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阳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唐珏(1247—？)，字玉潜，号菊山，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宋亡，元江南浮屠总摄杨琏真伽(1)杨琏真伽，一作扬喇勒智、杨胜吉祥、杨髡等。“琏”或作辇，“伽”或作加、迦、珈。发掘宋室六陵，盗取珍宝，建塔镇压故宋帝后尸骨，以唐珏、林景熙(1242—1310年，字德旸，号霁山)等为首的爱国义士拾骨瘗葬，并树冬青为志。唐珏及其事迹在后世被采入各种笔记、小说，在旧时民间影响甚大。

一、唐珏卒年考

唐珏生平事迹正史不录，可资稽考且较早者，惟元代罗有开(字灵卿)所撰《唐义士传》及张丁(字孟兼)的《唐珏传》(以下简称罗《传》、张《传》，均录入明人程敏政(字克勤)《宋遗民录》[1]59—62)，而罗《传》又详于张《传》。元人陶宗仪(字九成)《南村辍耕录》[2]43—45(以下简称《辍耕录》)所记唐珏事迹，本抄自罗《传》；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3]111--113所述唐珏事迹，明人钱士升《南宋书》[4]934—935、清人陆心源《宋史翼》[5]875—876诸书之《唐珏传》后出，皆蹈袭前人笔墨。故《辍耕录》以下诸种文献对于考证唐珏生平参考价值有限。其余明清时小说，如邵景詹《觅灯因话》[6]之《唐义士传》，周清原《西湖二集》[7]之《会稽道中义士》等，戏曲如卜世臣之《冬青记》、沈自征之《冬青树》、蒋士铨之《冬青树》等，多以唐珏为主人公演绎其忠义故事，皆是据前人史传敷缀而成之文学家言，于真实人物之历史考量，犹不足为据。故于兹所论，暂以罗、张二《传》为本。

关于唐氏生年，张《传》语焉不详，罗《传》则云：

唐君名珏，字玉潜，会稽山阴人。家贫，聚徒授经，营潃髓以养其母。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伽……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唐时年三十二岁，闻之痛愤……

岁戊寅，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唐珏是时三十二岁，故推其生于西元1247年(宋理宗淳祐七年)，今世各种著录均以此为准，固是铁论。

至于唐氏卒年，张《传》不涉，罗《传》云：

辛亥秋，友人端叟倪君过予溪上，示《游杭杂稿》中有识唐玉潜事一篇……予客钱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无恙。

罗《传》作者署名罗灵卿，《辍耕录》[2]44又云：“此云溪罗先生有开所撰也，先生德兴人。”可知罗有开字灵卿，德兴(今属江西上饶)云溪人；倪端叟，乃其友人，二人余事则无从稽考。惟《全元文》[8]亦载《唐义士传》一文，书作者为“罗灵乡”，其小传云“罗灵乡，至元中在世”，不知言出何处。然此文与罗《传》两相参阅，本是一篇，知“乡(鄉)”字乃为“卿”字之讹，作者即罗有开。“至元(1264—1295)中在世”一语，可推前文“辛亥”之时必非1251年，乃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文中叙罗有开与倪端叟相晤，方闻唐珏之事，而云“唐至今无恙”则证唐氏卒年必在1311年之后。

二、唐珏文学撰作留存稽源

唐氏亦能诗词，然并无文集传世，今存作品数量不多，散见于宋末唱和词集及元明诸诗选、笔记、杂史中。以下对其作品录存源流略作说明。

(一)诗作

《全宋诗》[9]收唐珏《冬青行二首》，辑自《辍耕录·发宋陵寝》[2]44，实源自罗《传》以下所引《冬青行二首》均在[1]61。而《辍耕录》中所谓“珠亡忽震蛟龙睡”等《梦中诗》四首乃林景熙《梦中作四首》，见《霁山集》[10]103，非唐珏诗。

《全宋诗辑补》[11]増唐珏《清明日》一首，录自明人宋绪(字公传)《元诗体要》[12]，亦见《宋遗民录》[1]65。以上可知唐珏现存诗三首。

(二)词作

唐珏之词，《全宋词》[13]录其《水龙吟》《摸鱼儿》《齐天乐》《桂枝香》四首，实是自宋末遗民词集《乐府补题》(2)据今人姚道生考证，《乐府补题》的编纂者为其中作者之一的陈恕可(1258—1339年)，见姚道生.残蝉身世香莼兴——乐府补题研究 [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1+91—92.中辑出。

