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喜

（华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42）

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已经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体系。虽然许多法律法规从应然层面规定党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基层治理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但从实然层面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组织力量和功能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一些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出现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的情形，不仅弱化了党在基层的领导，而且削弱了乡村治理的效果。作为乡村治理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面对乡村振兴的任务和乡村党组织新变化等新挑战，需要适时作出调适，以适应基层治理新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为解决乡村党建问题，党和政府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提出要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把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显然，夯实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和推进基层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为克服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内卷化”和一盘散沙状态，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政党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和渗透，从而将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1]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农村建立起一个一元化、总体化的治理机构，使国家政权能够牢固地扎在乡村底层。[2]作为国家治理的末梢，基层党组织借助组织嵌入，实现了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紧密结合，国家治理体系亦随着政党下乡而在乡村展开和运行。

20世纪70年代末，在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和实行“包产到户”之后，国家权力结构和农村社会之间发生巨大变化。为重振基层政治和组织、保持农村稳定，遏阻地方代理者的专断权力，国家必须恢复在农村地区的统治力和合法性。[3]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村民自治是国家在面对农村地区统治能力与合法性双重危机时可供选择的政治机制。由此，“乡政村治”构成了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间的乡村治理框架。

在“乡政村治”和资源汲取型体制下，政治系统中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间关系的越位和错位，带来乡村治理困难。随着农业税的废除，乡村关系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变，国家开始从乡村社会“退场”，农民的离心化和党群干群关系疏离问题开始凸显。国家税费改革的初衷是减轻农民负担，但税费消除却带来农民疏离化等非预期的后果。一方面，基层党组织人员青黄不接，不少地方出现组织弱化、虚化现象；另一方面，在村治逻辑下，作为基层领导核心的党务等让步给村务，导致党组织边缘化。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政治动荡无序常常伴随着政党力量的式微、群众支持的消失和组织结构的衰弱。[4]农村基层组织状况成为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解决基层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等一系列问题，还要面对基层稳定等问题。面对时代变化，作为乡村治理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适时作出调适，要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来推动乡村治理。

伊斯顿认为政治系统是“一个由环境包裹着的行为系统，这个行为系统在环境的影响下产生并反转过来影响环境”。[5]政治系统基于各种要素在内部整合后再输出，“输出包括约束性的决策、实施这种决策的行为。这些输出可能与政治系统本身有关，或者与其环境系统有关”。[6]乡村治理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子系统，并且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运行。从政治系统来看，基层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带来乡村治理系统功能弱化甚至失调，不仅制约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也影响了乡村治理效果。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基层党组织构建个人与国家的稳定的政治联系，将会带来乡村治理体系的断裂。

乡村治理环境变化不仅要求政治系统里的组织具有制度创新能力和组织实施能力，还要求其能适应环境变化，能较好回应环境变化。按照亨廷顿说法，所谓组织适应性就是组织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和存活能力，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4]一个国家能否化解各种挑战，重要的是“要看政治体制是不是具有适应性和自我调整能力，是否能够通过不断地改革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体制的韧性，这种韧性既包含组织受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约束，也包含了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连贯性等。[7]这种适应性是系统中的主体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行动和交互作用来使之更有韧性，韧性使得系统在经历和吸收冲击与干扰时，仍能保持基本相同的功能、结构等的能力。[8]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最重要的组织，它既为国家组织体系结构所决定，同时嵌入农村社会网络之中，既受制于环境，也与环境进行互动。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基层党组织必须进行调适以跟上这种变化。基层党组织适应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愿意面对挑战和进行适应性变革的决心。如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的，政治、经济系统也一样，正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规范使系统中的主体可以尝试各种选择，从而促进了适应能力的发展。它需要各种各样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以规避发展障碍，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并抓住新机遇；[9]（2）组织结构适应性，即组织的纵向和横向组织体系能适应环境变化；（3）组织功能适应性，除了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功能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基层组织建设要突出政治功能；（4）组织能力适应性，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需要能适应环境，不断提升组织力（见图1）。

图1 基层党组织适应性分析框架

二、从党建弱化到党建嵌入乡村治理：Y市的案例

Y市L镇连村是省定相对贫困村，面积31.83平方公里，其中林地4.3万多亩、水田905亩。共有17个村民小组，482户、2225人，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55户137人，其中一般贫困户19户49人、低保贫困户22户73人、五保贫困户14户15人。近年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党建引领，连村党组织从软弱涣散转变为坚强堡垒，曾经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引领者。为了解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实践，笔者于2019年10月赴连村实地调研，了解党建相关情况。此外，笔者还与地方组织部门交流连村党建嵌入乡村治理问题，获得了相关的观察、访谈和文本材料。

