几乎“零差评”吗？其实未必。司马迁在《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文帝十分宠幸邓通，便将蜀地的一座铜矿赐予邓通。邓通私自铸币，导致“邓氏钱”遍布天下，极大地危害了汉初的社会经济发展。历代论者多称汉文帝有长者之风，然而他并不是一味的宽容。面对拥立自己的周勃，汉文帝就多次打压，最终免去他的丞相之位，责令他返回封国。回到封地的周勃常怀不安，甚至“自畏恐诛”。由此可见，汉文帝绝不是《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得那样宽仁敦厚。此外，班固《汉书·贾谊传》转载贾谊呈奏给汉文帝的《治安策》中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汉文帝统治下的汉朝仍有许多弊端。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又说：“汉为之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这与司马迁笔下的“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形成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