三、唐珏与“宋陵冬青义举”(以下简称“宋陵义举”)

唐珏“宋陵义举”之细节，罗、张二《传》记载大同小异，兹录后者所言于下：

至元戊寅，浮屠总统杨琏真伽，利宋殡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之。珏独怀痛忿，乃货家具行贷，得白金若干为酒食，阴召诸恶少享于家。众皆惊骇，前请曰：“平日且不敢见，今召我饮，又过礼，不审欲何为？虽死不避。”珏因泣数行下，谓之曰：“尔辈皆宋人，吾不忍陵寝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纪年一字为号。自思陵以下，欲随号收殡之。”众皆诺，中一人曰：“此固义事也。然今无有知者，恐万一事露，祸不测，不得终志，奈何？”珏曰：“我已筹之矣，要当易以他骨焉。”众如珏言，夜往收贮遗骸，瘗兰亭山后，上种冬青树为识。约明日复来会，出金帛为人人寿，戒勿泄也[1]59。

如前文所列，后世杂著、史乘所记唐珏事迹多本于此(或罗《传》)，对唐氏“宋陵义举”无有置疑者，俨然不刊之论。

(一)关于唐珏“宋陵义举”的几个疑点

除罗、张二《传》记载此事外，宋人周密(字公瑾，号草窗)《癸辛杂识》[14]263(以下简称《杂识》)尚载有宋陵中官罗铣护陵敛骨事，元人郑元祐(字明德)《遂昌山人杂录》[15]6—7(以下简称《杂录》)尚载有林景熙葬骨树冬青事，张丁注谢翱《冬青树引别玉潜》诗[16]认为谢翱(字皋羽，自号晞发子)、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亦参与唐珏“宋陵义举”，明人章祖程注林景熙《梦中作四首》诗[10]103又言郑朴翁(字宗仁)等与林景熙同赴其事，参与宋陵冬青义举者故有所谓“六义士”之说(3)“六义士”之说见清人全祖望《六陵祠祭议与绍守杜君》：“六陵之事尚有所商。盖唐、林故祠在欑宫旁，彭季山以为尚应有王修竹，乃本之张孟兼，则多其一；黄梨洲以为尚应有郑朴翁、谢皋羽，则又多其二；万季野续考之，以为尚应有《癸辛杂志(识)》之陵使罗铣，则又多其一……故当合而称之曰‘六义士’。”见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1：141.。然考其文献初始，堪称原典者惟罗、张二《传》《杂识》《杂录》四者，而与事者二《传》只言唐珏，《杂识》只言罗铣，《杂录》只言林景熙(未言事发时间)，皆明书一人而不及其余，此可疑者其一。

而其余所谓同与其事者尚有谢翱、王英孙、郑朴翁诸人，恐后世学人汇通发挥之见，亦颇见其理，然各无力证相佐，此可疑者其二。

宋陵被掘的具体时间，自元初以来说法不一，大致依其材料来源可分三派，姑简称为：以罗《传》所载为本的罗系，以《元史》记录为据的《元史》系，及以《杂识》所记为准的周系。基于文献冗杂，兹作一表，详列其可为代表者要点于下，见表1。

表1 历代记载元人发掘宋陵时间要点及相关论证

续表

由表1可知，前人多支持罗《传》所载发陵时间在1278年，《元史》系文字当有脱缺，实与周系一派，周系则主张发陵在1284—1285年之间，亦为当今学者所认证。众家之说皆言之凿凿，实难置疑。主罗系者，实主张“宋陵义举”为唐珏所为；今人主周系者，颇不顾发陵时间与罗、张二《传》所载之不合，认为“宋陵义举”乃唐珏、林景熙、郑朴翁、王英孙等之共为，又排除罗铣，而谢翱参加与否则有争议(4)如《收葬宋陵遗骨事及梦中作诗辨证》认为，参与义举者有林景熙、唐珏、谢翱、王英孙，林、唐为领袖，“王英孙实主持期间”，“谢翱为之筹画”，见陈增杰.林景熙诗集校注：附录三[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439—440；又如《六陵冬青之役考述》认为，参与者有唐珏、林景熙、郑朴翁、王英孙，王总筹其事，谢断无参与，见欧阳光.文史：第三十四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2：205—207.。此可疑者其三。