（一）基层党组织结构适应性：优化组织结构和组织生活制度

Y市山地丘陵较多，党员难集中、活动难开展、工作难参与，久而久之，党员的服务意识逐渐淡化，党组织的凝聚力也逐步弱化。在这种背景下，市委根据农村党建工作实际，积极优化农村党组织。

首先，优化组织结构。连村设党总支部，下有5个党支部，党员总数71名（含预备党员2名），其中外出党员22名，60岁以上党员29名。针对这种情况，上级部门派驻干部进驻村里帮助连村推进组织工作。驻村队伍入驻连村后，采取一系列组织优化措施。一是选好领头雁。L是一名退伍军人，退伍回乡后成为村干部。L年轻有为，有为乡亲服务的意识，能力也很强。组织部门对其进行培养，经过几年村干部历练，L担任村书记，成为连村领头雁。二是优化配置干部队伍。组织部门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建立“1+2”（党总支部+直属支部+核心支部）村级支部工作模式，将原来村党总支部下设的5个党支部调整为2个党支部，并因地制宜建立党小组，使村级党组织在组织结构、人员配置等方面得到明显优化。三是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市、县、镇三级领导与连村“两委”干部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指导，按照“有干劲、会干事、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标准，选拔优秀后备干部。推荐符合条件的“两委”干部参加全市村干部学历提升工程等措施来提升干部队伍素质。

其次，优化组织生活制度。一是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连村扎实推进“两学一做”，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及时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是固定开展党组织各项活动。每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按照“4+1+N”模式进行，即每月固定时间、固定主题、固定开展缴纳党费、诵读党章、过好政治生日、学习党规党史党情等4项规定动作，结合工作实际开展1项以上专题学习研讨、宣传教育等活动，同时开展N项自选活动。通过规范主题党日活动，连村组织生活得以提质增效。

（二）基层党组织功能适应性：党组织从软弱涣散到坚强堡垒

首先，强化组织功能。Y市基层党组织书记年龄偏大、能力偏弱，后备干部人选不足是普遍的问题，组织部门面临“领头雁”难选和村级党组织干部队伍梯队难组织的问题。Y市通过实施“党员人才回乡计划”和“青苗培育”工程，来解决“领头雁”和村级党组织干部队伍梯队建设问题，强调支部书记需具备“四项任职基本条件”和“四项不列入任职基本情形”。

其次，强化政治功能。为实现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工作坚强堡垒，上级部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上级组织部门编写《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简明读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党员随身学》等学习读本，作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的重要读物。把学习读本连同党章、支部工作条例、笔记本等学习资料和工具，打包成学习工具包，发放到连村每一名党员手中。积极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形成脱贫奔康、率先振兴的发展共识和强大合力。

最后，强化服务功能。2016年，连村党总支部被列入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那时候班子成员不团结，干部流动办公，党支部工作流于形式，加上村集体收入薄弱，有些党员宁愿在镇上办事也不愿回到村里，在群众心里没什么威望。”①2019年11月23日L书记访谈。连村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筹资55万元新建连村公共服务站,服务站配备了党员活动室、会议室、计生服务等功能室,落实干部集中办公、坐班值班制度,实行一站式办理和代办制度,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经过整顿，2017年，连村党支部软弱涣散村摘帽，2018年被评为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三）基层党组织能力适应性：发挥服务群众中的引领作用

首先，改变基层组织的作风。为提升村庄民主参与，连村建立党群议事厅。连村建立“党支部提事，村民理事会议事、村民会议决事、村委会执事”的民主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和其他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参与作用。“如今村中操办红白喜事会找红白理事会商议、村民打牌娱乐有禁毒禁赌会监督、邻里纠纷有村民理事会调解。在村党支部的组织下，各类基层自治组织正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②2019年11月23日L书记访谈。通过大力整顿，村委改变以往大门常闭、流动办公、班子成员不够团结等现象，群众参与度日益提升，党群关系日益融洽。

