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女性的双重囚笼

2022-04-01陈磊

文学教育 2022年3期

陈磊

内容摘要：《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成名作。全书通过芒果街上少女埃斯佩朗莎的童年记忆，用貌似“诗话”的语言控诉了拉美裔女性遭受的白人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本文从族裔文化和女权主义两方面尝试解读双重压迫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以及拉美裔女性的反抗。

关键词：《芒果街上的小屋》拉美裔女性双重压迫族裔文化女性主义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发表于1984年的一本诗小说。“芒果街”是一个拉美裔聚居的贫民街区，这里贫穷、混乱、遭受种族歧视并且以男权为中心，芒果街上的女人们遭受着白人社会和男权中心的双重歧视。

一.少数族裔被边缘化的“囚笼”

米歇尔·福柯在讨论“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时指出“话语即权力”：所有话语、知识都是权力的某种表述，而不是纯符号的、纯文本的意指过程。[1]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因为语言和知识可以用来为巩固权力提供服务。反之，知识又能产生权力，因为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行动范围。美国白人文化一直都是美国的主流文化，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少数族裔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低下很少有发声的机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开始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传统与权威逐渐被消解，多元文化被提倡，少数族裔“开始尝试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摆脱白人强加给他们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的身份，重新审视社会上的道德规范和审美标准，反对一切白人主流文化下不合理的陈规旧律。”[1]在此后现代语境下，族裔女性比如非洲裔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所罗门之歌》、贝尔·胡克斯《诗集：我从不哭泣》、华裔女性作家谭恩美《喜福会》、汤亭亭《女勇士》等打破长久以来被垄断的话语权，开始为自己的族群发声。1984年墨西哥裔女性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发表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全书以“小屋（房子）”为主题，展现了美国拉美裔在多元文化语境下追寻文化身份过程中的苦涩与不屈。

德国哲人海德格尔曾引用“人，诗意地栖居。”鲁迅先生曾叹“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杜甫在穷困潦倒之际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子这个空间意象不仅是身心的避难所，也是身份认同（identity）的象征，更是权力（话语权）的象征。但是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房子（包括芒果街）却像是西西弗身上背负的“巨石”，是约束和禁锢少数族裔的“囚笼”，是他们被排斥被孤立的枷锁。小说一开始，小女孩埃斯佩朗莎就说“芒果街上的房子是我们家的，再也不用付房租，再也不用与楼下的人家共用后院，再也不必害怕发出噪音而小心翼翼，再也没有房东拿着扫把猛敲天花板了。尽管如此，芒果街上的小屋依然不是我们心里想要的房子”[2]，因为“房子很小，是红色的，前面铺着窄窄的台阶，窗户窄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好像是屏住了呼吸。有几处墙皮脱落，大门鼓胀得要使劲推才能进去”[3]。在这里，被“物化”的小屋是像埃斯佩朗莎这样的少数族裔贫穷、卑微的标签，房子的破烂不堪暗示了拉美裔生活的艰辛与多舛。文中埃斯佩朗莎想要留在象征白人社会的学校食堂吃饭，却遭遇了大嬷嬷的怀疑，“那栋吗？她说，指着一排丑陋的三户式公寓楼，那里是衣衫褴褛的人都羞于走进去的地方。是的，我点头，尽管我知道那里不是我的家。我哭了起来。”[4]此时，房子与埃斯佩朗莎的命运紧紧地裹挟在一起，他们的处境一样尴尬屈辱、毫无尊严。与芒果街不同，富有的白人们住在高高的山上，他们享受着阳光雨露，全然不知低洼处芒果街上人们的艰辛与疾苦。“那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们忘记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他们根本不朝下看，除非为了体会住在山上的心满意足。”[5]房子反映的身份上的差异，深深撞击了小埃斯佩朗莎的心灵。由于芒果街上的小屋带给埃斯佩朗莎梦魇般的屈辱和不堪，她一直梦想着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她找伊伦妮塔算命的时候，

“有房子吗？我问，我是因为它才来的。

啊，是的，心中有一所房子。我在心中看到一所房子。

那是房子吗？”[6]

……

“心里的一所房子，我是对的。”

……

“一所新房子，一所心造的房子。我会为你点上一只烛。”[7]

埃斯佩朗莎对房子的执念反映了她想要逃离芒果街和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强烈愿望，也是作者希斯内罗丝希望少数族裔挣脱被辖制被歧视的“囚笼”获得“平权”的强有力地呐喊。

书中有一个细节：埃斯佩朗莎有一个只有“一周朋友关系”的朋友——猫皇后凯茜。之所以只有一周朋友关系是因为拥有白人血统的凯茜一家下星期二要搬离芒果街。“他们要从芒果街向北搬迁，离开这里一点路，在每次像我们这样的人家不断搬进来的时候。”[8]其实在美国，由于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的盛行，不少白人持有“移民威胁论”，他们认为移民及其激发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消解连接共同国家的纽带，降低共同的国家使命意识，使美国面临被巴尔干化的危险。塞缪尔·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担心：由于拉美裔移民的涌入、次国家认同的强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而导致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中核心地位的动摇。[2]为应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挑战，亨廷顿积极倡导强化对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在他看来，拉美裔（特别是墨西哥裔）移民的涌入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对美国国家特性构成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导致美国变成一个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社会。