(二)元人所发宋陵非止六所

宋陵，南宋六帝陵寝之略称，即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均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宝山。元人所发宋陵数目诚非六座，如《杂识·续集》卷上《杨髡发陵》[14]152言：

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

其《杂识·别集》卷上《杨髡发陵》[14]263又云：

乙酉(1285年)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长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

可知除传统宋六陵之外，再算上所葬徽宗、钦宗梓宫之永祐陵、永献陵，哲宗孟后、徽宗郑后、韦妃(高宗生母，后尊为显仁皇后)、高宗吴后、宁宗杨后、理宗谢后诸后妃之陵，元人发掘南宋皇陵数量当在十处以上。

《元史》[23]4521又曰：

有杨琏真加者，世祖用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故宋赵氏诸陵之在钱唐、绍兴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且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论也。

此处明言所发帝后之陵及大臣冢墓共101座，其所耗人力之巨、时间之长推度可知。

(三)基于上述文献的一个大胆推断

杨髡发陵之事如《杂识》所记就有两次，近人詹安泰(1902—1967年)《杨髡发陵考辨》亦认为：“发陵非一次……戊寅之事，出自杨髡私发，桑哥、世祖似未预闻，范围较狭，徒众较少，情形较为隐秘，故唐(珏)、林(景熙)等得有换骨之举……甲申、乙酉之事，则世祖、桑哥均预其谋……授意发掘，故徒众较多。”[28]371—372

按常理视之，被发故宋陵墓既逾百所，一二次之掘实难完成此数。甚至可进一步判断：元人掘陵之事当以杨髡为滥觞者，其后必经多人多次之力，累年方能卒成其功，宋元明三代之笔记、诗注、正史不过以“杨髡发陵”之称总冠其名，而文献缺如者亦不知其数，时间当自1278年起，至1285年元人于宋陵上建塔方告一段落，甚至延及元世祖统治后期(1271—1294年)，各种盗陵、护陵活动前后恐约不止十年。现据表1所列诸文献，另作一简表以窥瞰其概(见表2)。

表2 推论元人发掘宋陵次数及相关

四、唐珏、林景熙等及罗铣成就各自之“宋陵义举”

基于罗、张二《传》及《杂识》《杂录》等所载均为真实可信之前提，而以上著述所记人、时又不尽合，盖有1278年唐珏说，1284—1285年罗铣说，不明纪年林景熙说、不明纪年林景熙、郑朴翁说诸种。诸书各表而只记其一不及其余，其一为真则其余乃伪，颇有水火不容之势。据其文字及章祖程《霁山集》诗注所载唐珏、林景熙、罗铣三人所葬、敛物之不同(如表3所示)，既可证其各自之独立性，也可见其真实性不容置疑，故上文有“收骨护陵者绝非一人一次”之推论；此外，唐、林“义举”之事亦有各自诗句可证其情。

表3 唐珏诸人所葬、敛之物

唐珏自述诗，如《冬青行二首》其一云“野麕尚屯束，何物敢盗取”“老天鉴区区，千载护风雨”，元人盗陵、植树护陵之意明矣。

唐珏与林景熙、谢翱等人的交往、酬和，如林景熙所作《答唐玉潜》[10]44、《立春郊行次唐玉潜》[10]78诸诗，谢翱所作《冬青树引别玉潜》[29]一诗，其中“知君种年星在尾，根到九泉护龙髓”之句尤为历来考证发陵时间者所倚，如前文表一所列。如此虽不能直证唐、林、谢在同时同地共赴收骨义举，而谢翱是否参与唐珏义举亦暂难定，然其第一时间闻知此事则无可怀疑。

林景熙《梦中作四首》《冬青花》[10]103—104诸诗皆是其亲赴义举之明证；其《酬谢皋父见寄》[10]47一诗则表明，谢翱亦深知林景熙之义举。此非本文重点，兹不展开。

