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

“我觉得他们这样是没到一定程度，你要真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有什么‘偶像包袱了。演员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观众捧着你，你是好演员；不捧着你，你什么都不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刘兰芳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78岁的刘兰芳和老伴王印权手挽手、拖着一只拉杆箱就来了。尽管只需要录一个访谈短视频，她还是习惯性地备好了两件外套，以便根据背景板颜色来挑选，箱子里还有扇子、手绢等说书艺人的几件宝。

她曾经“红得山崩地裂”，也曾身居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之高位，但她说，越是这样，你越不能端着，因为就端着最不值钱。

“说书人是明白人。因为我是讲历史的，纵观历史看得太清楚了，你上多高摔多重。有些人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她说。

“小老艺人”

熟悉刘兰芳的人都知道，她天天熬夜，每天晚上都在改稿或者背词儿。她的这种习惯，是当年在鞍山曲艺团学艺时养成的。

1959年，15岁的刘兰芳考入鞍山市曲艺团，成为一名学员。

当时鞍山是全国著名的“钢都”，中国钢产量1/4出在鞍钢，每到晚上灯火钢花相映，经济繁荣。40里钢城，40万钢铁大军，每天三班倒，且单身职工居多，每天总有人听书，因此鞍山兴起了说书热。市里有大小21个茶社，说书人纷纷从河北、天津等地赶来，鞍山市曲艺团这个自负盈亏的民间演出团体名角汇聚。刘兰芳和1956年进团的单田芳都是团里的年轻学员。

被称为“师爷”的赵玉峰是“赵派”西河大鼓创始人、曲艺大家。每天早晨6点，他像闹钟一样准时地用大烟袋来敲学员宿舍的窗子，领着他们去练功，吃完早饭再给他们念“书梁子”（指评书的故事梗概），开蒙之书是《三侠五义》。刘兰芳记得很快，字都写飞了，一天能记下一万字。

刘兰芳进团前是学东北大鼓的，因此正式拜团里唱东北大鼓的孙惠文为师。但她还有一位没有正式拜门的恩师，就是盲人弦师阎春田。阎春田发现她用功，嗓子好，唱得有情感，就提议她有空时来他家，帮她“归置归置”。

此后她每天吃完早饭，就到阎春田家去“遛嗓子”。开始弦要低，唱开之后音高再一点一点地涨上去，这样才能养嗓子。他家立柜上有面大镜子，刘兰芳就每天对着大镜子练身段。怕打鼓声音大扰邻，阎春田让她拿柜子当鼓敲，她就天天怼那个柜子。终于有一天，阎春田说：“好了，你的鼓打得可以了，和弦子能合上了。”那时柜子已被她打出了一个深坑。阎春田笑说，等她成了角儿，得赔他一个新柜子。

1962年刘兰芳出师，成了一名正式演员。她随团去外地巡回演出，第一站是辽宁锦州。说书一般都是连续说“一转儿”，由正月十五到端午节、端午节到中秋节、中秋节到正月十五分别为一转儿，一年三转儿。剧团在锦州说了一转儿，再北上黑龙江鹤岗，她挂牌说《精忠说岳》。

书是老师教的，但老师就教40分钟左右的书梁子，可一场有两个半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靠自己编。一开始，她说得太快了，给她伴奏的阎春田提醒她，她光跑梁子了，“肉”太少，要她别紧张，沉住气，再说的时候攒当点“小牵挂”（指小情节、小故事），她才悬崖勒马。

每天晚上她都要冥思苦想第二天要说的词儿，词儿不够，就去找阎春田，阎春田总是让她别急，然后搜肠刮肚帮她编一段。但有时候在台上词儿又不够用了，这时候就得现编，这就是即兴创作，这种东西观众最爱听。

阎春田还是她的“舞台监督”。如果她老半天了光说不唱，阎春田就会自顾自“咣当咣当”开始拉弦，她就赶紧打板唱一段东北大鼓；如果觉得她一段书说得不热闹了，他的弦也会“咣当咣当”响起，警告她。“他老这样，实际是犯忌的，观众也能看见，但是对我来说帮助太大了。”刘兰芳说。

她越说越好，场场满座。她说，“三分唱，七分弹”，弦一好使，弦师的激情感染了你，说书如有神助，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合辙押韵。

阎春田不但是她的恩师，还是她的媒人，给她介绍了当时在鞍山曲艺团担任民歌说唱队队长的王印权。1965年两人结了婚，婚后一起搞评书，一个表演一个创作，妇唱夫随，相伴至今。

“文革”开始后，王印权偷偷把她七年来辛苦积累的《精忠说岳》《杨家将》《三侠五义》等几部大书的书梁子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其中，她最心疼的是《精忠说岳》，这是团里著名说书艺人杨呈田传下的。是杨呈田发掘了她，把她带进了鞍山曲艺团。他每天给他们这些学员念这部书梁子，教了一个月，她记录了8万字，视这部书为宝中之宝。