其次，建立服务群众制度体系。为提升为民服务成效，连村党总支探索施行“三包三联系”联系群众制度和“民生微实事”清单制度。设立党员先锋岗联系群众，公开承诺服务群众。建立“民生微实事”清单，每月向群众收集微实事如技能培训、邻里纠纷、文明乡风等。党员认领民生“微服务”，以困难群众、留守老人和儿童为重点，推行党员精细化管理和党员设岗定责，切实帮助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截至2020年1月，联系群众874户，解决微实事31件，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

最后，发挥党员带动作用，带动村民奔小康。基层党组织能否发挥引领作用，还在于能否在产业发展、民生实事等方面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2016年连村仍没有水泥路，村里因病返贫、因学致贫的情况很多。在上级政府支持下，由村党组织挨家挨户做工作，化解了村公路修建中因占村民地而产生的阻力问题，到2017年国庆，这个贫困边远山村第一次亮起了路灯。“从过去敲门门难进，到现在村民到党群服务中心找干部主动交心，村民信任党组织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脱贫致富的道路”③2019年11月23日L书记访谈。。此外，连村党组织向上级寻求支持，将特色水果、蔬菜和茶叶这三大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积极组织申报连村果菜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并准备建设从良种繁育到生态种植、生产加工、冷链物流、品牌销售、科技创新相融合的全产业链产业发展模式，形成集生态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销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三、基层党组织适应性：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理论解释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基层治理变化，党和政府要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党建引领嵌入于乡村治理体制之中，以实现对乡村的治理领导，从而推动乡村善治的发展。

（一）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基础：党组织重心下移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结构优化

任何政治系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的，并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一方面政治系统会在一定环境中进行政策输入与输出，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作出调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对乡村的资源投入。乡村治理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输入的转型意味着国家权力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切入乡村社会。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但国家权力的这次“回归”是携带资源而来。资源的输入在改变现有的乡村治理格局的同时，也改变了村庄治理的过程和逻辑。[10]乡村治理内在于政治系统，进而具体表现为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互动模式和交互方式的变迁。乡村治理政治系统不仅受制于村庄政治，同时也受制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政治调控。[11]伴随乡政从“悬浮化”向资源分配转向，项目制在乡村大量推进，村治“新代理人”出现，带来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等问题。[12]乡村治理政治系统功能弱化不仅影响了乡村治理效果，同时也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这一切对基层党组织调适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政府能力包括提取、分配、管制、象征和回应等，而回应能力除了回应公众诉求外，还包括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在世俗政治文化中运转的专门机构，一般来说会提高政治体系应付其环境的能力。事实上就是认为，这种发展通常是为了响应已在执行某些政治体系功能的结构所无法应付的挑战而引起的”。[13]增强党组织的调适性成为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它不仅需要形成一种能够容纳和应对持续变迁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制度结构，还要有处理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14]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对基层党组织调适带来机遇，要求其能够在变化环境中实现政治系统的功能，党建嵌入乡村治理顺理成章成为基层党组织调适以及构建乡村基层秩序首要选择。

基层党组织适应性首先就是优化党组织结构体系。如按照新时代要求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优化村级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选派优秀后备干部。按照“强党性、强能力、强作风”的思路，加强村党支部书记和党员致富带头人的培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和致富带动力，使基层党组织能适应时代变化，能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二）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核心：党建引领下乡村治理制度体系功能调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这些制度包括“嵌入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15]从乡村治理体系来看，乡镇政府、村党组织、村委会和其他组织等多主体根据村组法等规定形成纵横权力体系以及参与乡村治理的运作体系成为乡村治理主要制度安排。从纵向权力结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从横向权力结构来看，形成了“以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为管理执行机构、以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为决策议事机构、以村务监督委员会和村民民主理财小组为监督机构”。[16]纵横交错的权力结构体系构成了乡村治理政治系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但在乡村治理政治系统的运行中，既存在一些党组织涣散、无法领导的情形，也存在村“两委”矛盾重重的情形，严重影响了乡村善治秩序。乡村治理环境变化需要基层党组织进行调适，其核心是优化调整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

首先，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分工明确、职能清晰的村级组织体系。“体系结构是那些维持或改变政治结构的组织和机构，特别是那些执行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功能的结构的组织和机构”。[13]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村民自治以来，在乡村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与之相应，乡村中出现了党组织与村委会二元权力结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即村委会和村支部围绕着乡村公共权力而形成的对立冲突。[17]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式治理代替资源汲取式治理，[18]乡村治理不规范以及民主监督缺位，使得乡村内部围绕资源分配博弈成为突出的问题。党组织核心的缺位必然会使资本力量、宗族势力等渗入乡村资源之攫取中，严重损害广大村民利益，甚至引发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如何规范各组织的功能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构建完善的村级组织体系建设尤其重要。正因为此，中央要求“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