《杂识》所载之罗铣义举。其事虽多被历来言宋陵义举者忽略，然《杂识》两处具文详记，其真实性亦最可靠，不过并非与唐、林之义举发生于同时耳。如詹安泰《杨髡发陵考辨》所言：“发陵既非一次，则瘗骨亦不必出于一时，唐、林等之收、葬，与罗陵使(铣)之敛化，固两不相妨也。”[28]376故上文曰“唐珏、林景熙等及罗铣成就各自之宋陵义举”。

其他龃龉不合的相关诗文。今人陈增杰在《收葬宋陵遗骨事及<梦中作>诗辨证》一文中对此收罗颇多，并逐一置疑，而得出“故为飘忽之语，闪烁其辞。谢诗‘种年星在尾’云，亦当作如是观”之结论。“种年星在尾”之具体时间已见上文表一所列今人刘荣平的详细考证，此不复述。现就其他各条，以时代先后为序，将陈氏观点(以下简称“陈文”[30])及笔者意见，尽列于下：

唐珏《冬青行二首》其二：“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陈文称：“犬年羊月，是甲戌六月，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其时元军尚未渡江。”其时间推断固切，诗中所表时间确是1274年甲戌，然据《元史·世祖纪》[23]155-156，是年六月(至元十一年)正是忽必烈颁行大举攻宋诏书之时；“霹雳一声天地裂”无非是形容在蒙元的全面攻势之下，国家的命运危如累卵，此诗不过补叙其种植冬青的源起，并不与发陵的具体时间有直接关系。

郑元祐《遂昌杂录》所引林景熙诗：“君不记羊之年马之月，辟历一声山石裂。”陈文称：“羊年马月，则是癸未五月，亦为至元二十年(1283)。”其以此条文字旨在说明诸书所记时间之纷乱。然细索林氏《霁山集》卷三《冬青花》一诗，其末四句云：“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10]104《杂录》原文亦曰：“宋太学生东嘉林景曦(熙)，字霁山……又有《冬青花》一首曰：‘……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后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记羊之年马之月，辟历一声山石裂。’闻其事甚异。”[15]6—7两处诗句稍做比照，显然是郑氏将林作后二句误记。又细考唐珏“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之句，可证郑氏确是将唐珏该诗句误记为林景熙之作，且又将原作的“犬之年羊之月”“天地裂”，错记为“羊之年马之月”“山石裂”，与林景熙二句原诗相去万里；陶宗仪《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中此等雷同内容，不过径抄郑氏文字，从而又造成一桩关于发陵时间的飘忽悬案。

元人王逢《白塔行有后序》引唐珏诗作：“‘羊儿年，犬儿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右雷门唐珏玉潜先生感雷震白塔而作也。”[31]陈文称：“羊年犬月，则是癸未五月，亦为至元二十年(1283)。”意即王序中所表年月与唐作不符。首先王序转引唐作，将原文之“犬年羊月”改为“羊年犬月”，误记昭然，此是以《宋遗民录》及《全宋诗》所收唐作为定版而言；其次，退一步若以王序所引为真，则《宋遗民录》及《全宋诗》所录者为假，就其所言1283年之时间，亦可证明唐珏护陵义举并不止1278年一次，或有多次，也更加印合本文“收骨护陵者绝非一人一次”之推论。

元末明初孔希普《冬青树引注跋》谓林景熙种树之后，尝见有刻字作“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说”云云[1]64-65。陈文称：“丙年子月，则是丙子十一月，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其时杨琏真加未官江南释教总统。”暗示此条记载与传统发陵时间诸说皆不合，面对上述关于宋陵发掘时间的种种异说，从而做出“纷歧如是，无可适从”“飘忽之语，闪烁其辞”的结论，亦并未对此给出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方案。考虑孔氏去元未远，其说不至虚妄，应有依据。孔氏所谓之“丙年子月”未必定是陈文主张之丙子十一月，若是丙戌(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思之亦未尝不可。上文已详证“收骨护陵者绝非一人一次”推论之合理性，其时间范围当自1278年起，经1285年元人于宋陵上建塔，宣告官方默许的发陵行为告一段落，而1285年之后的民间盗陵、后续护陵活动当不能即时骤止。林景熙若真于1286年有后续的种树刻字活动，自是情理之中事，也恰恰证明了其非仅一次、而是多次参与了宋陵义举，正与本文中心论点一致。