她哭着说：“你就是把我烧了，也不能烧了这些书梁子啊！”王印权黯然说：“不烧行吗？你已经被他们说成‘小老艺人，再抄出这些书梁子的话怎么活？”

“我这个劳模就是这么换来的”

“文革”结束后，一度解散的鞍山市曲艺团重建。1979年，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李喜元找到了刘兰芳。

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电台播放传统评书，李喜元想要冲破这个禁区，并决定由刘兰芳来打头炮，录哪部由她考虑，最好是借古论今，有现实意义。她跟王印权商量后，提出录《岳飞传》，李喜元干脆地同意了。

此时，离她上次说这部书已过去了17年，杨呈田已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她记录的书梁子也已化为灰烬，所幸她记忆力好，還能记得一部分书梁子。鞍山曲艺团团长师智富跑遍了全鞍山市，终于在市图书馆找到了一部清代钱彩所著《说岳全传》和一套《两宋史资料汇编》。

在电台录音不能像在茶社说书那样临时加“小牵挂”，必须要有脚本。当时团里演出任务很重，她一天在茶社演出两场，下午场说《明英烈》，晚场说《大隋唐》，晚上9点后才有时间写脚本。她先写，后半夜再由王印权接着写。每写完几回，就趁上午没有演出时去电台录音。录音一天的酬劳是3块钱，还要上交团里一块。

1979年9月1日，《岳飞传》由鞍山人民广播电台首播。不到一年时间里，全国66家电台转播。

那时，一到中午十二点半或晚上六点半，只要有人喊一声“到点了！《岳飞传》来了！”在户外滚铁环、打弹子的孩子们呼啦一下跑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都守在收音机旁凝神静听。很多地方的半导体收音机都卖断了货。

刘兰芳收到了3万多封听众来信。有人说，岳飞父子三人的惨死尤其是岳飞临死前在漫天风雪中的一段独白，让他一连多日都非常痛苦，联想起“文革”中那些含冤而死的人们，他的泪水再也止不住。

刘兰芳一炮而红，各种荣誉接踵而至，拿奖拿到手软，还入了党、当了劳模。

1983年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刘兰芳组织了一支十来人的演出队，叫“刘兰芳演出队”，长年在外演出。她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演出队每年给团里创收十几万元。年终时，大家一人200块钱奖金，曲艺团党支部书记苏兴武说，刘兰芳今年贡献大，给她400块行不？大家说，行！“我就多这200块钱。我这个劳模就是这么换来的。”

1984年，刘兰芳当上了鞍山市曲艺团团长。团里100多人，最多时候160人，财政只管44个退休人员的工资，不足部分由团里自筹。财务人员说声“团长，没钱了”，她就带人出去演出，回来就够了。每次演出都有财务人员随行，她从不经手钱款。

1985年她当选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1993年任鞍山市文化局副局长。她说，前辈说书艺人可能业务比她还好，但是没赶上好时候。“老师们就是光懂业务，我还知道要讲政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她报恩来了。她将阎春田聘请为团里的教师，让他发挥一技之长，老有所依。后来，她还把阎春田接到北京，带着他四处游览，到长城摸摸长城砖，到故宫摸摸大门上的九九八十一根包头钉。

主持曲协

1996年，刘兰芳从鞍山市文化局副局长任上调到北京，担任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我已52岁了，我的青春已献在这了，再演太累了，不要在这养老，还是走吧！这才把关系转到了中国曲协。”

2001年12月，她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2002年又当选为中国曲协主席。她主持曲协工作16年，直到2012年才由姜昆接任。

文艺界是非多，她从地方上调来，一开始人生地不熟，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后来担任她业务助理的邵秋实听说，她召集了一个“智囊团”，集思广益。她在鞍山时就承包曲艺团，还曾办过面包厂、印刷厂，建起了有曲艺演出的“兰芳茶楼”，是作为文艺界搞改革开放的典型调来的。当时允许搞创收，她运用这些经验，把曲协多余的办公场所出租，以筹集活动经费，改善工作人员待遇。渐渐地，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作为女性领导，她格外注意避嫌，从来不混圈子，而且特别痛恨酒局。

就在这期间，她的小儿子王鹏1998年在鞍山家中突然病逝，年仅25岁。她悲痛欲绝，说如果能换回儿子，宁愿没有今天。邵秋实说，自那以后鞍山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有时候邵秋实包饺子，想喝点小酒，她总是要邵秋实别喝，说一提到喝酒她都恨死了。

尽管行政事务繁杂，但她始终坚持一条：不放松业务，永远研究业务。她跟在鞍山当曲艺团团长时一样还是不管钱，由办公室主任管。

“为啥？因为以史为鉴。‘文化大革命时看见人家挨批挨斗，我都吓死了。作为一个演员，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别惹事。我们胆儿最小。”她说。

传帮带

刘兰芳有两门弟子，一门是东北大鼓，一门是评书。评书门里有30名弟子。王封臣入门时间晚，2005年才初识刘兰芳，但在刘门中综合排名第18。

他说，这个行业的人在做了行政管理工作之后，业务一般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但刘兰芳是一个特例。她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年必须录一部新编长篇评书。