面对强势的白人文化，面对日益高涨的“移民威胁论”，面对这窒息的“囚笼”，是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抗？作者希斯内罗丝在文中给出了答案。在《四颗细瘦的树》里，象征拉美裔的四棵树“它们的力量是个秘密。它们在地下展开凶猛的根系。它们向上生长也向下生长，用它们须发样的脚趾攥紧泥土，用它們猛烈的牙齿噬咬天空，怒气从不懈怠。这就是它们坚持的方式。”[9]细瘦的树下是庞大的根系，看似平静的表面下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么么有条灰眼睛的狗，一条有两个名字的牧羊犬，一个英文名一个西班牙名。”[10]离开故土来到美国求生的拉美裔用对拉美文化的坚持和坚守顽强地对抗着各种歧视与排斥。

拉美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们会挣脱“囚笼”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创造自己的奇迹，就像博尔赫斯在《雨》里写到：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架上的黑葡萄。

二.女性被约束的“囚笼”

后现代主义打破的不仅仅是“西方中心论”，也打破了“男权中心（androcentrism）论”，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芒果街上的小屋》不仅是一本族裔小说，更是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在全书44个章节里，作者一共塑造了29个女性，她们年龄各异，性格迥然，却都被禁锢在芒果街这个以男人为中心的地方，卑微又坚韧地生活着。弗吉尼亚·伍尔夫早在1928年《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写道：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可是芒果街上的女人们从来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们被禁锢在房子里，像折翼的天使倚在窗边凝望外面自由的天空。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II》的第一章《童年》开篇写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3]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形成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明。男权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男性作为第一性一直处于社会的中心;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处于受支配的附庸地位，被男性控制操纵，没有存在感，没有话语权。比如在英语里，“历史”这个单词是“history”，是“他的故事”而不是“herstory”（她的故事）：男人是历史的参与者和编撰者，而女人向来都是历史的是缺席者。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描述了“凝视”模式：管理者通过“凝视”的可见性，管理辖制下的居民。边沁的“全景监狱”就是利用“凝视”模式，一个中心暸望塔和数个环形单人监狱，不管管理者在场还是离场，都能对囚犯起着震慑作用。而几千年来，女性在“男权”的“凝视”下逐渐失去自由，她们的空间已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开始打破旧的文明秩序，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开始被人质疑，原有的男女二元对立关系开始消解，人们开始重新看待两性关系，越来越多的女性打破沉默开始为女性特别是被边缘化的女性呐喊。比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琼·里斯的《藻海无边》分别从文学评论和文学作品的角度解构了奥斯汀的经典《简·爱》。她们没有把目光放在按照男权社会要求下完美的简·爱身上，而是把目光锁定在那个受男权、宗法压迫的“疯女人”伯莎身上。而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希斯内罗斯借埃斯佩朗莎之口，用看似轻松童真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个被禁锢在小屋里的拉美裔女性屈辱的故事。

在父权制的的社会，女性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受到男性的压制，她们被剥夺了所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等，更有甚者失去人生自由。几乎芒果街上所有的女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束缚和限制，而房子就是约束和禁锢她们的牢笼：被丈夫强迫结婚的曾祖母难以解开心结而一生在窗边凝望;推销雅芳的玛琳在婶婶下班回家前不能出门，因为她要照顾表弟家的小妹妹们;曾经漂亮而健美的瓜达卢佩婶婶因为病重又丑又瞎，只能躺在床上等待生命的终结;聪明的鹭鸶儿被丈夫遗弃只能搬到芒果街和母亲住在一起。

芒果街上的女性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除了屈辱地忍受，还有令人欣喜地自我救赎和无声反抗。她们通过诗歌、通过知识反抗着社会和命运的不公，为争取自由独立，为拥有自己的空间不懈地努力。失去母亲的阿莉西娅虽然被父亲强迫待在家里为兄弟姐妹准备早餐，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坚持每天乘两趟火车和一趟巴士去上学，因为只有上学，才是她获得知识和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瓜达卢佩婶婶虽然重病卧床，但是她仍然鼓励埃斯佩朗莎写诗，因为她知道，只有知识才可以让埃斯佩朗莎摆脱在芒果街的悲惨命运。她在临终前对埃斯佩朗莎说“记住你要写下去，埃斯佩朗莎。你一定要写下去，那会让你自由。”[11]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激励和典范作用，埃斯佩朗莎有了追求自由独立的动力。她逐渐意识到“写作使精神自由”，她开始拿起笔书写，为了自己，为了芒果街的女人们，为了自己的族群，更为了整个少数族裔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

“你离开时要记得为了其他人回来。一个圈子。懂吗？你永远是埃斯佩朗莎。你永远是芒果街的人。你不能忘记你知道的事情。你不能忘记你是谁。”[12]

“你要记得回来。为了那些不像你那么容易离开的人。你会记得吗？”[13]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埃斯佩朗莎逐渐完成了对身份的认同和自我觉醒。她决心挣脱芒果街的束缚，远离父权的压制，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不过离开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归来。“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我是从哪里来。路过的流浪汉会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会把他们请上阁楼，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没有房子的滋味。”[14]

作为一部女性小说，作者希斯内罗丝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用细腻地笔触描述了拉美裔女孩成长的心路历程。小说哀而不伤，在关注底层族裔女性遭受白人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的同时，不时表现出女性迸发出的绵密而坚强有力的反抗力量。小说结尾处埃斯佩朗莎描述了心中的房子：

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那里有我的前廊我的枕头，我漂亮的紫色矮牵牛。我的书和我的故事。我的两只等在床边的鞋。不用和谁去作对。没有别人扔下的垃圾要拾起。

只是一所寂静如雪的房子，一个自己归去的空间，洁净如同诗笔未落的纸。[15]

这是作者为族裔女性勾画的摆脱了种族歧视和男权压迫的房子，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可以自由呼吸的房子。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塞缪尔·亨廷顿.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3]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II》[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4]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等译.《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注释

[1]梁艳，《后现代语境下美国非裔和华裔女性文学中的族裔意识研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p.48

[2]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版，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