五、“宋陵义举”诸书各表之原因

既然唐珏、林景熙、罗铣三人之义举已成定谳，惟王英孙、郑朴翁、谢翱与此事若即若离，文未明载。三人皆与唐、林多有实际往来，应知晓宋陵冬青义举之事(5)如林景熙与郑朴翁、王英孙交往过密，《霁山集》卷一有《郑宗仁会宿山中》《寄郑宗仁》《王修竹监簿名楼曰与造物游命予赋》，卷二有《陪王监簿宴广寒游次韵》，卷三有《次王修竹监簿送羽士过龙瑞宫》《王监簿陶山祷雨志喜》《王监簿南墅新楼落成》《别王监簿》等诗，林景熙.霁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3、28、30、45、80、80、81、96.林景熙与唐珏、谢翱，谢翱与唐珏之文学交往如上文所述，兹不重赘。，“六义士”之号盖非虚言。盖唐、林、罗幸而见载，王、郑、谢不幸未载耳。周密、罗有开本是宋末江南遗民，其所记应最可靠，两相却颇不协，其深层原因实与宋末元初严苛的文化环境有关。郑元佑、陶宗仪、张丁、王逢、孔希普等时代偏后，章祖程更是明代人，“宋陵义举”之事对其而言乃“古事”而非“新闻”，其所载或闻于途说或因袭前人，此固囿于时代久远而信息缺漏、作者见闻有限等因素，故《辍耕录》中两录唐、林之义举而存疑，而曰：“惜余生晚，不及识宋季以来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两朝典故之人问焉。”[2]49

元代始终未制定过一部完备的律典，其律书皆抽取具体案例之判词加以编汇，而非通例法律。虽如此，其中案例亦可见当时法网对民众书写、言论之限制与管控。如《元史·刑法志四·禁令》[23]2685：“诸写匿名文书，所言重者处死，轻者流，没其妻子，与捕获人充赏……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而《元典章》“刑部”类“谋反”条[32]下即有“诬告谋反者流”“失口道大言语”“诬告道大言语”“乱言平民作歹”诸例。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元史类编》[33]对元代“尊孔崇儒”多溢美之词，称“其一朝独无文字之狱，非后世所可及也。”此言未确，元代断无文字狱，仍屡见文网对文人儒士之逼迫，尤在其政权尚未稳固、民族矛盾持续存在的世祖至元灭宋前后之时期(1271—1279年)，此正与本文所论“宋陵义举”发生之时间相吻合。很多具有忠宋情结的“南人”(元代所分四等民之末等)文士更是首当其冲，如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以文名被召后不屈而死；郑思肖(字所南，号忆翁)命其居室为“本穴世界”，撰成《心史》又沉铁函于井等例，多为人知，足可说明此情。

以拆字、隐笔、省书、兴寄文旨(6)如前文所言宋遗民词集《乐府补题》，唐珏亦为其中作者之一，而集中主旨自清初厉鹗首倡“寄托杨髡发陵”之说，周济、王树荣、夏承焘等都持此论。今人对此争讼不已，支持者甚至衍为“发陵说”“咏谢太后事”“咏全太后为尼说”“咏王清惠幽贞或为女冠说”等多种寓意(如：丁放.乐府补题主旨考辨——兼论“比兴寄托”说词论在清代以来的演变[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4):531—538.)，反对者亦不在少数(如：萧鹏.乐府补题寄托发疑——与夏承焘先生商榷[J].文学遗产,1985(1):66—71.)。等方式书写、撰作，甚至三缄其口，正是元初此类文士用以抗争或自保的普遍形式。宋陵帝骨之毁或护，是最为牵动元廷统治者与忠宋遗民神经反应的政治事件，而与之相关的记载与诗词，对其参加人员、发生时间及次数等之描述，故出现上述只及其一不及其余、彼此颇不一致、描述隐晦不明等情况，故在后代文献流传中滋生众说。通过对其爬罗剔抉、廓清云霾，乃见以唐珏为代表的忠义壮举的真实存在，及其在民族记忆中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