从2005年起，刘兰芳很多新编短段、长书，王封臣都参与了创作。她搭建了一个创作班底，由王印权、杨清江和王封臣组成。他们写出初稿后，再由刘兰芳进行加工。

还没入门的时候，刘兰芳要他帮忙把《轩辕皇帝》改成评书。他写完一部分后，接到刘兰芳打来的电话，她说：“封臣，你算是把我們说书人给琢磨透了！”他暗自欢喜，嘴里说着“没有没有”，却听刘兰芳接着说：“你把我们说书人这些乱七八糟的，全学会了！”

她说，你写的这些嗯嗯啊啊、哎哟哈都是“话作料”，这些不应该出现在你的蓝本上，而且里面有很多救命词，什么叫救命词你懂吗？王封臣说，不懂。她说，每个人上台说书，脑袋都会有短路的时候，比如张三打远处过来，李四抬眼一看，“哎呀！”这就给了你三秒钟的思考时间，这就是“救命词”。你不能把这个词也给我加上，我需要用的时候我自然会用。

她还说，为什么我叫你帮我创作？如果写这种东西，我不比你懂吗？我要的是你年轻人的思维，要的是新鲜血液，这方面我得向你们学习，你们不要给我弄老的东西。

王封臣说，刘兰芳从不亏弟子，这个行当里很多人觉得弟子就应该服其劳，但她不这样。她让王封臣帮着写东西，过两天就会给他发一个红包，并且告诉他，人家给了多少钱，她拿多少，给他多少。他说不要，刘兰芳会说：“接着接着！老师挣钱了，挣钱了就有你的。”

有时候他发朋友圈，说新创作的某部书在中央台播出了，刘兰芳会打来电话，让他改一下，加上括号，注明是跟谁合作的。

他觉得，评书大家们各具特色。单田芳嗓子沙哑，但他说的书“筋骨”好，容易带入，三两句话就能把人抓住；袁阔成“帅”，工架好，空间转换流畅；田连元在小细节上见长，常有小幽默，热闹；刘兰芳则善于用声音塑造人物，能明显区分出不同人物的角色音。

刘兰芳经常建议王封臣往学者方向走，穿得更年轻更洋气一些，不要弄那些大褂子。“你打扮得老气横秋的，你这是跟谁装？”尽管这些话有时让人挂不住，但王封臣还是觉得，自己是刘门弟子中收获特别多的一个，因为在一个个字细抠一部书时，也就掌握了評书的艺术规律。

他觉得，刘兰芳的走红，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有。她那一代人正好处在新旧艺术交替时代。他们从小刻苦练功，为生计上台，半个小时的书梁子要说两个半小时，这样的训练给他们打下了极其扎实的艺术功底。而在他们艺术生命最成熟时，又赶上了八九十年代的评书“黄金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评书衰落了，其实不对。评书在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除了在那个‘黄金时代之外从来没有成为主流艺术，但它的生命力也一直不断。”

他说，新媒体的出现恰恰给了评书一个生长的契机，反倒是现在，他可以用评书养活自己了。2015年，他辞去了做了15年的品牌策划工作，全职做起了评书工作。

刘兰芳不太爱谈及圈内的事，尤其是不愿评论当红的曲艺界明星，担心在网上引起舆情，“咱打不过水军”。

她爱看网络小说，已经花了几千块钱，看了几千集了。一开始她每天充值，后来发现包年办会员划算，就办了包年。她把看网络小说当做一种学习新的语言的机会，看后她发现，网络小说跟评书艺术一样，就是制造悬念，让人欲罢不能。

2021年12月中旬，喜马拉雅等平台上线了她播讲的新编评书《新斗罗大陆》。这是根据经典穿越玄幻小说改编的，王封臣也参与了改编。

他说，他与师父还是第一次将玄幻穿越小说改编成评书，这是争取新一代年轻听众的尝试。播讲这部评书非常难为师父，因为她需要完全背下来，有情节的还好一点，尤其困难的是那些魂魄技能、招法招式、兵器名称等奇异玄怪的东西，一串一串的，挑战很大，但78岁的她状态不减当年，节目播出后点赞一片。

她相信，不管到什么时候，曲艺永远有它的生命力，因为它来自基层，老百姓喜欢。她说的多部评书在喜马拉雅点击率加起来有几十个亿，自己看到都吓了一跳。邵秋实替她抱不平，觉得她没有像别的评书大家那样赚到大钱，但她说自己“赚到名”了。

她说，说书有上千年历史，说书艺人自古以来都是红的时候连吃带喝、前呼后拥，但晚景凄凉，有的就冻死在阴沟里，用芦席一卷，或者艺人们凑钱弄一口薄皮棺材。今天的社会里艺人叫文艺工作者、艺术家（当然现在又叫“艺人”了。政治待遇不低，又有养老金，很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