其次，贯彻落实党领导下“四决议两公开”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民主与治理未能有效连接，即我们过多追求民主选举，使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四个民主”并不能协调地发挥作用。[19]此外，乡村治理中虽然人们强调“乡镇的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党的领导在贯彻落实中制度过疏，制度优势悬浮在空中，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并没有通过相关体制和机制很好地在乡村治理中贯彻落实。这些制度“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和它们的强制性所组成”。[20]党建引领首先是贯彻落实党领导下村民自治“四决议两公开”制度，建立健全讨论和决定乡村治理事务领导和决策机制，如在乡村干部任免、乡村治理各项事务中党组织事先知悉，相关事务由党组织先行提议，有了提议才能进入村级事务决策程序。在审议和决策中，要有党组织参与。同时，进一步完善乡村协商民主和村民参与表达机制。对村级事务，实行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最后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形成党领导下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协商格局。

（三）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目标：党建引领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是指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如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以及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时，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能力。从实际情况来看，村级党组织队伍建设弱、村级党组织治理村级事务的能力差、村级党组织带动群众致富能力不足。[21]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根本目标是提升治理能力。

首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使命意识、责任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就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和建党初衷的鲜明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的逻辑起点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的性质。保持共产党人先锋队性既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地位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基础。[22]先锋队性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的逻辑基石，同时也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根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就能在基层得到贯彻执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素质高、能力强、水准好的干部队伍，成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力的关键。[23]这也是克服乡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和边缘化，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领导作用的关键。

其次，借力资源链接机制，提升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总要求，从而对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出新要求。这种要求突出体现在如何利用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和治理有效。虽然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者，享有充分的政治资源，但在制度设计时，传统党组织发挥作用所独享的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却被分化，无法有效发挥领导作用。在当代中国，党建引领时常和科层治理有效结合与互动，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国家治理的有效运作实际上依赖于执政党权威和核心领导力对国家治理进程的有效融入与主导，依赖于党政体制结构和功能机制由此获得的运转灵活性和制度弹性。[24]党建引领作为最大的制度优势，体现在基层党组织可以借力上级党组织，以党建工作促进有效治理，以党的领导统领全局、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参与，为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第一书记制度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之中，通过资源链接，有效整合资源，从而提升了村庄资源汲取能力。

此外，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还体现在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上。“最能让人民接受的非权力方式就是服务，党的组织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服务功能，才能在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和权力不能达到的范围都保持自己的凝聚力”。[25]实践中许多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民生微实事，对群众实施“一对一”帮扶，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提升基层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结论与讨论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党管农村是我们的传统，“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26]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乡政从“悬浮化”向资源分配转向，项目制在乡村大量推进，村治“新代理人”出现，带来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等问题。乡村治理中现象，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的提升，同时也影响了乡村治理效果，这一切对基层党组织功能调适能力提出新要求。乡村治理逻辑转换是党组织嵌入-弱化-再嵌入的基础，国家需要透过乡村党组织调适来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党建嵌入乡村治理顺理成章成为构建乡村秩序首要选择。将党建引领带回来正是对环境变化和党组织适应性最好回应。[27]

从实践来看，以连村代表的农村面临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乡村党组织面对环境变化时，不仅要有愿意面对挑战进行适应性变革的决心，还要在组织结构、组织功能、组织力等方面进行调适。在上级组织部门帮助下，连村采取一系列组织优化措施，包括选好领头雁、优化配置干部队伍以及加强组织队伍建设等，有效实现组织结构优化。同时，通过党组织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将党组织功能发挥出来，最终实现基层党组织从软弱涣散到坚强堡垒的转变。乡村治理环境变化需要基层党组织进行调适，基层党组织适应性的首要任务就是优化党组织结构体系，如优化村级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等，其核心是优化调整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最终实现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目标。连村基层党组织通过强化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以及与外界的资源链接，有效地解决了产业发展和提高人均收入等一系列问题，提升了党组织服务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基层党组织的地位。但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嵌入乡村治理，基层组织适应性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其背后机制还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分析。